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正式生效，同日，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原住民打響了反新自由主義的第一槍——“薩帕塔運動”自此為世人所知。不過，領導起義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則成立于1983年。

本文作者劉健芝（“全球大學”[Global U]發起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數年來幾度探訪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薩帕塔社區。這一組文章寫作于2003至2006年走訪期間，從與薩帕塔普通人、海螺自治區的女性領袖，以及蒙面騎士馬科斯的具體接觸之中，也在墨西哥所經歷的歷史沉疴之間，帶我們具身地認識這場運動和它具有深遠意義的耀眼實踐。

原文為英文寫就，由薛翠老師譯作中文，授權澎湃新聞思想市場首發。

1.閃夢的、美麗的眼睛

2003年8月20日

瑪莉奧拉 (Mariola)，9歲，和我的姨娚女彥彥同齡。瑪莉奧拉的一雙明眸，不必言語便告訴你一切。她愛躲著鏡頭，其實可想拍照呢。活脫脫叢林里的小精靈。我們到達叢林社區的第二天早晨，我才緩過來，有心思靜靜地端詳她。我很驚訝，她竟然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的。我走過去，她還是郁郁不歡。發生甚么事呢，我輕聲問。她兩眼呆呆地朝向一邊，第一回不理會我。

我撫摸她雙頰。一動不動的。無動于何人何物。同行的旅伴瑪柔(Mayu)知道端倪——她剛和弟弟吵架，正鬧別扭呢。我指了一下她面前的一只昆蟲，她立馬飛奔追逐，樂得不得了。我拿著照相機，捕捉她的蹤影。她一會兒躲著，一會兒冒出來，轉眼又藏起來。笑聲連連。

彷佛她從不認識悲痛與憂傷為何物。她爬樹，翻跟斗，還替我同伴尼可（Nicole）編辮子。

可是，只要拉坎頓河上來一條船，警報一起，瑪莉奧拉必然密切監視周圍動靜。我感覺好像自她出生以來，便一直愛憐地、快樂地看著她，像看著彥彥一樣；可是，我無法看到她的未來。

瑪莉思拉 (Maricela)，16歲。她那雙明眸從來不顯露一丁點兒的憂愁。你不可能從她眼神讀到這般殘酷的事實：她有7個兄弟姐妹，4個已死去。

我們一行6人，在泥沼中步行了4個小時，很幸運地趕在日落之前，到達瑪莉思拉的村子。她看見我們狼狽的模樣，心里肯定覺得很好笑。這兩位女孩在伊時崗(Ixcan)我們下車的地方等著，陪伴我們走了半小時；可能我們步伐太慢，她們有點不耐煩，拿著我們一些行李快步走了。2個小時后，迎面有6個男村民與我們打招呼，把我們的背包和睡袋扛過去。不用問，兩個女孩早已到達社區，找人出來接應我們。

來自高地的Tsotzil 族群、穿上優雅的原住民服飾的安東尼奧（Antonio），領著我們在剛起步的第一分鐘，已經泥足深陷了。

我們上路后，雨水和汗水跑進我的眼睛；揩去眼鏡上的霧氣也沒法讓視線變得清晰。背上的包越來越沉，我整個身體和心思都拴在重重的背包上。軟綿綿、暖烘烘、濕漉漉的黑泥漿，拼命地咬緊我的鞋子。好幾回，我不得不一手拉著同伴的手，一手從泥漿中把鞋子還有腳丫子，拉回到虛幻的人間。一到社區，我們都如釋重負。瑪莉思拉輕盈地領著我們到河里洗澡，她認真地說：還要走4千米呢。同伴回應：我不信，可話里隱含憂慮。

我們回臥室之前——臥室是在堅硬的土地上蓋的棚子，四面墻是圍起來的木板，屋頂上鋪了棕櫚葉子——瑪莉思拉告訴我們晚上可能出現歡迎我們來到叢林的蝎子、蜘蛛、夜行動物。“不要把捷豹的嚎啕誤作猴子的叫聲。” 瑪莉思拉總是那么風趣幽默。也總是那么辛勤勞動。

女孩的母親，一如所有無名的母親那般，從不歇息。當年她9歲或者16歲的時候，她是像瑪莉思拉或者瑪莉奧拉那樣嗎？“我感冒了”——她試圖這樣解釋身體的不適。瑪柔憑觀察說：她應該是懷孕了。母親靜悄悄地忙里忙外，把幼兒抱在懷里、取柴生火、做玉米餅、到河里挑水。

瑪莉思拉一直在干活，讓人覺得她包攬了所有的活。母親也一直在干活，讓人覺得這對母女照顧著整個社區而非單單一家子。誠然，招待訪客似乎已成為她們天生的工作與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她們卻不會讓你覺得不受歡迎。第二天，瑪莉思拉和父親帶著我們到拉坎頓河游泳，他們就在激流處撒網。第三天早晨，母親煮了魚湯給我們當早飯，我對瑪柔說：我不想喝，這碗湯應該留給她家人。瑪柔卻說：窮人待客時可不窮啊。我從母親雙手接過魚湯，里面有一塊鮮嫩的魚肉。

我心里說：“Muchas gracias(太感謝了)”。她微微一笑，卻掩蓋不住無可醫治的疲憊。

這位母親35歲便生了8個孩子，其中4個放棄了求生的掙扎，但她仍然懷孕生子。瑪莉思拉和瑪莉奧拉活到35歲的時候，會怎么樣呢？

誰又可能不疲憊不堪？當她們失去土地，又飽受民兵的威脅——1998年她們住在北部，因為支持薩帕塔運動，遭到民兵襲擊射殺，一名村民成為“失蹤”人口，15戶人家被迫逃到叢林去。2001年2月，男人先逃出來，跟著是婦女和小孩，從北部坐了13個小時的車，接著沿著我們那條進入叢林的小徑走進來。瑪莉思拉和瑪莉奧拉的父親以及其他村民代表說，他們住進叢林一個月后，政府林業局（PROFEPA）趕來命令他們離開，說他們占領拉坎頓叢林保護區，非法砍伐樹木。政府把那個社區命名為San Rafael，可是村民卻叫它做Ignacio Allende。Allende是Miguel Hidalgo時代投身獨立運動的神父。2002年12月，軍隊坐船闖入，村民就在我們坐船過河著陸那處站崗。

村民堅拒撤離，尤其聽說了Lucio Cananas社區悲慘的遭遇。2003年初，政府曾經承諾購買土地分給Lucio Cananas 社區7戶人家，結果卻是強行把他們趕離家園，抓去Comitan營地關了5個月。“我們不信任政府，我們誓死保衛這個社區”。

