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志達書店的“悅悅講壇”邀請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題為“我的讀書經驗”系列講座。傅杰表示，“將不定期邀請我敬佩的師友來書店，或憶一憶他們的讀書經歷，或聊一聊他們的買書故事，或談一談他們的讀書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薦若干他們心目中的好書?！迸炫刃侣劷洝?a >悅悅圖書”授權刊發該系列講座稿和視頻。

第八講傅杰邀請到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葛劍雄。葛劍雄著有《西漢人口地理》《中國人口發展史》《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黃河與中華文明》《悠悠長水：譚其驤傳》等，部分著作編為多卷本《葛劍雄文集》。

葛劍雄在講座現場

得知要來講讀書經驗，我考慮之后決定按照三個部分來講。第一部分，講講我自己的讀書經歷；第二部分，講講我自己的讀書體會；第三部分，就讀書對于人生所起的作用，談談我的看法。

一、我讀書的三個階段

今年已經七十六歲的我，回想起自己最早看見有字的材料并且產生興趣，是在我進小學之前，大概四歲到五歲之間。我把自己的讀書經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不自覺地讀書；第二階段，比較自覺地讀書；第三階段，隨心所欲地讀書。

（一）不自覺地讀書

我出生在浙江吳興縣（今湖州市）南潯鎮，一個遠近最富的地方，富商按照財力多寡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這樣的等級。但我們家，不要說“象”，跟“狗”都沒有什么關系。我的父親原本是紹興人，到南潯來當學徒，然后留了下來，有了我們這個家庭。我們是外來的，也是底層的。在這么富的鎮上，我們這樣的家庭卻幾乎是沒有書的。

我總覺得，讀書跟一個人的天性是有關的。不到五歲的時候，我已經對那些有文字的紙產生了興趣。有文字的紙是哪里來的呢？窗上、墻上有些地方破舊了，就會拿報紙貼在上面，通稱“申報紙”。為什么叫“申報紙”？因為舊時《申報》影響力很大，哪里需要用報紙去貼、糊、包，都是用《申報》，后來民間就把報紙都稱為“申報紙”了。小時候看著這些報紙，我就很感興趣，那時也不識字，只覺得上面的東西很好玩兒。

后來，家里的姐姐上小學了，我就吵著也要去，所以就提前進了小學。我們那個小學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就是《明史紀略》的作者莊廷鑨修史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寺廟（叫圓通庵），門檻筑得非常高，我要在別人的幫助下才能跨過去。姐姐把課本拿來，我就會翻，也會跟著念，不管念的對不對，就那樣念過來了。到我真正上學以后，大概因為自己的記憶力還不錯，別人都把背書當成考試性的，我卻背得很愉快。

等到大我兩屆的姐姐進初中的時候，那時的初中課本已經把文學跟漢語分開了。文學的那一本上是大量的古詩詞，我就拿過來翻。所以，我在上初中之前，就把初中課本上所有的古詩文都背出來了，當然，意思是不太明白的，也不考慮是為了什么，只覺得好玩兒。這就是一種不自覺的讀書。我現在也經常勸家長們，不要逼著孩子學這個、學那個，如果孩子自己看到覺得好玩，就讓他去隨便翻，也許就把他的潛能激發出來了。

盡管我當時有這樣的興趣，但比較可惜的是，我周圍沒有什么有文化的人，我的父母只有小學的文化程度。家族里能夠接觸到的文化程度最高的是我的舅父，他先考了平湖師范，后來又去浙江大學上了兩年，但他學的是數學。所以，我都是憑自己去讀書，喜歡什么書就看什么書。我記得小時候翻過一本《中國歷史故事》，那是我最早接觸到歷史，書里的內容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清清楚楚。后來又翻過不知哪里找來的《丁丁游歷北京城》，是一個系列的書，講主人公從上海坐火車到北京一路的見聞感受，很多內容到現在我都記得。

《丁丁游歷北京城》

到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我轉到上海來了，讀書的機會就多了。家附近有新華書店，我就到新華書店去翻書。等到初中有學生證了，還可以憑學生證到上海圖書館去看書。我家住在閘北老火車北站后面，后來又搬到共和新路鐵路邊上。那時舍不得花錢坐車，就走大概四十分鐘到老上海圖書館，也就是現在人民公園邊上美術館的位置。那時看書也沒有什么目的，就是什么好玩看什么。

有一天，我看馮夢龍“三言”里面有講到王勃寫的《滕王閣序》，覺得很有趣，就去問哪里可以找到《滕王閣序》。別人告訴我《古文觀止》上有，我就借《古文觀止》去看，看了覺得文章寫得確實好，雖然好在哪里也不知道。特別是讀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覺得特別好，就努力記下來，記不下來就先抄下來，后來竟然把《滕王閣序》背下來了。在這樣的興趣下，我慢慢對中國古典文學相關的東西都很感興趣，也讀了更多相關的書。

