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志達書店的“悅悅講壇”邀請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題為“我的讀書經驗”系列講座。傅杰表示，“將不定期邀請我敬佩的師友來書店，或憶一憶他們的讀書經歷，或聊一聊他們的買書故事，或談一談他們的讀書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薦若干他們心目中的好書。”澎湃新聞經“悅悅圖書”授權刊發該系列講座稿和視頻。

第七講傅杰邀請到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上海儒學學會副會長虞萬里。虞萬里著有《榆枋齋學術論集》《榆枋齋學林》《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高郵二王著作疑案考實》等。

虞萬里在講座現場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這段話我們年輕的時候也讀過，但當時完全沒有辦法想象“學也，祿在其中”。那個時候，一會兒倡導“讀書無用論”，大家都不讀書了；一會兒倡導“復課鬧革命”，大家又回到學校去。所謂的中學時代就是這樣晃蕩幾年，基本沒怎么讀書，也就談不上“學”與“祿”的必然關系。我還跟傅杰老師說，我一生從來沒有把照片貼在畢業證書上讓校長蓋章。今天我主要就是談談自己當年是怎么抄書和買書，以及買了些什么書。或許大家由此聯想到自己，能獲得一些所謂的讀書經驗吧。

談抄書

在書荒的年代，沒有書，也沒有錢買書。“文革”之初，我曾看到過燒線裝書的場景，一些人不斷撥動著余火未盡的殘頁，那時也不了解那些泛黃的舊書有什么價值；“文革”之后，在各地書店看到很多線裝書，但由于沒有錢，也就沒有買。所以，只能抄書。

小的時候沒書可抄，我就抄歌曲，革命歌曲、“黃色”（愛情）歌曲都抄，那些簡譜的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也都用尺畫線標示，非常認真。我最初抄的一本書是《毛澤東選集》中運用到的《成語典故》。課堂上讀不到幾個四字格成語、典故的我，一看就很感興趣，書無法擁有，就把它抄下來。抄完之后，對古代的成語、典故有了初淺的印象。差不多同一時期，我也買到了王力的《詩詞格律》，學做格律詩，這典故、成語自然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成語典故》

“文革”發生在我11歲到17歲之間，那時屬于“封資修”的書很稀有，很多小說不是一套一套的借，而是一冊一冊地傳閱，并且還有時間的限制。記得先借到《三國演義》上冊六十回，我看了之后轉述給同學聽，往往看幾回就講幾回。由于小學讀書教的是簡體字，自然不認識繁體，所以看書就靠一本六毛五分錢的《新華字典》。看了一二十回之后，繁體本閱讀就基本沒有障礙了。看過《三國演義》，后來陳壽的《三國志》再版時，初以為是同一種書，及至問同學借來一看，才發現原來是一本史書。《三國志》的“評”寫得精彩，很多四字格語詞不是我們認為的成語，卻非常凝練獨特，所以我把陳壽《三國志》所有的評語抄了一遍。現在大家說到史書，總是推崇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其實我覺得，從文學尤其是語言詞匯的角度來看，范曄的《后漢書》和陳壽的《三國志》絕不亞于前面兩者。

俗話說“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我那時看《水滸傳》，確實是熱血沸騰。書里的一百零八將，我也和榮新江老師一樣可以倒背如流。不同的是，榮新江老師一考就考到了北大，如今在敦煌學領域的地位可以說是“天魁星呼保義宋江”；而我因為沒去考大學，現在只是“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當然我還比較努力，不然就應了“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的典實，今天也就不可能和大家見面了。

看書，喜歡看什么書，都與人的性情有關。《西游記》的讀者面當然很廣泛，但我凡是看到吳承恩寫一個妖怪或什么角色出場，往往詳細描寫他從頭到腳的穿著打扮，這些段落我基本上就跳過去了。《紅樓夢》這種描寫部分更多，一桌菜、一處景、一群人……在看過了《三國演義》《水滸傳》《七俠五義》《飛劍奇俠傳》之后看這個，覺得沒有胃口，第一次看到十七回，我就看不下去了。那時流行一個說法：不看《紅樓夢》，就不能算是研究古典文學的人。迫于這種無聊的說法，我再次拿起書，從十七回看到三十回，又乏味地放下了。知識的貧乏就只能從眾，看看人家都看了幾遍《紅樓夢》，也想著自己要與古典文學沾點邊，后來又勉強看了一回，前后三次拿起書，總共看了三十一回，此后就再也沒有正兒八經的讀過這書，只記得“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這樣的佳句——盡管后來背了很多蔡義江編的《紅樓夢詩詞》中的詩詞，包括敦敏、敦誠的詩；在編《漢大》時也隔三差五地翻閱《紅樓夢》查書證。四五十年過去，我常想借陸游一句詩反其意而用之，叫“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自己到底算不算或者可以不可以研究古典文學？只能由大家來評。我自己偏激的看法是：一個人即使不看《紅樓夢》，也完全可以研究古典文學。假如你一生一味地去循俗，就會活成一個俗不可耐的你——但須說明我不是說看《紅樓夢》就是俗。

李汝珍《鏡花緣》這本書和我有一個小小的緣分。一個是書中載有蘇若蘭的《回文詩圖》，順讀倒讀，橫讀豎讀，好奇不已，就用色筆照樣畫抄一遍。一個是在上本寫到紫衣女子所說“吳郡大佬倚閭滿盈”的反切，當時哪懂切語，懵了，急切想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作者賣了個關子，前六十回沒有寫出謎底。急的是下半本我怎么也借不到，時隔半年還是一年才總算借到。原來“吳郡大佬倚閭滿盈”切出“問道于盲”四字。這個小說細節使我對“反切”有了一個初步的概念。及至17歲時買到《康熙字典》，反復琢磨里面的“反切”，竊喜還稍微能切出一部分，但有的反切就切不出來，那時哪知道反切還有“音和”和“類隔”呢。尤其是書前《切音指南》圖上的“清、濁、半清、半濁”黑白圓圈，更莫知所云，所以我曾發誓，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要把這些弄懂。

