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李金發詩全編》是中國象征派詩歌開創者李金發詩作的首次集結，匯集了他自20世紀20年代從事創作以來的全部詩歌作品，其中包括《微雨》《食客與兇年》《為幸福而歌》《異國情調·詩》《集外詩匯編》等，附錄還收錄了李金發搜集整理的578節民歌《嶺東戀歌》及陳厚誠教授整理撰寫的《李金發年譜簡編》。

陳厚誠教授在該書序言《李金發：中國新詩史上的“盜火者”》中就幾十年來李金發詩作被質疑、批評的“晦澀難懂”“感傷頹廢”和“文白夾雜”這三個問題進行了闡發——“這三個問題，一個屬于藝術方法，一個關乎詩歌內容，一個涉及詩歌語言。這三方面的表現，本來都屬于李金發詩歌的藝術特點，它們都是對新詩發展的貢獻，但卻長期被當作缺點和問題給予批判和否定。”本文節選自其中對“感傷頹廢”問題的討論，澎湃新聞經四川文藝出版社授權發布，標題為編者所擬。

青年時代的李金發

首先要明確，與上面論及的“晦澀”一樣，“頹廢”一語在詩歌領域表示的是一種美學傾向，它與人在生活中潦倒放浪、自暴自棄的墮落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種美學傾向起源于法國象征派先驅波德萊爾。波氏在為他的詩集《惡之花》草擬的序言中曾說：“什么叫詩歌？什么是詩的目的？就是把善同美區別開來，發掘惡中之美。”在這種美學觀的指導下，他便在詩歌創作中實行了審美對象的大轉移，將自己的視線從傳統的田園風光、動人愛情轉向現代大都會的丑惡。這樣他就將詩歌創作由“審美”變為了“審丑”，他將自己的詩集定名為《惡之花》，表明了他就是要“從惡中提取美的東西”。

到了19世紀80年代，由波德萊爾開創的象征主義在法國形成了一個文學運動和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被稱為“象征派三杰”的魏爾倫、蘭波、馬拉美等。由于象征派詩歌也像波德萊爾的詩一樣充滿了頹廢、絕望、病態和憂郁的聲調，所以人們送給象征派一個稱號：“頹廢派”。魏爾倫于1886年創辦《頹廢者》雜志，欣然接受了這個稱號。所以在法國文學史上象征派又稱為頹廢派，波德萊爾則被視為頹廢派的先驅。

在波德萊爾的影響下，李金發在詩歌審美對象的選擇上，除小部分詩仍然直接表現了美的善的事物外，多數的詩都是面向生活中的陰暗面，大量營造衰老、死亡、夢幻等丑和惡的意象，并通過這些意象來寄托、抒寫自己憂郁、痛苦、厭倦、絕望等內心情緒，帶有明顯的“以丑為美”“從惡中發掘美”的美學傾向。李金發成了一位頗具頹廢色彩的詩人。

對于李氏這種唯丑、頹廢的傾向，評論界早有察覺。黃參島就曾稱李氏是一個“唯丑的少年”，指出李詩具有波德萊爾“以丑為美”的傾向，“厭世、悲觀、頹廢、感傷是其詩歌的基調”。不過當時這種評論，是就李詩的創作特色而言的，并無貶義，反倒是肯定這樣的詩“才是上了西洋軌道的詩”。

20世紀30年代，李金發開始受到來自左、右兩方的夾攻：現代評論派的梁實秋指責他“模仿一部分墮落的外國文學，尤其是模仿所謂‘象征主義的詩’”；左翼詩人蒲風則批評他的詩所表現的只是在時代大潮面前“落伍的人們的苦悶”，等等。這就開始顯現了對“頹廢”予以否定的趨勢。