村民擔憂被政府強行趕走，惶惶不可終日。警報響起，女人、小孩、看上去一點也不兇的狗、拿起大刀的男人，紛紛跑去上船的地方。Miguel Angel長期在Oaxaca省Chimalapas叢林為原住民爭取權益，他說政府要趕走叢林里45個原住民社區，河邊San Rafael 和San Isidro這兩個社區都站在反抗斗爭的前線。1972年，政府“慷慨地”給予拉坎頓3個族群擁有叢林的“全部產權”，意味將其他原來住在叢林里的47個族群趕出去。然后，政府每6個月付給“真正的”拉坎頓家庭5，000披索（約500美金），換取他們同意讓跨國公司掠奪叢林的資源。1971年，Montes Azules地區規劃建立16座水庫；拉丁美洲最大的水庫就是在Plan Puebla Panama計劃中建立的。同時，政府林業局將拉坎頓河南岸的一大片叢林變作養牛場和桉樹種植園區。

薩帕塔解放軍副司令馬科斯在1992年一篇文章說出事情的端倪：在拉坎頓叢林，“八大石油儲存正被勘探。那些小路是由同樣的農民拿著大刀劈山開出來，他們被貪得無厭的禽獸搶去土地，并且驅趕出去。窮人不能砍樹，但是石油禽獸能，每天不斷將資源送進外國人手里。農民砍樹求生存，禽獸砍樹卻為圖利。”

威脅生存的危險猶在。每一天，夢魘壓在看似風平浪靜的叢林與河流。這個社區不僅為自己勇敢地斗爭，更為了同樣遭受盤剝的幾十個社區而斗爭。緊繃的神經，絕無一刻放松。這是一場硬仗，既要對付大自然的脾氣，又要對抗那些以保護自然的名義掠奪資源的、貪婪的強權。在社區的第二天，我們和村民坐在一起，聆聽他們講述故事，我抬頭看，天邊落日的彩霞美極了。才那么幾分鐘，一陣強風突如其來，把樹林猛烈地搖晃，黑云從東南面聚積，霎時，傾盆大雨，浸蝕那被太陽烤焦的大地。直到第二天早晨，雨才歇止。濕潤的大地重現一片寧謐，如瑪莉奧拉那般清純。

第三天早晨，我們喝過魚湯，吃過村民集體獻出用以待客的玉米餅后，便離開了。那幾天，我們與瑪莉思拉、瑪莉奧拉一家住在一起，其間，還有一對西班牙年輕夫妻，跑來做志愿觀察員，監察是否有原住民被驅趕或者發生暴力沖突。他們在叢林已經住上兩周，既分擔村民的憂慮，也忍受蚊子與跳蚤的襲擊。這是由Fray Bartolome人權中心安排的社會服務活動，繼承恰帕斯州教區主教Don Samuel Ruiz的精神。Ruiz主教從1960年代便支持原住民爭取權益，投身社區建設運動，廣受尊重。我們受到熱情款待，可是只能留在一家，不容許探訪其他家庭。那位父親直白地說：我們怎知道你們不是政府派來的人或者情報人員。瑪柔回駁：你們害怕來人不善，不讓婦女跟外界多接觸，但是這樣就限制了婦女的活動范圍。原住民極為需要外界的支持，可是五百年被殖民的經驗，讓他們對非原住民表達的善意與情誼帶著懷疑與警覺。Rigoberta Menchu講述危地馬拉原住民悲傷的故事時說，她要努力既暴露真相也掩藏秘密。“我們必須守住秘密”。

原住民也許不愿知道，今天的強權勢力，擁有各式各樣的衛星偵測現代科技，輕易地掌握世界動靜。但是強權也嘗試掩飾——掩飾由于掠奪與故意疏忽所造成的后果。我想到了瑪莉思拉和瑪莉奧拉那4個亡歿了的兄弟姐妹。恰帕斯州約有一百萬名原住民，包括Tsotzils、Choles、Zoques、Tojolabales、Tseltals等族群。恰帕斯州每年有一萬五千名原住民死于本可治療的疾病，比如呼吸道感染、寄生蟲、瘧疾、痲疹等等。他們怎么樣死去，怎么樣掙扎求生，外界“文明”對此一無所知。當我們站在河邊，看見一艘可疑的高速船經過的時候，同伴讀出我T裇衫上面的一行字：“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然后深沉地說：“我們需要弄明白，不同于當今如此悲慘的世界的另一個世界，怎么變得可能。”

我們坐上船，沿著拉坎頓河揚長而去。Montes Azules，意即青山，原住民社群星星點點散居于其中的峰巒，逐漸隱沒。

惟有瑪莉思拉和瑪莉奧拉那閃夢的眼睛、美麗的眼睛，如影相隨。

2.驕陽下的蒙面戰士

2003年8月25日

2003年8月9日，在Oventic的第二天。恰帕斯州善政自治政府（Good Governments）剛剛成立，即將宣布重要消息。大家翹首以待。記者的車輛裝有衛星傳送、攝影機、麥克風等，一一對準海螺自治區（Caracole）辦公樓；那是一座簡樸的房子，畫家們還在外墻上畫上絢爛圖案，抹上最后幾道色彩。

我身旁的人們站在樹蔭下，似乎那一點兒遮陽，會讓心里好受一些。人群一邊苦等一邊交頭接耳：早上11點就應該開始了；原住民不改用夏令時間，所以有一個小時的時差；他們的時間概念完全不同，誰知道甚么時間開始呢；他們可能還沒有準備好，還在里頭開會…下午一點，一男一女，頭戴滑雪帽，顯然是司令的模樣，走出來公布大會將在籃球場舉行。一陣騷動，攝影機紛紛轉移陣地。

誰先到就坐在籃球場上，面向講臺圍成半圓型，可是坐在講臺邊緣的人被要求離開。小孩玩耍的大球突然蹦到講臺中央，引發連串笑聲，有些人喝罵，然后，一個小孩走過去拾球，圍觀者給出不同的指示，弄得小孩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勉為其難把球給了講臺上的人。忽然，前排的人站起來，群眾隨即趨前，集會的節奏加快了。有些人踮著腳在人們肩膀之間尋找觀看角度，有些人高舉照相機越過人們的頭，爭相拍照。現場一片興高采烈。有幾個人爬上籃球架，一排坐在那里，雖然坐得不舒服，可那是最佳的觀看位置。看來快開始了。

