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6日，為紀念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黃頌杰教授（1938.11.19-2020.3.9）逝世一周年，“西方哲學的回顧與展望——黃頌杰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研討會”在復旦大學逸夫科技樓二樓多功能廳舉行。復旦哲學學院黨委書記袁新、院長孫向晨、副院長王新生、林暉、張雙利、黨委副書記陳潔，以及黃頌杰教授生前同事、學界友人、學生等六十余人參與了此次研討會。

黃頌杰

會議由袁新書記主持。會議開始前，全體參會人員為黃頌杰先生逝世周年默哀一分鐘。孫向晨教授代表學院致辭，回顧了黃頌杰教授的生平、治學成果與行政工作經歷。孫向晨院長指出，黃頌杰教授一生無私奉獻，為人謙虛和善，為學孜孜不倦，為師提攜后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他所摯愛的西方哲學研究，奉獻給了復旦大學和復旦哲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他追求真理、啟迪思想的學者品格和心系天下、憂國憂民的高尚品質，始終是哲學學院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也永遠是推動我們哲學事業更好發展的精神動力。

紀念研討會現場

會上，上海紐約大學校長、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童世駿教授、《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汪涌豪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潘德榮教授、郁振華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俞宣孟研究員、中山大學哲學系徐長福教授、《哲學研究》雜志社黃慧珍編審、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劉放桐教授、余源培教授、吳曉明教授、陳學明教授、孫承叔教授、張汝倫教授、張慶熊教授等黃先生生前同事，以及黃先生的學生代表季桂保、吳新文、徐衛翔、胡傳順、汪行福、朱曉紅等人分別發言，從黃頌杰教授的為人、治學、生活、工作各個角度表達了追思之情。

劉放桐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劉放桐教授與黃頌杰教授曾長期共學、共事。最初接受西方哲學教育時，他們的觀點就常常不謀而合。劉放桐教授認為黃頌杰教授在學術上很有天分，同時為人平和，默默無聞地為哲學系建設做了許多貢獻。黃頌杰教授走了，但他留下的事業和愿景仍需要后輩學人努力實現。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余源培教授說黃頌杰教授是他所尊敬的同時代學者，復旦哲學今天取得的成就得益于黃老師這一輩人兢兢業業的努力。他在學術問題上不主張權威，而是追求百家爭鳴；在西方哲學史研究中貫徹全方位、多思維、多路徑的方法，在擔任學報主編過程中也發揚了這種精神，終其一生保持敦厚中和、寬容真誠的高尚品格，嚴于律己、寬以待人，這些可貴品質是最值得我們懷念和傳承的。

童世駿

上海紐約大學校長、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童世駿教授說，黃頌杰教授一直對年輕一代多有扶助。在他發表的文章中，下載量最多的就是由黃老師約稿、發表在《復旦學報》上的。黃老師對學術的熱愛和忠誠經受了多年的考驗，復旦哲學的學術共同體的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擔任系主任和學報主編的工作。黃老師通過長期的辛勤耕耘，開創了讓我們引以為豪的學術傳統。

