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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SUN

文：紐約華人資訊網主筆 詹涓

上世紀70年代，盛洪濤（Harry Sheng，又名Sheng Hung-tao）是斯帕頓公司（Sparton Corporation）的一名機械工程師，這家公司位于密歇根州杰克遜市，是一家國防承包商。盛先生是江蘇人，于40年代移民并入籍美國。

1973年，隨著兩國之間關系改善，盛先生帶著他的白人妻子回到了闊別幾十年的故土，擁抱近30年沒見過面的母親。

盛先生性情溫和，每次去教堂做禮拜都不會錯過。在加入斯帕頓之前，他在國防承包商李爾·西格勒（Lear Siegler）工作了10年，在那里他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機密級安全許可。但在盛和他的妻子1973年訪問中國歸來后，美國政府加強了對他們的審查。他后來說，聯邦調查局（FBI）、中央情報局（CIA）和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的特工盤問了他在觀光旅行中所做的一切。公司莫名其妙地把他調到一個入門級職位，然后，在1975年，他被解雇了。他隨后收到了雷神和Hazeltine兩家其他國防公司的邀請，但邀請也突然被收回。他再也沒有在他的領域里擔任過長期職務。

盛先生和他的妻子，1960年代

盛先生非常困惑。他花了很多年時間尋找答案——在他去世后，《The Intercept》的記者通過《信息自由法》獲得了相關文件，可能終于為他這么多年的遭遇和不當審查提供了一個答案：FBI自1960年代末展開了一項針對居住在美國的華裔科學家和學生的機密項目，在該項目中有至少數百人遭到監視。該計劃至少持續到1978年。該計劃的目標包括幾位著名的科學家和學者，最著名的是物理學家田長霖，他后來成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校長。

圖注：解密文件顯示，當時FBI是專門針對在美的華人科學家進行情報調查。

很多年以后，也曾遭到不當指控的科學家郗小星說，FBI專門開展一個項目來監視華人科學家，“這聽起來很像是今天發生的事情。”

美國將移民和歸化的亞裔科學家視為永遠的懷疑對象，這始于胡佛時代，在90年代有所降溫，隨著川普時代與中國緊張關系加劇，相關指控又開始激增。

2018年美國司法部的國家安全部門發起了一項名為“中國倡議”（China Initiative）的專項行動，旨在打擊知識產權盜竊行為。美國聯邦調查局現在表示，它的調查重點由經濟間諜犯罪轉向大學校園，正在全美50個州展開逾1000項工業間諜活動調查，其中絕大多數涉及華裔。

據《華爾街日報》統計，自2019年年中以來，聯邦檢察官已經提起了十多起刑事案件，指控學者在接受中國政府資助的問題上撒謊，或指控訪問學者在與中國軍方的關系上撒謊，其中一些案件已導致被告認罪，或者遭到了解雇。最近的一起是今年1月麻省理工學院的陳剛案。

問題是，許多批評人士指出，這些調查多數似乎跟對盛洪濤和郗小星的指控一樣，并不存在實質性的知識產權盜竊，而只是出現了文書和程序上的漏洞——但僅僅因為他們是亞裔和華裔，就遭到了不成比例的審查與指控。這種種族定性跟警察專門截停黑人駕駛的車輛檢查并無二致，只不過地點轉移到了研究機構。

美國科學家聯合會（Federationof American Scientists）高級研究員邁克爾·費希爾（Michael A. Fisher）說：“華裔研究人員好像是被專門摘了出來。”

這樣的種族定性已經為華人科學界帶來了寒蟬效應。許多人放棄接受國家研究資助，以避免受到額外的審查；還有些則選擇離開美國。前奧巴馬政府能源部長朱棣文去年秋天在紐約大學舉辦的一次小組討論會上表示，他擔心政府的行為正在推動有才華的研究生和教師離開美國。他說：“這些學者們感到了一種巨大的壓力……他們擔心美國不再歡迎華人了。”