主辦者用Tsotzil語宣布：來自各海螺自治區的200名護衛隊員請上來講臺。不知從何處忽然涌現頭戴滑雪帽的青年男子，腳步急促地排列走上講臺，得到指示后，又列隊走下講臺。有些護衛隊員只是大男孩而已。現場群眾越加興奮。不久，護衛隊手挽手以人墻圍成幾個區，形成一條通往講臺后樹林與半山政府辦公樓的通道。這種象征性的秩序安排，使翹首久盼的群眾更加迫不及待。

我躋到講臺前的右角，旁邊站著護衛隊。我站在這兒苦等了3個小時，忍受饑餓與酷熱。我的前面、旁邊、后面都站滿護衛隊員。他們無意把我挪走，就這樣，我們站在一起，等著。平平無事3小時。有那么一個小時，有人把弄講臺上的廣播傳送器，有人把一些木椅子搬上講臺，有一個小女孩在臺上玩耍，而她母親，頭戴滑雪帽，站著守衛擴音器。

接著，有人走過來對護衛隊低語幾句，他們松開相扣著的手臂，不久，有些護衛隊員干脆坐到地上。他們的眼睛沒有流露焦躁，身體也沒有表現不安。他們顯然習慣于等待。很難看出他們是否薩帕塔解放軍軍人，但他們顯然紀律嚴明，卻沒有政府軍隊慣常表現出的霸氣以及一舉一動都流露出內心的恐懼與苦惱。

大概下午四點，開始上演節目，就是廣播節目。跟著宣布：大會計劃的電臺廣播被政府干擾了——廣播已被截斷。“馬科斯副司令不會來（臺下頓時泛起失望的嘆息），因為他笑得太厲害以致胃痛。”由于早就預計政府會截斷廣播節目，所以播放已準備好事前錄制的節目，然后傳來一把溫柔優雅的聲音，介紹流行歌曲與革命歌曲。是馬科斯的聲音嗎？也許。沒辦法知道。午后酷熱中，送來一縷涼風。

與一位城里的經濟學家有約，我們不得不帶著遺憾離開了Oventic。馬科斯事前錄音的嚴肅的演講，以及各司令如Tacho、David、Esther等親身的演講，我都沒機會聆聽。那天后來的節目還有跳舞和慶祝儀式。我距離講臺中央僅僅五米，本來能夠把那些如雷貫耳的人物看得一清二楚。那一絲兒的遺憾盤據我的心好幾天。那天深刻的記憶就是與護衛隊在一起。

我離開場地的時候，霎時感到饑餓非常，我同時想到饑餓的護衛隊。他們從日落延至傍晚都在履行職責，列隊站崗，直至演講結束。黑幕降臨，氣溫驟降之際，他們必定也異常饑餓，而且他們之前一直戴著滑雪帽，在烈日當空下站崗。荒誕的世界啊！不引人注目，不發一言，默默地忍受著。他們站在那里，什么武器也沒有，只有胸前貼上一張手寫的字條：“de la seguridad（衛隊）”。這塊簡樸的、手工做的身份證襟章，使人不由肅然起敬。

那三個小時，我如此接近他們。我端視他們的眼睛，盡力理解。他們既不激動也不苦惱，這樣的等待比起整整十年的等待，無論是困在叢林中面對政府軍或者政府支持的民兵的突擊，或者身在墨西哥充滿謊言、背叛的政壇，實在算不上怎么一回事。1994年1月1日，薩帕塔解放軍高聲宣戰： YA BASTA！（受夠了就是受夠了！），戰斗12天，結果政府軍的傷亡人數是數人，而薩帕塔解放軍死亡150人。墨西哥國內外的民間社會巨大的壓力下，政府被迫展開和談。1995年2月在Gualalupe Tapeyac社區，政府企圖緝拿薩帕塔解放軍領袖，但不成功。1996年2月，墨西哥總統與薩帕塔解放軍簽訂《圣安德烈協議》，承認原住民自治權，但政府或者參議院從不信守承諾。2000年，PAN（國家行動黨）擊敗PRI（革命制度黨）上臺，帶來一絲微弱的希望。2001年3－4月，薩帕塔解放軍展開壯觀的大蓬車巡訪之旅，穿越十多個州，最后到達墨西哥城，50萬人聚集聲援，薩帕塔解放軍在國會演講，重申要求尊重《圣安德烈協議》。可是，一個月之后，國會通過一項《原住民文化與權利》法案，但內容完全違背《圣安德烈和約》。馬科斯副司令宣布，該法案更準確地說，應該稱為《憲法承認地主和種族歧視者的文化與權利》法案。薩帕塔解放軍又怎可能不保持沉默，并切斷與政府的談判？

誠然，像革命制度黨的國會議員Demetrioi Sodi de Tijera所評論，原住民法律的修改并不那么重要，因為今天“原住民實際上不存在”。政府借口恐怕薩帕塔解放軍重新發動游擊戰，派遣更多的軍隊前往叢林。不過，虛偽腐敗的政府未能節節勝利，2003年7月國會選舉的投票率非常低（全國60%選民不投票，恰帕斯州有70%），統治政權的合法性搖搖欲墜。在這背景下，8月9日，Oventic宣稱原住民拒絕憐憫與施舍，要掌握自主權；原住民自發組織，建立屬于自己的善政的海螺自治區。

“在我們的夢想里，看見另外的世界，誠實的世界，肯定比我們現在居住的世界公正……現在我們沿著自己的路，走向自己的心，探詢到底我們必需做甚么。我們將會回到深山，說我們自己的語言，活在我們自己的時間。”副司令馬科斯寫于1994年3月1日。我來到恰帕斯州，事前不知道有這個集會，沒想到上天賜予這般珍貴的時刻，在這個歷史性的日子，讓我碰上薩帕塔30個自治鄉鎮的男女老少聚集于此，宣布自治的決心。我感覺與他們同呼吸。