1973年底至1974年初，我去了蘇北農場。在去農場之前，我家里是一本書都沒有的。到農場之后，各路老知青弄來很多書，包括胡云翼《宋詞選》《（新著）中國文學史》這樣的書。我當時看的時候，書已經破舊到甚至封面都沒有了，但如《孔雀東南飛》和《古詩十九首》等名篇，我就是從這些書里第一次看到。那時看到喜歡的詩文，沒有別的途徑，就只有把它們抄下來。我這個人到現在也分不清東南西北，開車離不開導航，但還記得當時大夏天讀《史記選譯》，熱不可耐，我穿著帆布工作服和半高筒雨鞋，竟然把《選譯》里注釋的古今地名全部抄錄，并對照《中國地圖冊》里的經緯度，標注其上，這對我有什么幫助我不知道，因為我現在仍然是個地理盲。但是，像陳婉俊補助的《唐詩三百首》，我也把她的注釋全部抄了一遍，這至少讓我對唐詩語詞的理解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宋詞選》

1978年1月我上調回城以后，因為喜歡文學史，在上海圖書館的大眾閱覽室里看書，基本上把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青木正兒的《中國古代文藝思潮論》，以及鄭振鐸、劉麟生、胡云翼、林庚、游國恩、中科院文學所編寫組、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等各版本的《中國文學史》，李長之的《中國文學史略稿》，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胡懷琛的《中國文學史概要》，劉宇光的《中國文學史表解》，梁乙真的《中國文學史話》，朱謙之的《中國音樂文學史》，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等，都看了一遍，有的還有詳細摘錄。其中，劉宇光的《中國文學史表解》使得我對表解比較感興趣，后來我在臺灣買了好多“表解”的書，如《國學表解》、《論語表解》等。這些對人的記憶和認識還是很有幫助的。當時我還年輕，看了那么多文學史后感覺很自得。等到商務印書館“七十六年史學書目（1900-1975）”和“八十年史學書目（1900-1980）”出版以后，我一看僅僅到60年代就已經有兩百多部，之后就不敢說自己看得多了。

還有兩本值得一提的書是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和《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羅常培是一位著名的音韻學家，年輕的時候很窮，做過速記員，所以他聽老師講課時就用速記法，事后基本上可以全部“復原”。《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就是羅根據劉講課的記錄復原的，此書寫得非常精彩，我全部抄完了。《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也寫得非常好，魯迅就曾說劉書在當時是最好的一部文學史。《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的特點是用南北朝史書里對作家的評論來分析他的作品，亦即用當時人的文學觀來論當時的作品，沒有現代有色眼鏡的偏見。《專家文研究》一書讓我感受特別深的是第五章《論文章之轉折與貫串》。現在我們學寫古文，往往轉折虛詞如“而”、“然”等用得很多。但根據劉師培分析，漢魏作家往往是不用那些虛詞的。雖然沒有轉折虛詞，但讀他們寫的文字又能明顯感覺到語氣的轉折——根據孫德謙在《六朝麗指》中的說法以及現當代駢文學家們的觀點，這個叫做“潛氣內轉”。這算是在比較高的層次上談古文，我讀了覺得是比較受益的。另一篇讓我覺得受益的是《蔡邕精雅與陸機清新》。蔡邕的《郭林宗碑文》等碑銘文當然寫得很好，但范曄將它轉錄到《后漢書》時，把其中文句刪掉了，使文章更簡潔精神，范曄有他的文學觀。后來我去對照了一下，果然如此。不得不說，劉師培的學問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能及的。

我學音韻學，與《漢語詩律學》和《詩詞格律》這兩本書有點關系。我在去農場前買到過《詩詞格律》，胡亂學過一點，也試做格律詩。但王力的《漢語詩律學》是公認最權威的著作，農場當然看不到。回城后我就到上海圖書館去借，普通閱覽室大庫沒有，就設法去參考閱覽室借。就想研究七言詩里面主、謂、賓、定、動、狀等分布的結構。但之后我在圖書館遇到一位老師也在那里抄書，他研究詞譜，把平仄轉成AB的形式，好像還懂數理。我想既然已經有人做得那么深了，就沒有必要“重蹈覆轍”。我這個人有個特點，用上海話說，勿歡喜軋鬧猛。人家都在做的話，我就不大愿意去做了，相反越是難、越是搞不懂的，我就越有興趣。所以，從這以后我就不再寫詩，也不去研究格律了。

虞萬里抄錄的各類資料

在農場時因為看不懂《康熙字典》前《等韻切音指南》圖表，曾發誓要學會它。所以不再研究詩詞格律后，我就專心去鉆研音韻學。要想看懂《切音指南》，首先得去找《韻鏡》。但一時找不到，于是就抄了一本。自學《韻鏡》里的韻圖很難，我就同時抄了董同龢《等韻門法通釋》和曾運乾《等韻門法駁議》，因為涉及到《廣韻》的重紐，于是抄錄了兩篇有名的文章《廣韻重紐的研究》和《廣韻重紐試釋》。那時《廣韻》根本買不到，我托人買了幾十公斤的卡紙，請印刷廠切紙車間幫忙切成卡片，一字一張抄《廣韻》，打算把《廣韻》五卷26194字都抄下來的，才抄了一兩個韻，買到了書，就沒有繼續抄。

研究音韻，尤其是上古音，當然離不開段玉裁提出的“合韻”。于是我就抄了方孝岳1956年發表在《中山學報》上的一篇文章《關于先秦韻部的“合韻”問題》。合韻關系到韻部劃分，韻部劃分涉及到各部的音值。上古音的音值到底怎么讀以及如何演變，上世紀二十年代有過一場古音學上的大辯論。辯論的發端是鋼和泰《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一文，汪榮寶就發表《歌戈魚虞模古讀考》，討論唐宋以前和魏晉以前讀“a”或讀“O”的問題，遂引起許多學者參與討論。最后魏建功寫了一篇很長很長的文章《古音學上的大辯論——〈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引起的問題》，因為這涉及上古音類音值的重要問題，我幾乎把它們全都抄了下來。