包括華人促進會、百人會、麻省理工學院等機構正在呼吁拜登政府重新考慮“中國倡議”，不再對美籍華人進行拉網式的種族定性，促進美中之間的學術合作，扭轉國家機構中系統性的種族主義。

“這個職位可能會給我帶來麻煩”

2020年早些時候，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機械與航空航天工程教授琚詒光（Yiguang Ju）獲得了一個在美國空軍顧問委員會任職的機會。“我覺得這是一種莫大的榮譽，但幾個小時后我就推掉了。在今天的環境下接受這個職位可能會給我帶來麻煩，”琚教授對《普林斯頓校友周刊》表示。

在美國工作的華裔科學家在職業規劃中又有了一些額外的考量——哪怕他們跟琚教授一樣已經擁有了美國公民身份。這跟一項所謂的“中國倡議”有關。

知識產權是美國經濟的核心：知識密集型產業創造了2800萬個就業機會，價值6.6萬億美元。奧巴馬政府重新啟動了《經濟間諜法》。而川普政府更是明確指向了來自中國的威脅。

2018年2月，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將“中國威脅”形容為獨一無二的危險，稱任何華裔都可能作為間諜為中國工作。

2018年8月，川普在海湖莊園的一次閉門晚宴上告訴一群首席執行官，“幾乎每一個來到這個國家的（中國）學生都是間諜。”

就在川普發表這番講話的同月，納稅人資助研究經費的主要來源——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開始與60多所美國大學聯系，指控他們的一些研究人員違反規則，包括違反資助提案的保密規定，以及沒有披露外國資金來源、國際就業和潛在的利益沖突。

2018年11月，當時的司法部長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布了“中國倡議”，旨在打擊竊取美國公司和大學機密的間諜活動。

川普政府還采取措施限制中國公民在美國學習的能力，包括突然取消與某些與中國軍方有關的大學和機構有學術聯系的中國學生的簽證。一些美國知名高校發現，他們的華人學生和教育在獲得赴美工作或學習簽證方面面臨著長期的、無法解釋的延誤。

普林斯頓大學華裔科學家說，對知識產權盜竊的高度關注令人困惑，因為大多數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最終都會發表。

“偷什么？偷公開的結果？”普林斯頓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李凱問道。“華人教授圈子的感覺是，基礎研究現在搞得好像變成了機密研究——但你是會在公共領域發表論文的呀。這沒有邏輯可言。”

鑒于缺乏明確性，李凱最近決定不與一位在美國出生的同事就一項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撥款申請進行合作。他總結道，最好是避免接受政府的資金。

“因為我害怕”

所謂的“中國倡議”初衷是抓捕間諜，但從現在的結果來看，相關案件跟間諜并沒有多少關系。當法律和地緣政治需求與美國系統性種族主義的潰爛傷口發生摩擦時，必須以最謹慎的態度采取每一項行動——但相關的法律行動往往達不到這一標準。

南德克薩斯法學院訪問學者Andrew Chongseh Kim所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根據《經濟間諜法》被起訴的華裔美國人占比在2009年至2015年間從17%上升到52%。但更關鍵的是不公正起訴的比率：華裔被告遭到不公正指控的比率是非華裔被告的兩倍。在所有被指控的華人被告中，有21%的人最終被證明沒有犯間諜罪或其他重大罪行，這意味著他們要么在審判中被無罪釋放，要么是對他們最嚴重的指控被降級或撤銷。作者在報告中寫道：“只有11%擁有西方名字的被告擁有同樣的待遇。”

從目前的起訴來看，同樣有種“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美國聯邦調查局宣稱，正在進行的與中國有關的調查超過2000起，但迄今為止，當局只在十幾個學術機構采取了逮捕行動。這些案件大多針對欺詐，而不是間諜活動；據稱，這些研究人員被捕的原因主要是沒有披露他們的隸屬關系和來自中國實體的資金。

這種關系本身通常是合法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美國大學還積極鼓勵這種關系。1月份剛發生的陳剛案就符合這一模式。對他的主要指控是，他從南方科技大學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未披露資金，盡管實際上他是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要求下發展這種合作關系的。