“我們與所有人聚集在老鷹吞噬毒蛇的三色旗幟前，我們因共同的苦難而團結在一起，因501年前我們被集體遺忘而團結在一起，因我們忍受著輕于鴻毛的死亡而團結在一起，因我們面目全非而團結在一起，因我們的名字被剝奪而團結在一起，因我們為別人的未來而賭上自己的生命和死亡而團結在一起。在這面旗幟面前，我們因共同的希望而團結在一起：一次性地徹底改變今天壓迫它的土地和天空。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這些沒有面孔和姓名的人，自稱是‘希望的專業人員’，是最接近隕落的人，是‘不正義世界的越軌者’，我們是山，是在宮殿里沒有聲音的夜行者，是在我們自己土地上的異鄉人。徹底死去的人，歷史上被拋棄的人，沒有家園和明天的人，溫柔的憤怒的人，不被壓抑的真相的人，長夜的蔑視的人，真正的男人和女人...最小的人...最尊嚴的人...最后的人...最好的人。我們必須再次打開兄弟的心門，讓它接受我們的言語。”

“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武裝著溫柔的憤怒。一個無名的名字。一個不公正的和平變成了戰爭。一個死亡的誕生。痛苦變成了希望。一個微笑的痛苦。一個無聲的吶喊。個人的現在，換來域外的未來。讓所有人享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無名之輩，永遠的死亡。"

——馬科斯寫于1994年4月10日。

現在，幾乎十年后，重申相同的宣言，這次揚起溫柔的憤怒的，不是EZLN（薩帕塔解放軍），而是成千上萬拒絕被滅絕被遺忘的原住民。講臺左邊上空，海螺大旗正飄揚，那是呼吁另類的斗爭的海螺——為自治而斗爭。

 滑雪帽、貧窮、尊嚴——薩帕塔人的特征。

3、零號代表

2006年5月3日

我萬萬沒想到與副司令馬科斯不是在叢林、而是在墨西哥大都會大學（UAM）相遇。相遇在墨西哥城的東南面，而非墨西哥國的東南部。大學校園，那是我熟悉的環境，1，000名學生不得不耐心地，從黃昏到夜深，坐了好幾個小時，聽著臺上一整排的講者輪流評論社會局勢，直到最后才能親睹馬科斯登場發言。

馬科斯發言時，已差不多晚上10點了。集會最后以一首薩帕塔歌曲結束。歌聲響起之際，馬科斯行軍禮。可能這是他唯一擺出軍事姿勢的時刻。

馬科斯身為“另類宣傳運動”（The Other Campaign）的零號代表（Delegate Zero），走訪墨西哥各地的社區，媒體稱其為獨行之旅。在各地，他們共同討論抗擊新自由主義與拯救人類的議題。2005年9月，民間組織與社區團體受邀到拉坎頓叢林，舉行6次咨詢會和一次全體會議，之后，馬科斯開始全國巡訪之旅。全體會議議決，拒絕所有政黨的選舉政治，提倡人民的另類實踐，建立沒有剝削與痛苦、沒有腐敗與謊言的世界。身為零號代表的馬科斯首先周游全國，而“另類宣傳運動”其他成員則于2006年7月2日全國大選之前一周趕到墨西哥城。按照計劃，薩帕塔社區會在選舉之后幾個月，派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號……代表輪流接力與全國社區串連。

馬科斯沿海螺式路線巡回探訪墨西哥南部40個地方之后，來到首都墨西哥城。5月1日勞動節，馬科斯在Zocalo廣場上公開演講，群眾有一萬人。5月 2日，他參加三大主要公立大學主辦的集會活動。安排馬科斯行程的朋友告訴我，他將會到訪墨西哥城，我特地在墨西哥城待一天，才前往古巴夏灣拿參加“馬克思主義與21世紀之挑戰”國際會議。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早晨有點陰涼，理工大學紅色廣場（Red Square）上，聚集上千學生。自發的學生護衛隊容許我走進媒體區拍照，那里距離馬科斯只有10米。他站在臺上，叼著煙斗，寫著筆記，似在記下講者的觀點。

8位講者發言后，馬科斯作了15分鐘的演講回應，然后，學生護衛隊護送他離開。

我隨身帶著《蒙面騎士——馬科斯文集》第一卷中文版的打印稿，附有美麗的照片與圖畫。文集即將在五月中旬出版。集會之后，理工大學教授René幫我把文稿送給馬科斯。與臺上那些站在后面的護衛隊隊伍一樣，我、René、Luis和其他學生手挽著手，等待馬科斯經過。片刻之后，馬科斯由內圈的護衛隊隊伍護送到來。

同一時間，群眾浪潮壓過來。混亂中，René把書稿擲向馬科斯，叫喊著：“書啊，書啊，他接住了啦！”我不太清楚發生甚么事，如海嘯的人群突然把我推向一邊。Luis 的手表被甩掉，在人浪退后才找回來。我跟他說：“這可作為海嘯幸存者的紀念品。”我從來不迷戀任何明星，想想自己也卷入爭睹偶像風采的馬科斯追隨者的行列中，覺得挺有趣。

下午，馬科斯參加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UNAM）的活動，該大學學生總數有三十萬。烈日當空。

舊圖書館外的草坪上聚集成千上萬人，馬科斯和大家一樣，烈日下在臺上站了兩個多小時。叼著煙斗，寫著筆記。

他發言20分鐘，聲音如常迷人。然后，在護送下離去。又上演記者和學生爭相追隨的場景。

這次我從遠處拍照，嘗到旁觀的樂趣，不再卷入癡迷的群眾中。

墨西哥的朋友提議我趁著馬科斯晚上去墨西哥大都會大學（UAM），也上臺發言。因此，晚上9點，微弱燈光之下，大學食堂之外，我站在臺上，離馬科斯只有一米，既告訴他，也告訴群眾：我把關于中國與亞洲的書本送給薩帕塔圖書館；我們把薩帕塔運動的文章和關于他們的資料翻譯成中文，一共八百頁；泰國的朋友用泰文寫了關于薩帕塔運動的書；1995年，亞洲學者交流中心（ARENA）派了代表參加恰帕斯州（Aguascalientes）國際會議；1996年，21世紀人民計劃（PP21）在尼泊爾加德滿都開會，邀請了一位薩帕塔運動的美洲支持者發言；亞洲有眾多民眾另類實踐與運動，“另類宣傳運動”應該與之聯系，那些實踐都關乎在地化、自力更生、民眾科學、生態發展、社區貨幣、另類文化等等。

