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看點

與現有研究多局限于探討區塊鏈的微觀技術變遷不同，本研究著重探討了區塊鏈帶來的技術范式革新本質，及其對政府治理結構與模式的沖擊。

簡 介

區塊鏈是一種顛覆性技術革新，它從技術底層解決了傳統互聯網面臨的“數據孤島”“數據確權”和信任構建問題，從而重塑著大數據時代的治理結構，促使政府科層組織、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關系發生改變，進而推動公私邊界和治理價值隨之重構。區塊鏈在宏觀調控、經濟與社會性監管、公共服務、數據治理、社會征信等諸多領域帶來創新模式，然而，也面臨價值倫理、技術賦能限度和資本角色等方面的挑戰和局限。

關鍵詞：技術革新 區塊鏈 政府治理 協同治理

作者簡介：

趙金旭，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

孟天廣，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

文獻來源：

《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四期

“當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和全球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積極利用最新科技成果，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關系到‘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國夢的實現。”區塊鏈被稱為新科技革命中一項“顛覆性”技術，它正在對政府治理產生深遠影響。麥肯錫公司認為，區塊鏈是“繼蒸汽機、電力、信息和互聯網科技之后，目前最具有觸發第五輪顛覆性科技革命潛能的核心技術”。各國政府也紛紛出臺政策，推動區塊鏈技術發展。例如，英國將區塊鏈政府建設提高至國家戰略，中國將區塊鏈確定為戰略性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美國、澳大利亞、愛莎尼亞、瑞士、新加坡等國也紛紛在身份認證、政府管理、稅收、數字貨幣、支付、土地交易、金融監管等諸多領域，推進政府管理創新。

區塊鏈到底是怎樣一種技術? 其創新的本質是什么? 它如何對政府治理產生影響? 研究以上問題對于把握科技革新的前沿動向，應對“顛覆性技術”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推進經濟社會持續性健康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一

區塊鏈的來源、本質與創新

(一) 區塊鏈來源于對信任問題的探索

亞當·斯密認為，“個體追逐利益最大化，就能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然而，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理性個體間難以建立信任關系，從而出現“拜占庭將軍難題”，使市場上的多方利益受損。信任問題的傳統解決方案是第三方擔保，即銀行、政府、支付寶等被社會廣泛信任的“中心化”機構，為信息不對稱的理性個體兩方擔保。但是，第三方擔保也存在缺陷。一方面，第三方擔保會產生交易成本，尤其在跨國交易、小額支付等情況下，交易成本擠壓微薄的利潤空間，導致交易無法達成; 另一方面，“中心化”的第三方擔保者，會無償占有交易雙方信息，這又帶來隱私安全問題。為 彌 補 第 三 方 擔 保 的 缺 陷，2008年，中本聰( Satoshi Nakamoto) 提出用基于“分布式賬本”的區塊鏈來解決互聯網上的信任問題。所謂區塊鏈，可以簡單理解成一個分布式賬本，當網絡交易發生時，“賬本”會用加密方式，記錄一件數據資產的整個交易過程; 所謂“分布式”，是指“賬本”不是掌握在單一個體或機構手中，而是通過實時數據共享，實現多方相互監督。即將交易過程數據，存儲在網絡中無數電腦的數據庫中，通過實時透明化的多方相互交叉監督，代替傳統的第三方擔保，建立信任關系。

