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衛組織在2018年曾進行過一項關于飲酒與健康情況的全球調查，其中中國人均酒精消費量自2005年至2016年呈現出逐年增加的趨勢，而終身戒酒率卻從2005年的50.9%下降至2016年的42.1%。

如今三年過去，2020年疫情發生之后，社交需求的上漲又再次帶動了酒類產品消費的快速增長。隨著90后掌握中國消費市場的主動權，酒精消費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剛剛過去的牛年春節年貨節中，數據也顯示，白酒、雞尾酒等均受到了年輕消費群體的認可，在酒水飲料排名榜單的位置十分靠前。

不可否認，飲酒文化開始逐漸成為青年消費文化的主流，相約小酌也成為許多年輕人休閑的選擇之一。中山大學社會學者劉晨曾表示，這種消費趨勢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年輕人的需求，無論是在家還是在外飲酒，安全、放松和舒適的人際交往氛圍才是年輕人想要通過飲酒獲得的東西。

然而飲酒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除了對個人健康的危害以外，飲酒導致的醉駕是公共交通安全中具備高度危險性的行為。網約車平臺的出現為飲酒需求和公共空間安全之間的矛盾提供了折中方案。費城天普大學曾進行過一項研究，結果顯示當Uber的拼車和順風車功能投入使用之后，城市中與酒精相關的致命交通意外減少了3%-5%，因為這項服務比一般的出租車價格低20%-30%。

但是，網約車并未消除飲酒消費導致的個人健康問題，所以其對城市公共健康也不是只存在正面促進作用。香港大學研究員周游始終關注區域或城市尺度下交通運輸造成的環境與健康問題，他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發現，網約車平臺的投入在一些情況下反而會致使人們增加酒精消費。以下內容來自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對周游的采訪。

澎湃新聞：關于UBER等網約車平臺的研究目前多集中于勞工關系方面，您的研究則選擇了酒精消費作為切入點，這個方向為何值得關注？您的研究關注的角度與其他同類研究的區別主要在哪里？

周游：確實，Uber等共享平臺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相關勞動力市場的結構，很多這方面的文獻都發現了其正面的影響，比如增加就業和提供靈活的工作時間等。但是關于Uber對其它市場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尤其是對酒精消費市場。

從酒精市場的角度來看，Uber公司的宣傳往往是圍繞自己的服務可以減少酒駕展開的，對可能引起酒精的過度消費卻鮮少提及。同類型的研究也都集中在了Uber與酒駕的關系上，忽略了與酒駕直接相關的飲酒行為的探討。作為對于文獻的補充，這篇論文全面分析了Uber對于酒精消費的影響。

考慮到飲酒率在全球范圍內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研究網約車對于這個趨勢的貢獻是具有現時意義的。

澎湃新聞：研究使用模型主要測量了哪些變量？主要發現是什么？

周游：主要測量了在Uber進入市場開始運營之后，當地酒精消費者飲酒天數和酗酒情況的變化。

首先，文章發現Uber并沒有對飲酒天數有顯著影響。對于這個結果，可能的解釋是一般人外出飲酒后需要使用Uber都發生在休息日或者特定工作日的夜晚。如果這些非工作時間相對固定，Uber就不會讓飲酒的頻率增加。

但同時文章還發現Uber的運營顯著提高了人們每次飲酒時酗酒的可能性，這個結果相對符合預期。人們在外喝酒時，如果考慮之后乘坐網約車回家，便可能不由自主地減少對飲酒的節制，這樣就增加了飲酒過度的風險。

澎湃新聞：研究的數據來源是什么？如果在中國想要進行類似主題的研究，需要哪些數據支撐才能滿足研究需求？

周游：研究數據主要來自于Uber官網和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如果想要在中國進行類似的研究，需要網約車（主要是滴滴）首次進入某個城市運營的時間以及這個時間點前后居民的酒精消費數據。

澎湃新聞：論文的后半部分計算了年齡、收入水平和性別對研究結論的影響，這部分研究發現對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哪些啟示？如果想要進一步研究，可以有哪些方向？

周游：文章發現Uber對不同人群的酒精消費存在異質性。具體來說，Uber對于年輕人、中等收入者、男性的酗酒影響更為顯著。因此，在考慮相關公共政策時，應該盡量避免一概而論，多去考慮一個現象不同人群的不同影響。

由于這些影響來自于非酒精市場，可能也要進行多部門的協同合作。比如說提醒年輕人過度飲酒有害健康，除了在年輕人聚集的酒精消費場所可以張貼相關的公益性廣告之外，在乘車場所或者網約車app上做出相關宣傳可能效果會更好。

對于進一步的研究，本文只是發現了Uber對酒精消費有影響，并沒有做進一步的機制分析。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更細致地研究有哪些因素造成了Uber與酒精消費的關系以及為何會有異質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