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建校110周年，卓越的校長有兩位：其一梅貽琦，其二蔣南翔。梅貽琦之于清華，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他是清華的“直接留美生”，在校史上又稱為“史前生”，即在清華學堂1911年4月26日成立前庚款留美。

1909年6月，清政府外務部在北京史家胡同組建游美學務處；8月招考首批“直接留美生”，考生630名、錄取47名，梅貽琦列第六名。他是清華大學任期最長（含北京清華17年、寓美和新竹清華14年）的校長，經常用“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梅貽琦《抗戰期中之清華（二續）》）表達對清華的眷戀和愛護。

陳岱孫在為《梅貽琦先生紀念集》所作的序言中，稱梅貽琦“一生的業績和清華大學是結合在一起的”。清華人也尊稱這位可信、可親、可敬的校長為“永遠的校長”、“終身的校長”。“大家公認，清華能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追上北大，同為中國最高學府，梅校長是數一數二的功臣。”（柳無忌《張、梅兩校長印象記》）

梅貽琦

處置聞一多遇刺后事

清華和西南聯大是國共兩黨爭奪青年、爭奪人才、爭奪意識形態的主戰場之一，梅貽琦看得透徹，也清楚誰做校長都為難。據其日記，1945年10月28日，他應章廷謙之邀，與傅斯年、楊振聲、樊際昌、錢穆、周炳琳、湯用彤等北大教授午餐后，談及時局與學校將來，一語中的：“國共問題不得解決，則校內師生意見更將分歧，而負責者欲于此情況中維持局面，實大難事。”“深盼短期內得有解決，否則匪但數月之內，數年之內將無真正教育可言也！”

梅貽琦對民主斗士聞一多的“過激”言論并不認同，在日記中頗有微詞。例如，1945年11月5日晚六點，梅貽琦在潘光旦家，與聞一多、聞家駟兄弟以及曾昭倫、吳晗、傅斯年、楊振聲等名士餐敘，大家豪飲九斤多酒，飯后暢談政局和校務至深夜十二點。他在日記中吐露心聲：“余對政治無深研究，于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于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

又如，1945年12月14日記載，“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

再如，1946年4月14日，清華、北大、南開即將各自復校，昆明聯大校友會召開“話別會”。梅貽琦在日記中說：“會中由聞一多開謾罵之端，起而繼之者亦即把持該會者，對于學校大肆批評，對于教授橫加侮辱。”“民主自由之意義被此輩玷污矣。然學校之將來更可慮也。”次日，清華資深教授馬約翰來梅宅，談及14日校友話別會的情形，“極為氣憤”。

1944年11月29日下午，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知識青年從軍動員會上即席發言，從青年的角度引導“現在我們在政治上受壓迫，說話也沒有人聽，這是因為我們手里沒有槍”，認為“必須對軍隊加以改造，而這個任務已落在了青年人身上”。聞一多之子聞黎明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青年遠征軍》中評論，“聞一多的即席發言，表現了他政治幼稚的一面。”

1944年，國民政府暗示西南聯大解聘聞一多等數名進步教授，梅貽琦從未理睬，更不執行。而聞一多遇刺后，他迅速采取系列應急措施，展示出極高的智商、情商與政商。

查閱梅貽琦相關日記，1946年7月11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委李公樸遇刺后，他只是在次日一筆帶過，“光旦遲來，始悉李公樸昨晚在學院坡被暗殺消息。”而7月16日下午5點多，潘光旦夫人跑入告知清華教授、聯大教授聞一多被槍殺、其子重傷的消息，他盡管“驚愕不知所謂”，還是迅速作出四項決定：

一、馬上派遣庶務科主任趙世昌前往聞家照料；二、派聯大訓導長查良釗前往警備司令部，用意當然是打聽消息，并要其注意其他教授的安全；三、當晚發緊急電報告教育部；四、當晚分別致公函給法院、警備司令部、警察局。忙到次日凌晨1點余才睡。在日記中譴責刺殺聞一多的主兇，“察其當時情形，以多人圍擊，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陰謀，殊使人痛惜而更為來日懼爾。”

次日，他有條不紊繼續采取多項行動：一、上午與夫人韓詠華往云大醫院探望聞一多夫人及子聞立鶴傷勢；二、中午去警備司令部拜訪總司令霍揆彰，可惜沒遇上，留下名片；三、李公樸、聞一多接連被特務政治謀殺，聯大教授尤其是左派教授人人自危，他下午提議大家聚居一處以便保護；四、下午四點成立聞教授喪葬撫恤委員會；五、下午六點多又往美駐昆明領事館，探望潘光旦夫婦、張奚若。