在音韻之外，我其他方面的興趣也很廣泛，因為古漢語的各個方面都是互相關聯的，比如不懂訓詁和文字，就沒有辦法深入研究音韻。文字，涉及到六書，六書涉及到形聲字，形聲字與古音相關的是聲符。所以，在當時書不多的條件下，我就把胡樸安的《中國文字學史》《中國訓詁學史》、張世祿的《中國音韻學史》，挑重要的摘抄下來。我抄書是連目錄全部抄下來的，這樣才容易理解作者整部書的結構和布局，而胡、張這三本書的目錄尤其詳細，便于我們掌握傳統文字、音韻、訓詁學的構架和方方面面。一直到現在給博士生上課，即便我家里已有五六十本訓詁學著作，我仍然向他們推薦胡樸安的《中國訓詁學史》，因為這部書把爾雅派、傳注派、方言派、注疏派、清代漢學家訓詁方法等五個系統概括得最為詳細。

說到訓詁、文字，當然不能少了《說文解字》。《說文解字》跟音韻最相關的就是“讀若”，我還曾抄下了陸志韋的《說文解字讀若音訂》、方勇《說文讀若考例言》等。我跟我的博士生說，可能最近我要寫關于讀若的文章了，讀若與經學有關系，可能和陸志韋等人寫的語言類文章有所不同。文字方面，我特別推薦蔣善國，他的文字學著作《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漢字形體學》和《尚書學》著作《尚書綜述》，總結了很多東西。訓詁方面，我覺得沈兼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訓詁學家。中國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唐蘭曾在四十年代說過：目前近二十年最卓越的訓詁學家就是沈兼士。我曾把他的《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一篇六萬字的長文全部抄下來，受益匪淺。還抄了他《聲訓論》《義同換讀》《初期意符字的特性》等文章，感覺他對漢字字義的把握遠在同時代學者之上。迄今為止，如果衡論在訓詁學上的開創與總結之功，沈兼士無疑是一位先驅。

這里我還要提到他的《廣韻聲系》。現在我也會跟我的學生說，一定要很好地利用這部書。現在研究簡牘、音韻以及單純教學的，很少說到并利用這本書。但如果你仔細去看《廣韻聲系》里同一個聲符在聲和韻上極其復雜的分化與流變，就不會再相信現在很多寫得很簡單的音韻學書——實際的語音不規則的分化和融合遠比教科書要復雜。不關注這本書，也就很難理解中國的語音在兩千多年里的變化與發展。我先在上圖借閱此書，后來在古籍書店看到這本書時，標價八十塊錢，我當時工資只有五十多塊錢，沒辦法買，我就想把它抄下來。還沒開始抄，中華書局就出了十六塊錢的影印本，我很興奮地買了一本，等第二次重印漲價到四十八塊，我又買了一本藏著，心里很滿足。

有一個對我影響很大的人物是林語堂。林語堂關于方言和方音的文章，我基本上全部抄過。印象最深的是《陳宋淮楚歌寒對轉考》和《燕齊魯衛陽聲對轉考》。他的《語言學論叢》，從目錄看就會發現，基本上都是關于古代方音的問題，比如《前漢方音區域考》《周禮方音考》《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等。受其影響，后來我研究鄭玄《三禮注》方音時，也畫了一張作家籍貫方域表，籍以窺探當時的方音區域。

現在我不再搞音韻學，是因為我對復輔音有自己的看法。這不是因為我閉眼不看或守舊，當時我其實什么都想研究的，很多相關的書抄的都是第一版。我曾經抄下了王輔世1956年發表在《中國語文》上的《怎樣分析和記錄漢藏語系語言的聲調》，嚴學窘1962年發表在《江漢學報》上的《上古漢語聲母結構體系初探》和1963年發表在《武大學報》上的《上古漢語韻母結構體系初探》，趙元任先生翻譯的《高本漢的諧聲說》，李榮先生的《切韻音系》，方孝岳先生的《漢語語音史概要》等。

《切韻音系》

高本漢的書，我算是收得比較全的，只要是被翻譯過來的，我基本都收藏了，包括早些時候張世祿翻譯的《漢語詞類》和《中國語與中國文》，后來出版的《中上古漢語音韻綱要》和《漢文典（修訂本）》，以及我在臺灣客座時買的《高本漢詩經注釋》《先秦文獻假借字例》《高本漢書經注釋》《高本漢左傳注釋》《高本漢禮記注釋》《書經高本漢注釋斠正》等。他的名著《中國音韻學研究》，我先是在上海圖書館借的，因為這本書很厚，也不敢占用太多時間全部去抄。后來我進了漢大后發現附近的盧灣區圖書館竟然有一本，我就常借，甚至都借超時了。后來在上海古籍書店用四十塊錢買到了原本。等到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我又買了兩本。

高本漢確實偉大，令人佩服，他的音韻學研究在上世紀初期幾乎把整個語言學界大佬的思想“清洗”了一遍——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的觀點，翻開了音韻研究新的一頁。有幾十年，甚至可以說是高本漢的時代。但現在看來，在很多方面他其實是把我們很多人“帶到了溝里”，因為漢語其實是不一定能夠按照他那樣的路數去研究的。附帶說一個事，上世紀末人們在翻譯《漢文典》的過程中，有人是學俄語的，不擅長英語，在翻譯中遇到困難。有人跟他說，高本漢的《漢文典》是從《康熙字典》翻譯過去的，翻不過來就與《康熙字典》校核抄過來。其實這樣做是有問題的。高本漢注釋過《詩經》《尚書》《左傳》等書，參考過甲骨金文研究成果，他著《漢文典》確實利用了《康熙字典》，但也融入了他注釋幾部經典的訓釋成果，如果直接從《康熙字典》搬過來，一定會有出入的。

