當地時間4月19日，迪亞斯-卡內爾在古巴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古共中央委員會原第一書記勞爾·卡斯特羅在16日已再次表示過將不再擔任黨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書記，也將不再擔任任何黨內職務。2018年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Poder Popular Nacional，古巴最高權力機構）后，勞爾已不再擔任政府職務。在本次大會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后，他也將不再擔任黨內職務。古巴在1959年革命勝利以來頭一次選舉一個沒有卡斯特羅的領導班子。

在外國觀察家眼中，勞爾離任標志著古巴政治風向的轉變：畢竟60年來古巴一直都由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勞爾·卡斯特羅領導。從此次古共八大開幕前兩天開始，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等西方主要新聞機構便將報道的重心放在勞爾·卡斯特羅即將卸任的消息上。再早幾周，網上就開始有古巴島內外的政治異見者提前“播報”這一消息。

沒有卡斯特羅的領導層也許預示著古巴經濟將更全面地向市場開放，同時政治環境更寬松。然而，對于多數古巴人來說，柴米油鹽要比歐美媒體宣傳的“自由”更實在。

古巴的轉變與逐漸退出政壇的卡斯特羅們

蘇聯解體后，沒有了支援的古巴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經歷了極為困難的時期。1990-1993年，古巴經濟連續負增長。很多古巴人開始出現嚴重的營養不良的癥狀。停電、公交停運是當時的常態，現在哈瓦那街頭還偶爾能看到當時從中國進口的自行車。作為一個工業部門并不健全、缺少石油和鋼鐵、普通產品都依賴進口又處在美國重重封鎖中的島國，古巴不得不逐步開放旅游業和私營部門以換取外匯。直到2000年委內瑞拉開始向古巴廉價出售石油起，古巴經濟才得以維持相對穩定的增長。

在那之后，古巴經濟改革的步伐一直很謹慎。除了餐飲業、服務業等少數行業向個體戶開放外，國有部門和計劃經濟一直是主導。為了避免私有制導致的不平等，雇工有嚴格的限制，同時個體戶需要繳納高額的費用才能獲得營業執照。直到去年，古巴國營部門雇員的平均月工資不到50美元。醫生、律師、熟練工、技術人員和干部的月工資也一般不會超過100美元。很多古巴人不得不上班時間做別的兼職或者打幾份工才能維持日常生活。同時，由于大量建筑年久失修、海風的侵蝕和颶風的襲擾，住房條件長期得不到改善。在這一背景下，多數古巴人都希望經濟改革能顯著地提高生活水平。勞爾接替其兄菲德爾·卡斯特羅主政后，改革已經加快。隨著勞爾卸任，很多古巴群眾也自然地期待改革可以再快一點。

從這個角度看，或許可以說，卡斯特羅們退出古巴政治舞臺的進程從2008年就開始了。勞爾于2008年接替菲德爾擔任國務委員會主席，2011年任黨的第一書記，2016年菲德爾逝世。勞爾主政的十多年間，意識形態從菲德爾時期的激進變得更加靈活務實，經濟政策也逐漸向市場和私營部門放寬?，F在，以卡斯特羅兄弟為代表的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老一輩干部將不再擔任領導職務；2019年通過的新憲法為經濟改革鋪平了道路并進一步規范了政治權力；而政治的重心也從革命斗爭向經濟發展轉移。以反帝斗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為主題的“卡斯特羅時代”似乎就要落幕。

依然“活”在古巴人的日常中的菲德爾

然而，走近古巴人的日常生活，我們也許會發現卡斯特羅并未走遠。

如今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形象早已深入古巴人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菲德爾一生以革命者的形象示人，但他不許人給他立像；去世時，古巴政府再次通告不許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公園等等。但在各種海報和宣傳畫上，身著橄欖綠軍裝、戴帽須髯的菲德爾依然在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一般這些海報上會再配上一段語錄，號召古巴人民團結起來繼續革命。菲德爾生前就是演說家，他逝世后，這些海報上精煉且雄辯的語句時常喚起人們對他的記憶。

哈瓦那街頭的宣傳畫 作者供圖

2016年菲德爾在哈瓦那病逝，成千上萬的古巴群眾自發走上街頭為他送行。從古巴最北邊的哈瓦那到最南邊的圣地亞哥，靈車每到一處，道路兩邊都站滿了等候多時的送葬人群。群眾拉著橫幅：“我就是菲德爾！”古巴人稱呼他“菲德爾”，而不是更正式的姓氏“卡斯特羅”?！拔揖褪欠频聽枴眰鬟f出他作為革命者的傲氣，也表達了古巴人對菲德爾的感情：他們把已經自己當作菲德爾精神的繼承者——菲德爾沒有走遠，每一個革命的古巴人都是菲德爾。如今，老一輩的古巴人不知不覺中都在模仿菲德爾的言行舉止。特別是男人，說到激動的時候，他們也會像菲德爾那樣說一句頓一下，挑起眉毛看著對方，舉起食指讓你注意，再用菲德爾的口氣告訴你他說的話毋庸置疑。