美籍華人科學家經常趁著暑假到中國探親、寫論文、做研究和演講。通常他們會得到少量的津貼或其他補償。這就是他們陷入麻煩的地方——一些人沒有向他們的大學和美國的資助機構充分披露這些合作和收入。

但是盡管科學家可能會忽略這部分的申報，但他們通常會列出他們在中國合作發表的論文，這些論文總是會在文末說明他們得到了哪些中國機構的資助。

科技媒體《One Zero》采訪的學術界人士認為，大多數接受調查的學者從未試圖隱藏他們的中國背景，在他們的官方簡歷中公開列出他們的背景。他們說，任何未能披露撥款的問題，都應該在大學內部作為行政或人事問題予以糾正，而不是作為刑事或國家安全問題。但現狀是，這些遭到調查的學者哪怕最后宣告清白，但他們仍然被匆匆從終身職位上解雇或者被迫辭職。比如在MD安德森癌癥中心，在接到NIH的撥款調查要求后解雇了多名亞裔研究人員。

“確實有這樣的案例，”黑斯廷斯法學院（Hastings College ofLaw）律師兼法律歷史學家吳華揚（Frank Wu）表示。但談到學術合作，特別是中美之間的合作，他說，“問題是，標準是否在改變，是否存在雙重標準？”

在2014年以前，美國機構積極鼓勵中美之間的學術合作。自2010年以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已經為中美合作項目提供了500萬美元的專項資助——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CAS）也提供了300萬美元的資金。包括佐治亞理工、哈佛、耶魯等名校都曾參與中國國家自然基金的高質量研究合作（見下圖），而這樣的合作也導致中美間的大學聯合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

許多亞裔美國活動人士將目前華裔科學家遭到的針對性調查與過去的一系列案例相比，由華人社區杰出成員組成的非營利組織“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認為，“華裔美國人的忠誠正受到不公平的質疑，華人社區正因過度起訴和急于作出判決而受到嚴重詆毀。”

從90年代末開始，多名華人科學家——李文和、郗小星、陳霞芬、曹國慶和李書玉——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但最終被判無罪，他們的名譽和事業都在此過程中遭到破壞。

以1999年對華人科學家李文和的案件為例。生于臺灣南投的李文和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加州大學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the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工作，因懷疑泄露了美國核武器機器，他被控59項罪名，被單獨監禁了278天，每天只有一個小時放風時間。

李文和事后出的書《我的國家訴我案》

最終，作為認罪協議的一部分，他只被指控一項不當處理敏感文件的罪名，即將核武器設計機密下載到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一臺不安全的電腦上。其他罪名均被撤銷。2006年，李文和從美國政府和五家媒體獲得了160萬美元的賠償。

李文和事件引發了國會的調查，并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討論。但聯邦調查局看來并沒有為此而反思，前聯邦調查局特工邁克爾·格曼（Michael German）現在擔任布倫南正義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研究員，他說，“在反恐工作中，人們仍然錯誤地認為美籍華人更容易成為間諜。”

2015年的郗小星案也是如此。當FBI探員沖進天普大學物理學教授郗小星的家時，這位科學家既困惑又害怕。據郗教授回憶說，當時武裝人員沖進他的房子大喊大叫，用槍指著他的妻子和女兒，然后逮捕了他。“這件事非常痛苦，”他說。“我完全不知道他們為什么要來抓我。”

郗小星被政府指控非法與中國的同事分享有關超導裝置的信息。當郗小星證明他分享的內容都是公開信息后，政府最終放棄了起訴。但是，他的工作和生活并沒有恢復正常。FBI的調查讓他失去了物理系的常任主席一職以及他的大部分資金。他仍然領導著學校的一個研究團隊，但成員只有兩名研究生，而不是他之前的14人團隊。無論是在家里還是在工作中，他仍然擔心他所說或所做的事情會被用來對付他。雖然他仍在繼續他的研究，但他仍然害怕申請資金。他說：“我再也不敢作為唯一的首席研究員申請資金了，我都是要跟其他科學家合作，這樣就不需要我自己來簽表格、打勾了，因為我害怕。”

