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由五部分組成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這個系列探討了“帝國回旋鏢效應”（the imperial boomerang）及其在一系列殖民語境中的運作。本文提出，英國當下的一些最具強制性的機構——包括大都會警察安全局和軍情五處（MI5）——可以追溯到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大英帝國的需求。原文發表于Versoblog。

“帝國回旋鏢效應”是指先在殖民地實驗室里測試社會控制的技術、制度和意識形態，然后再在帝國內部部署，用以針對被壓迫人口的過程。它指的是帝國主義向內轉，用來對付帝國的大都市內被污名化的人、反抗者和少數族群。

英國為“帝國回旋鏢效應”提供了一個完美的案例研究。這個國家的一些最具強制性的機構，那些在鎮壓政治異見和維持現有社會秩序方面發揮核心作用的機構，包括大都會警察安全局，可以追溯到19世紀和20世紀初大英帝國的帝國需求。不列顛帝國主義不僅僅是指在殖民地鎖做的事情——它在不列顛群島內部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21世紀英國左派的戰略考慮也與此有關。

大都會警察、特別處和愛爾蘭試驗場

對于英國警察起源的普遍看法始于謙卑的巡警。在一端，倫敦的扒手和卡通片中的惡棍受到了法律嚴厲而公正的懲罰，而在另一端，社區巡邏隊則為人指路，幫助孩子們過馬路。

這種混淆事實的神話與英國警察崛起的殘酷事實相距甚遠，這一殘酷事實可以追溯到殖民時期愛爾蘭的一支占領軍。在18世紀晚期，一支新的專業力量被創造出來，用以控制在英國殖民地上難以駕馭的臣民和農民起義。作為一種獨一無二的成功的殖民統治方式，1829年建立的倫敦大都會警察廳直接套用了這一模式。

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國統治精英在國內外都面臨著嚴重的威脅。在其蓬勃發展的海外領土上，“革命時代”撼動了大英帝國在北美、加勒比海和愛爾蘭的地位。在國內，一無所有的工匠和新生的產業工人階級用民主參與的顛覆性思想威脅著精英的權力。新的人權觀念正在使殘酷的軍事鎮壓產生巨大的反作用，爆發的動亂越來越多。需要一個新的機構，這個機構能夠更好地掩蓋對被殖民者和無產者的強制管理——需要的是一支警察部隊。

殖民時期的愛爾蘭成為了這個新機構的理想試驗場。英國內閣的愛爾蘭大臣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在都柏林建立了一支專業化的、半武裝的、處于軍隊和平民之間的警察部隊，專注于執行殖民地秩序。這支新部隊將社會控制更緊密地嵌入民眾中，使愛爾蘭各地城鎮、村莊的國家情報收集和執法人員的存在正當化了。

10年后，面對一波國內動蕩，已經擔任了內政大臣的皮爾把自己在殖民時期愛爾蘭的成功工作作為解決國內的問題的模式。盡管議會和工人階級普遍反對建立這個新機構，皮爾還是在1829年成功地建立了倫敦警察廳。正如蘭德爾?威廉姆斯（Randall Williams）所指出的，英國議會提交的警察法案“在每個細節上幾乎都與愛爾蘭早些時候提交的法案一模一樣”。用斯坦利·帕爾默（Stanley Palmer）的話來說，從18世紀80年代開始，愛爾蘭就成為了“英國部長們對警察思想的試驗場”。

帝國回旋鏢不僅僅產生了警察的普遍制度。也許倫敦警察廳最臭名昭著的部分，政治意味明顯的特別處（Special Branch），也是愛爾蘭殖民統治時緊急事態的產物。英國政府設立了特別處，作為一個情報收集部門，專門針對英國境內潛在的不守規矩的愛爾蘭移民。用倫敦警察廳一位專員的話說，該處早期的活動集中在使用“完全非法”的方法來遏制和破壞愛爾蘭共和黨人在英國領土上的活動。愛爾蘭情報行動的負責人愛德華·約翰遜（Edward Johnson）被征召進入內政部，負責監督格拉斯哥和英格蘭北部大量愛爾蘭人聚集的城鎮的情報收集工作。這種監視協助構成了愛爾蘭人的“下等種族化”（downward racialisation），他們當時并不被認為是完全的白人。種族主義是殖民統治必不可少的附屬物，隨著政治治安的制度化實踐，種族主義被引入英格蘭。殖民者的凝視轉向國內可疑的移民社區，這一過程至今仍在繼續，歐洲和美國的穆斯林社區正處于嚴密的監視和騷擾。