魏建功也是一位令我很佩服的語言文字學家。我曾在上海圖書館借他的《古音系研究》這本書，每次都借不到，因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海圖書館舊平裝書是沒有目錄的，就靠一個工作人員在內部卡片翻找。我大概遞了一年的白條，最后總算找到了。這位館員叫張善信，我很感念他為我拿了多年的舊平裝書。拿到這本書以后，我就抄了一份筆記。這本書的音規很難看懂。后來我也買到了1935年版的原本，等到商務印書館新排印本出版，我也買了兩本。

虞萬里的“《古音系研究》筆記”

文字音韻訓詁之外，關于詞匯、語法的書，我也看了不少。比如孫常敘的《古漢語文學語言詞匯》，我借抄的是1962年吉林師范大學的排印本，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這本書，叫《古漢語文學語言詞匯概論》。這本書出了之后，我看到書里由他的學生寫的序，序里提到了一位學者，雖然沒有提名字，但指的是我。序里是這樣寫的：“多年以前我去上海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在那里遇到一位學者和我提起先生的這本書，說到他年輕時讀到此書是如此的受益，不忍放下，竟用了好多天把它抄了一遍。在遙遠的上海，不知他是怎樣得到這部印數有限的校內排印本的……”——上圖這一本書，當然是吉林大學贈送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書一般要上交國家新聞出版局和各大圖書館樣書的，上圖絕對有資格受贈。孫常敘的書，我還買到了試印本《漢語詞匯》，這書也難得一見。

由詞匯而牽涉到古漢語，我特別要講朱星的《古漢語概論》。這本書我是在上海圖書館抄過的，書中列有文字、音韻、詞匯、語法、文體各章節，比較有特色的是他對上古聲紐和聲調的研究，還有100多面的假借字表，對初學者來說很實用。當時的大學生所用基本都是王力的四本《古代漢語》，在字典稀少的年代，里面一千多個常用字很實用。朱星只在天津用自己的書教學，影響力不是很廣，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的書。可能是因為年輕的時候抄過，心里有一種感情，后來在文廟看到這書，我用高價買下來藏了。在臺灣，我還買到了《朱星古漢語論文選集》，里面的論文如果倒推五六十年衡量，都是很前沿很有深度的文字。書后附有《中國文學語言源流變遷表》，盡管現在回過頭去看不無商榷之處，但在當時，已把中國文體語言的嬗變列得非常細致了。

當初，凡是跟文字、音韻、訓詁有關的書，我在上海圖書館基本上全部看過。所以我被上海圖書館盛巽昌先生介紹到徐家匯藏書樓去看書的時候，他就說：“那個小青年把我們上海圖書館所有語言學的書都看了。”全部看了是不太可能的，但可以說大部分我都是借出來瀏覽過。

除了語言書籍外，還有經學的書。我在研究音韻學的時候就感覺到，中國的語言學——音韻、文字、訓詁等，其實都離不開他的大宗材料——經學，也就是兩漢的經學。我曾經做了一個比喻：兩漢的經學就像淝水之戰時苻堅說的投鞭斷流，漢代的經學一鞭打下去之后，所有兩漢以后的文學家、歷史學家所用的語言基本上都帶上了經學的因子。我曾設想過要研究經學語義學、經學語言學等，所以從那時起就對經學非常關注。

上世紀八十年代你要想做學問、寫文章，就得做卡片。最初我連卡片也買不起，就和我朋友田榮海聯系一家印刷廠，買了上百公斤的卡紙邊料，請人幫忙裁成卡片大小，以充當卡片。我的老房子里有很大一部分空間都是柜子，柜子的抽屜里全是卡片。搬到新房子之后，因為用電腦了，我就把幾萬張卡片都丟掉了。留下來的包括“音韻、方言、方音”、“十三經典故”、“經學語義學”、“思維與語言”、“殷商、古史、神話、考古、民族”等極少數的一點點。但是不得不承認，用了電腦之后，記憶力明顯不如從前了。

我寫的第一篇古音學的論文是1980年左右的《從古方音看歌支的關系及其嬗變》，十四年之后才發表。如果放到現在教育體制下，碩士甚至博士這么長時間發表一篇文章，恐怕早就被勒令退學了。雖然我在這篇文章里的觀點，四十年來并沒有改變，但文章里的資料肯定是有錯的。因為我那時必須白天去圖書館抄，晚上回來再整理一遍，這樣轉來轉去肯定會有錯。

虞萬里《從古方音看歌支的關系及其嬗變》論文草稿

1982至1983年我在人民大學進修，基本上整天待在圖書館。同學寒假都回去了，我仍在圖書館看書，到春節閉館了我才回上海幾天。我已有《清經解》，知道里面所收郝懿行《爾雅義疏》是簡本，而在人大圖書館發現有郝懿行《郝氏遺書》，所收《義疏》是全本，就把兩書從頭至尾對照著讀，所有繁簡兩種文本的差異、誤字、訛字和郝懿行的語言理論、精到釋義、引前賢時賢說、駁前賢時賢說、引金石文獻等等，都用符號標注摘錄，抄了很厚很厚的一疊。不過，后來只寫了一篇文章《〈爾雅義疏〉及其作者郝懿行》，開了個頭，也沒再寫下去。現在想來有點可惜。其它如阮元《揅經室集》、胡培翚的《研六室文抄》等也讀了好多。

虞萬里抄錄的《爾雅義疏》整理資料

應該說，在去人大進修之前，我對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校勘乃至經學、文獻等都瀏覽摘抄過許多，有一定的基礎，但到了人大聽課時，我還是認真聽講，記了很多筆記，因為這樣做對自己的好處。用朱熹的讀書法來講，就是“心到、手到、口到”的舉一反三的事；從心理學上來說，識記以后保持，保持以后重現，重現以后再現……我們學的東西會不斷忘記，要使學到的知識長期保持，使其能夠重現甚至再現，必須不斷重復。與其在課堂上閑著沒事，不如認真再聽寫一遍，所以有厚厚一疊的上課筆記留存。八十年代，我們很多學生聽一位老師的課多是二三遍甚至更多。這可能是我們和現在學生不同的地方。

