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與金雁

作者簡介：方華康，學人scholar學術觀察員，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明清以來士紳及知識分子思想史。

每個人的記憶都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和個人的感情色彩，那些往事之所以積淀在記憶中保留下來，一定是在我當時的認知范圍內產生了強烈的心理震蕩，個人史的回溯記述其實是“現在的自己和過去的自己之間的對話”。

——金雁

近兩三年間有一篇題為《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貧》的文章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文章講述的是秦暉（1953—）、金雁（1954—）兩位著名歷史學者數十年間治學、生活的經歷,稱他們“在清貧和寂寞中保有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尊嚴和獨立”。我想，如果讀者對他們的學問和思想稍有了解，很難不認同這樣的評價。他們恐怕的確是中國當代學者中少見的真正配得上“公共知識分子”這一身份的思想者。

按照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說法，純粹的學者應當是一群超越功利性，只“以學術為志業”的人。而知識分子與一般學者的最大區別在于除了專注于對知識的關懷、學理的追尋，他們還對社會現實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反思能力。換言之，他們與所謂“社會主流”之間永遠保持一種疏離感，對其存一分質疑。在旁人看來，他們是永遠不會滿足現狀的“異見者”、“社會的牛虻”。歷史學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一書中指出：

“一個民族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遠遠超過他們勝利時的收獲。勝利使人興奮，失敗使人沉思。一個沉思著的民族往往要比興奮中的民族更有力量。”

在這個意義上說，秦暉、金雁這樣的思想者正是以他們的思索引領著后來人前行的腳步，讓更多人擺脫康德所謂“不成熟的蒙昧狀態”，敢于運用頭腦中的理性，反省自身的現實處境和社會的未來可能。

金雁，1954年生于西安，1981年畢業于蘭州大學歷史系蘇聯史專業，獲碩士學位。1982年任教于陜西師范大學。1994年任職中央編譯局研究員。2006年任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與以往嚴肅厚重的大部頭學術著作不同，2020年出版的《雁過留聲：我的青蔥歲月》是金雁教授的一部散文集，共收錄回憶隨筆、生活雜感等十余篇文章，文字生動活潑，讀來毫無晦澀之感，金雁教授手繪的大量插畫使全書更添妙趣。但嚴肅學者寫通俗文章難免招來“不務正業”的質疑。在今天的學術氛圍中，遑論發表拉拉雜雜的生活隨感，學者即使是寫通俗學術作品都往往被認為“掉了身價”。

在這個問題上，著名電影導演姜文曾說，他從來不關心他拍的電影屬于所謂商業片還是文藝片，他只負責拍出對得起觀眾的好電影。文藝創作如此，學術創作又何嘗不是呢。對于讀者而言，一部作品重要的應該是它的品質是否有保證，能否帶來有益的啟發，而盡可以不論其體裁、風格。

金雁坦言“我并不在乎如何對這類寫作進行定義，只是想把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和事講述出來。”金雁教授主要成長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盡管她認為那是一個“像黑白照片一樣單調”的時代。然而對于整個國家而言，那是一個同樣風云激蕩的特殊年代。在其兼具溫情與理性的筆觸下，那個時代的一些圖景通過獨特的個人經歷得以展現。這本書雖然篇幅不大，內容卻很豐富。作者在書中談成長，談時代，談治學，回憶青春，懷念親友。值得一提的是，全書最后有相當篇幅是關于丈夫秦暉教授的生活、治學經歷，或令人捧腹，或引人深思，為讀者認識秦老師的學養、性情提供了一扇窗口。了解“下蛋的母雞”對于品嘗其所下“雞蛋”的滋味自然會有所助益。

作者試圖記錄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毫無疑問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是一段重要的歷史時期。然而，由于歷史和現實方面的種種原因，關于它的嚴肅研究并不算多，甚至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常常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正因如此，金雁教授利用先輩留下的民間資料及自身的記憶回溯那段“激情歲月”的努力才顯得彌足珍貴，至少可為將來的研究者提供豐富的感性材料。在她看來，那是一個“以標準化的模式塑造無個性的時代”，人變成了整齊劃一的工具。當時能看到的戲劇、電影都是《千萬不要忘記》《奪印》《霓虹燈下的哨兵》等，心里始終繃著一根“階級斗爭”的弦。