在一個經常重復的模式中，這個新的帝國監督機構迅速擴大其職權范圍，包括在帝國都市中的持不同政見者。很快，特別處的官員開始監視無政府主義者、婦女參政論者、工團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一支旨在打擊反殖民抵抗的力量現在給英國統治階級提供了一種遏制國內威脅的方法。在20世紀，特別處使得政治監督貫穿了英國社會的核心，掃蕩了從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英國婦女權利政治活動家）到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英國左翼歷史學家） 再到核裁軍運動（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的每一個人。

在2010年，120年后，披露出該處在50年期間秘密向1000多個政治團體滲透了數十名便衣警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秘密行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黑人正義運動，該運動中許多人是來自英國前非洲和加勒比殖民地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這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完美例子，說明帝國的回旋鏢飛回來再一次擊中了自己的頭部。

回旋鏢效應產生了20世紀英國情報機構

英國的主要警察力量并不是英國強制機構中唯一一個可以直接追溯到帝國的：英國的情報機構——世界上最強大和技術最先進的機構之一，也擁有相同的帝國血統。

軍情五處是英國首屈一指的國內情報機構。雖然現在被稱為英國國內情報機構，但它最初是整個全球帝國的情報收集機構。事實上，軍情五處脫胎于1909年由帝國國防委員會成立的特勤局（Secret Service Bureau）。

日不落帝國龐大的帝國機器需要全面的手段來收集和處理信息，評估來自殖民地人民和敵對帝國的威脅。正如英國情報史學家考爾德?沃爾頓(Calder Walton)指出的那樣，“第二次盎格魯-波爾戰爭(Second Anglo-Boer War) 是一場發生在大英帝國邊遠地帶的暴力的殖民地‘小型戰爭’，它首次提醒英國政府有必要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情報機構?！比蛉找嬖鲩L的反殖民抵抗促成了軍情五處的成立——該機構與特別處一起，成為20世紀針對英國左派的政治監視和干擾活動的中心。

整個20世紀，英國的警察和情報機構都在不斷接住這一帝國回旋鏢。正如歷史學家馬丁·托馬斯（Martin Thomas）指出的那樣，一戰前后英國日益增長的帝國安全需求是大都市安全部門擴大中央化的數據收集的催化劑。國內的警察和情報官員，無論品階高低，都在帝國打擊國內顛覆分子之前就已經開始工作了。例如，1941年至1946年間擔任軍情五處處長的戴維?皮特里(David Petrie) ，在擔任印度德里情報局(Delhi Intelligence Bureau)局長期間，首先磨練了自己的技能。德里情報局負責監控殖民時期的英屬印度的顛覆活動，而英國警方最成功的一些技術，包括指紋識別，最早都是在英國統治殖民地時期發展起來的。

最終，正如辛克萊（Sinclair）和威廉姆斯（Williams）所指出的，成千上萬的殖民官員從20世紀崩潰的大英帝國回到不列顛，并將他們的經驗用于國內。20世紀70年代，軍情五處官員對產業工人和 BBC進行政治審查時自稱“馬來黑手黨”（Malayan Mafia）或“蘇丹之魂”(the Sudan Souls) ，呼應了他們在帝國前哨擔任殖民官員的經歷。英國政治生活之井確實受到了帝國粒子的感染。

回旋鏢、ACPO與礦工罷工

這種趨勢在20世紀晚期仍在繼續。1981年，警察的全國協調機構——警察總長協會(ACPO)——發布了一份新的防暴指南，即《公共秩序手冊》（Public Order Manual）。它把英格蘭和威爾士的部分警察變成了一支正規軍部隊，包括騎兵沖鋒隊和搜捕隊。

這些許多人至今仍在使用的策略主要來自兩個渠道: 北愛爾蘭和香港的殖民警察——當時香港仍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駐香港警務處處長羅伊·亨利（Roy Henry）會定期出席 ACPO 會議，他說，英國警察從1983年開始被派往殖民地，是為了“參觀我們，看看他們能從香港帶走什么對他們有用的東西”。

1984年至1985年奧格里夫礦工罷工期間的所謂“奧格里夫大捷”（the Battle of Ogreave）中，警方展示了殖民地的鎮壓技術——戰術性使用噪音——警察在防暴盾上敲擊聲音并統一高喊。正如格里·諾瑟姆（Gerry Northam）在《黑暗中射擊》（Shooting in the Dark）一書中所說，奧格里夫揭露了英國本土的警察是如何使用殖民地策略的。英國德文郡和康沃爾郡前警察局長約翰?奧爾德森(John Alderson)后來表示，奧格里夫的方法是“香港防暴隊的翻版”。

殖民主義的遺留和延續再一次為英國統治階級在國內的反顛覆戰略提供了一套強有力的戰術。英國工人階級在礦工罷工中遭受失敗，至今未能恢復元氣。帝國回旋鏢在斬首行動中起著關鍵和隱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