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路上的青蔥歲月

2021-03-11 10:5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孔明珠孔娘子廚房收錄于話題#散文隨筆20個

1986年左右作者在紹興路74號上海文藝出版社大陽臺

紹興路5號，2016年拍攝

多少次夢回紹興路，都是從紹興路5號那個拱形門走出來開始的。

那是1979年4月，我與媽媽兩個人出了5號上海出版局的門，沿著紹興路往西走。我們走得很慢，那年媽媽60歲，在25歲的我眼里已是一位老太太。媽媽身材有點胖，她個性溫和，安分守己。我挽著媽媽的臂膀，抑制不住的激動。

剛才我們走進的出版局那幢樓，原屬于舊上海南市電力公司老板朱季琳的花園洋房。踩著寬闊、錚亮的樓梯上二樓人事處時，我手里拿著離開上海郊區奉賢星火農場開出的正式人事調令。媽媽手里拿著上海市有關部門發給她的一張通知，寫著父親孔另境即日起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為落實政策，允許一位子女頂替進出版局工作。

現在我們辦完手續出來了。

我挽著媽媽往前走，媽媽的腳步有些躊躇，她出門時對我說，難得過來紹興路一趟，辦完事我去看看出版社同事。媽媽五年前，55足歲不到時已經提前從上海文藝出版社退休，我想她是在猶豫到哪里去找她的老同事，因為在紹興路上有三幢樓內設有文藝出版社的辦公室，紹興路7號、54號、74號。媽媽退休后去北京住過一段時間，疏于聯系老同事，她不清楚校對科現在在哪幢樓？她的老同事，與她有點交情的那幾位還在不在辦公，見了她會不會熱情。

我們剛才辦完了一件大事，媽媽將她在農場務農7年的小女兒調回了上海。可是，出版局人事處的辦事人員在蓋了幾個章后對我們說，最近來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知識青年有不少，出版局規定統一分配。其中可能是去新華書店，也可能是下印刷廠，很少量的進出版社。媽媽聽后嘴唇囁嚅了幾下，她一向羞于求人，也知道求辦事員的結果很大可能是自取其辱。

我初中畢業在郊區農場種了7年地，吃了不少苦，可還是有點長不大的樣子，25歲的人梳兩根半長的小辮子，眼睛只顧好奇地打量這房間高挑的天花板，四周一米多高護墻板的墻壁，雪白石膏畫鏡線，氣度不凡的辦公桌。我聽到自己能去新華書店或印刷廠工作已經很高興，進出版社我不敢想，太高大上了，我一個70屆初中畢業生，憑什么進出版社，進去了可以干啥。

紹興路很短，從東到西不足300米，它始建于1926年，以意大利國王“愛麥虞限”的音譯名命名，1943年定名為紹興路。當年，紹興路的歷史底蘊我一絲也不明了，只是一踏上這條路，我即感受到與住了二十多年的四川北路不同的味道，好像內心忽然變得平靜下來，渾身的血液里，流動出很美的音樂旋律來。

紹興路5號走出來沒幾步就是7號，那幢樓當時沒有修復，外觀比較舊，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后勤部門，包括出版科，校對科，資料室等。我與媽媽剛走到7號門口，從里面出來一位年齡接近五十的男人，沖我媽媽很高興地笑，問，老金你怎么來了，這位是女兒嗎？媽媽停下腳步，告訴他今天帶女兒來出版局報到，尚不知會分配到哪里工作。男人一聽立即說，來文藝社呀！

媽媽的想法與我差不多，也許我們家倒霉了十多年，已成慣性思維。她說，哪有那么好的事，如果分配到印刷廠，陸科長你比較熟悉，哪家廠比較好？這位叫陸季明的文藝出版社出版科科長高聲怪叫起來，老金！這么漂亮的女兒怎么能去印刷廠，來文藝，來我這里，來校對科當校對呀！他大約發現自己表現得太激動太夸張，我會當他開玩笑，轉而笑瞇瞇朝我說道：“小孔，我是你爸爸媽媽的老同事，你爸爸老作家，你媽媽校對科‘一只鼎’，你有遺傳因子，當校對一定也會校得很好，我打包票，我馬上就去74號人事科要人。”接著他又調皮地眨眨眼睛，低聲補充道，你千萬不要去印刷廠，那里的工人每天站著揀鉛字排字，兩只手墨墨黑的。我和媽媽聽聞陸季明的話喜出望外，盯住他看驚呆了，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陸季明科長不與我們啰嗦，真的徑直往西去74號了。