(二) 區塊鏈本質是分布式數據存儲

不同學者對區塊鏈理解的側重點不同，但都包含三個核心特點: 第一，區塊鏈本質上是一種新的數據庫存儲形式。羅航認為，區塊鏈是一個建立在共識模式基礎上的數據庫; 唐·塔普斯科特( Don Tapscott) 認為，“區塊鏈本質上是比現有方案更靠譜的數據庫，即一種讓關鍵利益相關者( 買家、賣家、托管人、監管者) 保持共享及不可刪除記錄的數據庫”。第二，區塊鏈的根本目的是用“分布式賬本”替代第三方擔保( 所謂的“中心”) ，建立信任關系。如霍學文所言，“區塊鏈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無需相互擔保信任或第三方核發信用證書，采用基于互聯網大數據的加密算法，創設的節點普遍通過，即為成立節點的信任機制。”第三，區塊鏈是不同層面技術的組合。帕納雷諾·阿方索( Panarello Alfonso) 等認為，區塊鏈至少包含四項核心技術: ( 1) P2P 網絡鏈接;( 2) 透明和分布式賬本; ( 3) 分類賬本的同步復制; ( 4) 分布式礦工核實打碼。阿文德·納拉亞南( Arvind Narayanan) 也認為，區塊鏈是一串技術的組合，它至少包括: ( 1) 分布式賬本; ( 2) 去中心的數據存儲; ( 3) 智能合約; ( 4) TCP/IP 模型( 互聯網模型) 里點對點的傳輸協議。

(三) 區塊鏈的創新點

區塊鏈的主要創新點是解決了傳統互聯網的兩個固有難題，即“數據孤島”問題和“數據確權”問題。同時，鏈上治理與智能合約，是區塊鏈自身治理形式的創新。

1． 區塊鏈解決“數據孤島”問題

1969 年，美國國防部建立阿帕網( ARPANET) ，標志著互聯網的誕生。自那時起，“開放，平等、協作、快速、分享”等理念，就是互聯網追求的目標。然而，基于 TCP/IP 協議的傳統互聯網，并不能實現上述目標，反而逐漸走向其反面。原因是TCP / IP 協議只能實現電腦之間的互聯，而電腦產生的數據，則是由市場主體各自占有，并分別存儲于獨立的數據庫中。在數據日益成為核心資產的情況下，理性個體不會自動將數據分享給他人，這使數據在單位內部不斷聚集，而在單位之間卻很難流通，最終形成“數據孤島”。尤其是具有第三方擔保資質的銀行、政府、大型企業等，在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下，會聚集海量數據，而廣大中小企業或公眾個體，則占有很少數據。最終，全社會數據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無法獲益，互聯網走向其初衷的反面。區塊鏈本質上是用“分布式賬本”的形式，實現底層數據庫之間的互聯互通，它會從根本上解決 TCP/IP 協議難以解決的“數據孤島”問題，也就推動傳統互聯網發展到新的階段。

2． 區塊鏈解決“數據確權”問題

基于 TCP/IP 協議的傳統互聯網，只能實現信息的傳播，不能實現信息( 或數據) 的產權界定。在 TCP/IP 協議下，信息可以被無限復制，復制后的信息與原來的信息沒有任何差異。這雖然方便了信息在不同主體間自由傳播，但也使信息( 或數據) 變成無競爭性、無排他性的公共產品。一方面，這是“數據孤島”問題的根源。作為逐利的市場主體，只有人為制造信息的排他性和競爭性，如設置密碼，甚至獨占信息、避免網上傳播等，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數據產權歸自己所有。另一方面，這導致數據產權錯位，也是隱私保護問題的根源。個體是數據的產生者，理應擁有自己數據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置權，但在“中心化”( 第三方擔保) 的 TCP/IP 模式下，銀行、維薩( Visa) 、支付寶、微信、滴滴等互聯網企業，無償占有大量數據，而企業逐利化本性與隱私保護公益性間存在張力，導致隱私保護問題日益嚴峻。區塊鏈從技術上解決了“數據確權”問題: ( 1) 通過競爭機制下的“礦工”，為信息打上“時間戳”，使前后傳播的信息間產生異質性; ( 2) 通過“智能合約”，自動實現信息在不同主體間傳播時的產權流動;( 3) 通過“分布式賬本”，即多方主體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形式保證這個過程的實現。

3． 鏈上治理與智能合約

鏈上治理是相對于鏈下治理而言的，是區塊鏈本身治理機制的創新。所謂鏈上治理是指參與方，如持有者、開發者、礦工等可以通過協議的形式決定區塊鏈的發展方向，選擇性加入的( opt －in) 治理過程。所謂鏈下治理，是無選擇性加入，所有參與方采用“直接民主”的形式，參與到區塊鏈的治理過程，按照絕對“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選擇性退出( opt － out) 治理過程。然而，“直接民主”會出現“選民冷漠”，真正參與者的比重往往很小，大部分人可能并不知道也無法影響治理過程。尤其是參與者還需要承擔一些費用，這會使區塊鏈治理變成“公地悲劇”，最終誰也不愿參與到治理中來。鏈上治理的本質是: 在“直接民主”基礎上，附加額外的治理結構，即在“絕對去中心化”和傳統“中心化等級結構”之間的折中方案，這意味著區塊鏈的本質是分布式，而不是去中心，是弱化的中 心控制，而不是消滅 了中心控制。