《霓虹燈下的哨兵》

那是一個政治與人性背離的反常時代。作者的爺爺因為是“落后階級”，在大饑荒時投靠兒子無果而被餓死。在那樣的時代里,“整個社會氛圍都在有意壓低和泯滅物質需要”，實際上，當時社會能提供的物質條件本來限，即使出身一般干部家庭，忍饑挨餓也是常態。

那也是一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唯成分論”時代。書中回憶了所謂“黑七類子女”在當時遭受的種種歧視和傷害。作者在書中很少對她所經歷的那個時代下直接的斷語，字里行間更難見到或憤怒或哀怨的控訴，更多的只是生動、平和的記述。但在這些娓娓道來的故事里，我們依然能讀到作者的情感、態度和反思。與作者幾乎同一時代的著名作家王小波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對那個時代同樣做出了精準、深刻的診斷。他們記錄時代的風格截然不同，但都懷著對人的悲憫和關懷，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那個時代“殘酷的浪漫”。作者套用俄國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名言寫道“時代是共同的，但是每個個體的體驗各有各的故事。”這本書既是時代的記錄，也是一個關于青春的故事，回顧了作者從“成長”到“長成”的艱辛歷程。

關于成長，可以說作者在書中記述的個人經歷頗具典型性。她總結說：“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幾乎都經歷過一個盲從-狂熱-碰壁-思索-還原個人的過程”。自小在機關大院里生活，父母都是沖決羅網、投身革命的“覺悟者”，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以及大的時代氛圍熏染下，作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期，在思想上都始終保持“左”的基調。因此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與出身“舊家庭”的姥姥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心理隔閡。作為“舊家庭”里的“新女性”，姥姥一生歷經風雨，對后輩們的教育非常開明。在后來家庭的急劇變故中，作者才慢慢感受到姥姥是一位充滿生活智慧、重情重義的老人。

書中提到六十年代作者曾跟隨母親到臨潼鄉下“整社整風”，真正感受到了農村生活的艱辛困苦。文革開始前一年，作者又跟隨父親被下放到甘肅定西地區。在那里，她學會了自立自強的生活態度。她寫道：

“在隴西的這幾年，是我對生活最貼近、最理解、感觸最深的幾年……對‘過日子’幾個字有了切實的感受，懂得了社會底層期盼的幸福意味著什么，也開始思索為什么整天勞作的人們連基本的溫飽都滿足不了”。

上中學時，作者也參與了大串聯、批斗會，畢竟那是一個“革命不積極，思想有問題”的時代。七十年代，作者到隴西縣一個公社插隊，后來又被分配到供銷社工作。這段經歷一方面使她養成了勤儉的生活習慣，另一方面，也促使她對社會體制進行了一些反思。文革結束前的1977年，她工農兵學員畢業被分配到一所中學當老師。陰差陽錯之下，雖然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卻在1978年順利考上了蘭州大學蘇俄史專業研究生。經過在史學園地里多年地辛勤耕耘，終于成為蘇聯東歐史研究的著名學者。

年輕時的秦暉和金雁

全書還有相當篇幅是關于秦暉教授的治學與生活經歷，或許對于他來說，這兩者根本就是一回事。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在研究托爾斯泰時，提出將知識分子分為“狐貍型”和“刺猬型”兩種。前者以廣博著稱，長于發散；后者熱衷建立體系，鮮少游離。近來有學者指出，其實以賽亞·伯林本人是一位“在狐貍與刺猬之間”的知識分子（參見段超：《以賽亞·伯林：在狐貍與刺猬之間》，《中華讀書報》2020年2月5日）。面對這樣的二分法，知識分子研究的大家許紀霖教授稱自己是“無法歸類的蝙蝠”。按照上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界分化以來的譜系劃分，許紀霖教授和秦暉教授大致都可以被視作自由主義的左翼代表，屬于相當溫和的一派。

應該說，在知識界、學術界、思想界都以“百科全書式博學”著稱的秦暉教授同樣兼具狐貍和刺猬的氣質。一方面，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其學術研究涉獵的領域之廣在當今人文學界鮮有人企及，以至于我們甚至難以武斷地稱他為史學家。他的研究至少可分為三個階段：80年代初運用傳統考據方法致力于農民戰爭史和土地制度史研究；80年代后期運用中外比較方法轉向研究中國經濟史；90年代以來，結合實地調查和文獻研究推動建立農民學。

