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81年出生的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楊華自2007年起開始對農村社會進行系統調研和觀察，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他在農村蹲點800多個工作日，尋訪過上千家農戶，著述百萬字，涉及當今農村生活以及農民心理活動的方方面面。近日，楊華的隨筆集《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紀鄉土中國》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發其中部分內容。

一、農民要怎么“過日子”

北京大學哲學系吳飛教授是人類學者和自殺研究專家。他說中國老百姓要過日子，離不開“人”“財產”與“禮儀”三個基本因素。只有具備了這三個基本的要素，才能構成一個家庭，也就是一個過日子的單位。“日子”過得不好，就可能引起自殺。

家庭首先是由親緣關系的人組成的，它既是個生活單位，也是個經濟單位。人是過日子的主體，沒有人無所謂過日子。生活在同一個家庭中的人，需要以適當的規則來維系家庭的存在，即日常生活中的禮儀。出生、婚姻、喪葬的儀式，都是維護家庭存在和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國人看重的主要節日，包括春節、清明節、中秋節，也以家庭生活為核心展開。但禮儀是較為有彈性的東西，外人很難評價。財產是過日子的一個重要方面，沒有經濟基礎，就談不上過日子，尤其談不上過紅火的日子。若收入相當，面對如何處理和安排家庭用度，禮儀和規則就開始發揮作用。即便是由一個人組成的家庭，仍然不能缺乏獨立的財產。

于是，吳飛教授認定，評價人們日子過得好壞，最客觀、最重要的標準，就是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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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財產最重要，講的是經濟條件決定家庭日子過得好不好，過不過得下去。如果日子過不下去，人就容易產生自殺的念頭。

然而，我們的農村調研發現，財產不是家庭生活的決定性要素。人的因素才是最為關鍵的。不同的人會有不一樣的家庭生活，家庭生活中的人決定了日子過得有沒有勁，有沒有奔頭，是否紅火。要是缺少了某些人的話，日子就可能中斷，或者過得很不好，“過日子”就會成為“混日子”，整個家庭對未來都沒有追求，沒有奔頭。

我在湘南農村調查，某村有個家庭一個月內接連三個人去世。起先，女兒為情自殺，父母著實悲痛，但是很快就從悲痛中恢復了過來——因為盡管感情上放不下，但是家庭中其他的人還要過日子，兒子還要讀書、要成長、要建房子、要娶媳婦，等等，做父母的尤其需要振作，怎能因為女兒的不懂事而荒廢了這些呢。但是，當聽到獨子在醫院逝世的消息后，該家庭的男主人甚至沒有去醫院看望兒子，徑直回了家，在家懸梁自盡。母親因兒子的死亡而昏厥過去，等醫生將她搶救過來后，又得知丈夫已死，就連昏厥的力氣都沒有了。眾人怕她重走丈夫那條路，就一連數月派人陪伴在她身邊。最后她恢復過來，成了生活沒勁的人。

家庭中，什么樣的人不存在了，會影響過日子？女兒自殺，日子雖然受影響了，但是可以恢復過來，而兒子的死亡，卻導致了父親的自殺，使家庭的日子過不下去。所以，兒子是農村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角色，缺少了他，家庭的日子就缺少奔頭，缺少紅火的理由。父母在兒子身上寄寓了太多的東西，包括生命意義、生活價值和基本情感等。

《陌生的熟人》

相對而言，對于家庭，丈夫與妻子任何一方（特別是妻子），往往都沒有兒子重要。如果有兒子，就算丈夫死了，妻子會把兒子撫養成人，日子照樣有奔頭，至少預期中的未來可以過得紅火。“老來伴”其實沒有想象的重要，各地農村里的老年人，七老八十還與伴侶分居，甚至一輩子不說話。一個90多歲的老頭背著鋤頭追著80多歲的老太太滿莊子跑，這種現象不只皖北農村才有。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老人常常并沒有在伴侶身上寄予過多的情感和價值期待，他們寄予的對象是兒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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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即行為的規范軌跡。禮儀不僅僅是按照程序走的花架子，其背后就是價值，是人對人的寄托與期待。在家庭里，禮儀體現的是父母對兒子的價值寄托。