黃頌杰生前部分著作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汪涌豪教授回憶道，初識黃頌杰教授時他曾熱情地邀請自己到《復旦學報》工作。而真正開始接手黃老師的工作后，他才慢慢感受到黃老師隨和慷慨的性格。他不僅在學報界德高望重，而且他的謙和包容與真才實學，在與之交往過的人中有口皆碑。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潘德榮教授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攻讀碩士期間，就曾來復旦大學向黃頌杰教授請教問題，黃老師溫文敦厚的君子風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從黃老師身上學到了很多。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俞宣孟研究員說黃頌杰教授的病情來得突然，在治療期間，他也屢次問候黃老師的身體狀況，也曾聊起過哲學方面的話題。黃老師畢生都抱著積極上進的態度對待西方哲學和其它種類的新學問，總是耐心地滿足自己與他討論和交流的要求，從未拒絕或打斷。對于黃老師的突然離去，俞老師感到無比痛惜和懷念。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郁振華教授說起自己作為晚輩曾受到黃老師的提攜和扶持，因此首先希望在此向他表達感激之情。他特別提到了復旦哲學尊師重道的院系傳統，學術共同體很大程度上也是倫理共同體，師友之間的情感紐帶十分重要。黃老師對個人情感交流的重視促進了這一傳統的形成。此外，黃老師晚年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觀點，如“理論與實踐的重構”，后學應該沿著他的道路繼續推進。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吳曉明教授對黃老師的最初印象是他所教授的西方哲學史課程，他清晰易懂的講課風格使人獲益匪淺。后來與他一起從事研究的過程中，吳曉明老師愈發感受到黃老師“好學不厭”的品格。黃老師像韓愈所說的“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在學院形成了重玉帛而輕干戈的學術氛圍。復旦哲學取得的成績是學院多年的傳統開出的花朵，與黃老師對學生一視同仁、愛才似渴的態度有關，而他“以學術為本”的理念將成為學院至為寶貴的財富。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陳學明教授說道，對他來說黃頌杰老師不是兄長但勝似兄長，不是導師卻勝似導師。在黃老師的支持下，陳學明老師順利走上了哲學研究的道路，進入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開始哲學研究生涯。但黃老師晚年沒能完成修訂《西方哲學史》，是為憾事。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孫承叔教授說黃老師一生以平凡自居，但卻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業。黃老師默默地做了很多需要投入巨大精力的工作，在學術界的轉折過程中，發揮了中堅作用。可以說如今復旦哲學系的成就離不開黃老師的奠基，他為哲學系奉獻一生，值得我們的尊重。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張慶熊教授在黃老師去世前曾與他一起編寫《辭海》的條目，他說黃老師做了很多默默無聞的工作，雖然很多事情并沒有給黃老師帶來什么名譽，但他對于學術的貢獻在于，扎實認真地做了很多站得住腳、經得住考驗的、能為大家所認可的工作。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張汝倫教授說起求學時跟自己導師的接觸遠沒有跟黃老師的接觸多，他對學生關懷備至。黃老師的寬容敦厚是其本性使然，黃老師從來不爭名利，這是他修養的體現。黃老師對他的老師全增嘏先生的尊敬和繼承有目共睹，這是復旦哲學應該延續的傳統。黃老師的風范永遠留在我們的回憶中。

中山大學哲學系徐長福教授回憶起最后跟黃老師交流的經歷是關于黃老師的自述，欣慰的是在黃老師逝世前在《實踐哲學評論》上把他的自述刊登出來了，黃老師最后給我們的話是使我們受用終身的教誨。正如黃老師所說“哲學是一個問號”，研究哲學的人應該在凈化靈魂和完善靈魂方面發揮自己的作用。

《哲學研究》雜志社黃慧珍編審說道，是黃老師賦予編輯這個職業的神圣感，讓她最終選擇以編輯為職業方向。黃老師的人格和學術修養是合一的，對黃老師最好的紀念就是把他的精神和學統傳承下去。

一條網絡科技季桂保副總裁則提起，黃老師生前希望把他的老師全增嘏發表在《天下》雜志的十幾篇文章翻譯出來，做一個中英文對照版出版，但最終沒能實現，希望在座的弟子們能彌補黃老師的遺憾。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吳新文教授說黃老師非常平實，同時也敢于對西方哲學下大的判斷，敢于打破偏見和成見。黃老師的學問呈現出一種整體性，能使我們對西方哲學形成更好的理解。

同濟大學哲學系徐衛翔教授說到，通過各位老師的發言，印證和拓展了他對黃老師的了解。黃老師的為人和為學是統一的，他對世界、對他人、對哲學、對自己都是真誠的，正因如此才能幾十年如一日地做好工作。黃老師是一個靈魂干凈的人。