到了20世紀50—70年代，由于極“左”思潮的影響，對于李詩“頹廢”傾向的批判更加升級。有人說“李金發留學法國，巴黎的那種霉爛生活，使他沉浸在官感的享受里，形成了他的頹廢的買辦資產階級思想”，而在詩歌創作上則是“法國象征派詩那種逃避現實的以幻夢為真實，以頹廢為美麗的‘世紀末’的思想和他的思想起了共鳴”。國內通行的高校文學史教材則尖銳批評李金發的象征派詩“充滿了感傷頹廢的色彩”，認為其離奇的形式“正是為了掩飾他那種頹廢的反動內容”，所以將其歸入新詩發展途中的“逆流”，稱其“所起的作用是反動的”。這樣，“頹廢”就從一個詩歌的美學傾向變成了階級屬性和政治傾向問題，受到嚴厲的批判和徹底否定。

直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隨著思想解放和對極“左”思潮的批判，北大孫玉石提出不能將自然界和政治斗爭中的“逆流”概念用來定性文學藝術流派中的各種復雜奇異的現象，他的這一看法也得到了老一輩新文學史家王瑤先生的支持，這才引發學界對于李金發大量以丑惡事物入詩和頹廢問題的重新思考。

孫玉石首先在《中國初期象征派詩歌研究》一書中，澄清人們對象征派“唯丑”傾向的誤解，說明象征派詩人“不是為嗜丑而寫丑”，而是“在丑的描寫中表達了美與丑相互轉換的觀念”，而李金發“正因為追求美，他便更憎惡丑”，“丑惡，死亡和夢幻，便都納入了他藝術表現的視野”。

此后，孫玉石在《中國現代詩導讀（1917—1938）》一書和《論李金發詩歌的意象構建》等文中，繼續對李金發這種“唯丑”的傾向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研究的特點，正像他研究“晦澀”問題一樣，主要是在學界對象征派“以丑為美”的傾向已成共識之時，他則在對現代解詩學的倡導和實踐中，將這一理論共識落實到對李氏具體詩作的解讀之中，回答了李金發在詩歌創作中究竟是怎樣讓“丑”的意象顯示出“美”的問題。

根據孫玉石的研究，在“以丑為美”方面，李金發最常用的方法是以丑的意象與被比喻的對象強行搭配，造成一種傳達上強化自己的情緒和讀者接受印象的效果。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對《夜之歌》這首充滿濃重頹廢色彩的詩的解讀：這是一首愛情的絕望之歌，詩里寫的本來是愛情失意之后，自己不愿再回憶過去那段美好時光（“粉紅之記憶”），但卻用“發出奇臭”的“朽獸”的意象來形容；又用“死草”“泥污”“可怖之巖穴”“枯老之池沼”等丑的意象來渲染詩人痛苦絕望的感情。而正是這些丑的意象的渲染，讓讀者能在怪誕中更深地體味到詩人的心，一顆躍動著生命、躍動著愛的渴望的年輕人的心。于是丑的意象經過體味就變成了美的理解與獲得。

另一個重要途徑是，李金發自覺地在死亡意象里開掘關于人生的哲理，賦予死亡以更富意蘊的承載。詩人時而將“死”描寫得“如同晴春般美麗，／季候之來般忠實”（《死》），時而把夜形容為“如死神般美麗”（《心為宿怨》），讓人認識到死亡只是生命的必然歸宿，無法逃脫，并賦予死神以美麗的色彩，從而大大化解了讀者對死亡的恐懼感。特別是《有感》一詩，通過“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這一美麗而奇警的意象，傳達了生與死近在咫尺的感喟，將生死問題上升到哲理性的沉思，從而給死亡意象帶來了幽深的意蘊與審美品格。

此外，李金發還常使用通感、比興等手法，來給營造的死亡意象帶來審美的效果。例如《夜之歌》中“粉紅之記憶”一句，記憶是沒有顏色和氣味的，它只是感覺世界的現象，詩人卻用“粉紅”色形容記憶，還讓它發出“奇臭”之味，用視覺、嗅覺的詞來修飾感覺現象，從而加深了“那些無限美好的往昔愛情我再也不愿去回憶了”的沉痛感。這種“通感”手法的運用，在看似不合理的搭配中，卻造成了一種陌生化的效果，讓讀者得到一種簇新的審美感受。《有感》一詩則有比興手法的成功運用。“殘葉濺血”是一個明喻，用秋天肅殺，紅葉如血飄落地上，來比喻生命的凋零，意象十分鮮明，它襯映和強化了后面一句主題歌“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死神唇邊的笑”是一個美麗而又神秘的、帶有不確定性的意象，是一個暗示，可以讓人產生許多神秘的遐思。這個暗喻和前一個明喻就如電影中兩個疊加性的鏡頭，接連推到讀者眼前，將起興的喻體與被比喻的本體微妙地聯系起來，造成極好的審美效果，“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因此也就成為20世紀新詩中一個經典性的意象。