在家庭關系內部，如果兒子不按照禮儀來行為，父母就會氣得要死。比如，子代若不按傳統的生育規范，給父親生個孫子，老人就覺得兒子不孝順。在湖北大冶農村，不少老人自殺都是在端午節、中秋節當日或前后幾天，只因兒子或媳婦沒有在這些節慶里按照傳統禮儀禮節來對待老人（如盛情招待，送包子饅頭），老人感到受了很大的委屈，是其人生的莫大悲哀，甚至感覺喪失了整個人生價值，于是回家喝藥自殺。

在這些老人自殺案例中，老人顯然認為，平時兒子對自己怎么樣，可以不管，因為兒子有兒子的事，顧不了這么多；但是過年過節，兒子卻一點都不顧及自己，不按照禮節程序來走，這是對自己最大的不尊敬，老人自然來氣。這說明，禮儀禮節不僅僅是形式而已，里頭暗含著老人對兒子的諸多期待。

禮儀禮節旨在規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背后是價值期待。為什么要養兒子？為了頂門戶，尊重“我”，養老送終，傳宗接代，等等，這些都是“我”對兒子寄寓的期待。而“我”希望從兒子身上得到的回饋，就通過禮儀來表達。當兒子沒有按照禮儀的行為軌跡行動時，父親的心理就會受到極大的傷害，認為價值期待沒有實現，整個價值系統都行將崩潰：我養兒子干什么，這樣對我，兒子都不要我了，我還活著干什么。

所以，我發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老人依然秉持著過去的“老禮”，要求兒子對自己如何做才是得當的。當兒子沒有按照禮節規范來辦時，就會造成父輩感情上受到傷害，價值感失落。平時的禮節可以忽略，比如因為工作忙或者其他原因，很久沒去看望父母，父母雖然覺得怪不是滋味的，但是也理解，能夠說服自己，因為這是小禮節，不涉及大是大非。節慶的禮節是重要的，因為節慶時的禮節體現了兒子對父母的基本尊重，體現了最基本的長幼有序，更富含著父輩太多、太厚重的情感、價值。很多老人對我說，兒子孝不孝順，就看節慶時兒子、媳婦拿了多少東西給自己；雖然老人都吃得少，但他看重的不是兒子送的東西，而是兒子的心意。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兒子對老人的孝心，老人才能安心，才覺得沒有白養兒子，才覺得這一輩子累死累活是值得的，在人家面前也有面子。在這些重要禮節方面，若老人沒有得到預期的、過去一向如此的待遇，就會產生價值幻滅的感覺，自己的內心過不了這道坎，在別人面前也沒面子：別人在節日都吃好的，自己兒子、媳婦卻什么都不表示。

這就是為什么在重要節慶，兒子打罵父母，或者說了重話，或者沒有按老禮行事，有些老人會容易選擇自殺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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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還沒發現僅因貧困直接導致老年人、婦女自殺的情況。在農村，經濟問題從來就不是個根本問題。人們常說的，自己可以生活差一點，拮據一點，但再窮也不能窮孩子。可見，所有的一切其實就是圍繞著孩子。有孩子，特別是兒子，人們一般不會因為生活的貧困而選擇自殺。湘南的蘭戈老人，50多歲才結婚得子，到70多歲的年齡，兒子初中畢業讀上技校，他還要去外邊找錢——給人看病，挖煤，一點也沒有懈怠的意思。一般的老人到這個年齡都開始享兒孫福了，而他的生活卻仍然很窘困，很勞累，但這并沒有沖淡他對生活的憧憬，他依然信心滿懷，從不埋怨什么。他之所以不服老，就是因為他的兒子。

相反，鄰村家境富庶的書全，卻過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日子。他很富裕，兒子是“吃國家糧的”，每個月都有預期的生活費用寄回家，三個女兒都在外打工，也會寄錢給他。因此，相較一般村民，他是很悠閑很闊綽的。他50多歲，還身強體壯，完全可以干農活，但是他已經丟棄了農活，整天跟酒精打交道，一天幾乎要喝一斤白酒才能松開酒瓶；整日到處閑逛，吊兒郎當；一出口就是些不著邊際的話；不論輩分、調戲婦女，還養成了上寡婦家門的習慣；對自己老婆又罵又打，甚至把老婆趕到城里打工。不僅如此，他從2009年就不去給父母上墳了，認為人死就是一抔土，死了就是死了；家里一些要好的關系也被他弄得很糟糕，甚至跟自己的哥嫂也鬧僵了。為什么書全會落入這樣的頹廢境地呢？