江西師范大學胡傳順副教授首先對在滬的各位老師和哲學學院對黃老師的追憶表示了感謝。他作為黃老師最后一屆的博士生，與黃老師相處時間相對較少，但學到的東西卻很多。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朱曉紅教授提出，黃老師雖然性格溫厚，但她也在黃老師身上看到了作為一名學者和哲學家保持的批判性。黃老師在為人為學上對她有很多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他對宗教學學科發展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并為此做了許多很具體細致的工作。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汪行福教授追憶道，黃老師對他所指導的每個學生的情況了解得一清二楚、關懷備至。而在治學方面，黃老師思想可分為幾個部分：首先是要從理論和實踐的關系角度去理解西方哲學史；其次是要建立哲學的思想矩陣，哲學不能孤立，必須與科學、宗教、藝術結合起來研究；最后，黃老師對現代化問題的關心就是對社會現實的關心，是濟世情懷的體現。黃老師從不以私蓋公，而總是為集體著想。未來我們也還要繼續對黃老師的思想進行討論，挖掘其中的珍貴遺產。

會議最后，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院長張雙利教授總結發言。她指出，黃頌杰教授一生為復旦哲學學院提供的是一種無私奉獻型的支撐，看似聲響不大但實際上極其重要，這樣的一種支撐精神值得哲院全體師生繼承與發揚。只有繼承黃老師的精神，才能在新的發展過程中守護復旦哲學的事業，才能上升到新的臺階，開辟出新的天地。黃老師生前的確有很多沒有來得及完成的事情，希望我們能夠匯集眾人的力量，像黃老師一樣，踏踏實實、認認真真地把這些事情做好。

附：黃頌杰生前自述

2015年4月17日，受中山大學實踐哲學研究中心邀請，黃頌杰先生就其人生經歷跟聽眾作了一次分享。2017年10月28日，黃頌杰先生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和《復旦學報》（社科版）編輯部聯合舉辦的“多維視角下的西方哲學”研討會上就自己的學術歷程作了回顧。后黃頌杰先生的兩次發言整理成文，原載于《實踐哲學評論》（第四輯），澎湃新聞授權節選刊發。

工作經歷

1. 西北大學伊斯蘭研究所（1968-1975）

研究生畢業以后，我也不是馬上就搞西方哲學了。因為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了西北大學搞國際問題的伊斯蘭研究所。這是根據毛澤東1963年的批示搞的，他當時強調，一方面要加強外國問題研究，另一方面要加強世界三大宗教研究。當時全國成立了十幾個外國問題研究所。比如復旦大學成立世界經濟研究所，現在還在。云南大學、四川大學和西北大學等也都有外國問題研究所，這是根據各個學校所在地區的特點來安排的。西北大學由于在西北地區，所以搞伊斯蘭研究所。一開始，我以為伊斯蘭研究所是研究宗教的，后來才知道并不完全是。這個所里面集中了一些高校本科畢業和研究生畢業的學者，其中好幾個來自北京大學，有政治系和法律系的，還有阿拉伯語和其他專業的。所以我當時不搞西方哲學。說實在話，雖然在西北大學七年時間不算很長，但是對我影響非常深刻。我重回復旦以后，有很多年還經常想到我在西北大學工作的經歷。我在那里工作當時留下一個印象是什么，我覺得學了這個哲學，你再研究一些什么國際問題之類的具體問題，感覺容易得多。我的意思不是說國際問題很好搞。因為哲學的書確實很難理解，等回過頭來再去看一些具體問題的時候，真是容易理解、容易理出頭緒和思路來。另外，我當時感覺，我們復旦大學教師的學術水平好像也還可以，比如那位和我同姓的阿拉伯語專家，是季羨林的門生，可以說代表了北大的水平，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談得上來。所以我覺得我們復旦的學術水平和講課水準等方面還是可以的。那時雖然處在文革時期，但我們伊斯蘭研究所還是可以在一起查資料、看書、翻譯和研究。我參與翻譯出版了一本書《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當然是內部發行，參與編寫出版了一本關于巴勒斯坦問題歷史的書，并且還編了好多內部資料。在復旦研究生期間我已開始承擔教學工作，主要是馬哲課。西大伊斯蘭研究所是我走上社會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2. 復旦大學的一名平凡的教師

