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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西村

一個消失的牧師

三十多年前，8歲的蒂莫西·施倫茨（Timothy Schlenz）每周六都會在曼哈頓的一個教堂接受圣禮輔導。也是在那里，他受到了持續的性侵。

每到周末，蒂莫西的家人都會從新澤西開車到曼哈頓，送他去上東區的圣凱瑟琳錫耶納教區（St. Catherineof Siena Parish）學習。據蒂莫西說，輔導他的牧師卡爾頓·瓊斯（Carleton P. Jones），慢慢地誘導他，最終對他進行了猥褻。

后排左數第二：瓊斯神父

前排右數第一：蒂莫西

1988年，蒂莫西·施倫茨在早晚彌撒間開始在圣凱瑟琳跟著瓊斯神父學習。在他們的一次會議上，瓊斯神父告訴他一個朋友得了癌癥，"他知道如何檢查癌癥。"他說。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在這個話題下對蒂莫西進行了多次的觸摸，經常是在牧師的私人宿舍里。

1989年3月，蒂莫西接受了懺悔圣事。在這次由瓊斯神父監督的第一次告解中，蒂莫西向曾摸他的那個人告解了被摸的這件事。"萬一這是罪，"施倫茨先生說。

第二年，當蒂莫西的弟弟約瑟要跟瓊斯神父學習的時候，蒂莫西拒絕讓約瑟單獨跟他在一起。他從來沒有向父母解釋過為什么，也沒有解釋過自己發生了什么事。

幾年后，施倫茨先生才明白那是性侵。他想起訴，但已經過了通常的訴訟時效。不過，去年，紐約州州長科莫通過了《兒童受害者法案》，允許受害者不管虐待或性侵行為發生了多久，都可以對施虐者提起民事訴訟的特別申。申請的事件最初為一年，之后又因新冠疫情，延長至2021年8月14日。

這給了蒂莫西一個機會。

2019年8月，他對瓊斯神父和多米尼克修會圣約瑟夫修道省發起法律訴訟。但就在訴訟兩個月前，該宗教教團在他們自己的內部調查后，已經確認瓊斯神父無罪。

紐約大主教管區一直是羅馬天主教會努力使報告和調查神職人員性侵事件更加透明的一個主要力量。但是，瓊斯神父是一名修會牧師（order priest），并不向紐約大主教管區匯報，這意味著是由多米尼克修會——而不是紐約大主教區——負責從2018年底開始的對瓊斯神父的調查。

教團有他們自己的調查程序，而那通常是私下且模糊的。

所以，在多米尼克修會清除了瓊斯神父的罪名之后，在對他提起《兒童受害者法案》相關訴訟之前，他就消失不見了。

一堵秘密的墻

去年秋天，施倫茨先生的案件進入質證環節。

瓊斯神父的律師約瑟夫·迪阿凡佐（Joseph D'Avanzo）拒絕討論神父的下落，并否認了所有的指控。

各方多次與多米尼克修會教團領導人談話的要求，也都被拒絕了。

僅在本月（2021年2月）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多米尼克修會負責兒童保護的阿爾伯特·杜根（Albert Duggan）牧師對《紐約時報》的要求做出了回應。他寫道："因為這涉及到訴訟中的事項，修會省目前無法做出任何評論"。

"宗教教團牧師罪犯在全球范圍流動是最大的不為人知的丑聞，"杰夫·安德森（Jeff Anderson）說。安德森律師專門處理神職人員性侵案件，這包括幾起涉及宗教教團牧師的案件，而這些案件都是根據《兒童受害者法案》于最近提出的。

安德森律師的一個更引人注目的兒童受害者法案案件涉及牧師布魯斯·里特（ Bruce Ritter），現已去世的方濟會圣約屋（ Covenant House）的創始人，這是曼哈頓一家幫助無家可歸青年的非營利組織。安德森先生的委托人之一達里爾·巴賽爾（Darryl Bassile）說，當他在20世紀70年代住在圣約屋時，里特神父對他進行了性侵犯。1990年，里特神父因多次性性侵和經濟指控而被迫離開了他所在的組織。

