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與西方世界對于“本次印度農民抗議是完全屬于貧困農民的抗議”的認識不同，來自哈里亞納邦和旁遮普邦的富農群體——賈特人“不畏艱險”地組織并參與了農民抗議。這些農民擔心新的法律將幫助大型農業企業破壞目前由國家主導的農產品收購體系，并最終導致他們依賴的價格支持體系被瓦解。而印度農業的市場化，可能會危及到賈特人身為富農階級、代表印度傳統地主與種姓殘余勢力的政治地位。本文作者薩爾瓦多·巴本（Salvatore Babones）是外交政策專欄作家，也是悉尼獨立研究中心的兼職學者。本文原載于《外交政策》。

2018年，數萬名貧困農民涌入印度各地城市，要求政府采取行動，緩解他們的生活困難。他們的直接要求是提高其農業產品的價格以及免除他們的債務貸款。隨著2019年選舉的臨近，專家預測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和他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會在選舉中遇到嚴重的問題。莫迪向農民提供了有限的價格支持，但在貸款豁免問題上保持了立場。相反，他承諾在選舉后實施結構性改革。反對黨印度國民大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則承諾在全國范圍內“免除所有農業貸款”，這一昂貴的解決方案被經濟學家斥責為“民粹主義的魔杖”。

莫迪

當考驗來臨時，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以壓倒性優勢獲勝。一年后，莫迪政府終于回應了農民的擔憂，通過結構性改革，讓農民在其家鄉以外更廣闊的市場上獲得更好的價格，從而永久提高農業收入：而這些目標則需要通過2020年農業法案來實現。2020年9月，這三項法案在印度議會以口頭表決的方式被強行通過，幾乎沒有機會受到適當的立法審查，并在上議院引發了混亂。但與街上的景象相比，這簡直不值一提。

盡管民意調查顯示，莫迪的農業改革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但它也吸引了印度一些最富有的農民走上德里街頭，成為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沒錯：印度國內較為富裕的農民，或者至少是來自印度境內農場規模最大、農場收入最高地區的農民。

與活動人士和支持抗議活動的西方名人試圖讓我們相信的信息不同，自9月以來，大多數新法律的抗議者并不是被邊緣化的、自給自足的農民，也不是被債務和絕望逼到自殺邊緣的農民。相反，他們代表的是印度傳統地主與種姓殘余的政治勢力，他們同時獲得了大量補貼。這些農民擔心，新的法律將幫助大型農業綜合企業破壞目前由國家主導的農產品收購體系，并最終導致他們依賴的價格支持體系的解體。他們要求政府廢除改革，并要求政府保證未來會繼續對農產品作出價格支持。

爭論的中心是莫迪的三項新農業法。第一條表示，允許農民在他們認為可以得到比當地政府經營的市場所提供的價格更高的情況下，把農產品賣到當地以外的地方。第二條（也是最具爭議的一條）：允許農民通過提前銷售農產品來達成合同農業——這種做法在西方非常普遍，但在印度卻很敏感，因為面臨被濫用的風險。第三條則是允許私人經銷商建立大規模的倉儲業務，并且不用擔心因囤積食品而被起訴。

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將印度農業從地方管理的農村經濟轉變為現代國家工業。這些改革將允許小農戶專門種植利基作物，并通過大型批發商在全國范圍內銷售。隨著農民轉變為企業家，這也將帶來新的風險。但是，不論是改革的風險和回報，都不會立即影響到抗議農民的生計。他們的補貼和支持結構將繼續存在，至少目前如此。但是，改革將打破農村的等級制度，破壞傳統的生活方式，從而威脅到統治了印度西北部兩個多世紀的政治集團的權力基礎。

2020年12月5日，印度東部城市伯蒂亞拉，由農業法改革引發的印度農民抗議仍在繼續。

德里的農場抗議者主要來自賈特人社區，這是一個橫跨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東部的種姓群體，在印巴分治前覆蓋了印度旁遮普省的整個地區。賈特人在歷史上是一個農業和軍事種姓，類似于中世紀英國的約曼農民。在現代印度，這種聯系依然存在，不管他們是否從事農業工作。賈特人都主要集中在哈里亞納邦（那里的賈特人主要是印度教徒）和旁遮普邦（那里的賈特人主要是錫克教徒），而大多數穆斯林賈特人現在則生活在巴基斯坦。

賈特人在印度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對較小，但他們集中在哈里亞納邦和旁遮普邦，加上他們與土地的聯系，使他們在這兩個邦的地方勢力極大。現代民主印度不按種姓報告人口數據，但信印度教的賈特人大約占了哈里亞納邦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信錫克教的賈特人則占了旁遮普邦人口的五分之一還多。在這兩個邦內，賈特人構成了最大的單一種姓群體。