一次，老師帶著一批大隊的干部去新建的閔行一條街參觀工廠之類的。我其實不是干部，但是負責出黑板報，就被聘作宣傳干事，所以就和大隊干部們一起跟著老師去。中午在那邊吃飯的時候，語文老師見我在看書，就問是什么書，看了一眼是《楚辭》，就問：“你看得懂嗎？”我說：“大概看得懂一點?！比缓笏謫栁遥骸澳氵€想看什么書？我給你借?！币驗槟菚r候學生是很難從圖書館借書的，都要圖書委員給登記，而且書也很有限。后來，歷史老師也發現我喜歡看書，對我說：“我們老師的書，你想看什么都可以給你借?！本瓦@樣，我又看了很多書。要說當時對什么感興趣，也不定，興趣很廣，樣樣都喜歡，拿到什么書就看什么書，精力也不錯。

自己家里沒有書，學校借到的書也很有限，但還有一個讀書條件，就是舊書攤。當時，在舊書攤上坐著看，每天是一本一分錢；借回家看，每天是一本兩分錢。我一度對《三俠五義》等武俠小說很感興趣，這些是圖書館里沒有的，我就在舊書攤上看。還有一段時間，還珠樓主在報紙上連載武俠小說，我也看得津津有味。《水滸傳》《水滸全傳》《水滸后傳》等這類書，大多也是那時候看的。

有的書，說不定看了之后就會對自己產生怎樣的吸引力。念初中時，蘇聯還是“老大哥”，當時我們看了一本蘇聯的英雄故事《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是柳·科斯莫杰米楊斯卡婭寫的關于女兒的故事。后來科斯莫杰米楊斯卡婭來中國訪問，報紙上報道很多，我就又看了一遍《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這個故事里講到，卓婭和舒拉曾經看過一本書叫《牛虻》。出于好奇，我千方百計把《牛虻》這本書借來，從吃過晚飯后，用整整一個晚上把這本書看完了。這是我第一次看《牛虻》這樣的書。不曉得什么原因，那天看得非常激動，特別是看到他的愛情、他和父親的關系等。書里好些地方，讓我多少天都丟不下來，也說不出有什么感悟，就是對自己的吸引力很大。這大概跟讀書的年齡也有關，我正好處于從小孩子到青少年那種懵懂的階段。在那之前我看的很多書都是講革命的，涉及愛情和人性的內容，我是在這本書里才第一次看到。

《牛虻》

我一度很喜歡畫畫，也沒有人教，就自己畫。那時有很多連環畫，我就比著連環畫上的東西畫了好多。我初三的時候，閘北區新建了一個少年宮。少年宮都有很多課外小組，是不收錢的，只要有本事就能考進去。我同時報了美術班和文學創作班，都考進了，結果兩個班是同一天活動，我又都不想舍棄，只好這個星期參加一個，下個星期參加另一個。本來是這樣維持著的，后來美術班開始要進入油畫的學習了，我就退出美術班了，因為雖然不收學費，還是要顏料費的。當時我家里連買彩筆都只買五彩的，覺得十三彩的太貴了，更別說買顏料和畫布了。后來，四川路的市青年宮辦了書法班，我去報名，也考上了。那個書法班真的是個很難得的機會，教我們的是很有名的書法家，雖然是個大班，他還是會一個個學生來輔導。不過，學了一期之后，我因為太忙就退出了。

到了高中階段，我讀書就稍微自覺一點了，會想到將來的目標是什么。數學比賽這類的嘗試止步于一輪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在這方面大概沒有多少能耐，所以就把興趣放在了文科上。文科究竟是什么呢？我最初也不明白。后來在少年宮遇到一位文學班的輔導老師，他其實是當時河南路上一家染綢廠的廠校老師。因為接觸下來關系越來越好，后來我就開始到他家里去求教，這才知道他跟錢鍾書先生是表兄弟的關系。他借給過我很多書，也引導我要看什么書，于是我就對文史越來越感興趣了。當時，我一門心思要報考北大的古典文獻專業，就從文、史兩方面去準備，讀書目標也就比較集中了。他說，學古文只看《古文觀止》還不夠，我就照著他給的書單去看書。他跟我說哪本書很好，我就借來去讀。有些書他建議通讀，我就通讀一遍；有些什么地方他建議認真看，我就認真讀。