問題就出在兒子身上。書全只有一個兒子。這個獨生子大學畢業后進了體制，在工作的地方娶了個老婆。2008年這個媳婦給書全生了個孫女。村里人都知道，他兒子是“吃國家糧的”，不管是男是女，只能生一個孩子。這樣，他沒有抱上孫子。作為傳統一代的人，他認為自己已經絕代了——沒有后了，做什么都沒有意義，沒有希望了，又何必去做呢。他現在的生活就形如行尸走肉，已沒有精神上的寄托。如此，他才會“變壞”，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舉動。

與他相反，書全的哥哥，比他整整大10歲，有兩個兒子，都在讀大學。他還有很大的動力去做事，因為他相信他的兩個兒子不僅會有出息，而且肯定能幫他把“一房人”傳下去。因此，夫婦倆在家，日子雖然過得緊巴巴的，卻有使不完的勁。雖然兩個兒子要畢業了，也用不著家里的錢，但他們還是拼命地做農活；在灣子里的社會交往也很好，對這個家門的評價都是積極的。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他們要為兩個兒子掙面子，父母在家做得很好，以后兒子回來才有面子，人家不會說他們父母在家怎么怎么樣。這是一對有奔頭、有希望的父母。

書全在自認為“斷絕孫子”后，人就“廢”了，前半輩子“做楊白勞”，把兒子養大成人，后半輩子晚節不保，現在看來做得很不值，于是失去了為人、生活的動力。他埋怨自己的兒子，因而也就不需要給兒子在灣子里掙臉面。他甚至說，這個灣子他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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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傳宗接代是個禮儀的問題，即作為兒子的，必須給父親、給祖宗傳下血脈，才算對得住他們，才算禮儀到位，否則，就是在禮儀上有差池。年輕一代的傳宗接代思想淡薄，但是老一輩對子輩的期待還是如此強烈。當兒子的行為與此期待相差甚遠時，就會造成價值失落，父輩因此而感到生活的無意義感。

在解放前出生，經過集體時代和改革開放的一輩人，他們的兒子如今也逐漸成家立業，代際之間出現了一個成年兒子對父輩的禮儀問題。老一輩人盡管經歷了集體時代，但是一整套舊的思想、傳統觀念還根深蒂固，長幼尊卑、父為子綱等倫常規則還很濃厚，對子代還有價值寄寓。但是，他們的子輩是在改革開放年代成長起來的，已經脫卸了傳統的規矩。我們調查的結果顯示，在集體時代后期，村里就有年輕人打賭敢不敢揍自己的父親。1980年代后，這批人陸續結婚成家，敢于公然反抗父親的權威。這樣，兩股都很強悍的力量碰撞在一起，自然是具有強烈價值寄托的父親所遭受的心理、精神的創傷最重，因為他屬于被挑戰者。而作為挑戰者的兒子即使沒有挑戰成功，也不會有太多的氣出不來。所以容易決絕地自殺的是被挑戰者。

隨著社會越來越開化，舊的思想越來越受到打擊，越來越遭到封建性的批判，進而成為農村的政治不正確，父輩的期待就少了。特別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降，集體時代成長的一代人成了已婚兒子的父親，他們在儀式上對子代的期待就更少了，在養兒防老、長幼尊卑方面的期待，以及對兒子在物質、精神上的回報的期待也逐漸減弱。老人面對殘酷的現實，通過自我調整以適應社會。即使兒子在重大的節慶期間不去看望老人，老人也自認栽了，這是在南方村落出現的趨勢。就算兒子對自己惡語相向，甚至拳腳交加，老人也認命，這是河南等中原農村的變化。當兒子不養老，甚至將老人從家里驅逐出去，老人也只能自認倒霉，而不會像以前那樣“一口氣出不來”就決絕自殺，這可能是一些地區的現實。當價值寄寓減少，期待弱化以后，老人決絕自殺的現象就減少了。

老人自殺現象減少，并不意味著老人對子輩沒有了期待，只是將期待降低罷了。比如對子輩傳宗接代的期待，在很多農村地區依然是很濃厚的。但當老人沒有能力規勸兒子、媳婦后，也只能認命，茍且活著，而不是自殺。對諸如禮儀的期待，則在大部分地區都沒有了。所以當兒子在禮儀上沒有做到位，老人也不再表現出激烈的情緒——“你要罵就罵，要打就打，一把老骨頭了，還能有什么反抗”，“你罵，給你端水，端凳子”。

