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晚，經濟學教授朱嘉明和哲學教授何懷宏在單向空間·大悅城店，結合《亞當·斯密傳：現代經濟學之父的思想》這本書，暢談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易被誤解的世界里，我們為什么需要了解亞當·斯密的思想，以及如何借鑒斯密的思想以應對這個人人焦慮的時代。本文為對談內容的節選。

活動現場。

主持人：提到亞當·斯密也許大家并不陌生，他被冠以“經濟學之父”的殊榮，即使大家并不了解他的生平，也很少有人沒聽說過這幾個詞：看不見的手、市場經濟、勞動分工。亞當·斯密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與其相關的著作及研究汗牛充棟。不管我們是否認可，我們都不可避免地被亞當·斯密建造的理論體系所影響，因為關于市場的思維和邏輯深入每個現代的毛孔，是亞當·斯密讓我們注意到市場的經濟價值哺育并提升了社會價值和道德價值。我們今天對亞當·斯密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他經濟學家的身份，很少有人知道其實亞當·斯密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學家。在《國富論》的光環之下，我們往往忽略了他其他的著作，比如說《道德情操論》《法理學講義》，還有他終其一生嘗試建構的人的科學。

過去一年，我們每個普通人都遭遇了不同以往的困難。新冠疫情讓全世界都遭遇了更加嚴重的挑戰，并且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問題，作者在這本書中提到：“所謂發達國家對現在的全球化沒有答案，因為他們沒有超越意識形態和自身利益的界限。我們沒有見到歷史的終結，思想卻反而走向終結。”在今天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里，我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思想的力量。接下來讓我們歡迎兩位老師一起跟我們聊聊亞當·斯密和他的思想。

朱嘉明：亞當·斯密是1723年出生，1790年去世，1723年和中國有什么關系？給大家一個想象場景，1723年是雍正繼位。亞當·斯密生活的年代對應的是中國的清朝雍正、乾隆年代。 回到今天的主題，“在焦慮時代重遇啟蒙”。亞當·斯密在1759年35歲時寫了《道德情操論》，之后又寫了《國富論》，那么亞當·斯密所處的時代是不是焦慮時代？在我看來，那也是一個焦慮時代。1789年，也就是在亞當·斯密死的前一年，法國發生了大革命。大革命是社會焦慮的極端反應，不焦慮怎么會革命呢？在這之前，大西洋彼岸還發生了美國獨立戰爭。那個時代有那個時代的焦慮特征，在這樣的焦慮狀態下，才有在18世紀下半葉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本質是在講理性，講人如何擺脫被各種各樣外在的精神桎梏，如何用理性來解決在焦慮時代所有的困境。

從1759年發表《道德情操論》一直到發表《國富論》，亞當·斯密對《道德情操論》進行了多次修改，這反映了他實際上始終沒有放棄他的啟蒙主義者的立場，他遵循理性主義的態度來對待他所處時代的經濟狀態和經濟特征。后面我們還會討論一個問題，，為什么大家對亞當·斯密有那么多的誤解，為什么這個誤解在中國顯得那么嚴重，造成了值得重視的后果。

何懷宏：在今天這個時代回顧200多年前，當時開啟的一個時代對我們今天的時代造成了深刻影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就是亞當·斯密。我很懷念，也很喜歡、欣賞那個時代，只要看看亞當·斯密的通信集，就可以了解到：在18世紀初，英格蘭與蘇格蘭合并，當時激烈的戰爭與社會動蕩很少，經濟貿易發展得很好，知識分子的交流很密切。尤其是18世紀的蘇格蘭還發生了啟蒙運動，包括亞當·斯密、休謨、哈奇森、弗格森等一批人。蘇格蘭的啟蒙運動與法國的啟蒙運動有許多不同之處，但其中又有許多一致的地方。那個時候的蘇格蘭有足夠的和平與安寧，像休謨這樣的學者也有足夠的財富。比如說休謨很早就寫了《人性論》，但是出版、發行不是很理想，他后來就寫散文、寫歷史，通過出版作品積累了不少財富。再后面有人找他說，你再寫本書吧，他幽默地拒絕道，“我太老了，太胖了，太懶了，太有錢了”。在那個時代，休謨和亞當·斯密結下了友誼，休謨的哲學對亞當·斯密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那個時代還是相當充滿希望的，也比較單純。有一點像我們的八十年代。

