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可以撤退，但足球與城市始終是分不開的。

上海灘足壇大佬范志毅曾說過：用不懈的斗志，成為城市的楷模。他還記得，1995年申花隊為上海奪得全國冠軍后，足球頓時成了整個城市快樂的源泉。

反過來，這也是為什么，今年3月蘇寧撤資江蘇足球，且沒有做好過渡交接工作，球隊迎來實質解散后，大量江蘇球迷為之黯然神傷。

近年來，中國職業足球迎來了一輪又一輪洗牌，有的高調進場，有的黯然退出。這背后，無不折射出職業足球之于城市的象征意義，以及各個城市對于職業足球不同的理解和思考。

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注意到，總體來看，職業足球依然是屬于那些經濟發達城市的優先選項，中超球隊依然大量集中于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

但今年以來，隨著中國足球新政的出臺，新一輪洗牌過后，河南洛陽、河北滄州等二三線城市也得以入局，迎來了通過足球提升城市形象、打出城市名片的機會。

江蘇憾失“江蘇隊”

江蘇隊，戛然而止。

2月28日，江蘇足球俱樂部發出一紙公告，由于各種無法控制的要素疊加，俱樂部無法保障繼續征戰賽場，即日起停止運營。

到了3月下旬，中國足協正式公布的新賽季準入名單中沒有江蘇隊，這意味著，這支發軔于1958年，起步于1994年的中國老牌職業俱樂部走向了實質性解散。

公開資料顯示，江蘇足球俱樂部此前由江蘇國企國信集團投資運營，2015年轉手民企蘇寧集團。球迷們指責稱，蘇寧此番在沒有找好接盤者的情況下停運俱樂部，這是對江蘇隊和江蘇球迷的不負責任。

蘇寧甩手引發的震蕩甚至“出圈”了。

4月4日晚，著名主持人孟非在微博上曬出和球員周云以及主持人黃健翔的合照，稱“兩個江蘇球迷請江蘇足球的英雄周云吃飯，三十歲就退役，這酒喝得不是滋味。”

周云系江蘇本土球員，此前在江蘇隊效力十余年。江蘇隊停止運營后，周云心灰意冷中選擇了退役，盡管他還處在球員的黃金年齡。

前央視名嘴黃健翔是江蘇人，孟非雖出生地是重慶，但也是長期在江蘇工作生活的“新江蘇人”。不難發現，球迷對于俱樂部的感情往往是一種基于地域性的自發行為。

江蘇隊去年首次奪得中國足球頂級聯賽冠軍之后，江蘇省人民政府也向俱樂部發出賀信，稱贊俱樂部“為江蘇人民贏得了榮譽、增添了光彩”。

江蘇隊早年徘徊于低谷時，就像家里孩子成績總上不去一樣，也是備受江蘇人民牽掛。據揚子晚報網報道，2007年底，時任江蘇省委主要領導到新華日報和揚子晚報視察時，提出了一個令江蘇球迷非常關注的話題：江蘇足球為什么遲遲沖不上中超聯賽？報道稱，省委領導的關心，令人大受鼓舞。

但如今，由于種種原因，經濟大省江蘇將暫別“江蘇隊”這一招牌。

據《體壇周報》報道，江蘇俱樂部停止運營后，由于俱樂部負債累累，盡管有企業愿意出手相救，但最終還是因債務問題無法達成一致。

職業足球俱樂部，經濟發達城市優先配置

事實上，江蘇隊淪落至斯，除了感慨于奪冠后三個月就停運，也覺得不可思議：江蘇這個經濟大省，似乎不該養不起一支足球隊。

畢竟，高水平職業足球俱樂部往往是經濟發達城市的“專屬”。尤其是前幾年，各路資本紛紛入局足球，各家俱樂部開啟“軍備競賽”。

就比如蘇寧，2016年初，作為江蘇本土民企的佼佼者，蘇寧入主江蘇隊后僅兩個月，便豪擲超7億元引進大牌球星。巴西前鋒特謝拉轉會費5億元左右，將中國足壇轉會費紀錄大幅刷新。