據估計，在哈里亞納邦和旁遮普邦東部，賈特人分別擁有約四分之三和五分之四的農業用地。在這兩個邦，幾乎所有的大中型農民都被認為屬于賈特族。農場抗議者聲稱，他們在1月26日的共和國日集會上動員了20萬輛拖拉機，這證實了抗議者中普遍存在規模相對較大的農民，因為很少有印度農民擁有足夠的土地來從事機械化農業。即使在今天，一位典型的印度農民擁有一頭牛的可能性仍然是TA擁有拖拉機的10倍。

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的農民收入是印度最高的，這兩個邦的農民的平均收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多，接近附近北方邦鄰居收入的三倍。他們還獲得了大部分的政府支持。他們90%以上的農地都覆蓋著大量的補貼所提供的灌溉。而政府幾乎以遠高于市場水平的最低支持價格購買了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農民的全部糧食產出。結果就是官方囤積了大量的小麥和大米（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其中大部分最終都分發給了印度的窮人——或者干脆在糧倉內腐爛。

長期以來，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的賈特農民一直在游說印度政府維持一個既浪費經濟又破壞環境的農業系統。他們為什么不這么做呢？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在民主國家，“吱吱作響的輪子”會被上油，最明顯的問題先得到關注。印度最富有的農民大張旗鼓地要求政府出臺保障他們生計的政策，這一事實不足為奇。他們說服了蕾哈娜（Rihanna）、格蕾塔·湯伯格（Greta Thunberg）和米娜·哈里斯（Meena Harris）等國際名人和活動家來支持他們的事業，這可能有點奇怪，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當西方的權威媒體不加批判地相信“貧困農民”的說法時，結果就成為了純粹的誤導信息。有文章表明，印度人民黨的新農業法威脅到了多達8億人的生計。他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在一個52%的人口從事農業工作的國家，只有6%的人口積極反對莫迪的執政表現。理論上，對于大多數人，尤其是窮人而言，他們能敏銳地意識到政府的政策會如何影響他們的資產，默認的假設是大多數印度農民相信新法律實際上會幫助他們，而不是傷害他們。

印度最貧困的農民需要改革，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無法獲得的政府高額補貼，而這些補貼有利于哈里亞納邦和旁遮普邦的賈特農民。他們被迫以現貨價格將產品賣給當地的中間商，因此無法在家鄉以外的地區銷售產品。他們也缺乏進行融資和期貨市場的渠道，而這些是大多數西方農民視作理所當然的管理工具。新法律旨在解決這些問題，同時為少數實際獲得補貼的的農民繼續提供最低支持價格。

然而事實仍然是，成千上萬的農民（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涌入了這個國家的首都，封鎖了道路，扎營，有時還與警察發生沖突。面對官方的譴責和感染新冠病毒的威脅，他們仍然堅持不懈。即使政府試圖通過關閉手機和互聯網來抑制抗議，他們仍然找到了組織和溝通的方法。他們甚至冒著可能被指控煽動叛亂、判處長期監禁的風險。如果不是他們認為存在真正危險的威脅，那又是什么能夠激勵這么多人如此“不畏艱險”？

2020年4月21日，印度北方邦，農民收割小麥。

但賈特人走上街頭的原因并不是他們的生計受到了威脅。而是他們政治權力遭到了的威脅。印度人民黨的農業改革將賦予較小的、較貧窮的、低種姓群體權力，為他們的農產品提供繞過長期建立的渠道的新銷路。賈特人在哈里亞納邦和旁遮普邦的地位目前可能是安全的，但在一兩代人的時間里，改革可能會把他們從嬌慣的農業貴族轉變為依賴福利的農村農民。他們自然傾向于去阻止自由化的時鐘——如果可能的話，還要讓它倒退。對他們來說，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是找到一條出路，擺脫他們目前陷入的依賴循環。

按照印度農村的標準，哈里亞納邦和旁遮普邦的傳統賈特人土地所有者可能很富裕，但他們發現自己在印度迅速現代化的社會中越來越被邊緣化。隨著越來越多的低種姓和外姓城市人加入21世紀的信息經濟，賈特農民卻被留在了農場里。反映出這一點的是，賈特人活動家甚至游說表示政府應該承認該種姓是正式的“落后階級”，應該在大學錄取和政府就業方面采取平權行動。在政府補貼泡沫的籠罩下，他們的持續繁榮越來越依賴于維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而這種地位正在慢慢消失。

為了平息抗議者的恐懼，莫迪提出將改革推遲18個月，這是徒勞的。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幫助——尤其是那些抗議的賈特人。更好的解決方案是在改革中加入一個過渡計劃，為哈里亞納邦和旁遮普邦的富農提供一條進入21世紀市場經濟的道路。這些農民在機械化方面領先全國，并雇用了數百萬來自鄰近邦的移民勞工。他們擁有印度農業成功所需要的現代管理知識。他們應該領導改革，而不是抗議改革。現在，莫迪和印度人民黨面臨的挑戰是找到辦法讓他們參與進來。

（本文原載于《外交政策》，原題為：India’s Rich Farmers Are Holding Up Reforms Designed to Help the Poor，作者Salvatore Babo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