1975年一個非常巧合的機會，我從西北大學伊斯蘭研究所調回復旦，重新走上西方哲學教學科研的路，直到今天，幾十年如一日。從我1957年進復旦大學哲學系學習到2017年正好一個甲子，六十年。我對這六十年的一個總的看法是四個字——“平凡人生”。我是一個平凡的教師，平平凡凡。這不是我謙虛，而是我感覺到這是對我自己六十年真實的寫照。因為我這個人一生追求平凡，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要成為一個什么卓越的人物、偉大的人物或者什么高大上的名聲等等。我沒有這么想過。現在這個時代，大家都講得比較響亮，譬如“追求卓越”就是很響亮的口號。我覺得，這個口號對我來說不怎么心動。我不是反對追求卓越，我覺得追求卓越還是非常好的號召，但是我衡量了一下自己的能力、智商和各個方面的條件，我感覺我做不到這點。我只能做平平凡凡的事情。但是六十年來，我常常感覺到事物的真相，這是用我們哲學的語言來講，事物的真實面貌，在平凡的地方最容易顯露出來。平凡之處才顯露出事物的真相來，平凡之處才能見真理。我有一個很深的印象是，文革之前北京大學有一個教授叫馮定，他寫了一本書《平凡的真理》。我真的很欣賞這個書名。從1975年到現在，我總覺得，我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個什么工作，成功了也就成功了，從來沒有過什么很了不起、或者好像大家現在講的什么成就感。我好像沒有這個東西。你交給我做什么事情我做完了，或者說做一個什么學問，我做成功了也就做成功了。當然人往高處走，這個是人的本性、稟性，我也不例外。但是我總覺得我一步一步走的過程當中，成功一件事情或者做完一件事情，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我是比較喜歡人的自然的過程、自然的結果。所以我覺得這六十年可以說完全是平凡的、自然的過程。

3. 在西方哲學領域里做了一番淺層次耕耘

我在西方哲學這個專業領域里面轉了一圈，我對自己在西方哲學教學科研方面的總的評價是：做了一番淺層次的耕耘。這是我在2016年復旦哲學系系慶出論文集的時候，在自序里寫的一句話。其實我當時曾經想找別人（比如劉放桐老師）寫個序，但后來想想還是自己寫，因為感覺叫人家寫有一點為難人家。人家也不會真的批評你，總歸講幾句好話，我這個人又不是很喜歡人家只講我好話的。這是我的怪脾氣。我真正在西方哲學領域里面轉一圈，實際上是從西北大學伊斯蘭研究所回到復旦以后。嚴格來講是從文革結束以后，1976年之后的這四十年。

黃頌杰（左）

我自己的西方哲學研究領域包括兩大塊，即西方哲學史和西方現代哲學，或者說前黑格爾哲學和后黑格爾哲學。兼帶著我稍微關注了一下有關基督教哲學的東西，也寫了一些關于基督教哲學的論文。這兩部分的話，無論在教學上面還是科研上面，做的情況都差不太多。有人問：“黃頌杰你到底是搞哪一個？你是搞古希臘的？還是搞什么的？”我自己也講不出來。因為我的研究完全是按照教學走，教學上面需要搞一些什么，我也就著重研究一些什么。我們系里的外國哲學也主要分為這兩部分。從教學上來講，我在八十年代基本上研究現代西方哲學比較多一點，因為那個時候要上課。那個時候西方哲學課的重要性，我現在不用多講了，因為改革開放剛開始，大家都想了解西方到底是什么情況，所以出現了薩特熱、尼采熱、弗洛伊德熱。現代西方哲學的課，我大概是從77屆的同學講起，一直講到哪一屆我記不清楚了。在這期間，西方哲學史課我也上過，70年代末期的時候我就上過。后來我們系宗教專業成立的時候，給宗教專業的同學也上過幾次西方哲學史課。因為王雷泉老師總喜歡叫我給宗教專業的同學上，我也就給他們上這門課。上西方哲學史，我一般都是從古希臘到黑格爾一口氣講下來，講了幾次。從研究角度來講，這兩方面更加難以分開。因為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我主要是編兩本教材，就是全老一本教材，劉放桐一本教材。我一方面幫全先生做西方哲學史，另一方面配合劉放桐老師做現代西方哲學。