高二的暑假檢查身體，當時同學普遍營養不良，還查出來四個是肺結核，包括我。我的狀況最嚴重，需要馬上休學。休學期間別的事做不了，但總還可以看書，因為我不想把功課丟掉。這時，老師們幫了我很大的忙。我們市北中學當時是市重點，書還算比較多的，但一部分書是不外借的，閱覽室也比較小，按照規定只有老師可以在圖書館里，學生是不能進去的。我的歷史老師、語文老師以及其他學科的老師，都幫我去跟圖書館打招呼，所以那時凡是老師能借的書，我也可以借，還可以到教師閱覽室里去看書。這個時期，我算是比較有意識地看了很多書。

因為身體還不合格，我高中畢業時不能參加高考，老師們就勸我先工作。當時上海缺少語文教師，上海的教育學院就給各區的教育局開了一個師資培訓班，按照規定的辦法，如果是重點高中的就可以留在原來的高中培訓，如果不是重點高中的就調配到其他中學去，在中學里經過一年的培訓之后就可以正式當教師。于是，我就留在我的母校市北中學培訓。一開始我說想教語文，班主任告訴我語文教師負擔最重，不但要備課，要每兩個星期批改一次兩個班級的作文等等。他知道我英文還不錯，就建議我教英文。

我們是高一才開始學英文的。按照之前的傳統，上海的高中是應該全部學俄語的，但我們1960年升高一的時候，我國跟蘇聯已經產生裂痕了，所以從我們那一屆學生開始，一半學英文，一半學俄文。我正好分到學英文。我生病休學期間，因為喜歡英文，就把高三的英文課本都背出來了?；氐綄W校后我就直接上了高三。有一次考試，我五分鐘就交卷了，同學們也不太認識我，大概以為這家伙交的是白卷。監考老師看到我寫好了，但還是勸我再看看，我說不需要再看了，就交了。其實，高三期間有好幾位老師了解我的學習程度之后跟我打招呼說，這個課我可以不用聽，于是我就在課上看我自己的書。

要做英文教師，我心里明白，我這個英文水平是不夠的。所以，我1965年8月先到學校報到，然后一開學就馬上報名到上海外國語學院夜校部進修。夜校部進去之后是按照成績分的，我被分在二年級，接著從二年級往上讀。因為要教學生，我找了很多英文的書。那時上海外語書店內部門市部以便宜的價格賣很多蘇聯的教材，我也買了各種能夠買到的英文書。此外，我還訂了一個英文的雜志《英語學習》，又找來許國璋編的大學課本……我就是靠這樣自己學的。

但是好景不長，一年不到，“文革”開始了。我還記得很清楚，最后一次到外語學院去上課，老師說：“看來我們這個課上不下去了。”果然全部停掉了，包括我們中學。文化大革命開始要組織“階級隊伍”，我在學校雖然不是黨員，但很受黨支部的信任，被算作是左派的。后來我就一直跟著黨支部書記，聽他的安排做一些整理材料的工作。等到黨支部被打倒，書記被斗，沒有事情做了，我就去學游泳，也打羽毛球。此外，一次我還在地攤上買到一包拓片條，是顏魯公的《家廟碑》，就把學校書櫥的玻璃拆下來，一塊一塊放在那里裱起來。當時也不敢隨便看什么書，我就去買了一套英文的《毛選》和英文的《毛主席語錄》。我住在學校里，有人來查，發現我讀的是“毛澤東思想”，就沒什么事。那時唯一還可以發行的一本英文雜志是Peking Review（《北京周報》），我也看。我還從淮海路的舊貨店買了一個英文打字機，大概是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的產品，直到前幾年還在給我的學生用。當時一沒有什么事干，我就練打字。打字我本來就會，那時候練得更好了。所以后來用電腦，我一開始就能盲打。

一直到“批林批孔”開始，要我寫大批判文章，我就趁機把儒家的書堂而皇之地看了。后來擴大了，要“批法反儒”了，說古代的“儒家是反動的，法家是革命的”，那么儒家和法家的書，《韓非子》《荀子》等，我就可以看了，還有當時被劃為法家的柳宗元、王夫之、魏源等人的書，也都可以看了。