想到自己當著千名學生面前告訴馬科斯這些事情，我不禁莞爾。馬科斯坐在桌子前。我說話的時候，轉頭看他。我們對望著。他雙眼深邃、誠懇。

我讀過這樣的故事：有一位新聞記者在叢林里等待馬科斯做訪談；一天又一天，毫無馬科斯的蹤影；最后馬科斯深夜到來，開口說話，那位記者沒想過來客就是馬科斯，別過頭繼續呼呼大睡。我讀后感到馬科斯很神秘，神出鬼沒，讓政府軍沒法抓捕，不過這樣也許給人傲慢的印象。因此，馬科斯如期出現在三所大學，還近距離地看他或站著或坐著，認真地寫筆記（很難說他是記錄學生千篇一律的批判邪惡資本主義的激昂陳詞，還是與杜里托交談），確實令人喜出望外。馬科斯這次建立的聆聽者的形象，不論無意或有意地表現的，是符合人民代表的要求——全神貫注地聆聽、理解、串連。

我們從墨西哥大都會大學走出來，“另類宣傳運動”的墨西哥志愿者Mauricio很興奮地問我：你發言之后，馬科斯向你說謝謝嗎？沒有，我們沒交談。但是你們沒握手嗎？沒，還沒有。Mauricio難掩失望的表情，好像是他自己錯失與馬科斯握手的黃金機會。我也確實問自己，為甚么不往前走一步，向馬科斯伸出手呢？也許，我寧愿私下與他握手，而不是在大庭廣眾幾十個鏡頭對準的情況下。也許，我愿意服從那嚴肅盡責的學生護衛隊員，他叮囑不要把書直接交給馬科斯，要交給坐在馬科斯與我之間的學生主持人。他們的護衛的森嚴程度言過其實，但是既然他們感覺自己責任重大，也便值得尊重。

我還記得那天，馬科斯有兩位貼身保鏢，始終走在他身后一米，看上去十分專業。三間大學的“護衛隊”卻極為業余。在墨西哥大都會大學，幾十名學生護衛隊戴上紅章，一臉稚氣，到處漫游，有時坐在人行道，有時聊天，有時截住那些誤闖另一邊糾察線的人，那條糾察線只是一條尼龍線兩頭綁在柱子上，離地面一米。這樣的保衛抵擋不住任何不懷好意的襲擊。其實是群眾的熱情與善意起了保衛的作用。事實上，那天早上，在理工大學，Luis和我都不期然地做了一分鐘的護衛隊志愿者呢！

在這些公開場合，聆聽學生、工人、社區代表的報告充其量是象征行為。有效地交流經驗或者有意義地尋找另類實踐，意味持久地投身與互動。意義不在這些場合上所說的話，而在背后所進行的串連、社區動員、有組織的社會活動。成千上萬的人，特別是年青人，投身于“另類宣傳運動”的旅程。馬科斯在他們中間，戴著棒球帽，滑雪帽蒙面，叼著煙斗，絕不是孤獨的唐吉訶德或者魯賓遜。圍著他的數十個組織者與“護衛隊”都很輕松。看見他走在他再熟悉不過的各個校園里，我感覺他更像受學生愛戴的教授，而不是高不可攀的、遙不可及的英雄。

可是，馬科斯挑起一項艱巨的任務，即在總統選舉時期宣布反對所有選舉政治，因此無可避免地與那些支持左翼候選人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的左派圈子互相敵對；諷刺的是，“另類宣傳運動”呼吁民間社會與人民力量建立廣泛的聯盟，其反對總統選舉的立場卻招惹更多的敵人而非朋友。即使最同情薩帕塔解放運動的報紙La Jornada，曾經每天預留一整頁報導馬科斯領導的“另類宣傳運動”，現在也敬而遠之，態度變得冷淡，原因是該報紙支持Lopez Obrador。許多舉足輕重的左翼知識分子，曾經對薩帕塔解放運動很友善，現在卻不贊同馬科斯的立場，并且擔憂如果投票率低，右翼政黨PAN會從中得利。理論上，“另類宣傳運動”作為人民運動，著重基層動員與組織，要遠離選舉政治；可是，要在選舉期間得到重視，那就要針對選舉政治表達立場。馬科斯這樣的立場既邊緣也被邊緣化，他竭力批判選舉政治的霸權，公開指責選舉政治乃貪污腐敗的精英游戲，藉此時機宣示其政論。這樣的立場要群眾接納可能需時，但經年累月后被驗證之時，將會得到民眾認同。撇開選舉政治的辭令，說到底，重要的是人民保住生活生計，提高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能力：比如海螺自治區的善政取得成效，被全球資本化的經濟卷入的速度得以減慢，使用天然資源時兼顧生態保護，改變文化的身份認同，簡言之，漸漸塑造新人。

Luis和我半夜回到家。“啊！你們曬黑了！”Cristina 叫道。原來我們的鼻子泄露了秘密。我說：“還好，假若馬科斯不戴滑雪帽，他的大鼻子肯定更突出呢。”我們哈哈大笑。那是美好的一天。

4.Atenco與“另類宣傳運動” 

2006年5月19日

5月14日晚上10點，馬科斯出現在Televisa電視臺家喻戶曉的電視節目“司令的特權”（El Privilege of Command）。馬科斯并非他本人，而是由演員扮演。那個節目已做了好幾年，專門揶揄模仿政治領袖。5月14日那天的節目中，一位革命制度黨（PRI）領袖坐上救護車前往醫院，PRD總統候選人Lopez Obrador觀看馬科斯的電視訪談節目，而馬科斯則代表“另類宣傳運動”豪言抨擊選舉政治乃迎合大財團與美國利益的游戲，PRD也非例外；Lopez Obrador聽后大發雷霆。可是當馬科斯預言Lopez Obrador會在選舉中獲勝，Lopez Obrador則表現雀躍不已。最后，節目主持人問馬科斯對選舉的意見，馬科斯回答說，所有政黨都庸俗，就像這個電視節目一樣庸俗。節目結束的時候，馬科斯像小丑般，把汽球扭成長卷毛狗，又把奶油蛋糕擲向主持人的臉。

誠然，大眾媒體好長時間把馬科斯忘掉了，而“另類宣傳運動”卻是轉折點，讓馬科斯再次闖入墨西哥政治舞臺的前臺，吸引大眾傳媒的注目。在那套政治諷刺喜劇中，馬科斯乃關鍵人物，挑釁所有總統候選人，表達自己的政見。節目盡管尖酸刻薄，卻顯示7月2日總統選舉之前，墨西哥的政壇風起云涌。

有人指責馬科斯只是作秀而已，指他忘記了薩帕塔運動，進入了不同的政治領域，招搖過市，與他所批評的大眾傳媒玩游戲，也有人說他被右派利用，抗衡PRD所代表的左派影響力。不過，有些“另類宣傳運動”成員感到很欣慰，因為自2005年9月“另類宣傳運動”開始，2006年1月1日在San Cristobal展開巡訪，主流傳媒卻不屑一顧，現在眾多報刊卻連續幾天在頭版登刊“另類宣傳運動”的消息。

