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敘詭筆記”這一專欄中，清代大文學家袁枚和他的《子不語》是出鏡率最高的作家和作品之一，無他，只因《子不語》實在是一部記載了太多怪力亂神的筆記小說。雖然論文學性它不如《聊齋志異》，論知名度不如《閱微草堂筆記》，但就作品本身所反映的清中期的社會現實而論，它絲毫不遜于另外兩部作品。事實上，由于袁枚既不像蒲松齡那樣一直“在野”，也不像紀曉嵐那樣長期“在朝”，而是短期出仕后（約有七年）就辭官歸隱，酬唱林泉，筆下反而多了幾分清幽恬淡的“客觀”氣質。

《子不語》揚名于民間，《隨園詩話》顯達于墨客，既然撰筆記者是一奇人，后人勢必以筆記撰之，這其中，袁枚在擔任溧水、江寧、江浦、沭陽等地縣令的七年時間里，留下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子不語》

一、一張黑榜治奸民

《清史稿》上記袁枚為宦事，只有一句：“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知縣江南，歷溧水、江浦、沭陽，調劇江寧。時尹繼善為總督，知枚才，枚亦遇事盡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睋妨嫌涊d，早在袁枚參加科考中進士的過程中，就得到乾隆朝名臣尹繼善暗中相助，文端公（尹繼善字文端）后來出任兩江總督，當然希望得到這樣一位人才主持地方，因此對其多有提攜，而袁枚的表現也很出色，以至于他的判詞竟成了當地人人傳唱的歌詞。

“枚亦遇事盡其能”，其實是把袁枚的政績輕描淡寫了，在當時的官場中，他無論如何都是一位既清廉又有才能的好官。這一點在清代筆記中頗多“總結”。如陸以湉《冷廬雜識》中就說：“其為宰時，清勤明決，無愧循吏?！本唧w說來，袁枚為縣令期間相當勤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而易宗夔于《新世說》里則對他的折獄之才詳加敘述：“袁簡齋歷任溧水、沐陽、江寧知縣，有折獄才。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湔雪之，奸民皆斂跡?！币簿褪钦f袁枚每到一地，都在明察暗訪之后建立了一張“黑榜”，把不良分子的名字公示，三年沒有劣跡才從榜上撤下，這種做法既對黑惡勢力是震懾，也是勸勉，給其改惡從善的機會。

《冷廬雜識》

當時有一塊鄉間土地，因為沒有地契，所屬不明，導致附近兩家人聚訟多年，爭執不休。袁枚見他們打官司的狀紙前前后后堆起來有山高，就笑著說：“訟久則破家，吾當為若了之。”于是把所有案牘都作廢，重新測量土地，發給地契，使他們各自耕種，一起積案就此告終。

據《碑傳集》記載，乾隆十三年，江南發生災荒，銅井村將一批糧米運到吳門的時候，“有率劫之者”。這樣的搶劫擱在其他官員的手里就是“殺頭”二字了事，但袁枚以為，災荒之年，遇到犯罪應該慎刑，于是詳加調查，才明白是當地百姓害怕災荒進一步加重，才將這些糧米截留，以做救急之用。袁枚“諭以情法，追米還之”。

袁枚的父親從廣西來探望兒子，“慮子年少，不諳吏才”，便到鄉間暗訪兒子的官聲，聽一個女子說“吾邑袁知縣政若神明”，才放下心來。而袁枚的為官之道，也真有發人深省之處：“嘗言為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闭f白了就是當領導的要管好身邊人，多貼近群眾，自然就政通人和了。

不過相比處理上述問題，袁枚有個特殊的才能，就是古人云“清官難斷家務事”，但他卻似乎特別擅長處理家務糾紛。

《碑傳集》

二、早產寶寶是貴人

方濬師著《蕉軒隨錄》記載，袁枚任江寧縣令時，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韓姓者，年十八，被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村民們問明她的姓氏，次日送其還家。韓姓女子本與江寧縣東城李秀才的兒子訂婚，李秀才“疑風無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想必是兒媳婦與銅井村中某人有奸情，找個借口跟奸夫約會去了，便到縣衙告狀，要求退婚。袁枚說：“古代還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你知道嗎？”李秀才不信。袁枚拿出元代著名學者郝經所著《陵川集》示之，書上果然記載著有個吳地女子被風吹了六千里來到一戶梁姓人家，且有詩為證：“黑風當筵滅紅燭，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氏負從鐘建背。爭看燈下來鬼物，云鬢欹斜倒冠佩。自說吳門六千里，恍惚不知來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婦，詔起高門榜‘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崩钚悴蓬D時傻了眼，無話可說。袁枚說：“郝文忠（郝經謚號‘文忠’）一代忠臣，豈肯誑語？只是當年那個吳門之女旺夫，嫁給梁家后，梁家大富大貴，恐怕你的兒子沒這個福氣嘍！”李秀才趕緊撤銷了訴訟，“兩家婚配如初”。

尹繼善聽說了這件事后，感慨萬千：“所以說還得是讀書人來做官??！”