1988年，紐約市長埃德·科赫（Ed Koch）與圣約屋創始人布魯斯·里特（Rev. Bruce Ritter）一起在圣約大廈舉行了奉獻禮。

但他從未被解除職務，也從未被提起刑事指控。方濟會采取的最極端的行動是要求他接受心理輔導。據當時方濟會的負責人說，他拒絕了，選擇在1991年 "在美國和羅馬的方濟會上級的祝福下，主動辭去職務"。然后，他加入了一個海外教區，并一直擔任牧師，直到1999年去世。

"你進入這個盟約家庭，他們就承諾終身支持你，"與安德森先生一起工作的前天主教牧師帕特里克·沃爾說。"因此，它就像一個救生筏。而且他們不會把任何人推下去。"

"但我們已經在南美和非洲發現了一些犯罪嫌疑人。"安德森律師說。

目前，已經有464起針對牧師的《兒童受害者法案》案件，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案件涉及宗教教團，包括多米尼克修會、方濟會以及救贖主會。這些教團都是得到梵蒂岡批準的自治組織，它們獨立運作，有各自的等級制度和協議。盡管如此，它們仍經常派牧師去教區教堂工作，1980年代瓊斯神父被派駐圣凱瑟琳教區，就是這種情況。

對于那些不熟悉天主教的人來說，教區是天主教會內的一個教會區，由地理邊界界定，并由地區主教監督，向上向教皇報告。另一方面，教團則沒有地理上的限制；其成員在世界各地的社區工作，包括在教區教堂工作。

這就意味著，駐扎在這些教堂的教團牧師基本上是作為獨立的“承包商”發揮作用，而主教對他們沒有控制權。只有在非常極端的情況下，教皇才會干預宗教教團的事務。教團自己處理自己的調查，在外人看來，這些調查可能顯得混亂、秘密且耗時。

一個長達25年的性侵案

上世紀80年代，來自曼哈頓下東區的克里斯汀·里昂斯（Christine Lyons）一直將杰克·肯寧頓（Jack Kennington）牧師視為家人。作為單身母親的克里斯汀是，經常請“杰克叔叔”照顧她的兩個孩子。

直到1989年，克里斯汀的女兒布里奇特·里昂斯（Bridget Lyons）拒絕邀請“杰克叔叔”參加她的高中畢業典禮時，克里斯汀才知道牧師對自己女兒的性侵行為。

布里奇特·里昂斯說，從1984年到1987年，她和弟弟曾在紐約和佛羅里達受到救贖會肯寧頓牧師的性侵。

1994年，她和弟弟布倫丹·里昂斯（ Brendan Lyons）指控杰克·肯寧頓牧師性侵他們。然而，由于訴訟時效的原因，只有她的弟弟里昂斯先生能夠進行訴訟。

布倫丹·里昂斯（ Brendan Lyons）

2001年，該訴訟以未披露的金額達成和解（布里奇特被排除在外），然而，肯寧頓神父從未承認有罪。

在和解之前，肯寧頓神父在一份證詞中承認與兩個孩子玩脫衣撲克，直到一絲不掛，在將孩子們放到床上之前，他還會給他們做色情按摩。

在性侵案發生后的25年，由于新的《兒童受害者法》，里昂斯女士才有機會再次對肯寧頓神父提起訴訟。現在她正與她的律師安德森先生合作，但肯寧頓神父仍然是該教派地位不低的牧師，并仍然住在布魯克林的救贖會的住所。

一個長達25年的性侵案

致電該住所以及救贖主會的通訊辦公室，均未得到回復。

發生在蒂莫西身上的另一樁性侵事件

自從瓊斯神父被多米尼克修會免罪后，他的行蹤一直是個謎。打給羅馬教團最高辦公室的電話，都被轉回給紐約市的前任省長（地區領導人）肯尼思·萊托伊爾（Kenneth Letoile）牧師，也就是為瓊斯神父洗脫罪名的人，他從未回應多次的采訪要求。

