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維蘇威火山爆發(fā)，蓋烏斯·普林尼·塞孔都斯（又稱老普林尼）只身前往火山活動地區(qū)，因火山噴出的含硫氣體而中毒身亡。這位羅馬帝國最著名的博物學家，終生未娶，卻留下千古名作《自然史》，他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把全球已知存在的每一件事都做一般的說明”，以便更好地為現(xiàn)實服務。后來的人們在評價老普林尼時，說他更像一個博學者，而不像一個哲學家。

長久以來，西方學者將哲學的起源牢牢地釘上了希臘的烙印。隨著埋藏于中東黃沙一塊塊黏土泥板的問世，其上的楔形文字記錄著一段段比希臘歷史還要悠遠的故事，學者們開始重新整理頭緒，哲學、文學、藝術、科學等人類精神財富的起源，似乎要更換一下門廳了，即：巴比倫。這是一個多么富有歷史感的名字，不同于埃及、希臘、羅馬這些名稱前加個“古”即指古代文明、不加即指現(xiàn)代地名，巴比倫惟有古代名字，它的現(xiàn)代地名叫伊拉克。巴比倫，承載著歷史的腳步，積淀了文明的精華，這既是一個地區(qū)名，指兩河流域的南部（與之相對的北部叫亞述），又指一座城市名，大致位于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附近，也可以指一段時期或者一個文明。巴比倫時期分為古巴比倫、中巴比倫和新巴比倫。古巴比倫有漢謨拉比法典，中巴比倫有阿卡德語盛行中東，新巴比倫有古代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的空中花園。巴比倫文明結束于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在此之后，巴比倫被波斯、希臘、羅馬、帕提亞、薩珊所統(tǒng)治，最后歸于阿拉伯文明。

比利時裔美國人馬克·范·德·米羅普的《希臘前的哲學：古代巴比倫對真理的追求》一書鮮明指出，哲學不是希臘人的發(fā)明專利。在希臘之前，哲學誕生于巴比倫。在愛德華·沃第爾·薩義德的《東方學》問世之前，巴比倫就被認為是東方，更確切地說是近東。不管近東、遠東還是中東，都屬于東方——“日出之地”，與西方——“日落之地”相對。哲學不是西方希臘人的發(fā)明，而是東方巴比倫人的孕育，說這句話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西方人。他們絕非妄自菲薄，亦非自慚形穢，而是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來贊譽巴比倫哲學。

巴比倫沒有出產(chǎn)如泰勒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般的哲學偉人，也沒有產(chǎn)出成套的、完整的哲學體系，而是通過詞表、占卜、法典這三個看似毫無相干、實則緊密相連的書寫實踐，示范了巴比倫人如何去認識，以及認識什么，揭示了什么才是巴比倫人所思考的內(nèi)容，即巴比倫的認識論。

詞表：先于“現(xiàn)實”的書寫

作為古希臘文明的傳承，現(xiàn)代西方學界將書面詞匯看作次于現(xiàn)實的，或者現(xiàn)實的次要方面。在柏拉圖的對話體著作《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公開譴責書寫是“外部標記”，不能通往知識，只能使讀者回想已知的事情。就希臘人而言，書寫不是創(chuàng)造的實踐，只是模擬的過程。在西方，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盧梭、勞倫斯、列維-施特勞斯，都把書寫貶低為對言語的低級復制。二十世紀后期，雅克·德里達打破了書寫與言語之間的對立，主張書寫要比言語更為重要。

與西方希臘人不同，東方巴比倫人將書寫看得尤為重要。之所以抬高書寫，這與巴比倫人作為世界最早文字發(fā)明者的身份密不可分，這種文字被稱為楔形文字，因形狀如楔子，故名。除巴比倫使用楔形文字外，周邊地區(qū)如伊朗、敘利亞、小亞細亞的人們也借用楔形文字來記錄各自語言，使楔形文字成為上古西亞最主要的文字系統(tǒng)。

巴比倫人不僅發(fā)明了楔形文字，也很會“玩弄”楔形文字，他們的第一個玩法是創(chuàng)制詞表。詞表產(chǎn)生的時間幾乎與楔形文字發(fā)明的時間一致，大約是公元前三二零零年；亦或者說，在巴比倫人發(fā)明楔形文字之時，最早的書寫類型就包括詞表。巴比倫詞表類似于今天的詞典，卻又不同于詞典。現(xiàn)代詞典只是按照字母順序排列，這種結構乏味且缺少想象力。羅蘭·巴特把詞典比作詩體的，既是“名詞可以沒有冠詞存在的地方，又簡化為一種零度，包孕所有過去與未來的規(guī)范”。巴比倫詞表，則是一種藝術形式。掌握詞表的人，屬于知識分子階層，在當時社會占據(jù)少數(shù)，他們同大多數(shù)不識字的普通大眾天然地劃清了界線。而且，這門技巧或者說職業(yè)還可以世襲。