5月9-11日，La Jornada連續三天刊登兩大版的馬科斯訪談。Televisa乃墨西哥和拉丁語世界最有影響力的電視臺，5月11日播放長達50分鐘的馬科斯訪談節目，中間沒有插入任何廣告。5月12及13日，CNN每日播放半小時馬科斯訪談節目。傳媒那么關注，也因為5月12日有15名學生在高速公路和十字路口設置路障，5月13日有一萬名群眾在改革大道游行示威，抗議警察粗暴虐待Atenco地區農民并且要求釋放被扣留者。

Atenco事件乃傳媒關注“另類宣傳運動”的轉折點。5月3日，Texcoco市（由PRD管轄）街道的賣花攤販被警察驅趕，釀成沖突。San Salvador附近的Atenco農民驍勇善戰，曾經于2001、2002年成功挫敗聯邦政府建立國際機場的計劃，以及自發組織起來支持其他公民的斗爭，這次，他們也過來支持賣花攤販的抗爭。

第二天，在Atenco（由PRI管轄），墨西哥州警察與聯邦警察（由PAN控制）殘暴對待Atenco抗議者，發放催淚彈，使用警棍毆打，導致一名14歲男孩被殺，一人陷入昏迷，約200人被捕，一些外國人被驅逐出境；其中一名被捕者乃人權委員會成員。事后報章報導，47名女被捕者中有30名，從被捕地點前往監獄竟然用了6個小時，車程中遭受性虐待或強暴。

全國嘩然，紛紛讉責警察施暴，海外也激起抗議聲浪。驍勇善戰的Atenco農民乃“另類宣傳運動”成員，馬科斯在墨西哥城中心地帶的三文化廣場這樣的歷史性地方發出紅色警報——1968年10月2日，警察在三文化廣場屠殺逾千名示威學生。馬科斯隨即取消巡訪墨西哥北部的計劃，要求當局釋放所有被扣留者。他宣稱會留在墨西哥城，直到所有被扣留者獲得釋放。

Atenco事件于是引發了一連串政治行動和動員。

“另類宣傳運動”宣稱其目的乃揭露選舉政治的虛偽與欺詐，并且與地方社區和社會團體共同探討獨立于政黨以外的社會與國家發展的議程，與此同時，Atenco事件左右了“另類宣傳運動”原定的發展方向。“另類宣傳運動”的議程漸漸由反對主流選舉政治的政治運動，變為被壓迫者申張正義與要求懲處施暴的警察的行動。也許，若果沒有馬科斯介入而引起公眾關注這則并不罕見的警察施暴案件，Atenco事件只會淪為警察與政府每日施暴的平常新聞，登刊于當日報紙的小角落。馬科斯5月3日發出的紅色警報顯示事態嚴峻。由于揭露當局虐打男人，強暴及性侵犯婦女，Atenco事件成為全國丑聞，各大報刊連篇累牘報導。墨西哥州州長被電視記者責問，不得不當眾承認事實，下令調查逾50名警察。

不過，馬科斯避免不了陷入政治與傳媒的游戲圈套。懲處施暴的警察并不等于Atenco抗議者會獲無條件釋放。馬科斯既宣稱了無限期逗留在墨西哥城，直到所有扣留者被釋放，這樣的權宜之計將其置身于現代政治的漩渦之中，在首都的心臟地帶之中。5月19日及28日，馬科斯計劃在墨西哥城與全國展開大型活動；5月22日，馬科斯計劃與著名的電視女演員在首都大劇院表演藝術。為了讓大眾傳媒持續關注追訪，各類活動也就欲罷不能，群眾動員與串連活動也因而要持續下去。

應急講求睿智與果斷。在政治游戲中，一個人的行動往往牽引許多人加入，故而世事如棋，處處驚心。政府與聯邦警察一定等得不耐煩，伺機報復那些頑抗的農民：這些農民不僅令興建國際機場的偉大現代藍圖胎死腹中，更甚者，這些農民英雄捍衛土地之余還揮動開山大刀支持其他被壓迫的團體，到處獲得英雄般的禮遇，反抗情緒如病毒般迅速傳播。馬科斯于4月25日及26日到訪Atenco，更加提高士氣，使蔑視當局暴政之聲勢更浩大。選舉活動酣暢之際，當局貿然猛擊Atenco，可謂鑄成大錯。但事情之發生，也非意料之外；從當權者對扣留者肆意毆打及強暴的舉動，可窺見當權者急切惡嫉的復仇。

馬科斯是否能夠不把Atenco襲擊事件視為故意攻擊“另類宣傳運動”的挑戰，而僅僅視為偶發事件？當然不可能，因為Atenco農民斗爭的歷史要置于更廣大的、人民遭受踐踏而憤然捍衛土地與生計的斗爭之中。是否對挑釁行為作出回應，已非馬科斯所能選擇。他別無選擇地，要施計使公眾不斷關注事態發展，否則，通過大眾傳媒呈現的公眾回應會迅速消失，城中熱門話題就會順暢地從Atenco轉向FIFA世界杯足球賽。

新近的轉變意味背離“另類宣傳運動”的目標嗎？我覺得“另類宣傳運動”主要是一則政治宣言：選舉政治乃徒勞無功。載我到機場的出租車司機Manuel告訴我，這次一共有五位總統候選人，但是無論誰當選，人民都會是失敗者；社會問題千瘡百孔，沒人拿得出對策。他也許會投Lopez Obrador一票，但不奢望奇跡出現。我接觸過的人大都表達相似的意見，不管是否喜歡馬科斯。墨西哥無論在經濟、政治、社會或者文化上，都陷入重重困境。馬科斯宣稱總統選舉只是精英爭奪做買賣的權力，一點都不關乎國家的未來，這觀點得到許多人附和。可是，人們似乎認為，雖然馬科斯魅力無窮、聲名大噪，深刻地表達渴求真正的變革，但遺憾的是，他沒有提供有效的另類出路，盡管運動命名為“另類”。

但是，我覺得“另類宣傳運動”有其象征意義與潛力。到底能否引向真正的另類出路，現在還言之過早。回頭追溯，2005年9月在拉坎頓叢林的聚會，催生了“另類宣傳運動”，當時全國的知識分子與社會活動家聚在一起，討論怎么樣突破僵局。聚會的結果并非達成甚么傳統的政治綱領，而是決議舉行全國巡訪之旅，探訪各地社區接觸廣大群眾。這項決議實在值得嘉許，因為它要重建薩帕塔運動1997年及2001年大蓬車之旅所建立的關系，并且發展新的社區網絡。Atenco事件突如其來之前，5月3日，馬科斯乘坐地下鐵路，到墨西哥城當地最大的市場，接觸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百姓。