到今天這樣的時代，流弊開始出現，希望也許多變成失望。當今的中國人有很多焦慮，這些焦慮從哪里來的呢？我們說啟蒙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是要讓我們重新思考，重新反省這些問題。而亞當·斯密又是一個很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亞當·斯密傳》這本書，我感覺它中規中矩，它肯定了亞當·斯密提到的商業社會市場，這是它的中心議題，但也論及了另外的方面，比如說政府的作用，包括政府是否應站在富人一邊，還有平等的問題。亞當·斯密的問題還與他的兩本書有關。有人說，亞當·斯密左手拿著《國富論》，右手拿著《道德情操論》，一個是利己，一個是利他，它們看起來很不一樣。這兩本書是沖突的嗎？是分離的嗎？

我覺得并不沖突，但可能有一些分離。它們是一個東西的兩面，不互相支持，兩書之間很少交叉引用。《道德情操論》不是想為商業社會建立一個道德基礎。而《國富論》也不多討論道德問題，它們是不同的領域，但是都很有思想價值。而且因為這兩本書是交替進行修改的，如果它們是沖突的，亞當·斯密肯定要在修改中要努力彌合這種沖突，而事實上并沒有，兩本書各走各的路線。《道德情操論》出了6版，在亞當·斯密去世的那一年出了第6版，《國富論》出了5版。這是分別展開的兩個領域。那么這里有一個問題，一是亞當·斯密本人更看重哪一本書？第二個問題，為什么《國富論》產生的影響遠比《道德情操論》要大？

第一個問題，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判斷，他本人可能更看重《道德情操論》。這本書卻沒有《國富論》產生那么大的影響。當然有時代的原因，因為在后面200多年，很明顯的，各個文明社會都越來越以經濟為中心，大家關注的、追求的是經濟、物質、財富。這是一個時代的原因，但是也有本身思想的原因。《道德情操論》是從人的情感出發的，凡是情感都會討論。你可以說《道德情操論》多了一點，也少了一點。多了一點是什么呢？雖然是《道德情操論》，但是里面不全是單純的道德情感，包括憤怒、抱怨在內，各種各樣的情感都有，還包括共鳴、共樂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同情，亞當·斯密也承認，同情最初的含義是對他人痛苦的同情。同情的指向是積極的——關心別人，但是內容是負面的——主要是關心別人的痛苦。由此來引發行動，所以如果加上同樂等等，不純粹是道德感情、道德情操，這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可能就多了一點。少了一點就是說，我們除了同情心，還有同理心。同理心就是強調道德的理性。那么這恰恰是做得不夠的地方。當然這本書不是完全沒有彈性的，比如說亞當·斯密提出的“公正的旁觀者”的概念，這里是包含理性的，即設身處地，假設你是第三者，是利益無關方，你怎么去看待別人遇到痛苦。亞當·斯密終身未婚，但是他對各種感情非常細膩和敏感，而且不脫離健全的常識，我們去讀讀那些書就會有很多體會。

那么我們怎樣能夠在生活中體會到類似的境況和情感？這就要談到另一個問題，在道德、倫理學上，亞當·斯密的影響為什么不如比他晚一年出生的康德。康德提出三大批判，當然還有他的道德形而上學基礎，還有法學等，影響加起來就比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大，康德強調的是理性。比如說著名的普遍立法，也就是說，你做任何行動，或者不做行動，都要考慮到你的行為準則是否能夠成為所有人都可以這樣做的普遍原則，這是一個很理性的提法。另外康德抓住了現代倫理學的一個中心問題。現代倫理學不同于傳統倫理學。傳統倫理學，無論是儒家還是古希臘，都是在講怎么做人，以人為中心，成為一個正義的人，甚至高尚的人，這是完整的、全面的，它包括情感、直覺、意志、理性，即我怎么成為一個完善的人、全面的人。但是我們知道，到了近代，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每個人對好、善，要過什么樣的生活，要成為什么樣的人意見不一致。而在各種不同的意見中，你很難說誰是善、誰是惡，甚至誰高誰低，因為價值平等，也就是多元。在這個問題上很難統一，因為絕對的統一變成了一個不對的東西，但這個社會要存在，還是要有道德基礎，道德基礎在哪里呢？就在于行為。你影響到他人和社會的行為到底什么是正當的，什么是不正當的，所以康德的理論集中到行為規范的正當與否上，而不是價值第一，或者情感豐富與否、充沛與否、合宜與否，這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現代倫理學走向平等、多元的社會，其中最重要的是確定行為，就是道德判斷行為正當與否的根據和標準是什么。