假若深一層探討這個問題，有時只聽一遍，真不一定能完全理解——語言是有魔障的。我特別推崇李安宅，他是馬林諾夫斯基的學生。他編譯過《巫術與語言》，更早的時候出了一本《意義學》，在買到這本書之前我是在上海圖書館抄過看過抄過原本。書里關于語言的層次、語言的魔力等，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給了我讀書和自學的許多啟發：有時你認為懂了，其實并不一定真懂，因為你的理解很可能不是你老師所說含義。即使簡單明了的問題一聽就懂，你也可以在此基礎上去進一步思考深發。就像有人說，姜丕之、張世英等都研究黑格爾的專家，但姜丕之研究出的是姜丕之的黑格爾，張世英研究出的是張世英的黑格爾，都不是黑格爾的黑格爾，因為黑格爾說過，沒有人能夠懂得他。由此可以悟徹聽課、讀書的藝術或者說諦義。

談買書

十幾歲的時候我買到一本《分類格言精華》，這本書分上、下兩卷十六類。上卷為：達觀、勉勵、勸戒、悖兇、修身、齊家、事親、處事；下卷為：御人、察物、涉世、從政、治國、存養、惠吉、修道。這書是油光紙，當時都被我翻爛了。讀書與為人，是人的一生必須面對的，我覺得，讀書固然不僅要讀還要多讀，但為人則更為重要。你想修煉自己的話，一定要對自己有一個要求。因為讀過這本書，后來我還買了《蓄德錄》。即便現在已經年過耳順，我在臺灣地區仍買了很多關于勵志的書，比如《歷代名家苦學錄》《中國格言集》《倫理道德故事》《中國格言大辭典》等。大家會笑我這個年紀還對立志、修身感興趣。其實修齊治平，治平不一定輪得上你，修齊則是一個人必須面對的過程，修身更是一生不能間斷的功課，它與讀書互為因果，卻比讀書更重要。現在有些人書是讀了些，修則渾然不知其事，于是自以為有知有識，卻盡干些無德無恥之事，說些荒唐不經的話。所以我認為，一個人如果不注意修身，那么讀書比不讀書更糟糕，說白了，會更壞。

虞萬里的藏書

在“批林批孔”時期，大家不敢隨便談論孔子。有一次在古籍書店，我看到幾個人在低聲談論某本好書，說是對做人如待人接物很有幫助。我聽不清楚，只聽到“孔子”和一個“論”字。幾天后再去，看到一本四部備要本王充《論衡》，就用一塊兩角錢把它買下來了，回家翻開之后，竟有“問孔”“刺孟”兩篇，懵然而大失所望。后來問了一下，才知道他們當時談論的是《論語》。我買到的第一本《論語》是《〈論語〉批注》。在農場翻閱的時候，我是按照先“原文”，再“注釋”，再“翻譯”，最后“批判”這樣的順序看的。一開始我是全部看的，后來覺得“批判”的部分太牽強附會，甚至強詞奪理，就不再看這部分文字。本世紀以來，我在臺灣地區買到了五六十種各種注本的《論語》，很多是他們“文化復興運動”的產物。

趙翼的《陔余叢考》、俞正燮的《癸巳類稿》、王鳴盛的《蛾術編》、成瓘的《篛園日札》、江俠庵編譯的《先秦經籍考》、陶鴻慶的《讀諸子札記》、胡玉縉的《許廎學林》等書，現在看來可能已經不稀奇了，但倒退四十年去看，即“文革”后長大來讀書的人，恐怕連書名都沒有聽到過，不要說見過這些書。這里有個故事，當年上海舊書店經常有舊書展銷，書展是上海愛書者延頸企盼的福音。舊書展銷當日，都是早早在門口擠得水泄不通，九點一到開門，全是沖鋒陷陣地沖進去“搶書”的。我在一次展銷會上大約十五分鐘左右就搶了一大堆，上面這些書都是這次書展的“戰利品”，就此也博得了“蝗蟲”的雅號。現在回想，是因為我在上圖多借閱過這些書，在閱讀《清經解》時知道這些書，所以一旦這些書出現在眼前，當然不假思索地“霸占”下來。相反，當年即使進了大學讀書，知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作者趙翼的人，也很可能沒讀過《詩經》，即使讀過《詩經》選篇，也不會知道《南陔》《白華》六篇佚詩，不知道《南陔》，看到《陔余叢考》，自然要先翻一翻是什么內容，值不值得買，這樣一蹉跎，當然“佳人已屬沙托利”了。

關于淘舊書，還有一個小故事。我曾經每星期帶兒子去學畫，他上課了，我就抽空跑到古籍書店去淘舊書。有一次我看到了六十本藍色封面的《昭明文選》，品相很好，標價60元。但這書沒有牌記，看不出版本信息，我不放心，就先沒有買，回去查了查，發現這是明代末年的刻本，于是第二次去就準備把它買下來。但我現場一數，只有五十九本，還缺一本，就問店員。店員問我覺得這是什么版本，我就老實地告訴他說應該是明刻本，店員答應幫我找找缺了的那一本。但等到我再去，這套書就沒有了。就這樣，我與一套珍貴的明刻本擦肩而過了，當然，我也恍然醒悟這套書為什么是缺一本的原因。

很多人在網上看過我買《清經解》的故事（《我與家藏五部清經解》）。那是我在研究了文字、音韻、訓詁之后，覺得所有這些都離不開經學。研究經學，繞不過《清經解》，因為這套叢書里收錄了清代最具價值的經學著作。我去古籍書店問了約個把月，都沒有。后來，經同學的弟弟介紹，說他南通的親戚家有一套，但要五十塊錢。雖然當時我只有三十多塊錢的工資，還是想著不能錯過。于是就買了高價船票去南通，買回了這套書。這是第一套《清經解》。