智能合約是區塊鏈的又一重要創新。計算機科學家、加密大師尼克·薩博( Nick Szabo) ，在1994 年發表的論文《智能合約》可謂智能合約研究的開山之作。他認為智能合約本質上是在人、機器和財產之間形成關系的一種公認工具，是一種形成關系和達成共識的協定。簡言之，智能合約是一套以數字形式定義的承諾，承諾控制著數字資產，包含了合約參與者約定的權利和義務，并由計算機系統自動執行。與傳統合約( 如法律合約) 相比，智能合約具有客觀、成本低、自動判斷觸發條件等優點，卻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僅僅應用于自動售貨機等少數情景，原因是缺乏支持可編程合約的數字系統的技術。區塊鏈分布式技術解決了該問題，去中心化、不可篡改、過程透明性、可追蹤等優點天然適合于智能合約，可以說分布式技術使智能合約的應用發揚光大，即智能合約成為區塊鏈的核心技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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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塊鏈重塑宏觀政府治理結構

治理( governance) 是相對于統治( government)而言的，它意味著政府從壟斷行動者向網絡平行參與者的角色轉變。政府治理是相對狹窄的概念，更加突出政府在治理中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就其本體而言，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行政體系作為治理主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 就其地位而言，政府治理在國家治理中處于核心地位，是整個國家治理體系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子系統; 就其功能而言，政府治理是通過政府自身的改革而改善政府治理，通過政府治理的現代化實現整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不管從何種角度理解政府治理，其本質都是對層級制、市場和社會三種治理機制關系的討論。因此，本文旨在政府、市場和社會關系框架下，分析區塊鏈對政府治理宏觀結構的影響。

（一) 政府內部流程重塑

區塊鏈消除“數據孤島”，使政府內部流程被深度重塑。現代政府建立在理性科層制基礎上，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認為，“從純技術的角度看，官僚制是最高效的組織形式。”然而，實際運行中，官僚制卻容易異化: 條塊分工壁壘、冗繁的規章、嚴格的程序，使官僚制成為效率低下的代名詞。20 世紀 80 年代，組織流程再造運動興起，基本思想是利用信息技術減少工作流程摩擦，實現跨功能、跨權限、跨層級的數據庫信息共享以大幅度提高效率。組織流程再造運動傳播到公共部門成為新公共管理運動的重要部分。拉塞爾·林登(Russell Linden) 提出“無縫隙政府”的概念，認為利用信息技術將“串聯式”業務流程變成“直接面向公眾”的“并聯式”業務流程，政府效率就會大大提升。然而，組織流程再造在公共部門進展的并不順利，從全球案例看，失敗的多，成功的少，根源是“數據孤島”的存在，尤其是科層組織部門間，因利益、競爭等原因，難以在整體層面實現數據整合。因為區塊鏈從技術上解決“數據孤島”問題，這就使科層制從橫向業務流程上，真正實現“面向公眾”的“一站式服務”; 從縱向層級關系上，壓縮中間層級冗余，實現組織扁平化、彈性化和透明化，這都會使政府運作效率和回應公眾訴求的能力大大提升。