我在家等了沒幾天就接到電話，讓我5月正式到上海文藝出版社校對科上班。當時文藝出版社一社兩塊牌子，上海文藝出版社與上海文化出版社。說起來，我父母與上海文藝出版社淵源很深。解放后1955年公私合營，我父親帶著私營“春明書店”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編輯室副總編。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與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合并成上海文藝出版社，父親任編審。而我媽媽是生完我以后，1955年到文藝出版社工作的，在校對科一直工作到退休。這樣，我等于是知識青年返城來到父母的老單位“頂替”上班。25歲的我在上海聞名的文化地標紹興路找到工作了，第一個上班地點是紹興路7號二樓的校對科。

2016年拍攝的紹興路7號大門口

紹興路7號為原中華學藝社舊址，是幢相當結實5層樓高的房子，二樓房間大而方正，走道與門廳都體面寬敞，大理石地面花紋優雅，鑲嵌著金線。二樓門廳也很有氣派，卻擺放著不搭調的草綠色標準乒乓桌，每天上午10點與下午3點工間休息時，校對科、出版科男同事們會出來打球廝殺。女同事們出來到空地動動腿腳，甩甩手。我小時候是乒乓球隊隊員，看見打球手癢，但顯然輪不上打球，便常常倚靠或者摟著旁邊的歐風大理石抱柱看熱鬧。

當時7號三樓是資料室，藏品豐富，長條書架上密密麻麻摞滿了好書。再往上有挑空很高的空間，布滿了灰塵與蜘蛛網，不知干什么用，我曾經壯膽上去看過，空曠破敗，最高處仿佛是戲臺，也許是以前學生演戲的地方吧。

文藝出版社像我這樣的頂替知青大約有七八位，分在編輯部的很少，大部分在后勤部門。我被分在校對科能接觸到文字，有一門專業技藝可學，我很滿足，每天與媽媽的老同事一起兢兢業業校對書稿與文學雜志。果然如出版科長陸季明所料，我雖然學歷低，但身上仿佛真有校對基因，捉錯別字像捉老白虱一樣，一捉一個準。媽媽那時還年輕尚有余力，有時，校對科長會讓我帶一份校樣回家讓媽媽幫忙趕工，是請她擔任責任性較高的三校或者四讀，那個稱為“外校”，校對費按萬字幾元計件，可以得一點額外校對費。媽媽樂意做，在家校對時順便傳授經驗給我，也講一些出版社舊事，哪個是壞人哪個是好人，讓我心里有數。

對于父母的老單位其實我在感情上有點復雜，可以說有愛有恨。記得我上幼兒園時被父親帶去過出版社玩，那是在出版社花園里舉辦的一個聯歡會。小小的人兒一點都沒有心理準備，就被大人拉出來讓當眾唱歌跳舞，怕羞的我心慌意亂。父親見狀推辭、攔截都沒有成功，可能大人以為是小姑娘都會跳舞，請你女兒跳是給你面子，推辭定是假客氣。父親救不了我，我含著一泡眼淚跳了個“呀呀（亂七八糟）舞”，心理留下陰影，一生未消。

1982年紹興路54號上海人民出版社小花園

我還記得，9歲時父親辦提前退休，出版社給了他一張職業寫著“資方代理人”的退休證，1963年那年頭講究階級成分，職員與資方代理人的差別性命攸關，父親無論如何不肯收。他不斷申訴，當年是怎樣在春明出版社老板逃到臺灣去后，書店無人負責，為了維持出版營業，為了那些職工生計，被大伙兒推上經理職位，無奈之下才應承代經理的，自己沒有書店一丁點股份，從未拿過定息，怎么能算是資方代理人，屬于資產階級那方面的人呢！父親十四歲離開家鄉投身學運，考進上海大學，1926年加入共產黨，他不服。