1987年，上海書店要影印《清經解》，聽說我對此書有研究，就讓我寫一篇前言。一篇前言幾千字就可以，但我最后寫出了四萬字，時間也拖了很長。等到我寫完以后，他們的書已經要印了，說來不及了，把我的文章拿過去，撮其要寫了一頁半的出版說明，就把稿子還給我了。然后說送你一套新印的書，這是我第二套《清經解》。這套書是十六開本，比石印本大，是我幾十年來用得最多的，上面插滿了簽條。

第三套其實是我單位里的，是一套殘缺的《皇清經解分經匯編》，比如《論語》著作歸在一起，《左傳》歸在一起。因為是石印本，字也很小，《漢語大詞典》的同事們幾乎沒人要用。后來漢大搬家，出售復本和多余的書籍，殘本當然在列，所以我就收藏起來了。

第四套是江蘇古籍要印《清經解》，他們聽了徐復老的意見，要把我寫的長文置于書前作為導言。我當時建議他們重新剪拼道光本，用四拼一的十六開影印。但后來他們還是找了一種石印本放大影印，因為我的文章作為前言，所以也送了我一套。這是第四套。

2015年，上海書店出版社許仲毅社長想重印1988年的本子，我為他們指出了當年哪些地方拼接有缺頁，經修補改正，也將我的文章冠首作為前言。他們不付稿酬，也送了一套書。這是第五套。

虞萬里收藏的《清經解》

因為阮、王《正續清經解》按人物先后排列，查檢非常不便，我是自己編了索引用了幾十年。臺灣地區在上世紀有藝文和漢京兩家書局也分類編輯過《清經解》，但確實編得很亂。近年我受朋友之托，用分類的形式重編《正續清經解》，按照《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四書（附《孝經》）、五經總義、小學這樣的類別重新拆分，然后再拼接，書后面還做了書名和作者的索引，用起來很方便。又附有四種《清經解》的冊頁對照表，也便于利用其它不同版本。記得當年中國書店原想四拼一影印，還印了廣告，只是被上海書店搶先占了市場，就此擱置。一晃三十年，最后我編的這套書就由中國書店來承印出版，這實在是一個冥冥之中注定的輪回。因為這套書是四拼一的，共有六十本，總價四萬八千塊，一般讀者買不起也不會去買。出版社給了我一套，我自己又買了一套。一套就送給我們交大的圖書館，另外一套我沒有打開，因為也沒有那么大的地方放。《清經解》是我學術生命的靈魂，而這六部大書是我學術經歷和足跡的見證。

我對臺灣地區書籍比較熟悉的原由是，1978年在上海圖書館看書時，借到一本臺灣王茉莉和林玉泉主編的《全國碩博士論文分類目錄》，里面的碩博士論文題目用上世紀七十年代眼光來衡量，學術含量非常之高。我就把其中的經學、文字、音韻、訓詁、歷史、文學等所有碩博士姓名、論文題目以及指導教授姓名全部抄了下來。這對我了解臺灣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學術概貌很有幫助。2019年我去成功大學講課時，轉去高雄的茉莉書店，居然看到了四十年前抄過的這本書。

我對臺灣學術進一步的了解，主要是靠《漢學研究通訊》。《通訊》的前面幾十本，是徐文堪從榮新江那里借過來的。看了之后我覺得信息量很大，就給主其事的劉顯叔寫信，劉先生好善樂施，就每期都給我寄過來。我也幾乎每一本都從頭讀到尾。里面有漢學論文匯目、碩博士畢業論文和指導教授、演講動態等各種信息，是了解臺灣學術很透明很直接的一個窗口。《漢學研究通訊》里的漢學論文匯目，后來被劉先生編成了《臺灣地區漢學論著選目匯編本》，是一個很有用的索引。只是近幾年老一輩學術動態少了，所以我看得也少了。

此外，一些紀念集、壽慶集，也是我比較關注的書。出版紀念、壽慶論文集日本很早也很多，我國近代第一部是1933年出版的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研院”遷臺，臺灣學術界延續了這一傳統。能有“紀念”“壽慶”論文集的主人，一般都在學術界有一定影響，而且后來的紀念壽慶集多有傳主或壽翁的學術簡歷和著述年表，通過這些書不僅可以了解作者的學術經歷，還可以了解他周圍的學術群體——他的老師、朋友、學生等，從而了解他們整個的學術。這收藏這一大摞書，如臺靜農、林文月、屈萬里、孔德成、王叔岷、徐文珊，包括魯實先先生，程發軔先生等，有些是我在臺灣大學中文系客座的時他們送的，有些是我在舊書店淘舊貨淘來的，還有幾本則是作者自己送給我的。

我在做《漢語大詞典》的時候，經常翻吳廷燮的《唐方鎮年表》，也買過中華出版的吳的《北宋經撫年表》《南宋制撫年表》《明督撫年表》。客座臺大時三天兩頭去舊香居轉悠，看到王壽南的《唐代藩鎮與中央關系之研究》簽名本，是王壽南送給政治大學陳圣士教授的，很想買，但價格是一千塊，就暫時沒買，想著等我回滬之前再買也不遲。不意某日再次前往，發現已被人買走，之后到處找也沒有找到過，悔恨不已。2018年在日本的時候，和朋友孫致文教授感慨起這本書，讓他幫我找，他竟然在奇摩二手書店幫我找到了。但價格標了三千塊，我因為有過失落心情，果斷托他買下。等到2019年我去“中央大學”客座的時候一看，這本書就是舊香居的那本。估計是書商看到簽名本玩了一次倒賣的把戲，而我又做了一次“洋蔥頭”。剛才我還跟傅老師說，我準備寫一個“臺灣淘書記”，已經寫了幾萬字了，記述自己淘書的樂趣、奇遇和懊喪，當然著重寫書籍奇特的流轉，簽名本的各種形態，學者互贈的朋友圈，紀念、壽慶集和哀思錄的形態，從書里書外來反映學者們的師承和學術，會很有趣。

