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南京市人大常委會召開《南京市社會治理促進條例》頒布實施新聞發布會。肖日東 圖

作為全國首部以促進市域社會治理為主題的地方性法規，《南京市社會治理促進條例》于今年1月15日經江蘇省人大常委會會議批準，將于3月10日正式實施。

3月9日上午，南京市人大常委會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南京市社會治理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主要內容、特點和相關準備實施情況。

提到這部地方性的社會治理法規的特點時，南京市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姚正陸表示，《條例》關注社會治理的熱點難點問題，比如針對最近發生的“辣筆小球”在個人賬號中發表惡意歪曲事實真相、詆毀貶損英雄事跡的事件，《條例》在第二章、第十一條再對“褻瀆英烈”行為劃定法律紅線，亮出法治利劍。

南京的經驗做法固化為地方法規

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采訪獲悉，由于該《條例》屬于創制性立法，為此，南京市人大與市委政法委組成了工作專班，統籌推進立法調研、制度設計、課題評審、研討論證等工作。期間還召開了40多場協商推進會，聽取各個部門、各個階層的意見建議，邀請近50名相關領域的專家參與研討，確保這部法規“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這部法規確定了南京社會治理的基本格局和制度體系，明確政府、社會、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職責權限和邊界，對市域社會治理的路徑、方法、手段、措施作出制度性安排，為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法治路徑進行積極探索。”南京市人大常委會新聞發言人、研究室主任王利民說。

該《條例》將南京當地好的經驗做法，固化為法規條文加以實施。據南京中級法院副院長吳焱介紹，南京全市法院按照預防為主、調解優先的原則，促進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銜接，形成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的大調解工作格局。為此，南京全市法院均搭建了“訴訟與非訴訟對接中心”以及“非訴訟服務中心法院分中心”，發揮人民調解組織和律師的作用，推進律師服務工作站、人民調解工作室“一站一室”全覆蓋。

數據顯示，2020年，全市法院共訴前成功調解案件20058件，調解成功率32.9%；全市法院全年受理案件數同比下降7.9%，其中物業糾紛、保險糾紛、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等明顯下降。

“《條例》強調構建多元解決糾紛的機制，以矛盾實質性化解為目標，打通化解程序的全鏈條。”南京市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姚正陸表示。

首先，完善訴訟調解對接工作機制，建立各類調解組織、調解員數據庫和搭建矛盾糾紛化解信息系統，用智能化手段整合法院和司法行政主管部門力量，打通線上線下非訴訟糾紛解決渠道。其次，完善非訴訟糾紛銜接機制，設立非訴訟服務中心，打破部門壁壘，實現非訴訟糾紛“一站式”受理。再次，建立矛盾糾紛分流處置機制，對訴前調解作出程序性規定，有效銜接和解、調解、行政裁決、行政復議、仲裁等非訴訟糾紛化解途徑。

在談及《條例》亮點時，姚正陸介紹說，《條例》強調以大數據賦能社會治理，一方面要求強化突發事件的智能化應對，另一方面提出要加強智慧城市建設。

《條例》關注詆毀貶損戍邊英雄事件

“《條例》高度關注社會治理的熱點難點問題。”姚正陸說，《條例》分為9章66條，不僅回應了最近發生“辣筆小球”詆毀貶損戍邊英雄事件，還關注個人和社會心理健康。

《條例》第十一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歪曲、丑化、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不得歪曲、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不得侮辱、誹謗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幸存者，不得編造、傳播有損國家和民族尊嚴、傷害人民感情的言論或者信息。

針對社會快速轉型，人們的心理波動不斷加大，焦慮、急躁、冷漠、偏激等負面情緒增多問題，《條例》還在第二十三條、五十八條對心理援助服務、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作出了規定。

姚正陸表示，該《條例》也是一部有溫度的法規，其深耕城鄉社區治理，規范的內容體現了立法的人文關懷。比如，《條例》第四十六條強調了村（居）民情感共同體建設，第四十九條重點關注社區治理合力，增強村（居）民社區歸屬感，等等。

另外，《條例》還將中國特色基層社會治理典范寫入法規。該《條例》提到，要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省紹興市諸暨縣（現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為此，1963年，毛澤東同志曾親筆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楓橋經驗”由此成為全國政法戰線一個膾炙人口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