更大的發展是，傳宗接代的價值期待沒有了，養兒防老的期待也在消失，人們看到太多不孝順的事例后，開始反省自己的生育行為。老人當下的際遇，給后一輩父母，現在四五十歲，還有勞動能力的人提了個醒：不能光為了兒子，還要考慮自己的后路。后路就是存錢養老、買養老保險等。而更年輕的一代，則認為養兒子也不能保障養老，還不如不養，生一個，不管是男是女，都不再要了，自己落個清閑。所以，生育觀念就徹底轉變了，代際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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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起來，一個家庭中，當“過日子”有價值支撐的時候，“人”是最重要的，特別是兒子。沒有他，日子就過得索然寡味。禮儀作為重要的行為規范，涉及子代與父母之間的關系，背后蘊涵的是父代對子代的價值寄寓。當兒子在禮儀上有所偏頗的時候，就會造成老人價值的失落和意義的崩潰，老人的日子不好過，或過不下去。當老人對禮儀禮節看重程度降低之后，對兒子的價值寄托就減弱了，兒子在這方面失誤也就不再造成老人的價值失落問題，自殺減少。當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對兒子的期待都被看空之后，兒子在家庭中也就失去了以前的重要性，夫妻關系越來越重要。“財產”是過日子的重要基礎，但并不是評價日子過得好、紅火與否的唯一因素，只有在“人”和“禮儀”等前提條件存在的情況下，其作用才會凸顯出來。

二、農民怎樣使日子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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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英山，過日子本身就是一種倫理。只要能夠使家庭的日子過得下去，一些生活策略也被賦予倫理內涵。

英山地處大別山，山地貧瘠，物產不豐富，一些人的生活一直在生存線上掙扎。年輕姑娘往外地嫁，本地男子娶媳婦難，于是有些人就用近親結婚來解決婚姻問題，即“老親開新親”、“娃娃親”，姑表姨表開親的現象十分普遍。因此，這里一個灣子內的親屬關系十分復雜，幾乎每戶之間都有親戚關系。這樣的關系建構，事實上是一種生活的支持系統，使各家都能夠在貧乏的物質條件中生存下去，人口得到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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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老親開新親”的婚配機制，英山農村在歷史上一般能夠解決婚姻問題，只有少數人成為光棍。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這種婚配機制被否定，農村女性地位和自我意識有所提高，加上改革開放初期人口開始流動，父母管不住自己的女兒，大量的年輕女孩都往鄰近的安徽跑（那邊最早“分田到戶”，經濟條件要好于英山）。于是，傳統婚配機制解體，當地出現了大量光棍。我們2008年初調查時，光棍的比例不低，大多五六十歲了。他們比一般家庭還要貧困，要么單過，要么與結了婚的兄弟一起過。

我們調查的英山過村七組有位徐大媽，調查時55歲，出嫁過6次。徐大媽在1975年第一次結婚，丈夫是個退伍軍人，兩人在一起生活了5年。離婚的原因是她生兒子時動了手術，身體一直不好。為了治病，家人四處尋醫算命。找的幾個算命先生都說，如果徐大媽不和丈夫離婚就保不了命。在家人的勸說下，徐大媽與丈夫離了婚。離婚后，徐大媽領著兒子改嫁給了本村的一個赤腳醫生。共同生活三年后雙方自愿離婚。“沒有任何爭吵”，徐大媽說。離婚的主要原因是赤腳醫生是長子，下面有8個弟妹，作為兄嫂的她要幫婆婆料理諸多家務，還要操辦弟妹的婚事，負擔一大家子的人情。徐大媽覺得日子過得太緊，沒辦法料理這么多弟妹的婚事，便向醫生提出了離婚。

與醫生離婚后不久，經隊長介紹，徐大媽跟同一生產隊的一個光棍結婚。可婚后不久，光棍身體不好，總是犯病，生活過得更艱難，兩年后離婚。隨后，又先后與本村尹姓光棍和杜姓光棍組成過家庭，都因對方不會做事，沒有能力，日子過不下去而離婚。徐大媽現在的丈夫也是過村人，之前也是個老光棍，比徐大媽小幾歲。雖然在過村甚至同一小組內嫁來嫁去，但沒人說徐大媽做人不行，她甚至與前五任丈夫的家庭，特別是醫生家庭的關系處得很好，都有人情上的往來。