真可謂奇觀呢：一位蒙面男人，頭戴耳機與對講機，穿著半軍裝，出現在地下鐵路、菜市場與百貨商店。這樣的姿態的文化符號意味極濃：即最具政治意義的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對“另類宣傳運動”來說，關鍵的問題是怎么樣使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以生計經濟為中心，能夠成為所有政治的軸心，再者，怎么樣使各種相連的力量，為提高人民自治的力量和資源而生成、轉化。

馬科斯巡訪全國各地的時候，有人批評他背離恰帕斯州的薩帕塔運動基地。也有人推測，《第六叢林宣言》濃厚的原住民語氣與風格都不像出自馬科斯之手，可能暗示薩帕塔運動高層司令間鬧矛盾甚至分裂。我認為馬科斯六個月的全國巡訪，表達對政治的獨特主張，并不等于遠離薩帕塔運動的大業。我反而更關心與馬科斯當下行動相關的問題：薩帕塔社區力求善治的近況如何。2003年8月，在Oventik，海螺自治區成立，宣布薩帕塔軍隊不再指揮社區生活，而是由長老委員會建立善政制度。這種走向民治的舉動有助于社區成員更加積極參與自管。可是，關鍵的問題像資源匱乏、國家加強壓迫、棍子與紅蘿卜并用、軟硬兼施分化而治，這都是薩帕塔社區內部要面對的問題。

根據《第六叢林宣言》，薩帕塔人開拓跨界的聯盟，向古巴伸出友誼之手。2006年4月，薩帕塔運動送給古巴象征性的3噸玉米和400公升汽油。現在，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之間交往頻繁，互換資源，薩帕塔運動此時向鄰國示好的舉措具有象征意義。因此，“另類宣傳運動”的象征意義與潛力，在于把墨西哥國內外的人民運動與另類實踐串聯起來。以我所能理解，“另類宣傳運動”不可能發動攻擊或戰爭，抗拒現代工業化社會；也不可能發動征戰與爆破，迎面抗擊超級軍事巨獸。不過，“另類宣傳運動”如要成功，在于立志擺脫現代工業化社會的影響，創造自治的領域，從而減少依賴——依賴全球資本操控的生活模式、依賴現代科技、依賴現代性所提供的商品。生計無疑是問題的核心，可是，我們必須挑戰那種盲目相信工業化與現代化所鼓吹的假設：“無限提高生產力就是好”。這樣也挑戰傳統左翼的進步與發展觀，道破其本質上與資本主義鼓吹的生產力大力發展的思想無異。同時，當社會群體與人民運動被動員起來的時候，也必需要有意識地抗拒資本主義所塑造的現代的“自我”。原住民各種傳統與文化乃啟發思路與抗爭的泉源。

“另類宣傳運動”有多“另類”呢？人民的另類實踐，或片斷或零散，是社會變革的土壤中最有營養的層份，那么，如何以此為基礎，在不同的社會群體與人民的自發組織里激發討論與促進交流？這些交流，要能持續，卻必須超越選舉政治與傳統政治，顯然，這不只是馬科斯要面對的挑戰，也是所有投身于政治變革運動的人要面對的挑戰，要致力提倡實用及可行的步驟措施，創造讓大眾相信的另類實踐、相信的未來。也許，馬科斯在“另類宣傳運動”扮演的角色，其精妙之處在于不擔當領袖／救世主的角色，而是作為推波助瀾的中介者，讓非凡的平民百姓（包括驍勇善戰的Atenco農民）的智與勇，能匯聚結晶。

5.為了能被看見

2006年5月21日

她在那里坐著，蒙著面，不語。所有男人都開口說話，她依然沉默。我忍不住想聽聽她的意見。我柔聲問道：你覺得一生最快樂的事情是甚么？她旁邊的男人把我的問題以土語翻譯給她聽。唔，是語言讓她保持沉默？還是性別的原因？

她回答了，聲音柔和。她如果不是頭戴滑雪帽，以司令身分會客，就與普通農村婦女無異。如每一位瑪雅人般默默地背負難以承受的生命重擔。

Florencia（霍倫思雅），她的名字。她說：“最快樂的事情是參加薩帕塔運動。婦女參加薩帕塔運動是非常重要的。1994年，婦女站起來，向政府宣戰，展示我們戰斗的勇氣與力量。政府從來對婦女不屑一顧，視我們如渣滓，可是婦女證明事實并不是這樣，我們不會放棄。” 她繼續說：“我最喜歡薩帕塔的地方是，參加之前，在社區在家庭，沒有人尊重我。但是薩帕塔運動開始后，婦女參加組織，事情起了變化，我們的意見被聽到，我們當上領袖，現在，我們一同戰斗，女人和男人。”

聲音柔和，充滿自信。

馬科斯在薩帕塔運動第12年寫了12位婦女的故事，她們在斗爭的過程中表現卓越的領導才能。瑪雅社會奉行父權制度，婦女長久以來都是如幽靈般，不僅隱沒于大社會，甚至隱沒于自己的社區。1994年薩帕塔起義之后，婦女浮出地面表現自己。與男人一樣，她們拾起自尊。San Cristobal有一位混血兒人類學者，對薩帕塔運動并不太熱衷，但是她留意到1994年1月之后有一種社會變化。她說：“San Cristobal的人行路非常狹窄，只容許一人走過去，1994年之前，若果有原住民迎面看見混血兒走過來，會馬上讓開，讓混血兒先走過去；1994年之后，我很驚訝地發現，原住民會很自豪地走在狹路上，不輕易讓路給混血兒。”

原住民這種改變絕非小事，而是跨進一大步，尤其對原住民婦女來說更具有意義。她們追求平等，自尊自重，使現實條件的落差顯得不怎么樣。女司令有Ana-Maria、Esther、Susana、Yolanda、Romana，與男司令David、Tacho、Javier、Sergio等同樣為人所熟悉。盡管開始時已經介紹了，但是我朋友忍不住再問霍倫思雅一次：“你是不是司令？”，“是”她友善地回答。我看見面具背后的笑容。傳譯員指著四個蒙面的人，補充說：“他們四個人都是司令。”到底全部有多少位司令？我們感到很好奇。“我不能告訴你確實的數字，但是我們司令超過60、70人，不是每個社區都有一位司令，但每一個海螺自治區必定有司令。”