全增嘏先生那個時候年齡已經很大了，很多事情沒法做了，所以我就幫全先生編寫兩卷本的《西方哲學史》。我除了寫我自己那部分外，還要幫全老看稿子、改稿子，到最后統稿，做這一類事情。劉放桐老師那本教材我主要寫里面的一些章節，另外支持他做這個工作。劉老師讀研究生時就做現代西方哲學，他立志要在現代西方哲學里面做出點成績來，后來也成就了自己的事業。

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我的研究從西方哲學的“人”、“派”慢慢轉向綜合性、整體性的一類問題。這種問題往往是要把哲學史和古今聯通起來搞。比方說西方形而上學的思路、本體論、知識論，還有哲學與科學、哲學與宗教、哲學與倫理學的關系等等。這四十多年，我對西方哲學的研究當然也有一些有新意的想法和看法。到后來我總的一個想法是很希望從“思辨和實踐”這樣一個進路來重構西方哲學史。我真的有這樣的想法，真的很想從這個角度來寫這樣的一種哲學史，但是根據我現在的狀況，我也寫不出西方哲學史的重構這樣一部歷史來了。我不反對唯物、唯心這套體系，但是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上講，從“思辨和實踐”或者“理論和實踐”這個角度切入進去寫西方哲學史，可能會更有意義。具體的、詳細的方面我這里不談了。總而言之，我在西方哲學領域里面是轉了一圈，做了一番淺層次的耕耘，或者說做了一番研究。就我這個年齡段的人來講，受教育都是在五六十年代。當時教育的各種條件和資源的匱乏，在我們身上留下的痕跡是很多很多、很深很深的。雖然改革開放以后，我也到一些國家訪學，在這些國家我還是非常認真地蹲在圖書館里整天看書，領悟到、感覺到以前的一些不確切、不正確的東西，領悟到要重新開始，但是可以說是為時已晚了。

4. 在復旦做的三件事

這些年，我在復旦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西方哲學的學科建設。大概在1978或1979年，哲學系領導把劉放桐和我從西方哲學史教研室中抽調出來成立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全老任主任。由于全老年事已高，健康狀況不好，當時的副系主任胡景鐘就要我抓一下具體工作，后來因為全老身體越來越差，學校就任命我為室主任，那已經是八十年代初了，這個工作大概直到2004年前后才正式交給張慶熊。我現在還常想起，八十年代的時候跟劉老師、還有我們當時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的張慶熊、陳學明老師經常在一起，我們大家一起為開創現代西方哲學所作的一些努力，為學科建設做的一些工作。我真的常常懷念起這段時期。現在高校里現代西方哲學的教學研究已經很普遍和平常了，但當時開始的階段確實很不容易，因為現代西方哲學在很長時期被劃為禁區。當時劉老師專心致志寫那本書，為那本書可以說是盡心盡力、嘔心瀝血，最后取得了這個成功。

但是這個成功真的是來之不易的，我們無法描述當時的具體情況。那個時候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是成立了，但那個時候我們還是遇到了很多矛盾和復雜的情況。因為這個學科要撐起來，要得到全國的承認，遭受到的內部外部壓力是很大很重的。八十年代，我們經常跑上海圖書館查資料，到北京圖書館查資料，到處奔波到處跑，復印大批資料回來。我和劉老師兩個人比較默契，就是說，他要干這件事情我支持他，他要把這本書寫好我支持他，還有他其他的有關事情我都充分支持，我就是這樣一種態度。教學方面呢，那個時候不只是給本系本科生上課，我們還辦了全國性的培訓班，還要到其他兄弟院校上課，我們跑了很多地方，包括高校、部隊院校，還有黨校。當然，學科建設還是成功的。