此外，廣州隊的投資方恒大集團，河北隊的投資方華夏幸福等等，過去幾年也都在不遺余力地砸錢引進大牌球員。

如此“燒錢”，對于缺乏一定財力和巨頭企業的二三線城市來說，往往只能望而卻步。

數據顯示，2016賽季中超聯賽的16支隊伍中，有8支，也就是半數，來自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這三大城市群。

到了“軍備競賽”達到頂峰的2019賽季，三大城市群的球隊有多達11支，剩下的5支也要么來自省會城市，要么來自副省級城市（大連）。

與之相對應的是，來自東北、貴州等地的球隊，由于投資方財力相對有限，引援力度跟不上那些瘋狂“燒錢”的球隊，紛紛從中超聯賽中降級。

英國體育經濟學家西蒙?庫珀在《足球經濟學》一書中寫道，歐洲足球之所以強大，原因之一就是歐洲一直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區，有供養職業足球的經濟基礎，也有生長職業足球的社區土壤。

這一理論在中國不斷得到印證。2018年底，“最強縣級市”江蘇昆山入局職業足球，成立了由昆山國資控股的昆山足球俱樂部。

數據顯示，盡管是縣級市，昆山地區生產總值已突破4000億元。有了強大的物質基礎，昆山開始關注公共服務品的建設以及城市品牌的塑造。昆山俱樂部目前依然是國內少有的縣級市職業俱樂部。

中性名+限薪，二三線城市迎來機會

不過，隨著中國足協“限薪令”和中性名政策的施行，中國足壇迎來了又一次洗牌，這讓二三線城市看到了機會。

所謂限薪，即對俱樂部球員的年薪劃定了上限，這能夠有效制止各俱樂部以明顯超出正常范圍的價格高價引進外援，搞“軍備競賽”，引導俱樂部理性投資。

“中性名”政策，則是強制要求各個俱樂部的名稱中不得帶有投資方企業的名字，而是更加突出城市文化和特色，以符合國際慣例。比如天津泰達更名為天津津門虎，云南昆陸更名為昆明鄭和船工，等等。

這無疑給試圖通過投資俱樂部直接產生廣告效應的企業，潑了一盆冷水。但同時，也為有意通過足球俱樂部宣傳城市形象的地方政府提供了機會。

一方面，企業投資足球的動力在“中性名”政策下多少有所降低，于是更歡迎新的投資方加入，減少投資壓力。另一方面，限薪政策又顯著降低了俱樂部的投資成本，也減少了非理性投資帶來的風險，這讓地方政府開始變得有興趣起來，而且也不再局限于那些財政收入超強的經濟發達城市。

比如河南“第二城”洛陽。

中國足球新政出臺后，河南建業俱樂部面臨更名，需去除企業名“建業”二字，建業集團也有意優化俱樂部股權結構，緩解集團的投資壓力。隨后，洛陽市政府及時入局，最終促成河南俱樂部主場落戶洛陽，球隊一度也更名為洛陽龍門，后由于河南球迷強烈反對，改為河南嵩山龍門。雖不再有洛陽二字，但還是融入了洛陽地標景點龍門石窟的元素。

據洛陽網報道，洛陽市體育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打好足球這張牌，對于宣傳和展示洛陽城市形象，意義重大。

還有河北“第四城”滄州，將原石家莊永昌俱樂部運作至滄州落戶，并更名為滄州雄獅（滄州別稱“獅城”）。

據滄州市政府官網，今年1月30日，滄州建投與永昌地產集團正式簽約，滄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雙雙出席簽約儀式。

報道稱，雙方正式合作后，將共同以足球名片提升滄州城市形象，充實民眾文化生活，推動區域產業升級，以體育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經濟發展，增強滄州競爭力與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