(二) 政府與市場邊界重塑

社交媒體出現后，克麗絲 · 安德森 ( Chris Anderson) 等人提出，互聯網正在推動傳統資本主義向“利基資本主義”過渡，并預言個性化縫隙市場將取代標準化大眾市場; “小作坊”式多中心定制化生產將取代層級化壟斷生產; 網絡化共享文化將取代個體化競爭價值。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也認為，互聯網將帶來一個“零邊際成本”社會，即傳統資本主義會逐步過渡到協同自治的共享經濟。然而，“利基經濟”和“共享經濟”并未大規模出現，原因是中心化互聯網結構下，“數據孤島”阻礙了交易成本降低，尤其是小微交易的潛力尚未釋放。區塊鏈解決“數據孤島”問題，能夠大大降低中心化網絡結構的交易成本。按照奧利弗·威廉姆森( Oliver Williamson) 等人的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成本降低，意味著更多的業務可以通過市場購買，這樣組織邊界就會收縮，而對政府來說，就是科層職能邊界收縮。德什·弗里德曼( Des Freedman) 等人提出“規制私有化”概念，認為互聯網新經濟業態更適合市場的自我規制，一是因為非正式處理更適應環境變化，不會抑制創新; 二是因為技術專業性優勢，即“能理解和執行規章的往往不是法官或政界人士，而是企業家和軟件工程師”。區塊鏈革新互聯網底層結構，可能導致市場“多中心”化相互制約，逐步代替政府對市場“中心化”監控，使政府與市場邊界重塑。

(三) 政府與社會邊界重塑

早在 20 世紀 90 年代，凱文 · 凱利 ( Kevin Kelly) 就在《失控: 全人類的最終命運和結局》一書中預言，信息技術帶給人類社會的最終命運和結局將是: 分布式、去中心和自組織。區塊鏈正在使凱文·凱利的預言變成現實。區塊鏈的分布式網絡特征，正在使工業社會強結構、強標準、強控制的“中心化社會結構”，變成弱控制、扁平化、網絡化的“多中心社會結構”。傳統社會結構中，政府與社會關系由處于“金字塔尖”的少數人掌控，“少數人掌握多數人的權力，且外來人很難在這個結構中發出聲音”。區塊鏈將促使社會治理結構更加透明化、多元化和平等化，而從政府與社會關系角度看，區塊鏈技術賦能作用將會彰顯。一方面，向社會賦能，網民、非正式組織、虛擬社群等多元化主體，更容易主動參與到政策議程和公共事務中來，而不僅是被動者、旁觀者和接受者;另一方面，向政府賦能，政府決策和行為受到更多制約、監督的同時，政府的民情民意匯聚能力、社會風險預警能力、社會需求回應能力也會提升。政府主導、多元主體參與、社會協商共治的智能化社會治理格局將會形成。

(四) 公私邊界重塑

區塊鏈明晰數據產權，推進數據交易、數據開放和隱私保護，進一步促使智能化社會治理格局形成。一方面，區塊鏈可以解決數據交易與隱私保護的矛盾。里查德·尼爾( Richards Neil) 等認為，大數據使個體與集體、公與私的邊界變得模糊，“我是誰”“我在哪里”等問題難以回答，進而使數據交易市場基礎性規則難以建立。根本原因是在 TCP/IP 協議下，信息無差異化使數據產權難以界定。而區塊鏈明晰數據產權，將使個體、企業、政府間數據邊界得以澄清，在實現隱私保護前提下，鞏固數據交易市場根基。正如塔普斯科特所言，區塊鏈會使“虛擬的你真正被你掌管”，“你可以從你的數據流中獲得經濟利益，決定自己的數據向市場開放的程度，并且軟件仆人會根據具體情況實時匯報開放細節”。另一方面，區塊鏈解決數據開放與隱私保護的矛盾。數據開放與隱私保護間存在內在張力，數據開放范圍不斷擴大的同時，隱私保護難度也隨之增大，背后的根本原因同樣是數據產權難以界定，導致數據開放與隱私保護的邊界難以明晰。區塊鏈解決數據產權歸屬問題，在技術底層為數據開放和隱私保護筑好根基，使個體與集體、公與私的邊界變得清晰，進而使數據開放在不斷推進的同時，隱私保護得以鞏固。