黃頌杰（左二）和劉放桐（左三）

后來我和劉老師聊過，實際上這不僅僅是我們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室的事情。因為成功與否，對于我們整個西方哲學學科，甚至對于我們整個哲學系在學術界的地位影響是很大的。這不是要抬高我們西方哲學學科點，因為后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復旦哲學系之所以在全國的學術地位提升上來，西方哲學，包括西方哲學史和現代西方哲學，還是帶了個頭的。如果沒有這個成功，也就沒有后面的成功。實際上，復旦哲學系這幾十年的發展是很清楚的：先是西方哲學學科上來，然后是馬哲，以及馬哲和西哲的結合，也就是現代馬克思主義或者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學科突出起來，而中哲學科的崛起比較慢，差不多到了2000年以后了。這三大學科的發展把其他學科都帶動起來了，對宗教和倫理這兩個學科的帶動最明顯，其他學科像科哲、邏輯還有美學等也逐步被帶動起來。所以我想，一個系的學科，一下子全部發展起來不太可能，究竟哪一個學科先發展起來，有時候你可以有意識的去引導，有時候也不一定的。世界上一些偶然性的東西實際上比必然性還要強大。文革之前，我們系的三個學科點，馬、中、西是差不多的，從能力上來講，我們西哲并不一定就比中哲、馬哲強多少。后來之所以發展起來，我覺得與西哲學科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們做西哲的這幫人勤奮努力真的是很厲害的，確實是這樣。后來許多學科發展起來也是靠勤奮努力，因為勤奮努力是第一條，有勤奮努力的話你才能有學科建設的成果。我還是非常懷念當年西方哲學的學科建設，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當了十年的復旦哲學系副系主任、系主任。我是從1986年春開始當副系主任的，這主要是因為系里當時出了一點事情，從現在看來完全是冤枉的。1983年秋，俞吾金等幾個研究生到桂林開會，提出了與傳統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不同的一些新觀點，當時在意識形態上遭到批判，即所謂的“桂林會議”事件。帶隊的是一個副系主任。他們回來以后，整個系領導班子重新改組。那時候我們流行選舉，自由選舉，就是大家推選某個人當系主任或副主任。1986年初春我們系改選副主任，我沒有參加推選活動的全過程，但他們都說叫黃頌杰當副系主任去。為什么叫我去當副系主任？因為我1984年底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是關于薩特的存在主義的。而且當時全增嘏主編的《西方哲學史》上冊也出版了，我是這本書的主要作者之一，還是全書的統稿人。他們還說我的年齡也合適。于是，我就這么稀里糊涂地當上副系主任了。我當時很生氣，我說我不想做，但是沒辦法，他們硬是把我弄到副系主任那個位置上了。

那個時候只有一個副主任，作為一個管教學和科研的副系主任，我實際上還承擔了全系的主要行政工作。我連續當了兩屆副系主任，當得很辛苦。因為教學科研這些事全都歸我管。當了兩屆副系主任之后，就當了系主任。其實當時我本來真的是不想再做了。但是沒辦法，上了這條路不做不行。當然，這也跟我的性格有關，因為我這種性格比較好說話，人家堅持說，我也就被說動了。可以這么說，我當時是全國哲學系第一個非黨員的系主任。當時高校哲學系的正主任都是共產黨員。

關于這方面我不想多講了，因為這個里面的酸甜苦辣都過去了，要說做副系主任、系主任這十年的成就，也談不上，因為那時大家很艱苦，特別是創收創不出來。對我來講，搞創收比上課都艱難得多，沒有太多的成績可言。但是我一直堅持哲學系的課程建設，在老課改進和新課建設上面我下了很多的功夫。第二個是在學科點建設和培養人才方面毫不松懈。我在當正系主任的時候經常想一個問題：哲學系出路究竟在什么地方？綜合大學為什么要辦哲學系？我后來提出了一個看法，哲學系第一要培養哲學專業人才，第二更重要的是應該為全校開設各種提高人文素養和科學素養的課程，那時候叫素質教育。我們辦哲學系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應該是為全校開設各種素質教育課程，在這個方面下工夫、多努力。這么一來我們哲學系的路子就開闊了。1994年，我把這個想法寫成一篇文章，發在《中國教育報》上，即《綜合大學為什么要辦哲學系？》。這與現在開設“通識課程”是相吻合的。這篇文章，據我所知，后來還是有一些影響的。我后來到北大參加哲學系建系80周年的系慶，這個系慶開會的時候臨時把我叫上去作為兄弟院校代表發言，之前沒有和我說要發言，我一下子手足無措，后來我突然想起來了這個事兒，我主要就講了希望我們哲學系在提高學生以及全民素質教育中發揮巨大作用。