我記得那些日子，家里的門檻快被踏爛了，每天下班后出版社有人來與父親談心，軟硬兼施讓父親妥協。以前家里有客人來，父親總是喊我傳話，讓保姆倒茶、留飯，只有那些人來了，父親沒有好臉色給他們看。吵吵鬧鬧了很久，大約談定了什么內部條件，父親終于還是妥協，收下那本退休證。但是“資方代理人”這頂帽子父親絕對不肯戴，我從小學到初中在學校里填表格，填到出身，小心地請問父親，他一律堅定地說：職員！高級職員！

之后就是史無前例的十年動亂。家里來抄過5次家，來的都是我如今工作單位的同事，他們當年很年輕，是造反派。我記得很多細節，記得好幾張臉。

我在紹興路7號二樓校對科總共工作了5年。同時在那里當校對的，有改革開放后招來的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大學畢業生，他們當校對屬于業務培訓，有一年期限，隨即便能升到文學一室二室、民間文學室、《故事會》等當編輯。這些大學生年齡比我大一點，一起當校對的時候聽他們說校園，談作家作品，非常羨慕。我沒有上正規大學，心里很急，就去讀業余大學，在夜校補文憑，暗暗下決心將來也要當編輯，要從7號跳槽去74號。

紹興路很短，不通公交，東頭是瑞金二路，瑞金醫院大門就對著紹興路。左手邊是一條大弄堂金谷村，中間有橫弄堂可通往瑞金二路公交車站。紹興路西頭是陜西南路，右手邊是黃浦區明復圖書館，原盧灣區圖書館，也是中國民主促進會1945年成立舊址。左手邊是瑞金二路社區文化活動中心，也是一幢很漂亮的老建筑。

我每天早晨從四川北路坐21路換17路電車建國西路下，面朝西，走去紹興路7號上班，中午去54號大食堂午餐，下午三點去62號紹興公園做廣播體操。有時開全社大會，就要走到74號，那里有大會議室，彈簧地板，中間有移門拉開可以開舞會。這條路上最多的時候有7家出版社，文藝社，音樂社、文化社，人民社、三聯書店、音像出版社，百家出版社，還有新聞出版局。我很喜歡這條安靜、清潔的道路和這條路上樸素卻有特殊氣質的居民。在我的散文與小說中，有很多片段是描繪這條路，這些人的。都說一個人的價值觀、道德觀、審美觀在成人之前已成定局，我覺得自己11歲之后的記憶很糟糕，想揩掉十年，由紹興路起步，建立三觀，重新成長。

我們校對科在紹興路7號二樓有兩間辦公室，我起先坐在大間，對座楊老師是帶教老師。楊老師長得很福相，家里經濟情況很好，是個說話處事瀟灑的女子，她覺得校對沒什么可教的，仔細就行，而我的媽媽是老校對，更是無需她來教了。我們校對科長也是女的，她卻相反，認定我們這些沒有學歷“頂替”進來的年輕人基本上沒有讀過書，她不放心我們，事無巨細，諄諄教導。在辦公室里，她最愛說的就是她考進大學的兩個兒子，一說起他們滿臉驕傲滔滔不絕，辦公室里總有那種愛打順板的人，嘖嘖嘖、哈哈哈聲聲刺耳，搞得我這個初中畢業生灰頭土臉。