接下來我談三個系統的駢文和古文，就上世紀后半葉而言，民國的駢文在臺灣有一個很好的延續。五十年代以后在臺灣文壇上較有影響的人物不少，其以駢文古文名者有三位：第一個謝鴻軒，他是唐文治古文系統；第二個是成惕軒，他是民國大儒王葆心系統；第三個是王禮卿，他是晚清翰林后裔。

唐蔚芝文治先生，1907-1920年在上海交通大學任校長，一般只知道他是交大工科開創者、教育家，其實他還是一個傳承曾國藩古文又得到吳汝綸指點而自成一派的古文辭家。唐在無錫國專陶冶出來的學生輩有不少去了臺灣，比如馮書耕到了臺灣之后，繼承其古文辭，與金仞千寫了一本《古文通論》，里面引用了不少唐夫子關于古文的學說。毛鵬基到了臺灣，著有《論語孟子會通》，繼承其《論孟大義》而求其會通。講到駢文，不得不說唐蔚芝另一個學生——謝鴻軒。謝鴻軒自認是謝靈運的后代，他編了謝氏宗族的族譜《謝氏文獻乙編》四巨冊，祖先就上溯到謝靈運這一代。謝鴻軒在臺灣以駢文和聯語名世，他的駢文自己匯編為《元首頌言匯編》《謝氏述德匯編》《美意延年粹編》《美意延年續編》《美意延年新編》五本。第一本多是歌頌蔣家父子的壽頌文字，故稱“元首頌言”；第二本是關于謝氏家族事例，后面三本才是其他各種內容文字。這五本書很難買到，我是南北兜尋、網上線下一本一本淘來湊齊的。他的駢文文句華美，但遣詞造句未免稍涉俗平，與李審言適成鮮明對照，當然不如下面要講到的成惕軒。他還寫過一個關于古文和駢文的著作《駢文衡論》，獲得了嘉新文化基金會優良著作獎。謝鴻軒是長壽之人，活到九十五歲，現在無錫的唐文治紀念館有他紀念蔚芝先生的刻石。

《駢文衡論》

由謝鴻軒說到李審言，因為李詳的文集我仔細讀過，他絕不肯用陳詞，而每每刻意求新。記得有人記述，如果要求他一篇駢文，須提前二三個月交三百大洋預約。當時讀了心里未免嫌其孤高，但讀過他的文字，知道他確實在用心甚至是嘔心地在做。很多講近代駢文的書，列舉了六位十位或更多的駢文家，我總覺得大概李是其中的翹楚，及至我看到成惕軒文章之后，才有改觀。

十年前我在臺大附近的古今書廊看到《楚望樓駢體文》精裝一套，標價800臺幣，雖然喜歡駢文，略覺有點貴，未買，過了一年后又去轉悠，書還在，再下一次蒞臺，仍赫然在書架上，就買了回來。一翻，使我大為吃驚，一個二十世紀的人，能將駢文寫到這樣的境界，驅遣漢字/典故到這樣的嫻熟程度，我確實驚為天人。讀了他的《古文辭通義序》，才將他與羅田王葆心重新聯系起來。其實他作序影印的《古文辭通義》我以前也看過，當然讀過這篇序言，但還是疏忽遺忘了。《通義》一書在文章學研究史上，不說空前絕后，至少是里程碑式的著作。老杜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讀了《通義》，我真想說“得失葆心知”。所以《通義》我有王水照先生編的《歷代文話》豎排本和武大百年名典的橫排本。得知成惕軒先生是王的高足，其成就之高度也就有聯想的路徑了。自此之后，我用心收集成先生的著作，如《楚望樓駢體文》我在臺南一家新開舊書店里又買到一套，《續編》則在臺北牯嶺街買到的。先是《楚望樓詩》買不到，聽到商務印書館重印，奔過去一問，有最后三本，我全買了。一翻，是原書再拍照翻印，字已模糊，有點悻悻然。后來在舊書店買到了原版，很欣慰。不僅他的著作，連他的紀念集，如《慶祝陽新成楚望先生七秩誕辰論文集》，以及《成惕軒先生年譜》《成惕軒先生紀念集》《成惕軒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集》也都搜入囊中。還與其高足莊雅州、陳慶煌兩位教授成了好友。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在中大客座，孫致文教授送了我一本《藏山閣駢文》，戔戔薄冊，是《楚望樓駢體文》最初的編集本，非常稀珍。

虞萬里收藏的成惕軒相關著作

成惕軒在臺主要是考試委員會參事，也在政大、師大、中大和文化大學任教，桃李無數，傳詩傳駢文者各有翹楚。駢文的傳人，無疑應該數張仁青，因為他一生以駢文為終生事業。撰駢文，選駢文，注駢文，更撰寫《駢文史》。如《歷代駢文選》《中國駢文析論》《儷辭探賾》《駢文學》《中國駢文發展史》《揚芬樓文集》等等，著作很多。其《駢文史》一書，不斷重印，也不斷提價，可算是高檔次的學術暢銷書。關于《揚芬樓文集》，也有小故事一則。我先在古今書廊以六折720臺幣買了一套，時隔不久，又在茉莉舊書店看到一套500元，翻開一看，是因為某人去淡江大學做了一場《紅樓夢》的講座，陳慶煌教授遂簽贈給他一套。大概因為研究《紅樓夢》的人不喜歡駢文，轉手送到舊書店，正好碰上我這個喜歡駢文但沒有讀完《紅樓夢》的人，因為這個因緣巧合，我莞爾一笑，又買下藏之書架。除了張仁青，成惕軒的學生還有陳弘治、林茂雄、簡宗梧、馬芳耀等很多人。其中陳、林后來專治詩詞注釋，簡的成就在漢賦。馬芳耀多才多藝，是去年去世的。他一生寫了1000多篇駢文，在近代以時間來算是數量最多的，畢竟每一篇駢文不說嘔心瀝血，也都需要搜腸刮肚去編織。不過我看了他的《湖海儷辭選》之后，覺得他的駢文質量和他老師還是不能比并。