雞鳴之間，我們談了約100分鐘。那天是2003年8月13日，地點是Oventic。我和朋友偶然來到恰帕斯州，見證薩帕塔斗爭的歷史轉折點。宣布成立海螺區，薩帕塔軍隊司令退居二線，民眾自我管治社區。8月9日海螺自治區宣布正式成立之日，馬科斯竟然缺席，令群眾挺失望；大會上只聽到他事前錄音的演講。除了幾乎全部都頭戴滑雪帽或者用紅花巾蒙面的原住民外，大部分出席者來自墨西哥其他地區或者歐洲的薩帕塔運動支持者。

La Jornada刊登一則中國人來訪的消息，指的是我和朋友去恰帕斯州調研原住民經濟與文化的情況。墨西哥朋友發現薩帕塔解放軍和海螺自治區領袖接待新聞記者和訪客，藉此向公眾解釋事情的進展，我們作為遠方的客人，被領到Oventic集會場所的接待室。

有些新聞記者已苦候多時，但不急躁。不久，我們被領到一間房間。里面有四個人頭戴滑雪帽，另外四個人用紅花巾蒙面，一整排坐著。介紹說，David、Guillermo、Florencia（霍倫思雅）、Juan是司令（他們頭戴滑雪帽）；Augustine、Mariano、Lorenzo、 Enrique 是民眾代表，負責經管海螺區自治政府。我看，司令比民眾代表平均年輕10歲。

我們詢問關于健康、教育、海螺自治區架構與運作等問題。他們有禮貌地一一回答：政府很壞，根本不理會我們的需求，因此我們必需自己組織起來。每一個社區有2－4個健康推廣員接受培訓，然后回去服務社區；1990-91年，我們開始辦自己的中央診所，也在這里Oventic的海螺區成立8－9家小診所，主要用傳統草藥，也用一些西藥，不過民眾的需求極大，困難還是很多；我們接受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但不接受政府資助。教育方面，我們辦了一家中學，畢業生都成為社區的教育推廣員；教育的題材與材料都來自社區；我們的人民慢慢地自己站起來；我們兼辦小學教育與成人教育；我們的教育制度來自人民，全為人民。至于自治政府，由7個自治鄉鎮各選派2位代表，一共14位代表組成；我們輪流分三班：4－5位成員留在這里一周處理市民社會事情、協調7個自治鄉鎮之間的工作、與薩帕塔解放軍共同解決困難。然后，我們回家工作兩周。不，我們都是志愿者，沒有報酬。我們的良心提供我們的安全，我們為人民而戰斗。

看來，問了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應該離開。在這一刻，我問霍倫思雅，8個代表中的唯一女性，關于快樂的問題。突然，原來拘謹正經、字字斟酌的氣氛一下子放開了。男代表哈哈大笑，好像覺得這問題離題了，或者覺得這個由女性提問的問題適宜由女性作答。這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嗎？我倒不覺得，可我沒問那些男代表。我猜不出他們的答案會是甚么。霍倫思雅溫柔地回答之后，氣氛安詳寧謐。忽地，暴雨突如其來，大珠小珠擊落在錫皮屋頂上。屋外雜音紛沓，屋內人人同時開口說話。我朋友告訴他們中國的土地改革、農村自治。我向他們解釋紀念品的意思：中國剪紙“福”字，擁有田地便有福氣。其中一位蒙面者有點激動：請告訴你們中國的人民，有人說薩帕塔解放運動很微弱或者得不到市民社會的支持，都不對；海螺的形象，既是卷曲進去，也是舒展開來；我們并不疲憊，仍然繼續斗爭，就像你們在中國也一樣。請不要忘記我們薩帕塔運動為世界的公正、民主與自由而斗爭。

薩帕塔的代表，不論是軍方司令或者社區代表，好幾次在交談之中帶著歉意解釋說，他們才剛剛開始試驗這種善政的模式，缺乏經驗，還要多多學習和改善。當我問到14位代表是否全是男人，那些男人更帶歉意。但是，我不是想探究是否有裝點門面的女性代表，或者尋找與西方民主議會類似的代表制度。我們的歷史有其精華、矛盾、復雜、束縛與歧異；故此，在短短的交談中所用的語言，或者那些在不同話語而詮釋各異但卻表達為事實的事件與變化，都只能詞不達意。我想那8位坐著的人，既要提防外界刺探秘密，又想保持與外界接觸溝通，他們確實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盡管聽上去很平凡——一家小診所、一間小學，建基于自己的傳統與條件而逐步發展，在赤貧的生存條件和深重壓迫中回旋求生。

還有，我不認為滑雪帽與紅花巾分別代表了兩種社區成員，我能夠看見除掉面具的霍倫思雅默默地、有尊嚴地在她的社區到處跑動。革命就是為了這份尊嚴。

我們分享了希望與善意。我們一起拍照，熱烈地握手說再見，然后離開那個小房間。暴雨來去匆匆。空氣頓時清新。

2006年5月12日，墨西哥城。我跟隨一萬人的游行隊伍，抗議警察和政府對Atenco農民施暴。游行開始，傾盆大雨，撐了雨傘、穿了雨衣，還是濕透。一個小時后，開始放晴。游行隊伍雷雨無阻，高舉橫額、打鼓、跳舞、叫喊、貼海報、派傳單……將近改革大道和起義大道交界，那是城市的心臟。豪華酒店、商業大樓。現代性的象征。事前毫無警告，一整排赤裸裸的、不同年齡的婦女突然闖入我的眼簾。廣場銅像旁的路邊，她們在鐵桶上高高站立，揮動手臂，叫喊口號，聲援經過的抗議者。

我傻了，轉頭看看墨西哥朋友，可是我發現游行人群對此景象并不表現驚訝，就像見慣頭戴滑雪帽的抗議者那般自然。后來，我才知道那些抗議者來自Veracruz，為土地而斗爭。她們的土地問題已經存在20年，過去幾年常常跑到改革大道扎營，就在首都的心臟，一絲不掛地抗議土地問題得不到解決。

薩帕塔女人和男人，必須戴上面具，才能夠被看見。為土地而斗爭的Veracruz女人和男人，必須赤裸裸，才能夠被看見。

[注：五篇散文所有彩圖為作者與同行者所拍攝；黑白圖片來自La Jornada 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