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寫：李婷

編寫：呂利丹 趙夢晗

圖編：胡文波

一、聽說韓國將成為首個消失的國家？

前幾天韓國公布了2020年的出生人口數，創下歷史最低紀錄。韓國已經成為世行180多個成員國中生育水平排在倒數第一的國家，這似乎正在印證牛津人口學家大衛·科爾曼在2006年的預言：韓國將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消失的國家。

有趣的是這幾天有另一條關于韓國的新聞：據調查，2019年日本年均收入3萬8617，韓國4萬2285，韓國已經實現對日反超。

把這兩條新聞連在一起看，就會得出一個有意思的“悖論”：是不是越發展越要消失？

圖：韓國愛豆可能也要一起消失了（來自互聯網）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回到歷史的現場。

二、布加勒斯特的世界人口大會

1974年8月，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要承辦一項非常重要的國際會議——世界人口與發展大會。雖然這并不是第一次關于人口主題的國際會議，但卻是第一次政府級別正式討論人口問題的世界性大會，參與的國家和地區達136個。

對于中國政府代表團而言，這次會議意義非凡，但注定也是充滿壓力的。這是中國自1971年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后首次參加人口議題的聯合國大會。然而自50年代有關馬寅初人口問題的大爭論之后，中國已經中斷人口研究近20年了。為了應對此次會議，中國政府在1973年就成立了一個專門的人口工作小組，迅速“惡補”世界人口研究的最新進展。當然更大的壓力來自于將要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第三世界國家施加的要求迅速開展人口和計劃生育活動的壓力。

是的，你沒有看錯。美國和西方主要國家在這次會議上的訴求就是：發展中國家應該在開展人口和計劃生育活動方面作出努力，并需要制定生育率控制目標和具體的實施方案。

這個訴求的背后，是持續籠罩在20世紀60、70年代上空的人口爆炸論。一大批西方的學者利用人口統計和人口預測數字，認為當今世界面臨著“人口爆炸”的危機，這個危機必將導致“資源危機”、“糧食危機”、“生態危機”等一系列嚴重后果。而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現代世界人口增長已超過了土地和自然資源的負載力。

曾經經歷過工業革命帶來的短暫人口膨脹的西方國家認為，得益于二戰后世界基本和平的環境以及醫療科技的廣泛傳播，第三世界國家人口的爆發式增長將把地球引入爆炸模式。

在那一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簡單理解為每個婦女生育的子女數）是4.15，可能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我們早已走在了生育率下降的快速通道上了（從1970到1979，中國總和生育率從5.74下降到了2.7）。

圖：中國總和生育率的變遷（1950-2016）

三、農業社會與馬爾薩斯陷阱

如果我們再把歷史往前倒帶，“人口爆炸論”頭上戴的緊箍咒來自于1798年一位叫馬爾薩斯的英國牧師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人口原理》。在這本小冊子里，他提出了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

“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源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當人口增長超過了生存資源的承載力，多增加的人口總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饑荒、戰爭或者瘟疫等），人口不能超出農業發展的水平。”

馬爾薩斯陷阱道出了農業社會發展的終極宿命：發展到頂，然后人口崩潰。

圖：簡化的馬爾薩斯陷阱模型（來自互聯網）

這本身就充滿了矛盾的美感。農業社會最大的優越性就體現在人口增加，歷史上也多以人口數量來衡量古代社會的發展程度。在家庭層面，生育也就意味著更多的耕作勞動力，更多的向上財富流動，顯示了家族的興旺。在國家層面，人口是稅收和軍事實力的保證，人口越多代表國力越強大。在一個環境和平，農業產出穩定，有剩余輸出的時期，人類使用剩余能量的最主要方式就是生育子嗣。

李錄在《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描述了人類在農業社會的幾次登頂嘗試，社會發展，人口增加，超過資源承載力，觸及難以逾越的天花板，人口系統在隨之而來的戰爭、瘟疫、饑荒以及政權失敗等“積極抑制”下走向崩潰。周而復始。

尼采說：“所有偉大的事物，都會因為自我實現而導致自我毀滅，這就是生命的本質”。

要如何走出這個自我循環的陷阱呢？那也是尼采說的——要自我超越。很幸運，作為變異形態的工業革命首先將西方世界拉出了馬爾薩斯陷阱的泥潭。

圖：工業革命將人類拉出馬爾薩斯陷阱。（圖來自互聯網）

四、工業革命與生育率下降

在馬爾薩斯寫出偉大的《人口原理》的時候，他估計也沒有想到，西方社會已經一只腳踏出了陷阱。這充分說明了再偉大的人在認識社會的時候通常也已經慢了幾拍了。

工業革命對人口崩潰的拯救”采用了雙管齊下的辦法”：

工、農業生產方式以及技術的革新，提供了在農業社會難以想象的物質基礎和生活資料，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人地關系的限制。

另一方面，工業革命也開啟了人口轉變的齒輪——生育率開始下降。在教課書中關于人口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有如下一些標準答案：

避孕節育成為唾手可得的技術。

生孩子成為一件非經濟理性的事情。孩子的養育成本大過孩子能帶來的收益。

孩子質量對數量的替代。在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子女有很大預期可以活到成年的情況下，家庭會傾向選擇減少孩子數量以提高孩子質量。

