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已經閉幕。透過政府工作報告，我們已經看到中央采取許多政策，包括稅收政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同時，我也注意到，有不少代表委員就稅收話題發表他們的看法。現就其中的若干談點個人看法。

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1萬元是個老問題，凸顯稅收知識普及得不夠。有代表委員繼續建議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1萬元，這是一個老問題，在2019年個人所得稅改革之前，就被“炒作”了很多次。2021年的今天，這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嗎？2021年的今天，這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嗎？其實，這個問題的提出凸顯稅收知識普及的不夠。

為什么要以2019年為時間節點來說明呢？2019年1月1日，中國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新個人所得稅制，與之前的分類所得稅制大不相同。分類所得稅制下，工資薪金所得按月納稅，每個人每個月可以扣3500元（“起征點”說法錯了，起征點與免征額不一樣就不多解釋了），新稅制啟用之后，按年計算扣除額，每年扣除6萬元，分攤到每個月是5000元（為了讓納稅人先享受到稅制改革的實惠，每個月扣5000元在2018年10月1日就開始實施，比新稅制早3個月）。

新個人所得稅制，把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的應納稅所得額合在一起，稱綜合所得，按照統一方法課稅，適用超額累進稅率。對于收入來源只是單一的工資薪金所得的個人來說，工資薪金所得就是綜合所得，改革之后，每個月扣除額增加了1500元。

綜合所得按年征稅，每個人還有專項附加扣除，上有老，下有小，受教育，租房子，買房子貸款，得了大病，相關支出，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有相應的附加扣除。這樣，一個人月工資薪金所得1萬元的個人，就幾乎不用納稅。應納稅額的多少，視專項附加扣除的項目多少而定。由于綜合所得最低一檔適用的稅率只有3%，適用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6萬元的個人，這樣，個人所納稅多少就可想而知。實際上，每個人的工資薪金所得（綜合所得），還有“五險一金”的扣除，因此個人工資薪金所得1萬元，本來所負稅額就寥寥無幾。

這樣，提“起征點”提高到1萬元，對于月收入在1萬元及以下的個人來說意義就不是那么大。當然，純粹從狹隘的個人利益視角來看，免征額越高越好。但是，每個人享受公共服務，不可能是免費午餐。個人所得稅在稅收收入中的重要性還會進一步提升，直接稅在中國稅制結構中的重要性決定了個稅改革不能不適當多考慮財政原則。因此，免征額不可能無限度提高，合理的做法是讓免征額與CPI掛鉤，水漲船高，讓個稅能更好地服務民生。

總之，稅收政策發揮作用，要有針對性，缺少針對性，看上去很美，實際上是中看不中用。記得去年疫情發生時，有人讓我提議月入1萬元免稅，我只能笑笑而過。

毫無疑問，促消費需要各種力量共同作用。有代表委員建議降低個人所得稅促消費，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強消費能力。這有一定道理，因為綜合所得最高邊際稅率45%有一定的下調空間，適應消費升級換代的需要，所能促進的是中高檔消費，下調最高一檔的稅率，并相應調整其他各檔稅率，還可以將稅率檔次簡并，是值得考慮的。當然，個人所得稅改革并未止步，未來的個人所得稅制是更復雜，更多地考慮不同群體的需要，還是為了征管的便利進一步簡化，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遇到什么問題，就希望稅收政策支持，就建議減稅，確實很簡單明了，但這距離現代稅制建設的要求是遠遠不夠的。不是不能減稅，不是不能實施稅收優惠政策，關鍵要看這是不是適應未來發展的趨勢。

關于慈善信托稅制問題，兩會期間也受到關注。由于房產、股權、藝術品納入慈善信托，可能涉及增值稅、個人所得稅、契稅等稅種的納稅問題，這就可能導致慈善信托不能成立，從而影響慈善事業的發展。

這是一個新問題。在個人財富較少的過去，這不是問題。隨著經濟增長，越來越多的個人富裕起來，他們愿意為慈善事業做貢獻，公共政策就應該支持，稅制至少不能成為阻擋力量。按此方向優化稅制，選擇合適的稅收政策，鼓勵慈善信托的發展，是應該的。當然，這個問題也很復雜，它不僅僅是一個稅收優惠政策問題，其他政策如何配合也關系到慈善信托能否成立。資金來源的合法性審查，反洗錢審查，收入是否已經足額納稅，都是需要的。慈善信托成立中所涉的重復征稅問題，是“成長的煩惱”。關于慈善信托問題，不僅要考慮現行稅制的銜接，還應該與未來稅制對接。

關于特定產業行業的發展，如有稅收政策支持，這樣的產業行業就可以如虎添翼。我國現實已有這樣的政策，如集成電路行業所實施的特別優惠的稅收政策，這是應對卡脖子工程的一部分，很有必要。有的建議對旅游業、對廢舊電池回收行業等實行稅收優惠，有的甚至建議對電池回收行業設置高門檻，這些建議符合建議者所在企業的利益，但不見得就符合行業的整體利益，如設置不必要的高門檻就可能扭曲市場競爭，不符合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的要求。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特定產業行業的稅收優惠政策要特別謹慎。國民經濟發展離不開任何一個產業行業。既然確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那么大的原則應該是沒有特殊因素，稅收政策不偏不倚，可能更合適。

地區稅收優惠政策也是熱議話題。目前，有些地區以示范區、創新區等各種名義獲得稅收優惠政策，這是應當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相關的地區間稅收競爭問題。不少示范區、創新區本來競爭優勢就較明顯，有了稅收優惠政策，更是成為稅收大洼地，其他地區怎么可能和它們競爭呢？各地稅收洼地政策最終可能趨于均衡。也許，最后的地區優惠會變成普惠，變成新的稅收政策乃至稅制的重塑。

當然，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不同于一般的區域經濟發展問題，不能與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相提并論。根據《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海南島封關后實行一套相對獨立的稅制。自由貿易港的一般屬性，決定了海南島封關之后的稅制比內地輕，比內地簡化，是一套不能在國內普遍復制的稅制。

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國內大循環比任何時候都要重要。有人建議對出口轉內銷企業實行稅收優惠，這樣的建議在去年疫情較嚴重出口受阻時有一定道理，如今怎么說也理由不充分。國內大循環不是封閉市場，國內國際市場是一體的，沒有任何理由通過對出口轉內銷企業的稅收優惠來扭曲市場，擾亂國內市場競爭秩序。

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如何實現是一個熱門話題。兩會期間，有人建議開征碳稅，納入環境保護稅，以促進目標的實現，并認為當下時機合適。開征碳稅時機真的成熟嗎？我認為，時機不成熟。最直接的理由是，碳稅只要開征，就會成為企業成本的一部分。在經濟恢復時期，這樣的稅就不應該開征。中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還不能相提并論，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需要找到適合國情的道路。碳稅的設計，需要緊緊圍繞氣候變化的相關科學研究，追蹤碳排放、碳匯技術的發展，才可能與政策目標更吻合。

（本篇為澎湃商學院獨家專欄“中國的稅”系列之三十三，作者楊志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財貿經濟》《財經智庫》副主編，著有《新中國財政政策70年》《大國輕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