除與第一任丈夫生有一個兒子外，徐大媽與其后來的丈夫都未生育，因為按照當地的計生政策，只要婦女的生育數達到準生要求，便不能再生。因此，“娶嫂”（當地對光棍取改嫁婦女的稱呼）的光棍一般不會有自己的親生子女。但是，光棍并不介意自己沒有親生子女，也不太在乎對方“拖兒帶女”，他們甚至對愿意嫁給自己的婦女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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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后改嫁，還與原來的家庭保持良好關系，有人情往來，相互支撐對方的生活，這種現象在當地并不被認為是離婚或改嫁。我們在訪談中問及有沒有離婚的案例時，絕大多數村民的第一反應是“沒有”。當訪談者暗示“娶嫂”的也屬于離婚時，受訪人仍不認可調查者的意見，堅定地說“那是人家為了過日子”。在當地人的邏輯里，似乎沒有傳統的“從一而終”的思想，只有“過日子”的信念。當一個家庭的日子難以過下去的時候，婦女就會選擇與丈夫離婚，然后改嫁到附近，乃至本村民組，成立一個新家庭，兩個家庭共同努力使雙方的日子都能過下去。大量光棍的存在，為婦女改嫁提供了可能性，能夠“娶嫂”的光棍，一般都比婦女要年輕，也就能夠干農活支持家庭。光棍也樂意如此，因為至少他成家了，有了自己的老婆。

在訪談時，改嫁的婦女說得最多的話是“不是談得來，還是談不來；關鍵是過得來，還是過不來”。光棍則說，“兩個人過總比一個人過好”。因此，婦女改嫁和光棍娶嫂所遵循的是一種“過日子”的邏輯。在這里，婦女改嫁不是為了追求愛情，或更美好的生活，光棍娶嫂也不是為了生兒育女和傳宗接代。雙方都是基于基本的生存倫理，以使日子能維持下去。因為要在貧困中將日子過下去，這種婚配方式在當地得到了普遍認可。對婦女，對光棍，對新舊家庭繼續保持良好關系，人們皆持認可的態度。

在英山當地調查時，我們遇到過一些“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奇怪的是，村民敘述與評價這些“男女關系”時，在言語和態度上都沒有強烈的道德評價，而是給予理解。對于這些“男女關系”，村民不約而同地“不去說破”，只是笑笑而已。這樣靠光棍起家、養家的“男女關系”，不僅不影響家庭過日子，反而能使原家庭緊巴巴的日子過得下去，故而不會納入道德的批判范疇。事實上，在當地，假若男子出軌，到外邊去花心、找小姐，但是還顧家，人們就不會去說他。而如果此時，家里的婦女不知道“關大門”，即將丈夫的事情捅出去，鬧到家庭之外，備受指責的往往是婦女。原因就在于男子雖然有越軌行為，卻依然顧家，家庭的日子還是能夠過得下去的，而女子不知道“關大門”的行為極可能造成離婚，使家庭的日子過不下去。當然，如果男子因為另有心屬，自己提出離婚，而女子卻能識大體，能“關大門”，男子就會受到指摘。

當談到被村民視為“離婚”的兩個案例時，村里人說這兩個男的純粹是為了“好玩”，“不顧家”，說這是“作風問題”，是“傷風敗俗”。村里一個在外面做“不正經”行業的媳婦，一個在大城市“開發廊店”的混混，被稱為“開窯子的”。對于這些人，村民用“男盜女娼，不勞而獲”加以評價，言語十分鄙視。在村里人看來，無論男女，其行為只要危及家庭的“日子”，使日子過不下去，就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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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日子”本身作為一種倫理，說明倫理不僅要面對生活，還是從生活中生長出來的。“過日子”的倫理與儒家倫理顯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假若將儒家倫理死搬硬套在英山農村，這里人的“日子”肯定沒有一家能夠過得下去，光棍過不下去，夫妻帶著孩子也過不下去。這也說明，儒家倫理一旦要面對具體的生活，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就會非常脆弱，不得不為生活開道口子。英山人過的日子尚在生存層面，其倫理理應與之相匹配。儒家倫理必須建筑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之上，在這里當然無法有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