因為寫文章比較快，我慢慢就有點名氣了，代寫的文章逐步從工宣隊到區里。甚至有一次團市委開紀念五四的會，叫我們學校的紅衛兵團發言，發言稿也是我幫忙寫的。后來越來越多這種文章，都是讓我來寫的。最高紀錄是在毛主席逝世時，我們學校開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會，會上黨支部書記、工宣隊隊長、教師代表、紅衛兵代表……所有人的發言稿，其實都是我一個人寫的。那時上海有個寫作組，一度要調我到寫作組去，說現在要批判教育戰線上的修正主義反動路線，最好能找一個有教學經驗的、年輕的、文章寫得好的人，已經有十年教齡的我是很合適的。工作都移交好了，卻又沒消息了，其實是別人走后門去了。后來有人跟我說，沒去也是好事，要是去了，“文革”結束后都要被審查一段時間的。在寫文章的條件下，我看一些書是毫無阻攔的，不管以學習還是批判作為理由，總有理由可以看。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有了新的讀書機會。當時大概是因為有些高知沒有事情做，周恩來總理就讓他們翻譯一些世界上的歷史、地理、人物傳記、經典名著等書，比如一些國家的國別史、國別地理、一些二戰回憶錄、一些歷史名人的傳記等，翻譯出來供干部內部參考。據說周總理提到“中學教師也算干部”，所以，這些書也供應給我們中學了。領這些書需要憑證明到新華書店樓上或后門，不用親自挑，確認你是什么學校的，就直接遞給你扎好的一捆。這些書是先放在我的房間里的，我全部看完之后再給其他人，其實除了我也沒有其他人要看。抓住這個機會，我就看了很多這一類的書。其中，因為看書的同時會聯系當時的社會現狀，《第三帝國興亡史》這本書讓我有非常大的震撼。

那時我的興趣面很廣，對技術、科學這些也很感興趣，《航空知識》我每期必看，內部的《國外科技動態》我也看?？戳酥?，如果有些新的東西——國外的科技動態，如一度流行的黑洞、射流、超聲波、多晶硅等，看不懂，就問同學們，因為我的同學好多都是理科大學的。其中有一個很好的同學是北京航空學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我一有不懂的就問他，甚至打電話問，讓他把原理告訴我。那時，有什么書看，我就會對什么書感興趣，因此看了很多書。后來有人問我那時候看書是為了干什么，我就會反問：那時候不看書還能干什么？

另外，我還有一些特殊的經歷，雖然不直接涉及讀書，但我發現，那些經歷對讀書也是很有幫助的。在那幾年里，我跟社會上各種人、各種事打交道，真實地接觸到了社會的各方面。正因為這樣，后來我研究古代的人口、制度，一開始就明白一個道理：寫在書面的東西都是表面的，背后的東西要仔細體會。后來，別人經常開玩笑跟我說“你這個人怎么什么都知道？”其實我的經驗就是這么來的。已經過去了的事情，我們無法再回到古代去調查，但我們可以通過調查現代社會去了解古代，因為很多東西其實是共通的。第一，人性是相通的；第二，古代很多制度以外的東西，在今天不過是換了一種形式繼續存在而已。所以現在，我經常告訴我的研究生，特別是對歷史，對古代的東西，真正的懂，不是看懂了文字，而是要看懂文字背后真實的內容。

在社會實踐中觀察、體會，還要善于對比和聯系。如果知道了很多，但不會聯系和對比，也是不行的。曾經我到南極去時，別人說：“你是研究歷史地理的，跑到南極干什么呢？人類研究南極才兩百年……”我說：“一方面，我去南極不是為了學術研究，而是為了增加人生經驗；另一方面，如果自己是個有心人，在哪里都可以有所收獲?！睆哪蠘O回來后，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地圖上的遺憾》。因為在南極時我發現，那里所有的重要地名都是外國人命名的。這就涉及到地名的由來，跟歷史地理還是可以聯系起來的，歷史不能改變，但未來可以期待。所以，無論做什么事，善于聯想和對比，就會有所收獲。

（二）自覺地讀書

這種不自覺的讀書，隨著我考取研究生就結束了。一開始聽說大學恢復招生，我高興得很，心想總算盼到了。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度對上大學已經放棄希望了。仔細一看招生條件，只招工農兵學員，我們教師不屬于工農兵，是沒有資格的。那時候毛主席還有一些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我作為學文科的，就覺得永遠沒有希望了。還有兩句指示是“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當時我們想不通：怎么我們中學教師也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呢？后來才聽說，因為教育體系是資產階級的，我們這個教師工作就屬于資產階級性質的。我想那也沒有辦法，就把上大學的事完全忘了。

后來恢復高考了，我就馬上去報名，但說我年齡超了，規定是30周歲以下，過幾個月也不行。正當我處于絕望中的時候，半年以后研究生招生也恢復了，年齡要求是四十周歲以下，我還可以報，而且當時《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表示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報考研究生不需要任何文憑，我就報了名，考了試。本來沒有寄希望，結果考下來我竟然是歷史系所有考生中的第一名，而且遙遙領先于第二名。我覺得，其實是得益于我在那之前亂七八糟看書而歪打正著。因為看英文版《毛澤東語錄》，詞匯量算比較豐富，外語考了第一；因為在“批林批孔”期間看了很多古文書，古文分數也不低；政治考試就更不在話下了，我一直教政治課，往往什么公報剛發布，我很快就背下來了；……我所有成績中最低的一門是地理，因為地理我沒有學過，只能靠平時亂七八糟看的一點書。

