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成為清明檔的一匹黑馬。伴隨著高票房，是這部電影的高爭議度。張子楓飾演的女主人公安然，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中成長，與父母感情淡漠，與相差10多歲、還在讀幼兒園的弟弟也鮮少見面。一次意外的事故，父母不幸去世，撫養弟弟的責任就落到安然的肩上。安然是接受這一“重任”，還是將弟弟送養？

《我的姐姐》海報

作為一部由女性創作者主導（編劇、導演均是女性）、講述女性故事、由女性擔任主人公的電影，《我的姐姐》彰顯出強烈的女性主義色彩。它既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控訴套在女性身上的重重枷鎖；但它對于女性出路的探討，又不無妥協性。電影那個備受爭議的開放式結局，就是它不徹底的證明。

枷鎖與套娃

雖然這幾年文娛消費領域迎來“女性向”時代，女性題材影視劇崛起，但細心的觀眾會發現，大部分女性題材影視劇，導演都是男性。女性雖然獲得了更多呈現自己的機會，但執掌鏡頭的仍然是男性。導演的性別與作品的質量并無直接關系，但這還是從側面上反映了女性在影視創作中話語權的相對匱乏。

我們之所以歡迎女性執導的女性題材創作，是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并不絕對），同為女性，更便于從女性生命本質出發，表達女性的生存經驗和情感世界，對習以為常、習焉不察的男權思維進行批判和顛覆，并以此展示女性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我的姐姐》就體現出了這一點。雖然是個成年人都知道“重男輕女”這個概念，但《我的姐姐》則將它對女性的壓迫和戕害呈現得絲絲入扣、觸目驚心。

18歲以前，安然是個獨生女，但她并未得到父母的太多寵愛。重男輕女的父母，一直想要一個弟弟。為此他們不惜讓幼時的安然假裝殘疾，以獲得一個生育二胎的名額。在計生干部上門家訪時，安然故意穿裙子，導致父親的計謀未能得逞，安然遭到父親一頓毒打。甚至在安然的夢境中（難以斷定真假），父母想制造事故讓安然“消失”，如此父母就可以再次生育。

高考志愿填報，安然想到北京的高校學臨床醫學，卻被父母篡改志愿，只能就讀本省大學的護理專業，畢業后成了一名護士。父母的理由是：女孩子早點畢業出來掙錢。

張子楓飾演姐姐

安然曾經在姑姑家生活過一段時間，她“輕描淡寫”地說出在姑姑家的遭遇：“被表哥當沙包，被姑父看洗澡。”這是讓人驚惶的一刻。安然的身上，濃縮了一個女性成長中可能遭遇的種種掠奪和傷害。這給安然帶來深重的精神傷害：她不知道父母是否愛自己，自己是否值得被愛；她對親密關系（廣義上的，包括親情、愛情、友情）有懷疑，只能以攻擊的姿態做自我防御。

編劇一個高明的處理是，以朱媛媛飾演的安然姑姑，作為安然的鏡像；從姑姑到安然，為我們呈現了女性遭遇的傷害的“重復”，女性身處無所不在的枷鎖中。不同于安然的反抗，姑姑始終默認“姐姐”這個角色，默認這一角色背后的無條件的付出和犧牲。

姑姑曾考上大學俄語系，那一年弟弟——也即安然的爸爸考上中專，她放棄就讀大學的機會；工作后，每個月工資不多，拿出三分之一給弟弟；好不容易下定決心去俄羅斯闖蕩事業，安然出生，她又回來幫弟弟帶孩子……“我是姐姐，從生下來那天就是，一直都是。”

朱媛媛飾演姑姑

電影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意象——俄羅斯套娃，它既代表的是姑姑未遂的夢想，姑姑被掐滅的人生之光；它同時也是女性出路的隱喻，“套娃不是都要放進同一個套子里。”

我們需要更多類似的從女性生命體驗出發、講述女性真實感受的女性創作。《我的姐姐》讓觀眾看到了束縛住女性的種種身份底下，比如“媽媽”“妻子”“姐姐”，一個個真實而具體的女性的委屈、疼痛與犧牲。沒有什么是理所當然的，對女性的額外苛求都是枷鎖；女性從來也不是只有“賢妻良母”這一模板，套娃不只有一種套法。