1982年左右文藝社校對科同事們合影

楊老師退休后，吳老師坐到我對面來了，他戴副眼鏡，矮個兒，是個謹小慎微的人，肚子里學問很多，卻從不大聲說出。他常常一面校對一面諷刺校樣里的錯別字和常識性錯誤。他低頭嘰里咕嚕埋怨，用鉛筆圈了拉出來，再打個問號在旁邊。因為是校對員，尊重原稿是科長反反復復告誡我們的，一切都要保留原始證據，不能擅自涂黑改掉，只能用鉛筆提建議。吳老師的知識層次顯然不止當校對，不知是犯的什么錯誤被貶來這里，他整天氣不打一處來，說現在的編輯素質太差，不讀書不負責。吳老師對對我這個實際只有小學生學歷的人卻很寬容，他說話急促又尖刻，因為壓低聲音，總像與我密謀什么事情，常常讓我忍俊不止。吳老師博覽群書，一得空就抓本書，湊在鼻尖看。與吳老師熟悉了以后，我漸漸忘記師道尊嚴，遇到校樣中的問題經常偷懶不查字典，張嘴就問，長了很多知識。

我們辦公室有十來張辦公桌，眾人工作時很安靜，只聞紙張的翻動聲。一開始我負責初校，規定是折校，就是底稿放在底下，校樣折起來壓在上面，一行行地對校對，那樣的死辦法能夠最大限度看出錯字，但是很累。年輕人視力好，干勁足，我連續埋頭兩個小時也不怕。到了10點是休息時間，放下手里的東西，男同事出去抽煙打乒乓球，巴結的女人撈起絨線編織，吳老師看書，我出去透氣。

70年代末80年代初，禁錮已久的圖書出版逐步放開，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重放的鮮花》一書，收了很多著名老作家的散文，年輕作家的小說也開始出版。記得當時我們校對科負責幾本文學雜志的校對工作，我在校樣當中讀到孫颙、竹林、王安憶、趙麗宏、陳村、王小鷹等同齡人的小說，非常新鮮好看吸引我。聽到出版社同事談這些文學新秀，感覺他們在天上，我在地下，相當自卑。我從小愛讀小說，在校對過程中有時讀到好看的情節，糊里糊涂忘記了校對的責任。科長好像背后長眼睛的，她會猛然提醒道，你們不要看小說忘記自己是校對！

校對科老中青三結合，兩頭大中間小，年紀大的兢兢業業自是不用說，僅有幾位中年人出版學校中專出身，專業程度也高，只是我們一些年輕人，來源五花八門，有部隊文工團退伍的，有頂替家長進來的，有中學畢業分配來的，也有去食堂里勞動過幾年轉入校對科的。到了改革開放后第一批77屆大學生畢業分配來到出版社，人事科規定新大學生不能直接到編輯部工作，必須先到校對科工作一年。于是我們這些初中畢業生幸災樂禍地看著當時在文學界已經嶄露頭角的幾位年輕作家，每天乖乖地到校對科上班，從頭學習怎樣當校對員。

記得有一兩位大學生對工作很認真，可另外幾個看上去是藐視校對這門技術的，他們以為自己大學中文系畢業，改個錯別字，標點符號什么的還不容易，還需要學嗎。我們校對科有兩個房間，科長在的那間寂靜無聲，隔壁那間經常歡聲笑語。我不幸一開始就在科長眼皮底下工作，有時候到隔壁去送校樣，看見他們經常舉頭嘎山湖，低頭講戲話，休息時間下棋、打牌，門口打乒乓，切磋交誼舞技藝，羨慕得很。

科長也知道我們的心思，她覺得需要收骨頭的新手，不得離開她的房間，我坐在她身后，感覺她有特異功能，不轉身能知道我在做什么，甚至想什么。現在想來，校對科５年嚴格要求的經歷對我非常重要，我必須得感謝在那里受到的管教，包括被揪出校對漏洞后的當眾“羞辱”，刺激到我的自尊心，使我奮起讀夜校，考文憑。