(五) 治理價值體系重構

區塊鏈會深度重構社會治理價值體系。首先，從控制到自治。區塊鏈的分布式特性，會弱化等級、封閉、控制等威權價值，強化平等、開放、協作、共享等自治價值。區塊鏈最早就是一群具有強烈無政府主義價值觀的技術極客們創造出來的，他們試圖在網絡虛擬空間內，打造一個自由平等的自治社區。區塊鏈帶來的新式生產方式也會強化這種價值轉變。正如塔普斯科特所言，區塊鏈推動基于等級和控制的傳統資本主義，向“共享、合作、眾籌、自我組織化”的新型資本主義轉變，創意、民主、參與等價值會被強化。其次，從效率到公平。傳統互聯網是成本驅動的，根本目標是通過信息中介最高效率實現經濟利益，而區塊鏈促使互聯網的根本目標變成保護交易、創造價值以及保證交易公平性、正當性、安全性和隱私性，最終使誠信和公平成為核心價值。最后，從物質到關系。互聯網剛誕生時，學者們就預言，信息將代替電力和石油，成為社會經濟的軸心要素。區塊鏈將進一步改變價值次序，開放性將代替渠道、產品、人員甚至知識產權，成為組織成功的關鍵，“鏈接”而不是“占有”、“網絡關系”而不是“封閉式結構”將成為價值源泉。

三

區塊鏈帶來的政府治理模式創新

(一) 經濟調控創新

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有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的基本職能，而政府宏觀調控的兩大手段——貨幣金融政策和財政稅收政策——都被區塊鏈改變。首先，區塊鏈促使貨幣金融政策創新。區塊鏈最早誕生于對金融誠信問題的解決，所以其對金融市場及相應政策的沖擊最明顯。2015 年，納斯達克通過基于區塊鏈的操作平臺完成了首個證券交易。隨后，紐約交易所、花旗銀行、納斯達克、德意志銀行等，紛紛推廣基于區塊鏈的新一代交易系統。全球各大金融管理機構，如歐洲證券與市場管理局、國際證監會組織、世界交易所聯盟、美國金融監管局等，都對清算/結算、大額支付、股票/證券交易等金融活動，推出基于區塊鏈的新型監管政策。區塊鏈用低成本方式解決了金融活動的信任難題，將金融信任從“雙邊信任”或“中央信任”轉化成“多邊信任”或“社會信任”，這意味著政府傳統宏觀調控的技術手段、政策法規、權力邊界等的重塑。其次，區塊鏈促使財政稅收政策創新。一方面，區塊鏈使市場交易活動更透明，增加了政府的稅收汲取能力和精準度，降低稅收成本; 另一方面，區塊鏈消除政府內部“數據孤島”，使財政政策執行更高效精準，同時，伴隨更加強而有力的會計和審計監督，財政資源配置效率會大為提高。

(二) 經濟性與社會性監管創新

區塊鏈多中心結構使市場主體間逐步形成“相互共識、相互制約、透明化、安全化、誠信化”的“網絡式自治共同體”，其本質是市場主體自下而上的自治模式代替政府自上而下的市場監管模式。具言之，區塊鏈創新了經濟性與社會性監管。表現在: 首先，監管內容革新。市場交易是信息流、資金流、物質流等在一定時空范圍內自由匹配的結果，而傳統交易活動因地理空間分割、權力范圍、組織邊界等，形成了“中心化”交易范圍圈，而區塊鏈的分布式網絡結構會打破傳統交易圈，實現更廣范圍內的市場要素配置，這就使政府監管內容隨之改變。例如，區塊鏈解決了跨境支付難題，但也帶來非法洗錢等新監管挑戰。其次，監管工具創新。區塊鏈會塑造出一種新的自我維持秩序的電子商務生態系統，而弱化政府“中心化”的市場秩序維持方式，它需要更多的適合“比特世界”規則的監管工具，而不僅是基于物理空間的傳統法律法規。最后，監管能力強化。基于區塊鏈的交易，建立在智能合約基礎上，即交易雙方一旦達成智能合約，計算機程序就會“不反悔、不可篡改”地自動執行合約，會形成“代碼即法律”的新型交易規則。而如何保持代碼本身的公平正義性，就成為市場監管的巨大挑戰，這要求政府部門有更強的技術能力，去實現這種監管。

