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梅劍華（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

討論時間問題的人，無不從奧古斯汀的那句名言開始：“時間究竟是什么？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边@話耐人尋味。自有人類文明以來，我們從四季輪回、日夜更替中理解時間。進入工業文明以后，我們從時鐘、手表、電腦上讀出時間。日常感知形塑了人類的時間認知，以至于當有人請愛因斯坦通俗地講解相對論中的時間時，他幽默地舉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一個男人和一位美女對坐一個小時，會覺得似乎只過了一分鐘；但如果讓他在火爐上坐一分鐘，那么他會覺得似乎過了不止一個小時。這就是相對論?！?/p>

長期以來，時空問題就是科學家、哲學家共同關注的話題。作為20世紀物理基礎觀念的革新者，愛因斯坦對歐洲哲學（康德、馬赫等）并不陌生；作為當代歐洲思想界的領袖，柏格森對當時的科學亦有深入了解。1922年4月6日，種種機緣促成了愛因斯坦與柏格森在巴黎的相會。

愛因斯坦與柏格森。（圖片來自blog.public.gr）

那次歷史性的會面由法國哲學學會組織，雙方爭議的焦點是如何理解時間。彼時，柏格森早已名滿天下，而愛因斯坦的影響力則遠遜于他。當時，柏格森發表講話提出：物理時間之外尚存在哲學時間，哲學時間和愛因斯坦相對論中的時空觀并不沖突。愛因斯坦則針鋒相對地表示：“哲學家的時間并不存在”，只存在物理時間。這是20世紀哲學家和科學家之間最為重要的一次爭論，究竟誰擁有對時間本性的最終發言權?回答這一問題殊非易事。

早在1889年出版的《論意識的直接材料》中，柏格森便提出，時間并非抽象的形式，而是與生命和自我粘連在一起的實體——這成為他獲得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原因?！八Q時間為‘綿延’（duration）……所謂的綿延可以通過集中的內省而意識到，所以它是由外而內的向心意識”，“我們通常所謂的時間，與綿延完全不同，那是以鐘表的機械運動或太陽的運行過程來測定的。這種時間只是由精神和行動所構成的形式……只適用于空間的形式”。這一授獎詞明確支持柏格森的立場：不存在唯一的對時間的理解。

柏格森雖然對自己的時間觀念持之不疑，但他花了很大氣力研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甚至“比愛因斯坦還愛因斯坦”。在他看來，綿延的時間觀念和愛因斯坦的實驗結果并不沖突，不能僅從科學的角度理解時間，必須以哲學的方式對其加以理解。對此，愛因斯坦的回答很簡單：既可以從物理學的角度，也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理解時間，但并沒有所謂的哲學時間。從愛因斯坦的視角去理解柏格森，他只會認為柏格森的貢獻不過是讓心理學時間客觀化了。

對于當時的智識界來說，既存在愛因斯坦發現的“宇宙時間”，也存在柏格森捍衛的“我們生活的時間”。歐洲智識階層不能接受這種完全以科學為主導的哲學，他們既想接受愛因斯坦的時間觀念，也想保留柏格森的時間觀念，這就是柏格森和愛因斯坦巴黎會面時的時代思想氛圍。

時間與自由意志
[法] 柏格森 / 著
商務印書館 1958

這場會面過后不久，愛因斯坦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但卻是因為發現了光電效應，而非相對論。獲獎通知書上寫道：“在昨天的會議上，皇家科學院決定把去年（1921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您，理由是您在理論物理學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您發現了光電效應定律，但是沒有考慮您的相對論和引力理論的價值，將來這些理論得到確認后再考慮?！背水敃r相對論缺乏實驗驗證，柏格森對愛因斯坦的批評，不能不說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放在科技成為主導思想范式的當今來看，這不啻天方夜譚，哲學家怎么可能對科學家的評獎產生影響呢？

自此之后，柏格森的影響力逐漸減弱，而愛因斯坦的影響力逐漸上升。在柏格森之后，雖然也有哲學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羅素在195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他的作品持續不斷地追求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加繆在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他的重要文學作品透徹認真地闡明了當代人良心所面臨的問題”；薩特在196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他的作品理念豐富，充滿自由的精神和對真理的探求，對我們的時代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是他們所涉及的話題已不再是哲學家和科學家可以共同探索的主題了。

哲學與科學分道而行，哲學家此后只該關注自由、良心、理想這樣的精神話題，或者追隨科學家從事科學化的哲學研究。哲學與科學、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區分和撕裂，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事件。1992年5月，劍橋大學決定授予德里達榮譽博士的時候，由分析哲學雜志《一元論者》（The Monist）的編輯B.史密斯起草，署有著名哲學家奎因、阿姆斯特朗等人簽名的信件發布在《泰晤士報》上，反對德里達的“反理性哲學”，試圖阻止其獲得榮譽博士。這是愛因斯坦和柏格森的世紀之爭在哲學圈內部換了一種方式重演。