進了大學后我明白，再這樣亂七八糟看書是不行的。當時有個同學向別人吹我們是自學成才，我就跟他講：“人家這樣講是夸我們，但我們自己應該明白，我們最大的毛病就是：知識是不系統的?！蔽覀兊膶熥T其驤先生也要求我們要認真讀書，具體是從1978年開始的，也就是譚先生第一次給我們上課。當時他還在華東醫院住院，我們五個研究生到醫院去，在醫院的門廳里聽了第一課，他給我們講了《漢書·地理志》。因為周圍的噪聲很大，老師大聲講話很累，所以后來上海辭書出版社在華東醫院附近給我們借了一個房間，我們就每次到那里去上課。從那個時候我開始明白：讀書，到我們這個年紀、這個階段，不能再隨心所欲了，專業上要根據老師的指導去讀，同時再彌補自己知識的缺陷。我所謂的自覺的讀書，主要就是根據專業及研究的需要去看。以譚先生跟我們講的一些找資料的方法、原則為基礎，尤其重視一些經典的、學科必讀的書，比如《漢書·地理志》，就是譚先生曾跟我們講的“讀多少遍都不嫌多”的一部書。

進入寫論文的階段，我根據譚先生所講的，凡是跟我論文這個專題有關系的文章都要讀。但當時有很多書是我們想看但是國內找不到的。比如，一開始我不知道何炳棣，也不知道何炳棣的書，是在《中國史研究動態》里看到的，王業鍵教授介紹了何炳棣先生的著作和學術觀點。我覺得他的書很重要，但上海沒有。之后我到北京去，帶著譚先生給我寫的介紹信到科學院圖書館去找，結果那里也沒有。一直到1985年我去哈佛大學，才找到第一本，第二年又找機會見到了何先生本人。

現在回頭看我寫的《西漢人口地理》，也就是我的博士論文，感到幸運的是，有些分支的外文書當時看到了，要是沒看到就會留下很大的遺憾。中國古書上講的一些人口現象，其實國際上的那些人口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們已經研究過了。還好當時我們復旦的條件還不錯，我也托人找了幾部外文書來，把一些該寫的現象都寫到了；要是沒有看那些書，哪怕是看再多中國的史料，我也不會想到要從那個角度去研究。

《西漢人口地理》

等到我選擇以人口史、移民史作為主要研究方向，就更加明白：要圍繞著自己研究的專題，盡可能把這些書窮盡。也就是說，凡是與你關注的專業或知識領域有關的書，你全部都要看到，非直接有關的，也要千方百計去看。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互聯網，沒有數據庫，所以我在哈佛大學的一年里，就利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把這一方面的書盡量都找到去看。我第一次走到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書庫，的確感到很震驚，里面華文的資料相當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各種資料在那里都可以找到，樓上還有豐富的善本，包括很多沒有被整理過的稿本。

我們這個專業需要查很多地圖，然而很多地圖在國內是不讓隨便查的。譚先生當時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要到故宮去看一些舊地圖，經過了外交部批準，又專門有人介紹進去，結果好多圖也還是拿不出來。不同的是，后來我們到美國去，他們竟然還主動問我：“既然您是研究地理，要不要看地圖？”他們問我要看什么地圖，告訴我也可以自己去找。那時我才發現，美國有好多我們在國內找不到的中國的地圖，有些是早期傳教士帶出去的或者自己畫的。

這段時間里，我已經明白，必須控制自己的欲望，限制自己的興趣點，不然很難完成得了自己的研究。曾經，我見到何炳棣教授的時候，他勸我說：“如果你要真正研究中國史，我勸你先研究世界史。世界史研究得好了，中國史才能研究得好?！焙蜗壬难酃夂芗怃J，但他的毛病就是，太過自負。他曾跟我講：“你看，這么多人到外國來留學，都是吃中國飯的……只有我何某人，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西洋史。”在這一點上，我又想到季羨林先生。季先生到德國去學的是梵文，他也覺得，不應該跑到外國來還研究中國，所以鑒于當時德國研究梵文的水平最高，他就在德國研究梵文。聽何先生這樣勸我，我就跟他講：“何先生，你的話很有道理，可惜我已經四十歲了，再花時間去研究更多別的也來不及……”現在想想，我的決定是對的，因為一個人不能不顧條件地去追求盡善盡美。我也知道自己研究的面很窄，但為了做好研究我不得不控制范圍。