(三) 公共服務創新

區塊鏈促使公共服務模式從“政府供給為中心”向“公眾需求為中心”轉變。一方面，區塊鏈消除“數據孤島”，重塑科層組織流程，實現“直面公眾的一站式服務”。例如，愛沙尼亞政府通過區塊鏈技術，將出生證、護照、結婚證、死亡證明、駕照、醫療卡、地契、身份證、商業登記、納稅情況、就業情況、學校成績等分散于多個政府部分的數據統一整合，提供“多證合一”的“一站式服務”。佛山禪城區正是利用區塊鏈技術打破了“層級間、部門間、條塊間、區域間、平臺間”的“數據孤島”，實現“一門式”服務。浙江、陜西、貴州、上海等地也通過區塊鏈技術，推進組織底層數據融通共享，簡化政府辦事流程，實現“一站式服務”。另一方面，區塊鏈實現公眾個性化公共服務需求。例如，區塊鏈在愛沙尼亞等國的應用，不再要求公眾去適應統一化政府標準，而是政府根據公眾個性化特征( 如收入、資產、年齡、住房、身份、消費等) ，提供個性化公共服務。從全球范圍看，區塊鏈在教育、醫療、慈善、基礎設施管理、社會保障、住房管理、應急服務等多領域，推動公共服務模式從“政府供給為中心”向“公眾需求為中心”轉變。

（四) 政府數據治理體系創新

傳統互聯網的“數據孤島”和“碎片化分割”使政府數據治理難以發揮整體性優勢，而區塊鏈將激發這種整體性潛能。以中國數據治理體系建設歷程為例，20 世紀 80 年代，微機和數據庫的應用開啟了中國政府“辦公自動化”和“信息中心建設”序幕; 90 年代，“三金工程”( 金橋、金關、金卡) 使中國政府開始大規模信息化建設; 21 世紀前十年，“一站、兩網、四庫、十二金”工程構建起中國數據治理體系的基本架構。然而，這個龐大的政府數據治理體系面臨嚴重的“碎片化問題”，條塊部門間因利益、權力、標準等不統一，重復性業務難以精簡，整體性功能創新潛能難以釋放。區塊鏈從技術底層打破“數據孤島”，促使統一、開放、安全的數據治理體系逐步形成。具言之，在組織架構層面，政府中的數據治理部門逐漸成為權力最大、影響最廣、最有權威性的部門之一; 在功能運行層面，政府數據治理體系逐漸成為政府日常運作的核心基礎設施，甚至成為整個社會治理的關鍵性技術系統; 在行為主體層面，政府數據治理體系逐步成為基層官僚、高層領導、企業、公眾、非正式組織、網民群體、社會團體等多方治理主體交流互動的基礎性平臺。

(五) 社會征信體系創新

區塊鏈對社會征信體系產生深遠影響。首先，促進社會信用資源的整合。我國社會信用資源(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數據) 長期“碎片化”地分散于各部門，公安、社保、教育、醫療等各有一部分自然人數據; 工商、質檢、稅務、環保、消防、食藥監等各有一部分法人數據; 銀行、通信、電商、證券等各行各業，在某些方面都已累積大量數據，但是，“數據孤島”效應使社會信用資源難以發揮整體性優勢。區塊鏈將促使跨部門、跨行業、跨區域的社會信用資源整合。其次，推進信息共享平臺和失信懲戒機制的建立。2014 年，國務院發布《社會信用體系建 設規劃綱要 ( 2014—2020 年) 》。2015 年，“信用中國”網站上線運行，搭建起第一個全國范圍內的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和各省、市、縣政府的相應信用信息共享網站，以及部門間的聯合懲戒機制。在此過程中，區塊鏈起到了技術支撐作用，而隨著區塊鏈技術的進一步完善，它將在全國統一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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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區塊鏈創新政府治理體系的限度與挑戰