楔形文字詞表泥板

巴比倫的詞表編纂是一種科學的實踐活動，意在促進對現(xiàn)實世界的理解。巴比倫人并沒有把文字和言語捆縛在一起，而是給予文字自主性和靈活性。他們著手創(chuàng)造詞表，注重這些書面詞匯之間的相似性。這一創(chuàng)造過程，使無限擴充詞表成為可能：新詞被發(fā)明，新的意思被添加，新的讀音被提及，詞表為其他文本著者和讀者提供了延伸其工作范圍的工具。他們不僅記錄詞匯，而且還意在闡明單詞與其所指稱的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

巴比倫的詞表創(chuàng)作在古代世界是獨一無二的，構成了巴比倫思想的基礎，也是巴比倫哲學的基本原則。詞表創(chuàng)作是一項龐大的工程，持續(xù)了數(shù)千年。在巴比倫及其周邊，詞表對任何遇到過楔形文字的人都產(chǎn)生了思維上的影響。詞表用于教育，學生反復不斷地抄寫詞表——重復成為教育的基礎，在每個學習者思想中根植書寫重要性的概念。詞表還是圖書館藏品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巴比倫人保存蘇美爾和阿卡德智慧的見證，是亞述和巴比倫不可或缺的知識寶庫。

詞表不是現(xiàn)實的產(chǎn)物，而是對書寫詞匯的研究。然而，詞條卻源于日常生活的現(xiàn)實。要么專注于詞（les mots），要么專注于物（les choses），這與福柯的《詞與物》異曲同工，反映的是一種生活方式和世界觀。巴比倫的詞表實踐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嚴謹且有理性思維的，并且是先于現(xiàn)實的書寫。

巴比倫人有兩類處理裁決的文本，一類是神的裁決，另一類是人的裁決，采用相同的書寫方式：“如果X發(fā)生，那么Y將接著發(fā)生。”前者稱為占卜，后者叫作法典。

占卜：諸神密碼的“解讀者”

公元前一世紀，羅馬演說家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的《論占卜》（De Divinatione）第一卷開頭寫道：

有一個古老的信仰從神話時代流傳下來，并由羅馬人和所有民族所普遍認同而被確立下來，這一信仰是，在人們之中存在著某種占卜；希臘人稱之為 mantiké，即預見的能力和對未來事件的認知。這是一件極好的且有幫助的事情，因為它意味著人類可能十分接近于諸神的力量。而且，正如我們羅馬人已經(jīng)做的許多其他事情要優(yōu)于希臘人，我們在給這個最特別的禮物起名字方面也要優(yōu)于希臘人，我們起的名字源于單詞divi“諸神”，然而根據(jù)柏拉圖的解釋，希臘人起的名字則源于單詞furor，意為“狂亂”。

古典希臘和羅馬時期，人們把吹牛者戲稱為迦勒底人（巴比倫人的另一稱呼）。他們不認可巴比倫的占卜術，卻尊崇巴比倫的數(shù)理天文學，故而想把巴比倫人創(chuàng)造的這兩門學問隔開，他們殊不知，二者屬于共同的思想體系。

在以神為中心的巴比倫世界觀，神知道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而人只知道現(xiàn)在和部分的過去。不過，神有意告知人將來會發(fā)生什么，并且愿意改變未來。占卜師的任務就是解釋神留在各地的痕跡，亦稱預兆。

最早的占卜文獻產(chǎn)生于公元前二千年以后，準確些說是公元前十九世紀后期。這一時期出現(xiàn)占卜的原因，同公元前十九世紀至前十八世紀動蕩不安的政治和軍事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國王不再自稱為神，自然也就失去了神的能力，只能求教于神的代言人——占卜師，通過預測吉兇來決定軍事行動。占卜是一個龐大的產(chǎn)業(yè)，占卜師作為自由職業(yè)者，通過預測未來向問詢者收取費用，以此謀生。國王的占卜最多，且不用付錢。除了占卜師，還有書吏、臟卜師、驅魔師、醫(yī)生、哀歌手也可以解釋神諭。巴比倫人認為，神的慍怒是所有疾病的原因。驅魔師確信神可以去除疾病，并通過儀式治愈疾病，而他的同僚醫(yī)生則更愿意通過提取植物和礦物來醫(yī)治疾病。

占卜是神與占卜師之間的交流。占卜師和神見面的地方被稱為“真理之地”，即阿卡德語qaqqar kitti，占卜師要定期真誠地祈求神。通過與神分享真理，占卜師變得和神一樣知識淵博，遠超普通人的能力。正如荷馬描述占卜師卡爾卡斯時所說的那樣，他們“知道當前、將來和過去的一切事情”。 （《伊利亞特》第1卷第70行）