潘光旦夫婦是15日深夜十二點，由美領館副領事Roser和兩美軍以吉普車接入美領館避禍。梅貽琦與Roser交談后獲悉，美領館已住有十七八人，還包括費孝通一家。7月17日，他安排趙世昌購買米、面、糖、茶、火腿、黑大頭（按：云南特產蔬菜）、毛巾等食品和生活用品，送到美領館，給避禍的教授及其家屬們使用。下午聯大常委會開會前，他帶領全體常委前往云大醫院，視聞一多入殮。

7月24日下午，梅貽琦主持聞一多追悼會，并主祭。7月30日下午，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云南省府大客廳約各界百余人茶敘，云南省主席盧漢、警備總司令霍揆彰、黨部主任委員鄧飛黃等地方政要先后發言，梅貽琦認為不痛不癢，“言詞多無大意味。余覺不能不說”，公開為遇刺的聞一多聲張正義：“要求早日使此案破獲而將兇犯盡法懲辦，及向各位對聞之死表示慰問者及軍警當局為同人安全多所布置者，表示謝意。”

聞一多

保護左派教授

辦高等教育不僅躲不過、繞不過政界大咖，反而需要主動接近爭取更多資源，為大學和師生謀取更多的正當權益。張伯苓、胡適、傅斯年、竺可楨任大學校長如此，梅貽琦任大學校長也如此，他與蔣介石關系雖不如張、胡、傅、竺這么親近，但也有多次互動。

1945年9月20日，全國教育善后復員會議在重慶召開，梅貽琦在預備會議上被推任為副議長。五天后，蔣介石在軍委大禮堂宴請，“余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與談話。”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國慶節，蔣介石只邀請清華校長梅貽琦與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兩人，至官邸午飯，梅“到后始知更無他客，飯前后談及者為教育復員問題及共黨問題”。（《梅貽琦日記》，1945年9月25日、10月10日）

1946年，蔣介石下手諭，要求清華復校后整頓學風、恢復學術研究風氣。6月14日，梅貽琦、光華大學校長朱經農至教育部，與主任秘書翟毅夫商討落實事項，提議實現二事：“1、生活安定；2、研究設備充實，然后學術風氣自必恢復。”

1946年6月25日下午，蔣介石在官邸會見梅貽琦和教育部長朱家驊。蔣問：“復校計劃何如？”梅答：“暫定雙十節開學。”蔣又問：“下（學）年校中辦法如何？”梅既扣準蔣手諭的兩個指示，報告自己的落實設想：“仍當注重學術研究風氣之恢復，倘使教授們生活得安定，研究設備得充實，則研究工作定更有進展。”

更為精彩的是，梅貽琦借此良機，直接向最高領導人淡化清華左派教授的作用，減輕蔣的疑慮，“清華教授中近有少數言論行動實有不當，但多數同人深不以為然，將來由同人自相規勸糾正，諒不致有多大（不好）影響。”解決方法是學術自由、大學自主，潛臺詞是反對政治干預，“此數人以往在學術上頗有成績，最近之舉動當系一時之沖動，故極希望能于（同人）規勸之中使其自行覺悟，則其后來結果必更好。”

梅貽琦沒有在蔣介石面前點出清華左派教授們名字，但雙方都心知肚明，當時三四位清華教授鮮明的反政府、反國民黨立場眾所周知。四個多月前，教育部長朱家驊與他會談時，“對于張、聞、潘等之舉動謂殊于清華不利，實善意之警告也。”（《梅貽琦日記》，1946年2月17日）其中所指三人，即張奚若、聞一多、潘光旦；還有一人未點名，就是吳晗。朱家驊點名這三人，蔣介石當然也清楚。

梅貽琦對張奚若的政治立場頗不認同，但不干預其言論自由，只是在1946年3月3日的日記中記載：“于《學生報》見奚若談話一段，其主觀實太強，而于批評同人之處，尤為欠妥。其肝氣近來似更盛矣。”梅祖彥在《西南聯大與梅貽琦校長》中評論，“父親深知在知識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愛國心，又有強烈追求學問的愿望。應該說，對知識分子心態了解之深，當時少有如他的人。”

梅貽琦還向蔣介石解釋若干教授激進的原委，“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屬眾多或時有病人，生活特困難，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為在外兼事，于是愁悶積于胸中，一時發泄，火氣更大。”關鍵是定性為生活（經濟）問題，而非政治問題！蔣認同梅的觀點，“點首曰，生活問題實甚重要。”朱家驊現場趁熱打鐵，“乘機提教員待遇及經費應增高等問題。”