1994年，教育部第一次評基地。我當時作為系主任，申請哲學基地的時候我真是提心吊膽。因為當時復旦哲學系在全國的排名大概是第六、七的樣子，我很擔心能否評得上。當時的北大、人大、武大的哲學系力量都已經很強了，吉林大學哲學系也很有名，中山大學哲學系歷史也比較久，有經驗，后起的南京大學競爭力也很強。后來，復旦哲學系總算也評上基地了。

我不習慣當眾即興講話，小時候老師叫我給大家讀報，我就用報紙擋住自己的臉，我性格就是害怕這種講話。開會的時候，我一般都是躲在后面。第一次當副系主任的時候，管教學工作的學校副校長非常強勢，我們哲學系搞系慶30周年活動，他就說你們哲學系拿什么東西搞系慶啊？你們有些什么成績啊？你們系主任來了沒有？他還到處找。我當時都不敢站起來。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當副系主任，所以就有點手足無措。這是我的一個很重要的成長經歷。你想啊，我是到1995年五十六歲前后，才加入中國共產黨，人家都是二三十歲入的黨。這個事情已經很說明問題了。在這一點上，大家不要向我看齊。

總起來講，這是復旦哲學系在困難中成長壯大的十年，我作為系副主任、主任在堅持課程改革、學科建設和培養人才等方面還是盡心盡力的，為哲學系后來的快速發展做了鋪墊。

第三件事情就是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十七年。這件事，我怎么也想不到，可以說完全是偶然性制造的。因為卸了系主任以后我本想一心一意再搞點科研，可是學校領導找我談話，希望我去做文科學報主編，我拖了好幾個月，我說我不想去，我說我已經做了十年的主任，給我一點時間做科研。最后主管的黨委書記來找我談，他非常嚴肅和我談，談來談去。我說我的年齡已經五十六七了，你還讓做主編，我有點太老了。后來他說：你有五十六七？可能他們組織部把你的年齡搞錯了，他們以為你五十出頭一點。我想，當時他這個話是策略性的話。最后他拿了一個殺手锏出來，我沒有辦法了。因為1995年，我系主任退下來那一年，我們系總支書記陳根發同志發展我入黨。當時做學報主編的一個重要條件是黨員，我后來知道還有一個條件是最好要從退下來的系主任里面尋找，因為學報也與系一樣是個正處級單位。校領導就表揚了我幾句，肯定了我的成績，然后說，你是一個新黨員，要服從組織的安排，我沒有辦法了。一做就是十七年，中間不知道多少次我提出希望不要再做主編了，請其他人，但是沒有能夠成功。做了兩三年以后，我得到英國學術院的獎教金去英國訪學。去了半年，回來以后，我以為從此就可以擺脫主編這個工作了。沒想到還是不行，還要繼續做。有一次政治學習的時候，校領導到我們組來，我和他談這個事情，他說學報主編不是行政工作，是學術工作，學術工作沒有年齡限制，我被他說得毫無辦法。教育部特別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學報被提升為一個正處級的單位，具有行政級別。我就這么一直當。

當然，我當主編后來還是投入進去了。我們期刊界的幾個高手把我表揚了一通，我真的有點不大好意思。后來我確實是動了一些腦筋，因為這個工作不太好做，和系主任工作相比，有它自己的難處。總的來說，我花了十七年的時間，把我們的學報提到了我們學校在全國的地位。因為有的學校的學報超過了他們學校的地位。但我不能這樣說。我只能說，我把《復旦學報》（社科版）提高到與復旦大學的地位相稱、相等的水平。這是我對自己辦學報的一個評價。當然，有一件事我們學報走在其他高校學報前頭，那就是我們創辦了學報的英文刊，而且是獲得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有正式刊號的，這在當時確實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說是當時全國文科學報第一家。