科學史學者吉梅納·卡納萊斯（Jimena Canales）的著作《愛因斯坦與柏格森之辯：改變我們時間觀念的跨學科爭鋒》，以1922年4月6日的“雙雄會”為契機，展開了對20世紀最為重要的科學與哲學之爭的歷史探索。

愛因斯坦與柏格森之辯
[美] 吉梅納·卡納萊絲 / 著
漓江出版社 2019

他們相遇那年，愛因斯坦42歲，正當盛年；柏格森62歲，是哲學家的黃金時期。愛因斯坦執著追求宇宙的統一性，柏格森則認為，宇宙處于永無休止的變化中，哲學應探索流變、偶然和宇宙不可預測的本性，以及人類在其中的位置。在柏格森看來，物理學本身并不能回答他的問題，他反復強調自己不想質疑任何科學結論，不關注物理學家小寫的時間，選擇用“綿延”來強調時間的特性。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區分科學主義和科學精神：讀者不妨把對物理學結論做過度引申看作科學主義，而堅持對物理學結論進行有限制的理解才是恰當的科學精神。這種區分也帶來了科學和哲學的區分：1750年，狄德羅仍然宣稱“哲學”和“科學”是同義詞；1843年，焦耳的《關于電磁的熱效應和熱的功值》一文發表在英國的《哲學雜志》上，1850年他又將熱功當量的主要實驗結論發表在英國皇家學會的《哲學學報》上。曾經，哲學和科學之間并沒有嚴格的區分，柏格森和愛因斯坦之爭不僅讓哲學和科學的區分變得更加明顯，甚至加深了哲學內部的分裂——邏輯實證主義者卡爾納普對海德格爾的批評、分析哲學內部自然化哲學與概念化哲學的區分、歐陸哲學和英美哲學的區分等。

在愛因斯坦與柏格森這場巴黎相會的前后數十年，無數歐洲科學家、哲學家卷入到對相對論的爭論中來。

法國數學家、科學家彭加勒是柏格森的支持者。吊詭的是，愛因斯坦閱讀了幾乎所有彭加勒的著作，因為彭加勒的理論距離相對論只有幾步之遙。彭加勒和柏格森都反對笛卡兒式的永恒真理，尤其是那種用機械論方式解決所有問題的哲學。洛倫茨、彭加勒、邁克爾遜這些離愛因斯坦相對論最近的科學家，并未選擇支持愛因斯坦。他們認為相對論是可以接受的，但不是必須接受的。

與之相對的，郎之萬是首先支持愛因斯坦的法國科學家，此外還有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ㄎ鳡柌粌H支持愛因斯坦，還在自己的著作中對柏格森評價甚低，他堅定地站在康德、愛因斯坦一邊，把科學的形而上學視作根本?？ㄎ鳡柊寻馗裆秃５赂駹杽潥w同類，“在他們的思想中發現了歐洲知識界衰敗的根源”。

作為新一代歐洲哲學家的海德格爾，雖然和柏格森一樣反駁對時間的度量和空間化理解，但他不再像柏格森一樣去和科學家爭論時間的本質，而是追問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時間?！芭c其說人類生活發生在時間之中，毋寧說人類生活就是時間本身”。海德格爾著眼于“日常性”，他的時間既不全是時鐘時間，也不全是生命時間，而是二者的結合。時間和我們的日常感知交織在一起，當我們“煩”的時候，“一個人就會感覺不到時間，仿佛被驅逐出了時間之流”。但愉悅之時，又何嘗不是如此？這不免讓我們想起愛因斯坦關于相對論的比喻。在日常感知之中，也許他“比海德格爾還要海德格爾”。

這場世紀之爭背后涉及我們對科學、哲學的根本理解。物理學自有其理論價值、實用價值。但根據物理學引申出來的形而上學主張呢？這些主張和我們的精神生活有什么關系？柏格森的質疑，今天仍然值得深思。走出唯一時間觀念，并不意味著失去了真理性。

20世紀初發生在歐洲的這場爭論也有中國版本，那就是1923年前后以丁文江、胡適為代表的科學主義派和以張君勱為代表的生命派之間的爭論。無論如何，那都是一個有真實爭論、愿意爭論的時代。柏格森與愛因斯坦的爭論，倏忽已近百年。卡拉萊斯的這部科學史力作，真實復原了“無法還原”的復雜，為我們呈現了20世紀最富精神魅力的一幅畫卷。

（選自《信睿周報》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