這個時候亞當·斯密的道德理論就顯得有些不足了，因為情感很難成為這種判斷的根據和標準。情感本身就易變，包括我們最贊賞的情感，比如說對他人痛苦的同情、憐憫、側隱之心，我們覺得肯定是好的。但是如果沒有理性的引導和調節，那肯定也容易犯錯，或者過度，或者不足，或者是陷入一種選擇兩難的困境。究竟是應當同情自己身邊人的痛苦呢？還是要關注全人類的、遠方的、非洲的，甚至還有動物的痛苦，這類問題你就會碰到很多，它本身很難取得標準。所以我覺得對他人痛苦的同情，可以處理為道德動力的源頭，也就是像孟子所說的端、發端。如果我們沒有同情心，即使我們知道什么是正當，什么是不正當，我們可能也沒有動力去做。我們之所以做這件事，是因為我們有這種對他人痛苦的同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源頭，但是它本身不足以成為標準，不足以成為我們基于判斷道德對錯的根據和標準，我們還需要另外的標準，需要更明確的規范。理性的、普遍的，當然也是底線的規則和標準，我覺得這一點是從《道德情操論》這本書自身的原因談起，亞當·斯密不足以像康德這樣，成為現代倫理學之父或者說主要奠基者的關鍵。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之父。他更多是描述性的，這個描述非常生動、充實、具體，但是也存在不足。這是我對這個問題的一點想法。

接下來談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還有他其他的一些思想。可以從分工開始談。關于國民財富的性質、來源，財富怎么來的，人們創造的物質財富怎么來的呢？亞當·斯密認為主要是來自分工。舉個例子，如果一個人做一個釘子，從頭到尾一個人做，他一天可能做不了幾顆釘子。但是通過分工，產量就能大大提高。但是我們生產釘子，卻不能吃釘子呀？所以必須要交換，斯密認為人也有這樣一個天性，他愿意去交換，交換也是一種合作。分工交換，或者分工合作，人類文明其實就是從這里開始的。如果說農業文明的分工還不特別明顯，那么工業文明的分工就非常細致和明顯了。

一談到分工，大家也會想起《理想國》，《理想國》也是談分工。蘇格拉底也討論一個城邦是怎么建立起來的。一個城邦最少需要幾個人？比如，需要種糧食的吧，需要蓋房子的吧，還有需要做衣服的吧。人數慢慢增加，其中就產生了分工。通過分工合作，然后建立起一個城邦。但是更重要的，《理想國》的整個政治哲學可能都建立在分工的基礎上。社會的三大階層是什么？人數最多的那個階層，就是手藝人、商人、農民等。比他們更高的階層是武士，捍衛城邦。最高的階層就是哲學王。這也可以對應于人的內部，每個人有三種本能或者所靈魂的部分。一是欲望，沒有欲望不能生存；二是意志，或者說激情；三是理性、智慧。這三個是并列的呢？還是處在差別當中，一個要服從另外一個呢？就像個人應當用智慧和理性來節制欲望，社會也可以考慮處在這樣一個等級的次序中，這樣這個社會就是正義的、優良的，這種分工是從政治學意義上的分工。《理想國》后面一個強有力的理論就是如果每個人按照他自己的特性、長處，能把什么事都干得最好的話，那么為何不讓他們各自干好各自的事情，各得其所，不互相僭越，它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而亞當·斯密討論的分工是在經濟學上，沒有這種分工將無法合作，也無法創造出財富了。

還有一個問題，比如說“看不見的手”，斯密在三個地方談到了，天文學史中的討論可以不管它，在《國富論》談了一次，《道德情操論》談了一次。在《國富論》中，斯密是從生產角度談的，各種各樣的手藝人，他并不是抱著為客戶謀利益、謀幸福來生產。他更多考慮我要謀生，我要致富。但是，如果有一個好的平臺、制度的規范，這也很重要，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平臺，也可能就會出現問題。如果有好的制度平臺，自然而然，各種各樣自利的動機，產生的行為，會自動有助于公益事業。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從消費的角度來談的，我們覺得大地主好像過著奢華的生活，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他的奢華也給制造奢侈品的人，服務他的人帶來了很多利益。

《亞當·斯密傳：現代經濟學之父的思想》，[英] 杰西·諾曼 著，李燁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月。