這位學者在根據憲法第四和第十四修正案，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他說：“每次談到這件事，我都會想起那段磨難，真的很痛苦。”

“有毒的環境”

不僅僅是起訴和調查，許多華人科學家和學生表示，他們在過去一年來，在簽證事務和機場出入境時遭到了比以往苛刻得多的審查。在去年紐約大學舉辦的討論會上，朱棣文說，他的一位知名的教授朋友最近從中國前往美國時，電腦和手機在美國的一個機場被移民當局沒收。

“騷擾的故事像野火一樣在華人社區蔓延，”朱棣文說。

去年，《科學美國人》、《自然》等雜志均發表文章稱，他們擔心這些過于激進和歧視性的調查將對科學交流和合作產生寒蟬效應。

倡導科學自由的獨立國際組織“憂思科學家委員會”（CCS）去年在一封公開信中寫道，美國政府對華裔科學家的迫害不僅影響了學術，還造成了一種不歡迎中國研究生的文化。正如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家康毅濱對《普林斯頓校友周刊》所說，“如果你把這里變成一個有毒的環境，你實際上是在把人才給送走。”

到目前為止，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外國出生研究生來源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數據顯示，2017年，近16%的美國機構授予的理工科博士學位授予了中國學生。這當中絕大多數人——大約85%到90%——尋求留在美國工作并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當他們留下來的時候，他們會創造就業機會和新技術，使美國受益。

過于急切的起訴不僅會使美國公民的公民權利受到侵犯，而且還會造成智力資本的“人才流失”，為自己的前途感到憂慮的將不僅僅是來自亞洲的科學家。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的數據，移民在美國發明家中占很大比例，并獲得了三分之一的諾貝爾獎。但現在，許多移民科學家和發明家選擇離開美國，前往其他國家，因為他們得到了更高的薪水、有聲望的職位、更寬松的監管計劃，最重要的是，那里的政府不會對合法的研究活動提起濫訴。正如洛杉磯訴訟律師孫自華（Brian Sun）解釋的那樣，“如果你被刑事起訴，以這種方式被羞辱，這等于是判處學術上的死刑：除了離開，你還能做什么？”

一個積極的跡象是，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司法部官員正在考慮一項特赦計劃，讓在美學者可以披露過去的外國資助情況，而不必擔心因披露而受到懲罰。但倡導組織說，僅僅表明“既往不咎”的態度還不夠，他們希望拜登政府能對“中國倡議”進行公開審查，司法部的工作是否包括防止歧視性調查和起訴的保護。美國聯邦機構有責任表明，它們正在積極應對歷史上的不平等，扭轉國家機構中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并確保法律的執行將是公平和公正的。

回到盛洪濤的故事。作為聯邦調查局歧視的早期受害者，他一直在試圖弄明白，為什么在去了一次中國后，他在美國的生活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我把我最好的知識貢獻給了美國的國防工作，”1975年他寫信給他的國會議員、密歇根州的米爾頓·羅伯特·卡爾（Milton Robert Carr）。“我會繼續戰斗，直到真相大白。”

多年間，盛洪濤只能找到臨時工作，他的妻子給別人做保姆。一份出現在他的FBI檔案中的報告顯示，FBI監視了他的住所，并跟蹤了他的汽車——此時距離盛先生第一次出現在聯邦調查局的雷達上，已經過去了13年。幾個月后，底特律外勤辦公室發給局長辦公室的一份機密備忘錄稱，“此人不存在安全風險。底特律方面建議不要再對該人進行約談，并關閉該份卷宗。”

他們一家后來搬到加州，過著平靜的生活。盛先生喜歡寫詩；以開車速度極慢，在教堂布道時打瞌睡而出名。盛洪濤于2011年去世，在去世前，他仍然堅持給密歇根州議員寫信，但很多信他不再寄出。

原標題：《深度 | 美國華裔科學家 被國家騷擾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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