財富流的逆向。在新的社會形態和生產方式下，財富不再是從子女流向父母，而是從父母流向子女。

個體意識興起。工業革命的就業方式將個體特別是女性從傳統家庭中解放出來，個體主義的價值觀逐漸形成。

………

這一套人口轉變理論自19世紀中葉開始發酵，但直到20世紀的70年代末才逐漸成型并產生了足夠多的證據來驗證。然而人口和經濟學家仍然不完全確定這一套用以描述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機制，是否可以很快在發展中國家得到印證。

因此，人口爆炸論在1974年仍舊表現得很強勢，也就成為了布加勒斯特會議召開的背景。

五、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后續與“城頭變幻大王旗”

讓我們再次回到1974年的會議現場。

這次會議隨后被描繪成了一次南北對抗，面對西方陣營的咄咄逼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最終聯合起來指出，發展中國家的所謂人口問題是欠發達的癥狀而不是其原因，解決這一問題的最有效辦法是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印度代表隨即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號：

“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

也許是因為這句口號，發達國家在這次會議中并沒有完全如愿，它們試圖為發展中國家制定的生育率下降目標和計劃生育方案并沒有被認可。會議通過的《世界人口行動計劃》承認社會經濟發展是解決人口問題的中心因素，但也提出了“個人的生殖行為同社會的需要和愿望應該相互協調”的愿景。

雖然這次會議并沒有達到美國想要的效果，但事實上美國的工作早就開始。在美國的影響下，處于東亞文化圈的新加坡、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從50、60年代起就已經開始實施人口控制政策，包括宣傳少子女家庭的好處，在經濟上激勵節育的家庭，提供免費的避孕節育服務等等。

可能連1974年的美國自己也沒想到，他們的立場會在10-20年內徹底反轉。70-80年代是人口轉變研究的黃金時期，大量學術著作的涌現以及事實證據都指向了同一個方向——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的生育就會快速下降。

在10年之后的墨西哥城人口大會上美國對生育控制的態度轉向了中立，而在1994年的開羅大會上美國已經徹底不支持計劃生育的相關措施。新加坡、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在80、90年代逐漸轉向了生育中性政策，并依次開啟了鼓勵生育的措施。

在這其中，新加坡最為魔幻，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公共場合中限制生育的宣傳海報就變成了鼓勵生育的信息，頗有點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意味。

這個時候的歐洲呢？他們已經在忙著刺激本國的生育了。

六、現代社會與超低生育意愿

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預測對了很多事情，但在唯獨在一件事情上面錯了。理論預測總和生育率會下降至更替水平（即一對夫婦生育2個子女），人口將隨后達到一個均衡狀態。他們沒有預計到的是，生育率還在全世界范圍內持續下降，乃至于大部分發達國家都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甚至達到1左右的超低生育水平。

圖：世界各國總和生育率隨人均GDP的演變過程（1800-2020）

https://www.gapminder.org/tools/#$chart-type=bubbles

該怎樣理解這種超低生育率的形成呢？

90年代的人口學家又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現代化乃至于后現代化所帶來的價值和觀念的變化是導致超低生育意愿的核心因素。個體主義的興起與女性更加獨立和平等的性別角色，強調了個體獨特和多元的價值取向，在某種程度上沖淡了生育的價值和意義。

在我看來，現代社會的發展對低生育欲望的形成是通過三個因素達成的：

競爭。社會發展的一個標志是知識和技術迭代的速度很快。這也決定了年輕人在社會中的話語權越來越大，但也意味著社會競爭的壓力一步步向下轉移。每一次技術的創新都會帶來新的社會分化，同時也加劇了社會競爭。年輕人自身背負著達到社會預期、自我實現的競爭壓力；而當他們作為父母時，又會將自身感知的壓力投射到對子女的教育焦慮中。

選擇。社會發展的另外一個表現是有更大的選擇權。不用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也可享受社會對此的包容。發展所帶來的多樣化的社會角色，也為個體提供了選擇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

替代。社會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提供了眾多孩子的“替代品”。不用說養老的公共服務體系，年輕人的時間可以被游戲、綜藝和社交軟件充分占據，而情感呢？大概過段時間會有專門的論文嚴謹論證寵物產業的發展對生育率下降的影響吧。

所以在談論低生育率的時候，也許可以不用那么喪氣，它本身就是發展的副產品啊。這個邏輯是不是跟農業社會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有偉大的事物，都會因為自我實現而導致自我毀滅”。

七、關于未來

所以，超低生育率是社會發展的終極宿命嗎？在我們這個形態的社會下也許是的。

所以，韓國就要消失了嗎？未見得。也許有另外一個類似工業革命的變異式發展會塑造一個全新的世界；也許有關民族、國家的形成也在不斷的重新定義之中，包括人類這個物種本身。

所以從另一種角度看，包容性的生育政策、家庭友好政策亦是社會發展的結果，是社會發展給予個體更多選擇性的一部分；同樣，即便真的出現更加激進地刺激性政策，也無須驚訝，生存和自我延續不過是物種的本能而已。

但如果生育率沒有大幅度反彈也不應該焦慮，畢竟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人類的后知后覺，不曾看到我們可能已經站在了新的歷史路口。

關于人口問題，我們可能需要成為建立在深刻悲觀主義基礎上的樂觀主義者。

圖：來自互聯網

作者：李婷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教授

責編：呂利丹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副教授

        趙夢晗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講師

圖編：胡文波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本科生

參考文獻：

Dudley Kirk. 1996.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Studies, 50: 361-387.

Lesthaeghe, R., 2014.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concise overview of its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51), pp.18112-18115

湯夢君, 2013.中國生育政策的選擇:基于東亞、東南亞地區的經驗. 人口研究(6): 77-90.

李錄，2020.《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