2003年起教育部啟動名刊工程建設，《復旦學報》入選第一批名刊工程。此后我投入《復旦學報》的名刊工程建設，比以前花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尤其是2004年開始試辦英文刊，當時其他學報都沒有搞，覺得這事不好辦，新聞出版總署也不可能批一個新刊號。不過我不這樣想，因為我認為，中央提出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中國學術文化要走出去，這不可能是空話，只要做出成績一定能得到刊號。在學校領導和教師的支持下，我們在2004年出版了第一本學報英文刊，2005年和2006年又逐步增加到出2本、3本，2007年增到出4本。2007年6月，我們的英文刊獲得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的正式刊號，成為全國學報第一家英文刊。那些年我確實很辛苦，搞兩份期刊，還有教學科研任務。直到2012年年底，我才從主編職位上退下來。這是我在復旦做的第三件事。

哲學是什么

最后我還想多講一句話。

因為我感覺到，我在西方哲學領域里面的確留下了很多問題，我還是很想寫，但是很多是留在電腦上面，很多放在肚子里面了。如果打個比喻的話，哲學是一個問號。這話我在給博士生講課的時候也講到，就是哲學必須不斷地提出問題，研究問題。如果一個哲學工作者，一個哲學家，他不能提出問題，他對這個時代，如果只能說一些套話，那么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工作者。“哲學是個問號”，有幾層意思：問題意識、懷疑的精神與批判的思維。這些東西構成我們搞哲學的基本的素養和素質，我自己還夠不上這個。但是越到后來，我越是體會到這個事情。但現在我沒有時間對這個問題展開論述。

說句實在話，我現在想的不只是哲學的問題，我腦子里面從做學報主編以后的幾年里面常常想到我們國家的現代化問題。我感覺現代化不只是我們國家的最主要的事，也是全世界的主流。世界各個國家都在搞現代化，現代化已經不是歐美國家的專利，而是全球國家的現代化。全球究竟怎么搞現代化？我想到了三點，第一個就是高科技。沒有這個高科技的話，現代化就飛不起來。第二個是資本的運作。通過資本的運作，高科技才能發揮作用。關于資本的運作，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來講，資本是一個否定的東西，資本是一個魔鬼，資本從頭到腳都是帶著人民的血汗的。但是從我們國家四十年的開放來看，實際情況不是這樣。我們國家四十年來很清楚地開始了市場經濟，開始了我們資本的運作，而且我們在資本運作領域越來越開放，越來越下工夫。實際上，資本是一把雙刃劍，是一個魔鬼，也是一個天使，任何一個國家不管你什么制度，如果不能運用這個資本，現代化是搞不成的，你的經濟搞不上去的。那么，我們國家搞的資本運作和西方國家的資本運作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在資本這個問題當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最明顯的一個點。實施現代化的過程中有大量的現實的問題和理論問題。第三個更重要因素是我們人的思想觀念素質等等，借用古代的話就叫做靈魂。因為資本也好，高科技也好，都是人去運作的，要通過人去做。所以人的素養，人的思想道德品質，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人的素養不好的話，高科技也沒有用的。人的靈魂一方面需要凈化。我們現在追求名利，不只是我們中國，這是世界性的普遍現象，即要錢，要利，要名。怎么凈化靈魂？古希臘的蘇格拉底的使命就是解決這個問題。另一方面還要完善靈魂。這包括，你要有高度的科學文化知識和技能。我總覺得，我們搞哲學的人尤其應該在凈化和完善靈魂的問題上面發揮我們的巨大作用。我總是覺得，我們這個時代在朝著現代化的方向發展，我們學哲學搞哲學的話，是有大量的問題值得去思考的。我把哲學看作一個問號，就是說你的研究沒有終止，還要繼續地努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