（一) 價值倫理的挑戰

區塊鏈的去中心化或弱中心化，雖然能夠克服官僚組織層級多、信息傳遞慢等弊病，有助于建立緊湊型、扁平化組織，但會對傳統政府運行的基本倫理價值造成沖擊。首先，區塊鏈帶來了何種價值? 傳統社會嚴格建立在以政府為中心的等級化結構中，政府擁有最高權威，對社會整體負責，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但是，當政府被“嵌入”到區塊鏈的分布式結構中后，政府權威同無數個體、企業一樣被“削平”，那政府還要不要對社會整體負責? 其目標還是不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政府的責任邊界和目標追求又應該如何界定? 其次，區塊鏈保障了誰的價值? 去中心化的結構中，所有參與者的話語權是平等的嗎? 如果不是，那會優先保障誰的價值? 公民還是用戶? 數據生產者、數據管理者，甚至是擁有技術能力的數據管理者? 他們會不會為了攫取網絡的控制權而相互沖突? 以上問題均由區塊鏈技術引起，卻不是該技術所能解決的。

(二) 技術賦能的限度

迷信于區塊鏈的影響，就會陷入技術決定論的困境，因為技術賦能是有限度的，它離不開社會制度和對人類行 為的制約。萊維特 · 哈羅德( Leavitt Harold) 最早對技術決定論提出質疑，他認為社會因素對技術有重要影響，技術與組織結構、組織成員、組織任務是相互影響和制約的.史蒂夫·巴利( Stephen Barley) 認為，技術往往只是導致組織變化的“誘因”或“觸發機制”，真正起作用的是社會制度。韋伯·比克 ( Wiebe Bijker) 等認為，社會群體賦予技術以特殊意義，任何組織或團體決定是否用，以及怎樣用一項技術，取決于它們的需求以及它們根據環境變化而采取的策略。一方面，區塊鏈作為具有顛覆性意義的技術革新，必然與傳統治理結構( 官僚制、功績制、國家自主性) 和治理能力( 強制性、滲透性)體系發生沖突。如何處理這些沖突、促進兩者之間的默契配合，成為區塊鏈技術應用的挑戰。另一方面，區塊鏈剛誕生不久，技術本身尚不成熟，其保密性、高耗能、搭便車、低效率等問題，對區塊鏈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挑戰。

（三) 資本角色的局限

區塊鏈技術的創新和應用是由大企業推動的，所以，當區塊鏈技術被大規模應用于政府、并引起政府治理模式變革時，私人治理與公共管理的根本邏輯將發生潛在沖突。私人管理的合法性源自產權的讓渡，追求的是私人利潤最大化; 而公共管理的合法性來源于人民主權的讓渡，追求的是公 共 利 益 最 大 化。正如登哈特夫婦 ( Janet Denhardt and Robert Denhardt) 所言，“公民并非顧客，政府也非公司，將資本運作的邏輯，照搬到政府中，會對民主、憲政等基本公共行政規范造成損害。”所以，如何在引入區塊鏈技術的時候，實現對資本的有效控制，防止公共利益被局部利益或私人利益俘獲，成為區塊鏈發展面臨的又一挑戰。

五

結論

技術首先是一種工具，其次是一種知識，更深層的是一種行為約束邊界。作為新科技革命發生的主戰場和生力軍，信息通信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廣度，影響著微觀個體和宏觀社會運作，塑造著國家治理新情景、新模式和新動力，也成為政府治理生態變革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區塊鏈技術是對傳統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顛覆式”創新，它以“分布式存儲”“智能合約”“鏈上治理”等一系列技術革新，克服了傳統互聯網的“信息孤島”和“數據確權”難題。與現有研究多局限于探討區塊鏈的微觀技術變遷不同，本研究著重探討了區塊鏈帶來的技術范式革新本質，及其對政府治理結構與模式的沖擊。在政府治理結構層面，區塊鏈通過技術賦權重塑政府、市場、社會邊界和運行機理，推動智能化社會治理格局形成。在政府治理模式層面，區塊鏈推動政府宏觀調控、經濟性和社會性監管、公共服務供給、社會治理體系、社會征信體系等諸多領域的創新。當然，區塊鏈對政府治理體系的創新也存在著限度和挑戰，包括價值倫理的挑戰、技術賦能的限度和資本角色的局限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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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師姐 李立 老魚 武晴朝 辛欣然 阿虎 葦間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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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論文丨 趙金旭 孟天廣：技術賦能：區塊鏈如何重塑治理結構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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