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十余年的生產力“大停滯”之后，認為全球經濟增長已經見頂的悲觀情緒占了上風——直到新冠襲來。如今，技術樂觀主義似乎因為疫情而重回視野。

從全球范圍看，戰后幾十年里生產率增長飆升，到了上世紀70年代急劇放緩。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的頭幾年，以美國為首的富裕國家生產率出現了一波提速。新興市場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十年里得益于高水平的投資和貿易的擴張，也經歷了生產率的快速增長。然而，自金融危機以來，生產率增長持續放緩，且范圍廣泛。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全球約70％的經濟體受到影響。

回首一個世紀以前，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后，世界進入到 “咆哮的20年代”（The roaring 20s），多個領域進入到黃金發展期，悲觀情緒皆成過往。

原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主席阿代爾·特納在近日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我們正在見證一場生產力的革命。生產率正在提升，而這種提升并沒有體現在GDP的測算上。因為現在GDP的測算已經無法捕獲生產率——我們現在消費的很多“商品”是免費，他們并不體現在GDP中。

阿代爾·特納勛爵（Adair Lord Turner）曾在次貸危機時臨危受命擔任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主席。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同年9月20日，阿代爾·特納就任英國最高監管機構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主席一職，負責英國的“救市”工作。2009年以后，特納在全球金融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參與建設了巴塞爾III資本監管標準，設計了針對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的特殊監管框架，在約束影子銀行的風險方面也取得了進步。2013年3月，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廢除。同年，特納加入知名投資家索羅斯的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擔任理事會主席。

而自次貸危機以來，債務再次成為縈繞全球的議題，與上次危機不同的是，這一次的主角是政府債務。

2015年，特納出版著作《債務與魔鬼》（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 Money, Credit and Fixing global Finance），在書中他將私人債務與貨幣化比作德國作家歌德筆下浮士德與魔鬼的關系。與當初反對過度的私人債務不同的是，特納同意現代貨幣理論是可能的，甚至在有些時候是可取的，在技術層面上是很清晰的，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如何去限制它，要解決財政刺激過度會導致的政治問題。

但與此同時，特納也強調，只要高債務水平還存在，總會有面臨“危險”狀況的時候：只要市場愿意以低利率持續買進，當前的高水平債務就會持續下去，而繼續貨幣化可能會導致更高的通脹，彼時將會面臨一種兩難處境：為了保持通脹水平而不得不清償部分債務。舉例來說，當英國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上升到200%時，沒人能確保那種狀態會沒有危險，最終總會需要面臨抉擇。

在新經濟的革命與政府高債務一同高歌猛進之時，特納表示，將之比作英國作家阿道斯·赫胥黎筆下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并不為過——這將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世界。

日本是現代貨幣理論的最早實踐者

澎湃新聞：面對負債累累的經濟困局，長期處于宏觀經濟學邊緣地位的現代貨幣理論是否（MMT）開始占據主導地位？這是否又意味著，主權貨幣制度之下的主權政府不存在預算約束問題？

特納：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政府與央行總是可以通力合作創造需求、刺激經濟，在某些狀況下他們應該如此。

某種意義上，“現代貨幣理論”一點也不現代——它在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凱恩斯的時代就已經是可行的了。我同意現代貨幣理論是可能的，甚至在有些時候是可取的。而對那些非常支持這一理論的人而言，關鍵還在于他們沒有解決財政刺激過度會導致的政治問題。我在2015年的時候給IMF寫過一篇文章，將這種狀況成為“過度的貨幣金融與嚴重的政治問題”（over monetary finance and essential political issues)。“現代貨幣理論”在技術層面上是很清晰的，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如何去限制它——這是我對現代貨幣理論的總體觀點。

現代貨幣理論的實踐開始于日本。日本是將債務貨幣化的最早實踐者。過去10年來，日本央行長期購買政府債務，很顯然這些債務是永遠也不會歸還的，會一直在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就這樣不斷地將赤字貨幣化，從而維持經濟運轉。因此，現代貨幣理論已經出現，而且這種出現與發生是好事，并沒有產生惡性通貨膨脹。

其次，如今世界上很多地方在宏觀經濟條件上也出現了與日本類似的特點。這樣的狀況會發生是一系列結構性因素導致的，次貸危機和疫情造成的危機是額外發生的事件，都只是強化了這些結構性因素。結果便是全球的這種貨幣化或許會一直持續下去。比如，英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就擴大了很多，央行要持續為公共赤字買單。