我一直以為，我在出版社１０年自學與工作經歷勝過讀一般大學中文系，甚至可說勝過拜在乏善可陳的教授門下讀研究生。

我們出版社與我進社情況相同的青年大約有十來位，分散在各個科室，校對科算是不錯的，分到后勤部門的也有，直接進編輯部的似乎只有一位。人都是那樣的，剛剛改變處境時還很欣喜很滿足，時間一長，橫向比較之后就產生非分之想了。那時出版社分配來一些大學工農兵學員當編輯，再往前一點有“摻沙子”（工農兵作為沙子摻入知識分子那個板結的泥土）進來的，要說知識結構、辦事能力與我們返滬知青也相差無幾，而他們能大模大樣坐在編輯部寫寫弄弄，冠上了知識分子的帽子，為什么我不能。

我媽媽是個性情溫和的女人，從不奢望天上掉餡餅，她知道我的心思，常常旁敲側擊，讓我踏踏實實工作，多讀書。８０年代興起了補文憑的風氣，出版社人事科出面，組織我們把初中文憑補出來。想想真是可憐，我算７０屆初中畢業生，十年動亂是從我小學５年級開始的，之后其實根本沒有讀過書，不要說初中文憑，小學文憑也是沒有的。

我與出版社一些頂替進社的，還有中學畢業后分配進食堂工作的同事一起嘻嘻哈哈補數學、地理等，初中文憑我很順利通過。緊接著就是考高中文憑，這個稍微難一點，也只花了幾個月時間就畢業了。人事科長董老師每次看到我總要稱贊我幾句，把我列為培養對象。那時出版社有團支部，我總感覺雖然大家都是年輕人，但是當編輯的說話舉止與當校對當編務的不一樣，與食堂里洗菜、賣飯的小姑娘比，我覺得自己高一等。社會層次約定俗成，勢利眼自然發生我也不例外。我從小當班干部，在農場里也是干部，一向在小環境里感覺良好。我暗暗下決心要改變命運，第一步父母將我從農田里救上岸，第二步靠自己。俄國作家高爾基有關讀書的名言，我的抄寫本上有很多，讀書改變命運應該可行。

我所在的紹興路７號三樓整個層面是資料室，藏書無數，眼前又有那么多學問知識豐富的編輯老師，在出版社這樣的“圣殿”中，讀書條件不是一個好字，而是三個字“太好了”。

紹興路74號轉角扶梯、彩繪玻璃與枝形吊燈

1988年左右我在紹興路74號文藝理論室工作。跑到對面文學一室陽臺上拍照。

八零年代整個社會讀書氣氛濃烈，我考出初中與高中畢業證書后，腰板挺直一點了。在我進出版社時，社長總編輯是姜彬先生，后來丁景棠當社長總編，他一直說自己勉為其難，沒有辦法才上任的。因為老丁是文史專家，著書立說忙得很，要放下手里的研究寫作來出版社當領導，管理一兩百人的機關，簡直是千頭萬緒。才當了幾天社長，老丁就害怕得不得了，因為他每天一坐到社長椅子上，就有川流不息的人前來請他簽字。業務方面的有科室工作安排，出版選題，人事方面有人才流動，后勤有各種造房子修房子，買材料，財務方面也有無數的單據需要他看，簽字。所以他每天從永嘉路自己家走到紹興路７４號，一踏進大門就要叫，我頭脹瑟了，頭脹瑟了。每天下班也是重復那幾句話，現在想想老丁真是可憐。

盡管這樣，老丁還是對我們這些不在編輯崗位的年輕人非常重視，也許是他家里也有與我們年齡相同，上山下鄉回來的子女，他讓人事科挑選基礎尚好的且沒有學歷的年輕人，安排有經驗的編輯老師上課，開書單，讓我們突擊強化讀書，寫讀書體會，定時交流。記得給我們上課過的有文藝出版社有名的幾位才子，郝銘鑒、金子信、邱峰等等，我的同學有魏心宏、修曉林、趙詠梅等十幾位。我在校對科呆了5年后調到文藝理論編輯室當編務，通過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后，一步步朝當編輯的夢想前進。

紹興路是上海一條很有歷史底蘊的文化路，最多的時候有十來家出版社與書店，我有幸在人生最青蔥美好的十年中幾乎每天親炙它傳統與現代并存的文化氣息，在油墨書香中開啟心智，學習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