神的信息需要解釋，詮釋學提供了解釋的工具。在現(xiàn)代，詮釋學已經(jīng)從對文本的理解發(fā)展到對現(xiàn)實的理解，巴比倫的占卜師不是先目睹現(xiàn)實中的跡象，然后再試圖發(fā)現(xiàn)文本中的對應物，而是先知道文本的內(nèi)容，然后再試圖發(fā)現(xiàn)它們在現(xiàn)實中的元素。讓·博泰羅注意到：“根據(jù)純粹觀察的知識，后驗的占卜以偶然不可預知的個別事例作為開端，演變成為一門先驗的知識。”他稱此為科學精神的誕生。

公元前二千紀末，巴比倫學者埃薩吉爾金阿普里將預兆文獻匯編為標準版本《薩基庫》，并且將其用于教學，這些文本出土于阿淑爾巴尼帕圖書館。埃薩吉爾金阿普里是大洪水之后的九位賢哲之一，他的世系可以追溯到大洪水之前的時代。公元前一千紀，天文占卜發(fā)展成為能夠精準預測的數(shù)理天文學。有兩個創(chuàng)新之處，一個是黃道帶的發(fā)明，另一個是星象學的創(chuàng)立。作為一門復合學科，數(shù)理天文學根植于巴比倫的天文占卜和數(shù)學。巴比倫人因此在古代世界享有聲譽，他們是最偉大的天文學家，他們對這門學科的貢獻對于后世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

《薩基庫》（片段）

深奧難測的楔形文字書寫，及其一符多義的高超知識，能夠掌握者寥寥無幾，且多為父傳子繼，而對于后來的希臘人而言更是“天書”。難怪狄奧多羅斯在其《歷史集成》中對巴比倫人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

他們在所有這些事情上所接受的訓練，和亦有這種實踐的希臘人接受的訓練不同，因為迦勒底人在家族內(nèi)繼承哲學。兒子從父親那里接受哲學，以這種方式免除國內(nèi)其他所有的服役。因此，他們將父母視為老師，他們不僅心甘情愿地被教授一切，同時還以更堅定的信念來聽從老師們的訓誡。此外，由于他們自兒童時就以這種教育方式被撫養(yǎng)，所以他們在其中獲得了很好的技能，既是因為在年輕時得以從容地學習，又是因為大量的時間被投入到這種學習中。

這一跨越七個世紀之久的學術計劃在世界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老普林尼曾言道：“一流權威艾庇肯說，巴比倫人將天文觀測記在燒制的磚上長達七百三十年之久。”在波斯、希臘、羅馬、帕提亞時期，巴比倫的學術活動依然繼續(xù)。烏魯克各個家族在波斯和希臘統(tǒng)治時期十分活躍，甚至可能在外國君主的支持下，作為傳統(tǒng)學問的守護者而得到繁榮。

法典：社會公正的“公文簿”

在美國國會大廈眾議院會議廳走廊的入口上方，坐落著二十三尊大理石浮雕半身像，這些人物都是“因其確立了奠定美國法律的基本原則而著名的歷史人物”。其中十一尊雕像面向右，十一尊面向左，居中的一尊雕像是《圣經(jīng)》中立法者摩西的正面像。摩西的右邊是漢謨拉比，其雕像解釋如下：“（約公元前一七九二至前一七五零年在位）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法典》的作者，該法典在法律史上被公認為現(xiàn)存最早的法典之一。”古代巴比倫具有悠久的法律傳統(tǒng)，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法典是《烏爾那馬法典》，制定于公元前三千紀晚期的烏爾第三王朝。國王烏爾那馬宣稱，他在自己的國度建立了公正。在法典結尾處有一個后記，更像是一個警告，以神的懲罰來威脅那些破壞法律的人。這樣的格式被后來的巴比倫人所沿襲。

漢謨拉比法典石碑

蘇美爾語書寫的《烏爾那馬法典》之后三個世紀，另一部偉大的法典誕生了，它是用阿卡德語書寫的，頒布者為古巴比倫王國的第六位國王、也是完成巴比倫統(tǒng)一的偉人——漢謨拉比，故名《漢謨拉比法典》。這部法典標志著數(shù)個世紀以來巴比倫法典發(fā)展的頂峰。

漢謨拉比國王戎馬一生，歷經(jīng)四十余年統(tǒng)治，通過對內(nèi)休養(yǎng)生息、發(fā)展民生，對外“遠交近攻”、武力征服，陸續(xù)征服埃蘭、拉爾薩、亞述、埃什努那、馬里等強國，統(tǒng)一兩河流域，將巴比倫從一個很不起眼的小邦，發(fā)展成為一個“從上海（地中海）到下海（波斯灣）的大帝國”。為了標榜自己的豐功偉績，也為了讓自己的基業(yè)流芳百世，讓自己建立的帝國永世萬年，漢謨拉比借助巴比倫公正之神、太陽神沙馬什的神威，極力宣揚自己是社會公正之王（阿卡德語：s?ar mi?s?arim），體現(xiàn)其作為公正之神沙馬什在人間的代言人，為任何“蒙冤的人”昭雪，他在法典后記中說：