因此，你說的是對的，現代貨幣理論事實上正在發生。

澎湃新聞：但也有很多人否認現代貨幣理論已成事實。

特納：現代貨幣理論的核心在于只要央行愿意，可以沒有限制地通過政府債券來轉化財政赤字——這是現代貨幣理論的本質。央行如今能夠允許政府有更大的赤字，而且無論你愿意與否現代貨幣理論已經是現實。 

接下來的問題應該是這是不是好事？在這里需要區分“能夠”（can）與“應該”（should）。赤字能夠（can）一直持續下去，并且持續得到監控。若是如此，就可能發生惡性通貨膨脹，這是很糟糕的。所以不應該（should）讓這樣的狀況發生——這種狀況也是我不同意的，即央行不應該無限制地支持政府赤字。

支持現代貨幣理論的更清晰的論述源自弗里德曼

澎湃新聞：耶倫的“大動作”是否能夠通過政府支出解決經濟蕭條，并完整地詮釋凱恩斯主義？

特納：在我看來，現代貨幣理論更多源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而非凱恩斯。凱恩斯認為，在某些狀況下，可以以財政赤字融資來刺激經濟，但他并沒有闡述更多的細節。尤其是關于在哪些狀況下，我們應該使用央行的資金來為財政赤字融資。凱恩斯的論述中并沒有涉及這些問題。

但米爾頓·弗里德曼在《貨幣穩定方案》中就寫到過：我們為什么要擔心政府發債的問題呢，為什么不讓央行直接印鈔票給到政府呢？所以在我看來，支持現代貨幣理論的更清晰的論述在弗里德曼，而非凱恩斯。

現在這個時期利率非常低，央行降息的空間已經幾乎沒有，效力也到頭了，刺激經濟只能通過財政赤字。我想這兩點是與上個世紀60-70年代非常不同的，那個時候名義需求與通脹飛漲，當時我還是個學經濟學的學生，我們并不會太擔心將債務貨幣化來刺激經濟，因為那個時候英國的通脹達到15%。我們擔心的是相反的問題。

澎湃新聞：過去十年中，隨著各國政府采取財政緊縮政策，貨幣擴張成為主導性的政策工具，財政和貨幣政策往往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但未來十年是否會遵循不同的軌跡，進入財政政策主導和貨幣政策從屬的時代？

特納：事實就是現在利率已經降到零，財政政策才是更有力的驅動力——這是共識，無論是否支持現代貨幣理論。比如，盡管拉里·薩默斯（美國前財政部長）會說，他不支持現代貨幣理論，但他在好些年里都已經強調說貨幣政策不再有效，需要大規模的財政刺激。

現在的分歧在于，有些人認為我們需要能夠償還得起這些高額的赤字，而有些則認為如果央行來購買這些債務并將之貨幣化更好。這個討論的基本前提都是貨幣政策自身已經不再那么有效。

GDP已無法捕獲現有生產力的增長

澎湃新聞：疫情之下，新經濟也取得了長足發展。這是否會成為一個經濟史上的轉折點？

特納：疫情加速了自動化和在線經濟、在線娛樂的發展。我們已經看到大多數經濟體在危機期間新經濟都在持續增長。我們要確保人們待在家中，限制出行，大家都說這是一場經濟災難——GDP下跌了10%。但另一個思考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只下跌了10%，剩下90%在人們都限制出行待在家中的狀態下仍然運轉良好。這一部分經濟在危機期間的自動化速度非常快，已經形成一股自動化強化的趨勢。

澎湃新聞：我們能看到生產率的提升嗎？

特納：我現在正在寫一本相關的書。我認為我們正在看到生產率的提升，而這種提升并沒有體現在GDP的測算上。因為在我看來，現在GDP的測算已經無法捕獲生產率——我們正在見證一場生產力的革命。生產力的增長比我們認為的實際上增長更快，但它“消失”了。因為我們現在消費的很多“商品”是免費，他們并不體現在GDP中。

澎湃新聞：能否詳細闡述你所說的“生產力革命”是什么？

特納：你可以看到制造業自動化轉向在線零售、在線娛樂，納斯達克指數不斷創新高（盡管近期有所回調），我認為我們在疫情結束的同時，也將帶有自動化的重大提速。生產力已經比我們想象的提升得更快了。因為我們有類似于搜索引擎這樣不需要付錢的發明與產品。這些服務讓我們做事情更為高效，卻沒有計算在GDP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