再說一下王禮卿。2007年我在靜宜大學客座，在圖書館發現了一套十六開四巨冊的《四家詩恉會歸》。因為我對陳壽祺、陳喬樅乃知王先謙的書用得多很熟悉，總覺得是三家詩、四家詩的里程碑式著作。看了這套書之后，驚訝居然還有這樣統攝前人成果而又自出機杼的大著作。此書篇幅很大，結構布局也都有超越。我先前只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古文選家，因為程克雅教授曾送過他四冊一套的《歷代文約選詳評》給我。詢之知情人，說作者的女兒在輔仁大學任教。正驚嘆不已之際，輔大王初慶教授叫我去參加他們中文系辦的學術會議作講評。我于是找到了王令樾教授，與她協商將這套巨著引進在大陸出版，讓更多的學者研習。經她與青蓮出版社聯系接洽，征得同意，才有華東師大出版社影印本。我讀《會歸》一書，感嘆他的繹義的別致，他是用典雅的文言翻譯《詩經》，這在近代《詩經》研究史上可謂獨樹一幟。在與令樾教授交往過程中，我獲知禮卿先生祖上多是晚清翰林中人，其高祖王文驤、伯祖王繩、祖父王綽都是翰林，曾祖王祺海是進士，是一門三翰林四進士，代代書香，可謂絕無僅有。我以前讀他的《歷代文約選詳評》，知道他對文言與白話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和精辟的見解，其注釋古文，亦循桐城一路，兼講其作法，分“徵實”與“課虛”，徵實是典故和訓詁注釋，而課虛則是對文章作意布局等的分析闡釋，是非深于古文的人所不敢道。再體味其用文言翻譯《詩經》，其人之人格、風格可見一斑。老先生中年以后信佛，與雪廬李炳南居士過從很密，所以《會歸》由青蓮出版社出版。

虞萬里收藏的王禮卿相關著作

還要講一個有趣的買書故事。故事主人公是李云光和張壽平。這要從我接觸的第一部臺灣學術著作說起，在漢大工作時看到《三禮鄭氏學發凡》，因為那時醉心于音韻、訓詁和經學，一見這書就很親切，而這書的作者就是李云光。到1988年我寫《三禮漢讀異文及其古音系統》的長文，對鄭玄《三禮注》中的漢讀異文做統計和分析，覺得段玉裁講的漢讀三分法很有問題，而與李云光《發凡》所統計的結論基本符合，因為所見略同，不免惺惺相惜，所以對《發凡》也更有感情。在2016年春夏多次逛舊香居的時光里，看到一本有李云光題贈的《發凡》，上書“壽平吾兄教正 李云光敬贈 民國五十六年八月”。“壽平”二字勾起了我的聯想。我寫馬一浮、龍榆生這段“龍馬因緣”，就是用蔣秋華教授贈我的張壽平輯釋《近代詞人手札墨跡》一書，撰文時我還不知道張壽平是何許人。等到我在臺灣淘書，才發現張氏出過很多書，家中藏品也很多。有書畫印章藏品，我想應該是隨國民政府遷臺人員。后來在古今書廊買到他的《西德的漢學及其他》一書，讀了他的《手翻詩卷認生涯》一文，才知道他與政府遷臺毫無關系。他是常州人，日本人打進來之后，他曾去逃難，后來回到常州后，碰到了與他青梅竹馬的女孩。本來兩小無猜，而今翻覺羞澀，所以他給那女孩寫了很多很多情詩。這事居然被女孩的祖母發現了。大概是兩家門不當戶不對吧，她的祖母就打上門來，大興問罪之師。要他們斷絕來往。于是張壽平母親流淚勸告兒子，說人家不贊成，不要枉費心思。張壽平看到母親流淚，一絕念，就遠走高飛，飄零天涯海角，到了臺灣。這是1946年，他才二十二歲。到臺灣后，張壽平碰到了成惕軒，成惕軒勸他參加高考，居然高中，又為他介紹曾霽虹和劉孝推。曾又為他介紹洪京，結成連理。大約在1950年冬天，他也認識了李云光，曾有詩贈李。據我的考證，李云光贈張壽平《發凡》的時間是“民國五十六年八月”，那時張壽平正在西德中部慰慈堡的馬克西米里昂大學執教。如果從臺灣到德國慰慈堡的郵遞以一個月計，張也正好在從里昂大學去往薄荷姆參加歐洲第十九屆國際漢學會議之時。所以這本書應該是先被寄到德國，然后又被張帶回臺灣的，可以說是經兩位名人之手而“周游列國”的一本書。而我，買了這本書，連同前面一本，已有復本，又在臺師大書廊上撿到一冊破舊不堪的，等大陸黃曙輝籌劃影印之后又給我一本，我居然有四本各有故事的《三禮鄭氏學發凡》。

虞萬里所收不同版本的《三禮鄭氏學發凡》

因為張的故事牽涉到幾位名人，所以再插一個細節：張壽平在常州就讀青云中學，而這所學校正是史學大家呂思勉辭去上海光華大學史學系主任后，隱居家鄉教書的學校。所以張去南京中央大學，就是呂思勉叫他去考的。因為呂賞識張的才氣，覺得他應該去學文學，而中央大學有龍榆生和陳柱尊，龍以詞學名，陳則經史子集兼通，著作等身。及張到南京入中大不久，陳即去世，張得到龍的賞識，成為他一生引以為豪的“龍門弟子”。張成為龍榆生的學生，因而與黃永年成了好友。 

買新書，淘舊書，書里書外，多有故事，今天所講的，多是一些有趣的買書故事，至于那些因為阮囊羞澀而買不起，竟“一失手成千古恨”的辛酸往事，等有機會時再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