被冤枉的人如果有話要說，就讓他來到我的雕像“公正之王”的面前，讓我的碑銘上的文字對他讀出。讓他傾聽我說過的話。讓我的石碑為他闡明有關律條。讓他看到對他的裁決，讓他安下心來說：“漢謨拉比……為人們永久地帶來幸福，使國家有公正可依。”（《漢謨拉比法典》第48欄第3-38條）

漢謨拉比命人將法典刻在若干塊紀念石碑上，立于巴比倫的各個神廟中，以供人們參詳、紀念。公元前一五九五年，古巴比倫王國被赫梯人所滅，加喜特人乘機進入巴比倫，建立加喜特巴比倫王朝，亦稱中巴比倫時期。公元前一一五五年，埃蘭國王舒特盧克那渾特洗劫巴比倫，將大量紀念碑作為戰(zhàn)利品帶回首都蘇薩，其中包括一塊漢謨拉比法典石碑。公元前六四七年，亞述國王阿淑爾巴尼帕洗劫蘇薩，卻未能將漢謨拉比法典石碑迎回。公元前五三九年，波斯人滅亡新巴比倫，書吏在蘇薩有幸見到了這塊漢謨拉比法典石碑，可以想象當時亡國奴見到故國之物的復雜心情。

時間來到公元一九零二年，一支由法國和伊朗聯(lián)合組成的考古隊，在伊朗境內(nèi)的蘇薩發(fā)掘古波斯遺址時，意外發(fā)掘出了這塊漢謨拉比法典石碑，通過后來的解讀，還原了這塊歷經(jīng)千余年的“石碑流浪史”。這塊石碑沒有回到它的故鄉(xiāng)伊拉克，而是被法國人帶到了盧浮宮，成為該館十分重要的收藏品，供世人瞻仰。

這部法典不僅是國王公正的確認，還是國王智慧的杰作。它是一種認識論工具，通過智慧洞探真理。公正與智慧密切相關，這與后來柏拉圖《理想國》中提出的觀點不謀而合。漢謨拉比提到，沿著真理之路并且以正確的行為準則來管理國家；而柏拉圖也鼓吹，有智慧的哲人王以公正的方式進行統(tǒng)治。

公元前七世紀，亞述國王阿淑爾巴尼帕的一位詩人在贊美太陽神沙馬什的詩歌開頭曰：

偉大神靈之光，宇宙的光輝照明者，高貴的法官，天上與人間的牧羊人，仿佛它們是您用您的光芒探索世界的楔形文字符號！您不知疲倦地占卜，日復一日地為天地萬物做出裁決。

這幾行文字神奇地將巴比倫的三種學問并列在一起：沙馬什是法官（法律）、解讀者（詞表）和占卜師（占卜）。在巴比倫，這三種學術是詮釋學的運用，這種探究具有本體論的特征。

在巴比倫人心目中，文本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理解文本的規(guī)則是理解現(xiàn)實的基礎。政治權力的變遷并沒有中斷巴比倫哲學，后來的波斯人、希臘人和帕提亞人都保護了巴比倫哲學研究。在希臘，知識分子必須要靠自己謀生，尋找付費學生來維持生計。然而，在希臘化時代，這種情況發(fā)生了改變，宮廷開始資助學術活動。誠如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的羨慕言辭，“由于神廟的支持，迦勒底人（巴比倫人）可以用畢生精力來探討哲學。”

公元前三世紀初，生活在希臘化時代的巴比倫祭司貝羅索斯，寫下了一部關于巴比倫歷史的名作《巴比倫尼亞志》，他把此書獻給了塞琉古國王安條克一世，該書采用了希臘的歷史民族志編寫方式，卻根植于巴比倫早期的歷史與神話作品，意在闡述巴比倫古老文化的偉大。他的這一舉動更像是無奈之舉，因為當時希臘人雖然不反對巴比倫文化，卻也對此不屑一顧，表現(xiàn)不冷不熱，他們根本不懂楔形文字。

貝羅索斯辭世約三百年后，老普林尼將巴比倫描述為一座被遺棄的城市，只剩下了朱庇特·柏羅斯（Jupiter Belus）——即巴比倫的馬爾杜克神——“天文學領域的第一個發(fā)明者”的神廟。今天已知最后一塊有明確年代的楔形文字泥板是關于預測天文現(xiàn)象的歷書，寫于公元七十九年。在這一年，老普林尼死于那不勒斯灣。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后期資助項目“古代兩河流域政治婚姻史研究”（19JHQ054）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