主持人：我們一直有這種疑惑，也是作者在這本書中提到的，關于“兩個斯密”的問題。一個斯密是以《國富論》為代表的，倡導私利與自由，另一個是以《道德情操論》為代表的，重視人與人之間交往互動的道德觀念。為什么作為經濟學家的亞當·斯密在后來的社會發展中大行其道，被我們推到非常高的位置，而關于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的理念，在今天處于邊緣。

朱嘉明：我想說首先亞當·斯密和康德是不可比的。首先因為亞當·斯密被定義為經濟學家，而康德被定義為哲學家，康德沒有染指經濟學，而亞當·斯密靠哲學起家。然后我們也看到兩個人都討論了法律問題。亞當·斯密對法律問題的理解顯而易見比康德更接近事實。在這樣的情況下，將康德和亞當·斯密簡單地比較在哲學領域的影響，在我看來是不公平的。亞當·斯密的思想是由一個三角形構成的。這個三角形首先是道德情操論，第二是經濟學，第三是法學。人們對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偉大思想家的印象，常常以他最突出的成就作為標準。但事實上，他沒被關注的東西，甚至比其他同行更加了不起，亞當·斯密就是這樣的人。也就是說，并不存在一個《道德情操論》的亞當·斯密，和一個《國富論》的亞當·斯密。我們要討論他是怎么樣交叉的，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怎樣討論經濟問題，他在《國富論》里面怎樣討論道德情操的問題，這是我和何教授分歧的地方。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最痛恨的是誰？就是奢侈品。因為他批判的是曼德維爾所寫的《蜜蜂的寓言》。他發表第一本小冊子的時候是1712年，正式出版這本書的時候是1720年。也就是說在這本書影響英國的時候，亞當·斯密還沒有出生。但是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對《蜜蜂的寓言》做了極為尖刻的、不留情面的批評，曼德維爾討論的是一種惡德是否可以被視為公益，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在曼德維爾的書中是怎么講的呢？他說有一個蜜蜂的王國，國王是大壞蛋，其他的蜜蜂也都是大壞蛋，每個人都貪婪、自私、卑鄙無恥，每個人都在最大限度地獲得自己的利益，蜜蜂王國繁榮昌盛。后來有一天國王良心發現，說這樣不行，我們現在要講講道德，我們要講講所謂的節儉，我們要講講所謂的樸素，于是大家都要壓抑自己的貪婪，于是這個蜜蜂王國就崩潰了，從繁榮走向簫條，從簫條走向衰落。這個結論在當時的英國是爭論不休的，大家在想這樣的一個悖論，即惡德能導致公益的結果。是不是因為私人的惡德能導致公益的結果，就承認惡德。

首先我把我的立場告訴大家，我不認為惡德可以造成公益。如果世界所有的公益都要基于對貪婪、自私、無恥來實現構成客觀上的繁榮，那么這樣的社會，這樣的成本是不是絕大多數人能夠承受的？是不是在這個社會里，絕大多數人只有參加惡德的游戲，才能獲得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呢？道德是有標準的，這個標準很難衡量出來，是沒有辦法計量的，但是它對社會的影響是什么呢？亞當·斯密對所有問題的討論，是基于他對惡德的否定，基于他不承認惡德的集合，他不承認惡德的相互作用會導致一個正義和公益的后果。這是本質問題。

從這樣的理解出發，我們可以理解他是怎么來看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事實上，在人類社會的最大的分工，不是《理想國》的分工，因為理想國是一個太小的事業，人類最大的分工是政府和市場的分工，這個也是理性，即所謂康德討論的問題。康德討論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呢？他討論的是，人是唯一能夠控制和抑制本能的。人最大的理性就在于人有可能自我約束，而約束的底線是道德。約束的實現靠法律，法律的體現是秩序，這是康德的理性。在亞當·斯密看來，經濟體系是嵌入到社會體系中的。所以經濟需要被一個更大的形態所控制，這個形態是社會，這個形態的底色是道德。因此當你超越所有經濟行為的時候，有一個底線是不能夠觸犯的，這個底線就是良知，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就是你的利益不是在損人的基礎上實現。惡德在經濟行為中必須被扼制，市場不應該是放任的。