1990年約瑟第一次領圣餐后，瓊斯神父被調離。10歲的蒂莫西從那時起開始看心理醫生，醫生告訴他的父母，蒂莫西有抑郁癥。

直到蒂莫西結婚成家后，他都不明白為什么一些不知是什么的抽象的支離破碎的圖像一直困擾著他。直到2013年，當他的弟弟問他是否還記得在曼哈頓和瓊斯神父一起學習時，他腦中的這一切才開始變得清晰起來。

蒂莫西·施倫茨（Timothy Schlenz）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蒂莫西接受了密集的治療，在那里，他還喚醒了更早的記憶，在他遇到瓊斯神父之前的幾年，他還曾被紐瓦克的一位天主教牧師大衛·恩斯特（David Ernst）性侵。恩斯特案是包括施倫茨先生在內的廣受關注的集體訴訟案的一部分，于2018年和解（紐瓦克大主教區承認了錯誤行為，并將1988年就已經去世的恩斯特神父加入其要被指控的神職人員名單）。

但是，當涉及到瓊斯神父和多米尼克修會時，施倫茨先生就會感到孤立無援。

2018年底，施倫茨先生向另一位多米尼克修會的神父講述了他的記憶，這位名為肯尼思·萊托伊爾的神父向教團報告了這一投訴。瓊斯神父被行政放假，并啟動了內部調查，2019年6月，肯尼思·萊托伊爾神父寫了封信，為瓊斯神父開脫了罪責。

信中說："指控沒有半點真實性"。他建議 "公開恢復瓊斯神父的服事"。聲明之后是瓊斯神父的說明。"我試著記得為我的指控者祈禱，"他寫道，"并獻上我被賦予的苦難，為基督徒的罪孽和教會的凈化作補償。"

然后，瓊斯神父就消失了。最近施倫茨案的法庭文件將他列為了紐約居民。

幾年來，紐約大主教區為性侵幸存者提供了獨立的和解和賠償方案。但對于宗教教團牧師的受害者來說，無法通過這樣的基金進行賠償。

"宗教教團有自己的政策和程序來應對性侵指控，"大主教區通訊主任約瑟夫·茨威靈（Joseph Zwilling）說。

對于蒂莫西·施倫茨以及其他指控宗教教團牧師性侵的人來說，《兒童受害者法案》就是他們唯一的求助途徑。

參議員布拉德·霍伊爾曼（Brad Hoylman）說： “《兒童受害者法》允許3,000多名勇敢的幸存者挺身而出尋求正義。最值得稱贊的是對兒童遭受性虐待的無所畏懼的幸存者們，他們勇敢地分享了他們的個人故事，以便更多的紐約人有機會追究他們的施虐者和庇護他們的機構。”

國會議員Linda B. Rosenthal說： “由于《兒童受害者法》的回溯期再延長一年，兒童性虐待的幸存者可以松一口氣。在爭取通過該法13年之久后，許多人擔心COVID-19大流行和法院關閉意味著他們尋求正義的機會已經耗盡，我感謝州長將該法案簽署為法律。”

《兒童受害者法》摘要：

增加這些犯罪的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時間；

允許這些罪行的受害者在55歲之前的任何時候提起民事訴訟；

通過打開為期一年的期限（現已延長至兩年），使試圖對先前受到時間限制的索賠的公共和私人機構提起訴訟的幸存者有機會在法庭上進行訴訟；

消除了針對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提起索賠通知的必要；

需要就涉及未成年人性虐待的罪行進行司法培訓；

授權法院管理辦公室發布規則和條例，以適時裁定已采取的行動。

原標題：《特稿 | 一個消失的牧師、一堵秘密的墻和一個長達25年的性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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