菲德爾雄辯的本領可能部分得益于他受的法學教育。同馬克思和列寧一樣，菲德爾在大學念的是法律專業，而且還獲得了博士學位。他參與革命暴動被捕后在法庭上發表的長達兩個小時的自我辯護“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如今已經是家喻戶曉的經典。但雄辯的背后，是菲德爾對古巴社會、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關系深刻的理解。我在哈瓦那的街坊用崇拜的口吻告訴我：“菲德爾什么都知道?！痹谒奈恼?、演講和各種即興講話中，菲德爾展現出對古巴驚人的熟悉——上至國家各種統計數據，下至各個社區的具體情況，信手拈來。而早在2000年，這位美國制裁下計劃經濟體制的革命家就在警告世人新自由主義下資本投機行為暗含的巨大風險。

因此，古巴人對菲德爾有一種特殊的信任。菲德爾似乎總是了解他們的想法，也對他們有強大的感召力。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阿根廷人切·格瓦拉就驚訝于菲德爾和古巴群眾的這種關系——“就像兩個音叉一樣”，敲響一個，另一個也跟著振動。雖然如今古巴人普遍期待深化經濟改革，但不少古巴人卻開始懷念菲德爾的領導國家的能力。對他們來說，懷念菲德爾不是對紅色年代的鄉愁，而是因為改革時期出現了新的社會問題：比如快速加劇的不平等、腐敗、陰謀論蔓延和暴力執法等等。遇上這些事的時候，他們也會抱怨：“菲德爾在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菲德爾作為革命領袖的突出能力、道德權威和領導魅力早已經是古巴政治中的重要部件。很多時候菲德爾的個人的魅力，就是各種動員和政治活動中的凝聚力。他的領袖氣質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古巴的政治，直到今天仍在發揮影響。最能體現這種影響的恰恰在于菲德爾去世后，沒有人能復制的領袖魅力。菲德爾在大會上總有長長的演講，勞爾的發言通常很簡短，而現任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很少發表公開演說。正如古巴媒體評論的，新的領導班子沒有經歷過革命戰爭的老一輩的道德威信。因此他們做不到、也不合適再像菲德爾那樣通過激發群眾的革命熱情來領導國家。

菲德爾“出席”古共八大的深意

在這個意義上，卡斯特羅留下的這一部分政治遺產也是新一屆領導班子面臨的問題：鑒于菲德爾在古巴政治中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新的班子如何在群眾中樹立其領導的合法性？60多年以來以革命斗爭為主導的意識形態如何平穩地向經濟發展過渡？

正是為了回應這些問題，“連貫”成了定義新班子領導的關鍵詞。2018年起，哈瓦那街頭的宣傳海報就多了一種：塞斯佩德斯（19世紀古巴獨立戰爭英雄，他在1868年宣布古巴獨立，被稱為古巴國父）、何塞·馬蒂（19世紀古巴獨立戰爭領袖，革命詩人，1895年死于戰斗中）、菲德爾、勞爾和迪亞斯-卡內爾的頭像連成一排，一旁的標語寫“我們是連貫（的革命）”?！拔覀儭奔戎负笊细锩念I袖，也包括看海報的古巴群眾。

就像菲德爾在20世紀50年代將他領導的“726運動”視為19世紀中葉塞斯佩德斯領導的革命以降古巴長期艱苦的獨立運動的一環，如今的改革也被放置到古巴近兩個世紀反殖民斗爭的漫長故事中。這種歷史敘事為新的領導班子和新的政策提供了合法性基礎，也約束他們不得脫離菲德爾所領導的革命的基本原則。這樣，卡斯特羅就將繼續作為古巴政府合法性的根基指導古巴政治的方向。黨報《格拉瑪報》說菲德爾“出席”（presencia)了本次大會也就是這個意思。同時，在遇到重大決策時，新的領導班子還是會咨詢勞爾的意見。

這樣看來，卡斯特羅的時代并沒有完全結束。無論在群眾心中，還是在古巴的主流政治里，菲德爾和勞爾還將繼續參與古巴的革命。

（楊宇豪，人類學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古巴基層組織，2017年起，多次赴古巴調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