后來還有人跟我講，應該用英文發表文章，因為用英文發表在國際上的影響會大得多，畢竟看得懂中文的人是少數。我就跟他講：“這我也知道。但是我用英文寫一篇文章可能是我用中文寫一篇文章所花時間的好多倍，而且自己還不一定有把握。現在我為了能夠使我的研究成就能夠快點出來，達到一些目標，我只能先用中文發表。我相信，如果這個成果是有用的，將來自然會有人把它翻譯成英文。”所以有一年，我跟劍橋出版社已經簽了約，要給他們寫一本英文版的《中國歷史地理》，我寫了一章后就停掉了。因為，一方面我覺得太花費時間了，不如我寫了中文的讓別人拿去翻譯；另一方面，我發現東西方做學問畢竟還是不同的，他們對我寫出的那一章也不太滿意。他們認為，我應該按照他們的寫法去寫，也就是寫給外國人看，更多的應該是講故事和事實，但那不是我想寫和能寫的。

我始終覺得，到這個階段，適當控制自己的欲望、限制自己的范圍，還是對的。我也知道有很多書都值得看，但是在有限的時間、有限的目標里不可能做到這些。所以后來，等我做了圖書館館長，有人感嘆說，覺得我很幸福，有那么多書可以看。我就告訴他，做了圖書館館長之后，自己就沒有再借一本書坐在圖書館里從頭看到尾看完過，因為現在的圖書館館長要管理很多事務。因此，在這第二個階段，也就是自覺的讀書階段，我認為，我達到了我的目標，雖然只能說是有限的目標。

（三）隨心所欲地讀書

我在做圖書館館長的時候，就同時辭去了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一些學術委員會里的職務，因為想把主要精力想放在管理好圖書館上。到了這幾年，我才開始可以隨心所欲地讀書——我的讀書已經不再跟某一項具體的研究或者某一個努力的目標掛鉤了。我真正的幸福，就在這一階段。我認為，隨心所欲地讀書，是讀書的最高境界。可惜一個人往往要到了退休，到了讀書已經沒有其他功利目的的時候，才可以這樣做。我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興趣，往往有的書只是簡單翻過。但即便是這樣，我也覺得很有樂趣。一本書，我喜歡看就看幾頁，不喜歡就不看，翻到哪里有興趣就看，可能還沒有看完又碰到更好看的，就看其他的去了。

如果你要問：這樣的讀書有沒有收獲呢？第一，它增加了人生的樂趣。第二，我看的書既然能讓我隨心所欲地看，就說明是符合自己的價值觀念的；反過來說，如果我不喜歡某一本書，就會去找它的岔子。舉個例子，有一本書叫《1421：中國發現世界》，是一個英國的退休軍官寫的，說鄭和發現了非洲好望角，發現了南極，發現了美洲……總之，非常了不得。據說那本書銷量超過一百萬。那時，有一位倫敦的記者從英國打電話過來想就這本書采訪我，我說：“對不起，我不接受?！币驗槲艺J為這本書不是學術書，沒有必要去騙人。后來這本書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影響也越來越大，有人就勸我一定要說幾句話。其實這不是我想看的書，但既然要讓我說幾句話，那么我就把這本書翻了一遍，發現里面漏洞很多，然后寫了一篇評這本書的文章《評〈1421：中國發現世界〉——兼論真實史料的重要性》。我認為，我寫的那篇文章到現在都顛撲不破。

《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

除了到退休之后，其實人生還有一段時間可以這樣隨心所欲地讀書，就是童年時期。像我小時候，就是隨心所欲、沒有目的地看書，好多書在潛移默化中對我幫助很大。而且人小時候的記憶力特別強，那時候形成的一些概念多少年過去都不會忘記。照這樣來看，現在的父母其實應該有一個階段讓孩子隨心所欲地去讀書，可惜現在的孩子們大多沒有這個福氣。

二、不同的目的，用不同的方法

經歷了這三個讀書的階段下來，我主要的體會就是：我們讀書無非有三種目的，不同的目的應該用不同的方法。

第一個目的：求知。為這個目的而讀書，要學會選擇。

現在的書太多了，即便是同一個學科、同一個分類下，也有很多很多書。我做圖書館館長的時候了解到，中國每年大概新出五六十萬種書，即便扣掉重復的，至少也要有三四十萬種新書。有一年我給復旦圖書館采購了十二萬種圖書，在所有高校中是排第一位的。這么多書，光是編目就要相當長的時間，更別說讀了。所謂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古代可以做到，畢竟古代的學問比較簡單，現在是做不到的。古人講“學富五車”，其實，五個牛車拉的書，到現在一個小U盤都裝不滿。