“酒圣”社交

竺可楨日記多述公務，且詳盡；梅貽琦日記多述私誼，且簡約。梅夫人說丈夫“一生不喜以詩文抒發感情，只是做做演講，因此留下文字很少”。（韓詠華《同甘共苦40年──記我所了解的梅貽琦》）毋庸諱言，梅貽琦在西南聯大時期的日記，繁忙公務少記、少評，大量篇幅是飲酒、吃飯。

1939年，梅貽琦全家照

他好酒，酒量極佳，酒品極好，且有貪杯之嫌。多次喝酒過猛而醉，自責“以后應力戒，少飲”，（《梅貽琦日記》，1945年10月14日）仍然一飲再飲。

僅以其1941年日記為例，據他本人的確鑿記載，至少十次喝酒過量，甚至有當場失態嘔吐，感覺慚愧。1月11日，宴請云南建設廳張廳長夫婦等共三桌，“大家酒興頗好，共飲三十斤，多數皆有醉意。余返利煙村后，亦即睡下矣。”以梅貽琦的海量和主人身份，女性賓客喝酒相對男性也更少，他當晚所喝的酒肯定超過人均一斤，回去即睡，顯然也是已有醉意的“多數”之一。

3月10日，“早起微覺不適，蓋昨晚飲酒稍多矣。”3月30日晚，他為方鉅成證婚喝過一場，又趕第二場陶孟和宴請，敬酒一圈，喝得太急，“竟有醉意，歸房即吐，未解衣上床睡去矣。”5月23日，與清華校友夜宴，“連飲廿杯，而酒質似非甚佳，漸覺暈醉矣”，“十點左右由寶弟（按：胞弟梅貽寶）等將扶歸來，頗為愧悔”。6月28日，拜訪位于李莊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代所長董作賓家晚飯，“飲酒稍多，更覺悶熱，汗出如漿”，“余顯有醉態矣”。

7月18日，參觀川大后出席清華校友午宴，“飲大曲十余杯”，“恐余亦微醉矣”。7月25日晚，在成都赴鄧敬康、王孟甫飯約，與朱自清等“強飲約廿杯，微有醉意矣”。8月4日，在劉鴻萬家晚宴飲大曲，飯后打了一圈麻將，“在堂屋坐椅上竟睡去，蓋亦有幾分酒意矣”。8月11日，午餐“飲大曲，酒杯頗大，五杯之后若不自勝矣，臨行竟嘔吐”。12月6日，在云南省黨部“飲升酒五六大杯，席未終竟頹然醉矣，慚愧之至”。

梅貽琦還是個十足的吃貨，嘴很刁，見多識廣，稱得上是美食家。僅以其1946年日記為例，1月3日，約李書華夫人、張奚若夫人、劉淑清夫人等便飯，“菜系自做，尚好，仍嫌稍多耳”；1月9日，鄧君請客，主婦“為湖南籍，頗善烹飪，但稍嫌太豐耳”；2月5日，杜聿明夫人請客，他評論“酒菜及同座皆無意味，但主人盛意至可感也”。

2月9日，戴芳瀾夫婦請客，他評論“菜甚多，惜欠精”；3月10日，范秉哲夫婦請客，他評論“西餐甚佳，惜太多。酒亦好，惜太甜”；6月19日，楊振聲請客，他評論“菜為閩味，陳廚所做，頗精美”；6月27日，戰地服務團少將主任黃仁霖請客，他評論“菜頗豐盛，且有酒”。

7月4日，國民外交協會請客，他評論“西餐食時乏味”；9月13日，與清華校產保管委員會陳岱孫、施嘉煬、畢正宣三人在燈草胡同14號陳宅，宴請胡適、傅斯年、楊振聲、湯用彤、鄭天挺等北大教授，“菜為陳宅女仆烹調，頗精美”；9月24日，與胡適夫婦、傅斯年夫婦、張伯駒等在傅宅便飯，“惜菜中魚、蝦、蟹皆不新鮮，客皆勉強終席。”

他是品酒大師，曾在日記中暗示主人宴請的酒，先好后次，以次充好。例如1942年12月17日，吳肖園夫婦請客，“三五杯后漸呈渾色，便未多飲，而最后一杯竟有燒酒味甚重，不堪問矣。主人不知飲也。”1943年7月9日，萬國賓請客，他在日記中記載“酒初飲頗好，數杯之后便不同矣”。