在理解亞當·斯密的時候，有人說了這樣一句話：“每一個經濟行為，只要是人類的行為，就必然是一個道德的行為。”在整個經濟行為，所謂的市場行為中，亞當·斯密的思想被徹底歪曲為放任自由。我為什么為《亞當·斯密傳》這本書寫序，我為什么對這本書這樣肯定，道理很簡單。這本書其實告訴我們，亞當·斯密不是被人們所理解的經濟學之父。他支持商業社會，他看到了商業社會的積極一方面，但是他同時對商人做非常不客氣的批評，他主張自由貿易，但他堅決反對奴隸貿易。

我相信能夠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從第一個字讀到最后一個字的人并不多。你們知道他最后一部分講什么嗎？他的《國富論》大篇幅地講教育，講了對貧民的教育將使整個社會受益。富人不需要去考慮，因為富人他們自己會發愁后代的教育問題，他講了國家、公益社會、公共產品，講所有這些今天我們認為是必須的問題，他就差講退休金的問題了。所以你看我們的經濟學家對他的理解是多么膚淺，多么媚俗。他在修改最后一版《道德情操論》時還加了一章，即在第一篇第一卷第三篇里，《論嫌貧愛富、貴尊賤卑的傾向所導致的道德情操之腐敗》。道德情操之父，在他垂垂老矣的時候想的是這個問題，道德腐敗，在他生命最后階段，他認為這是最大的問題。如何面對貧富差別，面對窮人或者說絕大多數人在這個社會中被鄙視的狀態，如何改變他們的無助，這是亞當·斯密關心的問題。亞當·斯密講“看不到的手”，在他的整個著作中幾乎不占一席之位，但是這一點卻被庸俗化和絕對地放大。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亞當·斯密時代，也就是18世紀后半葉的焦慮和今天的焦慮到底有哪些差別，我們今天的啟蒙和那個時候亞當·斯密，包括康德加入的啟蒙到底有哪些差別？差別非常明顯。亞當·斯密的那個時代，是一個從農耕社會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時代，在亞當·斯密死了之后，才有狂飆性的工業革命的開始之后的商業社會，是重商主義的時代。那時候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轉型。倫敦遍地是垃圾，到處是污水，泰晤士河臟得一塌糊涂，到處是霧霾。那么在這樣的時代，人的焦慮是什么焦慮呢？人們焦慮生存的問題，是不是能活下去的問題。后來才有恩格斯談到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那不是充滿詩意的田園般的時代。

當時，所有大資產階級正在形成之中，資本正在影響整個英國的走向。道德淪喪、禮崩樂壞，所以他首先寫的是《道德情操論》，呼吁人們把同情心放在首位。沒有同情心，人何為人？同情心是一切道德的前提和本原。我們為什么看到有財富的人，大家對他缺少尊敬呢？因為越有財富的人越缺少同情心。所以在那樣的時代，他寫到這個問題。但是他覺得不夠。在這個社會，我們怎樣用道德來解釋經濟問題呢，于是他寫了《國富論》。《國富論》的本質是怎么樣建立道德的基礎和秩序，而不是放任自由。不是通過所謂的市場經濟把所有的國家都變成曼德維爾的蜜蜂王國，用惡德最后實現絕大多數人的平等和幸福，你相信嗎？我不相信，我也沒有看懂。但他還認為不夠，所以他強調法律。

回到今天，我們現在是什么狀態？我們的焦慮有什么差別？我們是從后工業社會向數字經濟、向信息化改變，這個社會的焦慮不是絕大多數人饑寒交迫的問題，而是所有人被科學、被技術、被一切迅速的改變所推動的時代，是一個怎樣學習都跟不上的時代，這是另外一個焦慮。那么在這樣的焦慮下，到底靠什么？我認為現在只能靠理性。不靠理性，靠浪漫主義？靠民粹主義？都不行，至少它們都有巨大的缺陷。

所以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需要的啟蒙就包含了：第一，我們要呼喚理性。我們需要溝通，我們互相信任，我們需要建立一些新的標準，要訴諸于一些秩序，這是理性，不這樣怎么辦呢？沒有理性，疫情怎么控制？這次對疫情最大的證明就是沒有其他辦法，只有理性。第二，我們必須承認科學、相信科學、引導科學，和科學共處，甚至和科學創造的機器人共處。第三，我們必須把人文主義的東西堅持下來。只有這樣，才能在這個焦躁的時代、焦慮的時代，每一個人的這種孤獨才能夠得到相當的改善。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就會理解亞當·斯密和我們原來聽說的是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