以前我們講“開卷有益”，現在，如果不會自己選擇的話，在開卷的條件下你看一輩子都看不完，而且很多東西是對你沒有用的。我們現在處于自覺讀書階段的人，什么都是有限的，時間也有限，精力也有限，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里抓住起主要作用的。如果選錯了，一方面浪費時間，另一方面有些書你其實是看不懂的。比如對我們歷史地理感興趣的人，你想要找到最合適的書，就要考慮你處于什么階段。如果是一個中學生對歷史地理感興趣，去看給大學生、研究生看的書，一般是看不懂的。所以，求知識的話，就要學會選擇，選擇自己需要的，而且要選得細。

自己不會選書怎么辦呢？國外很多高校的圖書館都有提供咨詢服務的館員，很多都是有博士學位、雙學位的，可以很好地起到學術引領的作用。在國內沒有這種服務怎么辦呢？一方面在學校里可以問老師，另一方面如果是自學的話，要學會通過目錄、索引找到想要的書。

第二，如果到了研究階段，要去研究問題，這時讀書必須學會窮盡。如果不窮盡，可能會做一些無效勞動，也可能無意識地剽竊了別人的成果。

舉個例子，如果我要研究上海的歷史，那么我就要把跟上海有關的所有書和論文——不僅包括中國人寫的，也包括其他各個國家的人寫的；不僅包括現代人寫的，也包括古代各個朝代的人寫的。這些統統都看一遍才能知道，我的研究要做的是什么。所謂研究，必須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進步的。如果不看前人的，可能你辛辛苦苦做出來的東西早就有人做出來了。那么說得好聽一點，你是無效勞動；說得不好聽一點，你就是剽竊。如果有人說自己窮盡不了，那只能說明你還沒有資格做這么大的題目。還是拿研究上海為例，如果說與上海有關的兩萬種書（隨意舉例）中你研究階段最多只能看兩百種，那是不行的。怎么辦呢？可以縮小題目。比如把題目縮小為“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還可以進一步縮小為“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公共租界”。

如果無法窮盡還勉強要做，是做不出有價值的東西來的。我在寫中國移民史的時候，涉及到海外移民的資料，我覺得九十年代在這方面我沒有獲得這些資料的條件，語言能力也差很遠，硬做肯定是做不好的，就把它砍掉了。所以我的中國移民史定了個原則：寫向海外移民，就寫到他們離開中國出去為止，到外面之后的事就不寫了。而且，到外面之后的事屬于華僑史，可能已經有人寫了，也用不著我來寫。所以，知道窮盡不了，就要縮小范圍或者改變方向。

現在，有些人說“讀書不要太功利”。為什么不能功利呢？其實關鍵要看你讀書所處的階段。復旦“自由而無用”的精神，指的是人生，人生可以自由而無用，但做研究不能無用。也有些人說要“快樂讀書”，但是在做研究上，有些書是很枯燥的，還有些書本身就很沉重，看起來不可能快樂，但為了研究也得看。還有些人說現在是“讀圖時代”，一定要看有圖畫或者有視頻的資料，這是不對的。一個人真正的本領是一種抽象思維的方式，如果你到了研究階段、高級求知階段，還是只能通過形象來思維，是不行的。更不要說，有很多東西是不能通過圖畫和視頻來展現的，只能以抽象的方式表達。

第三，如果是為了人生的樂趣而讀書，那么前面兩種都不需要，可以隨心所欲。

像一些退休的教授，天天跑到復旦圖書館里，很多是?？?。他們讀書是為了什呢？他們一不為評職稱，二不為寫論文，三不為評獎，讀書就為了樂趣。而且他們的確可以在讀書中找到樂趣。我自己這幾年也是這樣的，已經可以隨心所欲地讀書了。我看書也沒有什么目的，就是為了取得一種身心的快樂，一種精神的滿足。這種狀態，是符合復旦“自由而無用”這句話的。但是說“無用”，其實也有大用，這個“用”就是自己人生的需求。

在這一點上，我想到了周有光先生。在周有光先生一百一十歲的某一天，我去看他，保姆說周先生還在睡覺。我就疑惑：怎么現在還在睡覺？保姆說，周先生今天中午看電視看的時間長了，才剛剛睡下。保姆讓我進去看看，說了一句：“周先生，有人來看你！”周先生回：“我要睡覺，誰都不想見?！彼瓊€身又睡了。這就是隨心所欲。我對保姆說，不要叫醒周先生了，希望不要打擾到他，就只看了看他側臥的背影，把帶來的花放在房間里，回去了。周先生晚年有次與我通電話，講到他的夫人九十四歲的時候去世了。我剛想講點什么，他就說：“你不要講什么寬慰我的話，這是自然規律，她走得很平靜，就很好了?！焙髞碛峙龅轿遥v：“人能夠活到這個歲數，已經很好了。我唯一的擔心是，她走了以后，我會不會感到寂寞?，F在我發現，我一點都不寂寞。我上午上上網，然后我自己也寫一點文章。”他拿出自己用當年別人贈送的第一臺電子打印機打印的稿子給我看，說：“你看看有沒有價值?！庇纸又f：“另外呢，你們來，我也跟你們聊聊天。”我又問：“那你還看什么書嗎？”他說基本不，有的也看。這就是他已經達到的境界，甚至對生死都想得很超脫。他講：“上帝把我忘記了。怎么還不叫我回去呢？”我說：“是因為我們要留住你。”