1947年4月，清華復校后首次校慶，也是校友返校節，在工字廳設宴款待校友。大家相互敬酒，忽然有人倡議，各年級依次向校長敬酒。每年級集團敬酒都要求干杯，不干不退，于是梅貽琦只好干了一杯又一杯。“席散后，自行邁步回家睡了一覺，起來繼續招待賓客，當晚參加同樂會，若無事然。”（梅貽寶《五月十九念“五哥”》）

梅貽琦如此好酒，首先是社交需求，中國是個人情社會，無酒不成宴。不僅與教育文化界同人聯誼，還需與政界、軍界、社會賢達、地方派系等維持良好潤滑，最簡單高效、最接地氣、最適合中國人的辦法就一個——喝酒。越是豪爽，越易交友。葉公超在《憶梅校長》文中就評論，梅先生“那種很輕易流露的豪氣，使他成為一個極理想的酒友”。

例如，1943年3月13日，云南省主席龍云宴請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陳誠，邀梅貽琦作陪。他獲悉母親去世僅9天，正處于守孝期，“不得不往，無黑布馬褂，改穿深色西裝、黑領結，孝服在今日殊不易講究也。”

他提議創辦清華服務社，賺錢后分紅，從而改善清華、西南聯大教師的收入和生活。為服務社運營事，他多次宴請公關。例如，1943年9月24日，宴請警備總司令盧漢、云南省政府四個廳長等，在日記中明言，“系為清華服務社請幫忙”。10月21日、1944年5月8日，兩次宴請美軍“SOS”軍需供給部隊上校Jordan等人。

其次，抗戰的日常生活實在太清苦，“在家食餃子（鍋貼），竟貪食太飽，頗不適”。（《梅貽琦日記》，1946年8月17日）有宴請、有美酒、有佳肴、有良友，既可讓他打打“牙祭”改善伙食，又可增進相互情誼，何樂而不為？

他喝酒還有個特點，有請常到，而且趕場，與胡適習慣只出席一次飯局不同。這必然導致他飲酒過量、過急。例如，1943年1月20日晚，他參加6點半陳立夫在教育部的宴請，7點余再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飯約；又如，8月11日晚，又趕兩場飯局，“未多飲，已覺微醉矣”；再如，1946年1月13日晚，飯約竟然有四起，他趕了清華庶務科主任趙世昌家、體育部主任馬約翰家、工學院院長施嘉煬家三場，心理系主任周先庚做東的飯局實在來不及去。

梅貽琦1941-1946年日記匯編出版時，其子梅祖彥有篇短文《寫在本書出版前的幾句話》，其中認為，父親“晚年得的中風病肯定是和飲酒過多有關”。梅貽琦還好為酒師，曾教北大陳雪屏教授怎樣喝酒。但最后下了結論，認為陳雪屏“不可教也”。（林從敏《追憶校長梅貽琦先生》）

梅貽琦喝酒名氣極響，酒品極好，甚至不少酒友稱其為“酒圣”。曾任“內政部長”、“教育部長”黃季陸就稱贊：“我所僅見的能飲而最具酒德的一人。他從不向人求飲，可是誰向他敬酒，無不有求必應，數量的多少完全由對方決定，從來不予拒絕。他酒量之大，飲酒態度之雍容有度，安詳而不任性，可以說得上是酒中的圣人！”

“酒圣”也醉，其中一次是被抗戰前即有“酒霸”之名的黃季陸鬧酒放倒。1960年秋的某個星期三晚，在陽明山“行政院長”陳誠官邸處聚餐，酒過數巡之后，陳誠特別拿出友人贈送的稀罕珍品——兩瓶拿破侖白蘭地酒。

陳誠、蔣夢麟、傅秉常略微品嘗，大部分由梅貽琦、黃季陸、袁守謙三人分享，黃鬧酒助興，梅飲得最多。結果散席時梅已醉不能行，竟不能站立向主人告辭，需黃扶著上車，到下車時更是爛醉如泥，需由清華臺北辦事處工友背到臥室。連夜電話請一位行醫的清華校友前來解酒，一直到深夜十二點后，才安靜熟睡。（黃季陸《酒杯邊的瑣憶──兼記梅貽琦先生飲酒的風度》）

黃季陸回憶這段往事，當時心情驚慌自責，擔心梅高齡過度飲酒出事；梅熟睡一夜后平安如常，隱約又有自得，“酒霸”親眼所見、親手放倒“酒圣”，試問世間能有幾人如此幸運？自豪感、幸福感爆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