《蕉軒隨錄 續錄》

李調元著《淡墨錄》中亦記載一事。袁枚任沐陽縣令時，有個女人出嫁五個月就生下一個兒子，在今天看來這不過是早產，但古人卻以為那女人必定是婚前就與人有奸，“先孕后嫁”。丈夫忍受不了鄉里鄉間的嘲笑譏諷，一紙狀子告到縣衙，不僅要休妻，還索要娶親時的彩禮。第二天公審時，“觀者如堵”，袁枚“盛服而出”，向原告祝賀，那人“色愧俯伏座下”，以為縣令是在嘲諷自己，但袁枚卻說：“你實在愚昧，可謂得福而不自知也！”然后問原告被告兩家是否有人讀書識字，兩家面面相覷，都搖頭曰否。袁枚說：“今天的官司，就是因為你們兩家不讀書所致。自古生育之事，有速有遲，皆屬正常，在史書上有很多記載，過了產期才降生的‘感氣之厚生而主壽’，早于產期而降生的‘感氣之清生而主貴’。前者比如堯和舜，后者比如本知縣，也是母親懷孕五月即生下，雖然才疏學淺，卻也入選詞垣，出司民牧，為一縣之宰，不信，問問我的母親即知。”言罷，讓那女子抱著孩子進入縣衙后堂，片刻，“兒系鈴懸鎖，花紅繡葆而出”。眾人看得目瞪口呆之時，婦人跪在地上哭泣道：“蒙太夫人優賞，已經認了我兒做孫子。”袁枚一聽，立刻嚴肅地對原告說：“這么說，這個孩子就是我的義子了，我會好好教導他，讓他將來的功名一定在我之上?！碧孟碌娜藗凖R聲歡呼，“于是兩家之羞盡釋”。

《淡墨錄》

從袁枚斷此類案件的方式來看，確有獨到之處，第一是他能精確地揣摩當事人的心理，發現此類家庭問題的產生，往往不是根本利益受到損害，只是被風俗習慣纏繞的心結，只要能夠證明那個心結不但無禍反而有福，那么當事人往往可以頓開茅塞；第二是作為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大才子，他可以隨意調動豐富的知識為己所用，利用國人對學問的膜拜——甚至是盲從——來給自己的論點找到論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袁枚雖然貴為一縣之長，卻從不以勢壓人，而是循循善誘，甚至不惜拿自己當例子，極大地增強了說服力，令訴訟雙方口服心服。

當然，袁枚這種溫和的辦案方式，只是應對“家務”，如果遇到人命官司，那也是殺伐決斷，毫不留情。

三、夾凳鞭布審奇案

在清代筆記《折獄奇聞》和《志異續編》中，都記載了袁枚平反的一起轟動一時的“咬舌殺人奇案”。

《折獄奇聞》

有一個裁縫，妻子早逝，家里只有一個女兒，頗具姿色，父親每天出門做工前，都關閉門窗，讓女兒在家做針線活兒，“里中惡少，爭艷美之，而無隙可乘”。

一天，其父晚歸，見家門打開，呼女不應，進門一看，只見女兒被人用她的裹腳布綁在一張凳子上，早已死去多時，下半身的衣服被扒掉，遭到奸污，地上有半截人舌，女子的脖子上有掐痕，分明是奸殺。裁縫連忙告官?？h令立刻下令搜索附近有無斷舌之人。捕快們最后在一個寺廟的香案下面找到一人，“口血淋漓，問之，搖首不能言”，于是抓到縣衙，判了死刑。

不久，袁枚接任縣令一職，在查閱此案的卷宗時，心中起了疑惑，“謂行奸必先調奸，調奸必先親嘴，今舌被女咬斷，其人定負痛逃走，何由再行縛凳奸斃”？于是斷定：斷舌者就算是涉案人，也絕不可能是奸殺的正兇，于是將他打了一頓板子就釋放了，另外緝拿兇手。

就在這時，從縣衙里面傳來消息，說是縣令大人不做旁的事情，“日日審問板凳腳帶”，用夾棍夾、拿鞭子抽，這一下可讓大家備感驚詫。這一日懸牌復審，觀者如堵。袁枚事先跟縣里的武官打好招呼，說真兇掩蓋不住好奇心，很可能夾雜在人群中聽審，等到人們擠滿縣衙，就關門放炮，“不可走漏一人”。果然審案審到一半時，縣衙里的人已經多得挨擠不開，“忽然炮響門閉”。眾人皆不知何為，袁枚說：“人命關天，審問須嚴，我只能夾凳鞭布，祈求神明告我真兇為誰，昨夜我夢見神明告我，今日兇手可獲！”然后讓衙役將裹腳布掛于兩楹，“欲出者，以手扶布，自東至西，始準放出”。袁枚告訴聽審的人們，神明有示：如果兇手摸到布，“布即絞住不能脫”。大家于是排好隊，輪流扶布而出，“內有二人，身未近布，手已驚顫不定”。袁枚喝令將他們拿下，二人當即認罪，被明正典刑。

原來，那一日有個貨郎經過受害女子的門口，女子下樓買線，談好價格去屋里拿錢，有個惡少趁機溜了進去，等女子付完錢，拿著線關上門時，惡少從藏身處沖出強吻之，被女子咬斷舌頭。惡少疼不可忍，開門遁去。正好另外兩個惡少經過，不知發生了什么事，見屋門半敞，“側身入，虛無人聲”，等看到屋子里的女子正在呆坐，頓起淫心，摟而求歡，女子大聲呼救，“于是一人掩其口，一人解女裹足布”，將她綁在凳子上先奸后殺……

袁枚破獲此案，與《夢溪筆談》中記載的“陳述古擒盜”有相類之處，所不同的在于，一個是扶布，一個是摸鐘，但都利用了罪犯心虛、畏懼、膽怯、驚惶、不惜一切地遮掩罪行乃至過度的自我保護的心理特征，從而使其自我暴露，自投羅網。從這一點上看，隨園主人絕不是只會寫詞話和品美食，斷起案來照樣能師法古人，頭頭是道，真個應了尹繼善那句“可謂宰官必用讀書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