其實，秦暉教授數十年間跨時段、跨領域、跨學科的研究始終圍繞的主軸無非是中國社會的轉型問題。包括傳統社會的形態（包括經濟、政治、思想、社會諸層面）、現代公民社會的特征、社會經濟轉軌進程等幾個緊密關聯的方面。他在著作中反復強調的“秦政”、“大共同體”、“儒道互補”、“尺蠖效應”、“權責對應”“自由優先于主義”等關鍵詞實則包含著對中國如何順利實現社會轉型的深切思索，對如何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尊嚴這一實踐命題之不懈追尋。面對梁漱溟之問，我想，他的回答會是：“這個世界會不會變好完全取決于我們每個人的選擇”。這便是所謂“對自己負責的歷史觀”而不是任何簡單的決定論。

隱約記得之前有人寫文章討論過為什么秦暉教授能提出我們時代的“真問題”。我覺得這本書中關于秦暉的一些片段或許在很大程度上使這個問題得到解答。秦暉教授于1978在蘭州大學跟隨我國農民史研究泰斗趙儷生教授攻讀研究生，而此前的9年則一直在廣西農村上“早稻田大學”（參見謝小靈:《秦暉：我與‘早稻田大學’》，《中國貧困地區》，1999年第8期）。或許正是在中國最貧困地區生活的幾年讓他在學術生涯中始終對普通人的生存狀況格外關注，提出“無論中西‘文化’之異還是左右‘主義’之別，都必須以基本的人道為基礎，以基本的人權為底線。”

趙儷生教授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聲名鵲起，被譽為山東大學“八馬同槽”佳話中的“八馬”之一。金雁教授在書中回憶，趙先生學問精深，性格率真，講課藝術出神入化。學生“私下里都稱先生為‘最有魅力的導師’。”趙先生被秦暉對歷史學的癡狂所感動，對他十分喜愛，“恨不能立馬把自己所有的知識都傳授給弟子。”作為學者（此處指“學習的人”）的秦暉教授是真正愛書成癡的“看書科”生物，且“過目不忘”。秦蓓蓓在《我的父親秦暉》一文中回憶了很多這方面的趣事，稱“秦老爹眼睛不好，從小練就兩個本領，一是站著看書……第二個本領就是看書時高度集中，可以屏蔽掉一切無用的信號和活動。這個習慣保持至今。”他的好友張鳴說“認識秦暉，最先感到震驚的是他讀書的速度……人家拿在手里，把文章貼在眼鏡上，拉來拉去，一會兒工夫，看完了。你還別懷疑他應付，因為隨后人家能跟你談的頭頭是道。”

盡管金雁教授在書中稱秦暉教授是“拖沓天王”，實際上，在當今學術界，他的“產量”絕不算低。與對各類知識的癡迷形成鮮明對照，生活中的秦暉教授卻在許多方面根本“不走心”。書中所寫他在穿襪子、坐地鐵、煮牛奶、倒垃圾等日常小事上鬧的笑話讓人不禁捧腹。他穿衣服隨便到連德國總統也改變不了。在這方面，他的學生張宏杰說：“秦暉老師待人接物有一個特點，沒有一句客套話。紀錄片制片人夏駿和我聊起，他與秦老師以前見過，有一次開會遇到，他敘了幾句舊，秦暉老師卻一句也不接，一開口就談學術。他總結說，秦老師‘只有學術思維，沒有人際思維’。”正是憑著對學問純粹的興趣和好奇心心無旁騖地讀書、思考，才使他在論著中旁征博引，抓住我們時代的真問題。

《雁過留聲：我的青蔥歲月》這本書真正的價值不僅在于通過對個人經歷的展現讓我們從一個微小的側面直觀生動地認識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回顧這個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同樣重要的是，我們借此書可以了解兩位思想者面對時代變局如何求索社會的公正自由，關懷普通人的生老病死。過去的2020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即使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恐怕也算多事之秋。謹以秦暉先生在世紀之交許下的愿景結束此文：

“一愿新年道德昌明，經濟繁榮，天人和諧，世界大同；二愿新年交易有序，強盜斂蹤，人或自利，法不失公。前愿或為烏托邦，但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倘無強制，烏托邦何害之有。后愿肯定是底線，我想白貓也好黑貓也罷，若不守此，哪一個能辭大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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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對話昨日：秦暉、金雁所經歷的大時代與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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