男人與男權

《我的姐姐》原來的名字叫“踢皮球”。皮球是弟弟的心愛之物，也象征著弟弟。父母意外離去，未成年的弟弟何去何從？

電影的前半程，安然像刺猬一般，她以刺面對周遭人——這是她的自我保護。一開始，她跟弟弟是“相互傷害”，但慢慢地，弟弟的無辜、天真、可愛，以及一聲又一聲“姐姐”的信賴與愛意，慢慢融化了安然的內心。原本弟弟從來不在安然的人生規劃里，但電影給出開放式結局。當領養家庭要求安然簽下不與弟弟來往的協議時，她牽著弟弟的手奔跑離開。電影在她與弟弟的擁抱中結局。觀眾不知道姐姐做何選擇。

這遭到很多女性觀眾的反對。她們認為，如果姐姐選擇撫養弟弟，那么姐姐又重復了姑姑的老路，姐姐又成了“扶弟魔”。弟弟再可愛，可弟弟也是在“吸姐姐的血”。

不過，無論是法理還是情理，姐姐做出撫養弟弟的選擇，都有她的合理性。從法的角度看，民法典有規定，“有負擔能力的兄、姐，對于父母已經死亡或者父母無力撫養的未成年弟、妹，有扶養的義務。”從情理的角度看，誠如前文所言，安然在親密關系中是受到嚴重傷害的，她對世界、對他人的姿態是攻擊式防御——因為害怕被傷害，所以始終在斗爭。這當然不是安然的錯，但安然值得被人愛，她有權利去體會那種無防備、被完全信任、被充分接納的愛。而在與弟弟的相處中，她感受到這一點。這是親情帶來的溫情與幸福。

姐弟感情升溫

這是一個讓女權主義者左右為難的詰問：女性的獨立、自主，與女性為家庭、為家人所做出的付出和犧牲，是不是相悖的？難道一個獨立女性，為家人做出妥協，她就不獨立了？恐怕不是。誠如女性學者張之琪所言，親密關系“不是教條的平等”，而是“可以索求也有能力提供愛，是可以被照料也有能力提供支持……是能掌握也愿意出讓一些主動權”。女性的獨立，不代表著原子化的生存狀態，不代表著女性要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說到底，反對者與其說反對姐姐撫養弟弟，毋寧說，她們反對的是“男人”——弟弟是一個男人，弟弟是既得利益者。如果電影將弟弟的身份換成妹妹，恐怕批評者就會認為這是“姐妹情誼”，是女性的互助。

因此，有必要厘清“男人”與“男權”的區別。毫無疑問，男人是男權的受益人（當然也有男性深受男性氣質的壓迫），很多男人也是男權的維護者和幫兇，但這不意味著，男人就是男權，所有男人都該被打倒。

電影中其實也揭示了一點：女性雖然是男權的受害者，但有些女性無形中也成為男權的維護者。姑姑這個角色，或許會讓有些觀眾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她對自己的苦難沒有自覺，并且一度要求安然也為“姐姐”這個角色而活；她是偉大的，可她起初對安然的態度，也是愚昧的。

電影中還有一個插曲。安然曾經工作的醫院，有一個產婦妊娠子癇，生命垂危，這時終止妊娠對于產婦才是最安全的。家屬堅持要給產婦轉院，選擇了“保小”。安然極力阻攔，她質問家屬：為什么生了兩個女兒還要生，兒子就那么好嗎？她攔不住產婦的丈夫，便試著將生產的危險告訴產婦，讓產婦自己做選擇。產婦卻告訴她，“我要生”。

從這里可以看出性別議題的復雜性：男權思維根深蒂固，不僅僅是因為很多男人是“敵人”，也因為“敵人”里包括女人。與之相對的，也有一部分男人，是女權主義者。如果將女性的獨立、自主，理解為排斥男性、否定男性、厭惡男性、貶低男性，那么這是在切割女權主義的重要支持力量。甚至有一些極端女權，連帶攻擊那些選擇與男性保持親密信任關系的女人（比如攻擊已婚女性為“婚驢”），更是走向女權主義的反面：以一種單一價值剝奪女性的其他選擇。