讀書到周先生這樣的階段，無論看什么書，從電腦上看也好，或者就聽別人講也好，其實他都把這些當成一種人生的樂趣。這一點，我覺得對我們大家很有意義。因為未來的人，工作的時間會越來越少，人類用來解決物質需求的時間會越來越短，一個國家只需要少數人從事物質生產，就可以有足夠的物資和能源。那么人空閑下來干什么呢？不要以為空閑就是人的幸福。挪威人均收入長期都是八萬美元以上，位列世界上人民最富裕的前幾名，但是挪威的自殺率在發達國家里面是最高的。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太空閑了；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們一出生，從搖籃到墳墓都是有保障的。此外，再加上特殊的地理條件，有半年時間是黑夜，人又稀少，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人的精神生活靠什么來填補呢？一旦再到了行動有所受影響、很多戶外活動都不能進行的情況下，又靠什么呢？

所以我想，如果會讀書，能讀書，那么讀書就是我們人的一種基本的幸福的保證。至于讀什么書，為了什么目的，在這個階段已經完全用不著考慮了，可以隨心所欲。

三、讀書對人生所起的作用

讀書到底是為了什么？有一句話說“知識就是力量”。其實，知識可以是正能量，也可以是負能量，還有的知識并不能轉化為力量。這句話是激勵人去學知識，但并不是真理。一些中小學老師常講“天才出于勤奮”，也不是絕對的。有的人是天才，卻不勤奮，沒有發揮出來；但沒有與生俱來的天賦，再勤奮也成不了天才。古代還有一句話叫“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通過讀書得到這些的。我們還經常聽到“讀書改變命運”，但讀書真的能改變命運嗎？也不見得。

那么，讀書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

現在，我是這樣想的：一個人的人生要想能夠成功，能夠作出超過一般人的貢獻或者說杰出成就，有三個條件——天賦、機遇、個人的努力。

第一個條件是天賦。需要天賦是絕對的，因為天賦是客觀存在的，后天條件和努力只能使它得到發揮，而不能改變它。天才是少數，但我們要知道，每個人都有不同方面的天賦。有的人善于動手，有的人口頭表達能力強，有的人文章寫得好……這些很大程度上就是天賦。

第二個條件是機遇。以我為例，當初我做中學教師需要檔案。一個人的檔案是從中學畢業開始的，在中學畢業以前必須到你父母的單位去抄他們的檔案，弄清楚你的家庭出身，有沒有政治問題等。這張紙，加上你自己的學籍卡，就構成你檔案的第一部分。檔案會一直跟你走，跟著你進入大學或進入社會。在那個時代，如果你出身不好，你的前途就完了。包括后來我考研究生，如果改革開放再晚幾年，到我過了四十歲，那么我就是本領再大也不能考研究生了。這些就叫機遇。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我們都需要一些機遇。所以，一旦機遇到了，一個人就要抓住機遇。

第三個條件是個人的努力，包括讀書。今天我主要講讀書，絕不夸大讀書。讀書不是人生的決定因素。只能說，在個人的努力里，讀書（廣義的讀書）是一個很有效的手段。如果有了天賦和機遇，但到了一定的階段個人卻不努力，也不可能成功。凡是那些杰出的人物，除了前面兩個條件之外，在這第三個條件上必須達到完全奉獻、甚至信仰的程度，才能夠成功。我們可以看看古今中外有名的藝術家、科學家、學者，他們都不是一般的努力，而是到了奉獻甚至信仰的程度。

曾經，我在參觀米開朗基羅為西斯廷教堂所畫的壁畫時，有人跟我講，一般人就是體力也完成不了這樣一幅大的壁畫。米開朗基羅之所以能夠做到，是因為他把這個不止看作藝術品創造，而是作為一種對宗教的信仰，所以才能超常發揮出來。相反，也有一些很杰出的學者半途而廢的。他們是天才，也得到了機遇，但達到一定程度的成功之后，就退出或放棄了，最后沒有達到本可以達到的境界。

我是研究歷史的，而且從初中生教到博士生，前后也教了五十幾年的書了。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遇到了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機遇，所以大多數人都算是有機遇的。那么，在機遇和一定的天賦之上，能不能真正成功，能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讀書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