通過上述這樣的分析研究，孫玉石指出李金發對于“丑惡”“死亡”意象的關注與描寫，其中也“包含了他對于真善美追求的一種曲折的表達方式”；認為他的詩歌“對‘丑’的凝視，已經成為對于美的挖掘的變形”，而對于“死亡”的關注則是“對于死亡進入形而上層面的思考”，“在死亡意象里顯示出生的美麗”。總之，這些詩“是對于詩歌舊的傳統經驗的破壞與挑戰，也豐富與拓展了新詩的經驗所擁有的更大的自由空間”。不過，孫玉石在對李氏這類詩做出高度評價的同時，也曾不止一次指出作者“沒有西方象征派大師們那樣深刻的社會批判精神”，是其不足，這也是應予注意的。

關于李金發詩歌的“頹廢”傾向問題，除孫玉石外，還有不少年輕學者著文探討。有人指出李金發在自己人生經歷的基礎上，形成了他的“生之冰冷”與“死之溫暖”的生命意識和死亡哲學。在這種意識和哲學的影響下，“他用熾熱和激情的文字描寫死亡的美麗，正襯出了他對生命的期待和幻想”。有人稱贊李金發將“丑的意象和復雜的色調引入詩歌，不僅拓寬了中國詩歌的意象和色彩的領域和范圍，而且強烈地沖擊著人們傳統的審美習慣和審美心理，顛覆了在人們心目中傳承已久的，只有美好的東西才能成為審美對象的無形成規”。還有人認為，是資本主義時代工業規模的擴大和都市化的無節制膨脹，造成了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制造出頹廢者和反叛者。“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便宿命般地注定了必然要受到外界和自我的約束，而難以擺脫痛苦和不幸的糾纏”，而這“正是李金發的象征主義詩歌所要表達的人的存在性的難題”。就此而言，李金發的詩是“超越了當時主流詩歌所承擔的歷史使命趨赴和現實主題的功利性訴求”，也“超越了特定時代和民族地域的狹隘，而呈現了世界性的廣闊，透視一幕在現代性的光環籠罩下人的生存的頹廢圖景”。

另外，還有研究者聯系李金發在巴黎的生活狀況來探討詩人頹廢傾向形成的原因，根據詩人對留學巴黎期間“沒有物質的享受，所謂花都的紙醉金迷，于我沒有份兒，我是門外漢”的自述，指出過去有人認為“李金發留學法國，巴黎的那種霉爛生活，使他沉浸在官感的享受里，形成了他的頹廢的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說法，是缺乏事實依據的。恰恰相反，詩人在異國所過的孤寂清苦的生活，所受的異國學生的歧視和欺侮，以及所見到的種種人間悲慘、丑惡的現象，才是將他推入悲觀頹廢境地的現實根源。李金發也曾幻想過“歡樂如同空氣般普遍在人間”的理想境界（《幻想》），但這幻想卻被無情的現實所擊碎。所以他的頹廢是由時代社會造成的，他和同時代被稱為頹廢作家的郁達夫一樣，患的都是一種“時代病”，或者說他們都是“時代病”的表現者。從這個角度看，李金發與波德萊爾也有相似之處，也像波氏一樣是“生活在惡之中，愛的卻是善”。他雖無力與丑惡的現實抗衡和斗爭，但卻也始終不曾向黑暗現實屈服，更沒有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正像他在詩中表示的“我不懊恨一切尋求的失敗，／但保存這詩人的傲氣”（《春城》）。李金發是一位在黑暗中飽嘗了“心靈失路”的痛苦，但卻保持了自己的那份正直和骨氣的詩人。

《李金發詩全編》，李金發著，四川文藝出版社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