假若安然最終選擇撫養弟弟，并非不可理喻：她得到愛付出愛；而弟弟也很可能成長為女權主義者——小小年紀的他就懂得為姐姐換位思考。男女的協作互助，由此變成兩個女權主義者的一次聯盟。

99%與1%

《我的姐姐》開放式結局的爭議性，不在于姐姐可能撫養弟弟，而在于它的“不現實”。它的劇情只導向一種結果——一種現實中最不可能的結果：弟弟近于“完美受害人”，姐姐被弟弟“感化”了。

現實生活中，男性（尤其是一個在重男輕女家庭中長大的未成年男孩）像電影中弟弟那樣的概率，或許就是1%；像安然父親、舅舅、姑父、表哥的概率，可能高達99%。1%與99%只是一種形容，想要強調的是，電影中弟弟形象的“虛假”。他真的會成為男性里1%的例外嗎？憑什么家族里的男性都那么猥瑣，他“出淤泥而不染”？

弟弟一出場，是嬌生慣養、不諳世事的土霸王，他連父母去世的概念都不知道。但跟姐姐相處一段時間（姐姐還常常沒給他好臉色看），他就迅速成長了。害怕被姐姐拋棄，會用曹植的《七步詩》來勸說姐姐，姐姐經期來了會給姐姐泡姜水，害怕拖姐姐后腿自己給領養家庭打電話……

一開始弟弟有些蠻橫

如果說安然和姑姑的遭遇是現實主義，那么弟弟的形象刻畫是理想主義（空想主義）。電影以一個理想的男性形象，讓姐姐為弟弟的付出和犧牲變得合理了，讓姐姐不淪為“扶弟魔”，而仍然能夠保持獨立女性的定位。

電影不呈現99%的普遍性，卻偏偏呈現了1%的個例。編劇這樣處理，帶來了誤導和遮蔽。這“誤導”了男權主義者，給了他們指責女性的借口。要知道，很多男權主義者是普通且自信的，他們一定會以為，自己跟電影中的弟弟一樣可愛、懂事、善良，一旦女性面臨類似的困境、拒絕為男人付出和犧牲時，他們就會指責女性“自私自利”，脅迫女性繼續犧牲。

它同時遮蔽了一個事實：大部分男人還是秉持著男權思維，他們根本就不配要求女性付出和犧牲。女性為了自己的理想與追求，切割他們（在不違法亂紀的情形下），那是理所當然，也不必有什么負罪感。電影未能清晰厘清這一點。它把弟弟塑造成弱小、無辜、可愛的“完美受害人”，加大了女性拒絕付出時的道德壓力。

姐姐本來就是受害者，但電影最后還是把難題、把考驗丟給姐姐。無論她是否撫養弟弟，她都需要付出代價。事實上，需要反思和檢討的，是那群男權主義者。他們得好好想想：為何他們會遭到女性的拋棄。但電影中，弟弟以一己之力把其他猥瑣男性的罪給“淡化”了。電影的焦點從前半程的控訴男性，變成了后半程的女性煎熬。

這是《我的姐姐》開放式結局的妥協性和軟弱性。姐姐控訴了，但男權主義者仍然不會真的反思和覺醒，比如安然的父親。因為姐姐與弟弟相親相愛，姐姐還是在為弟弟做出犧牲，雖然姐姐是出于愛，而非姐姐這一身份的規訓。可是，當電影只挑出這1%的個例濃墨重彩地渲染，各種放大姐姐選擇的兩難，還是可能給男權主義者一種錯覺，“重男輕女”沒什么大不了的，你看被男權傷得那么深的姐姐還不是放不下弟弟；這也會給女性帶來壓力，雖然她們面對的99%的普遍性，卻要因1%的個例遭受道德審判。

因此，《我的姐姐》結局何妨更大膽尖銳一些。“完美”的弟弟固然讓安然的親情空缺得到補償，但電影也失去了直面女性普遍性困境、痛擊男權社會的現實力度。最舒爽的一刻難道不是，當男權維護者以親情、倫理等綁架女性時，女性頭也不回地離開嗎？當一個女性未曾真正得到過這些，又憑什么要求她們為此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