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位于鄂東南的一個小村莊，今年春節，我回家了七天。如往昔一樣，回家過年就是走家串戶，和各種人聊天談心，探訪舊友與恩師，給孩子們上課、玩游戲，緊湊而充實，有幾點感想。

我的家鄉村貌，攝于今年的大年初一上午。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過年是兌現“家”的最好時機

分割型城鎮化背景下，年輕人進城打工，老人留守家鄉，孩子在不同地方念書，一家人各據一方，已經司空見慣。

我們村一共19戶，僅有1戶人家選擇舉家赴青海西寧，他們家沒有尚在的老人。其他18戶的老人在老家，孩子要么隨父母在工作地讀書，要么配偶中的女方選擇在鎮上、縣城、地級市購房（或租房）做陪讀。

以我家為例，我和孩子們在廣州定居，弟弟在內蒙古打拼，弟媳帶著兩個侄子在老家的縣城陪讀，爸媽固守農村的老宅子。只有過年時，我們一家十口才能齊聚。

回家過年，一家人團聚，一個也不能少，是過年最重要的內容。

過年期間，我每天早上和媽媽一起去菜園摘菜，早餐后去村里走家串戶聊天，下午給村里的孩子們上課，或和媽媽一起挖野菜做粑，晚上和爸爸媽媽在火爐旁聊天、吃紅薯。

臨走的前一晚，我本已酒足飯飽，但弟弟還是烤了羊肉串，爸爸燒了糯米酒，恨不得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給我們嘗個遍，爸媽一一擁抱了孩子們。第二天凌晨四點，爸爸就起床了，燃起火爐，燒好開水，把孩子們的衣服和襪子烘熱，把我和孩子們的鞋子擦干凈，烤了20個紅薯給我們在路上吃。他把我的大小行李挪到車子的后備廂，默默等待我和孩子們六點半起床。

我在想，我爸那一夜到底睡了沒有，睡了多久。這就是無言的愛，這就是“家”的溫暖。爸爸素來不善言辭，從不表達愛，“愛”、“家”、“家人”對于爸爸而言，就是各種“動詞”的集合——他永遠等待我們回家，照顧我和孩子們，送別我和孩子們，為我和孩子們祈福。

對我們村15位成年人和12位孩子（小學及以上）的調查顯示，所有人都認為“過年必須回老家，只有回老家才有過年的味道，才有家的感覺”。他們一致認為，在外面過年，一點意思都沒有，沒有鞭炮，沒有串門，沒有拜年，沒有一家人圍著火爐吃飯、聊天和看春晚，就不叫過年。換言之，“過年”最能體現“家”的涵義與本質。

在與全村18個孩子的互動中，我圍繞以下問題進行討論：“我說家鄉話，你們說出對應的普通話”（抑或相反），“跟我一起辨識農具”，“從年頭到年尾，你知道哪些家鄉的節慶儀式”，“你知道哪些家鄉特色美食，具體做法是什么”等。此舉的目的在于，給孩子們根植“家”、“家鄉”的概念，增進他們對“根”、“鄉愁”的理解。

最近三年回家，我都讓三個孩子（我的兩個孩子和弟弟的孩子）在同一位置繪制全村的景象，讓他們描述村莊每年的樣子，我把他們的作品留存起來，這是孩子們對鄉村的真實感覺，是所謂的鄉村意向圖（rural mental map）。假以時日，這些作品一定是珍貴的歷史記憶，是家鄉變化的印刻，以及他們對家鄉變化的感知。

我理解，“家”就是一堆不同代際的人，一起用家鄉話聊家鄉事，品家鄉美食，認識家鄉知識，交流家鄉文化。

我帶村里的孩子們上山討論“家是什么”、“何處為家”，攝于大年初二。

新時代的“分居”：一切為了孩子

三十出頭的阿軍與阿玉夫婦一直在浙江諸暨打工，兩個孩子在鎮上讀書，一個念初一，一個讀小學四年級，由公公婆婆照看，隔代教育與過分溺愛導致孩子們成績一般、貪圖玩樂，阿玉決定年后不再外出打工，留在家里陪伴孩子們。

“讓孩子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教養，比什么都強，”阿玉說。

類似情況的還有阿春，她三年前就在縣城租房做陪讀媽媽，老公遠在青海西寧打工。如今，兩個孩子各個方面表現都很好，舉止大方，成績優秀，村里人無不為他們點贊。

按理說，年紀輕輕就分居，是沒有人想面對的事。但多數人難以獲得工作地的戶籍，子女上學需繳納巨額的贊助費，加上城里的生活成本普遍高，離家遠難以兼顧到老人，很多夫婦做出的決定是：妻子在老家陪孩子念書，丈夫獨自外出打工。

背后的邏輯很簡單，那些讀書少而在外打拼的人，不想孩子重復他們辛苦的人生，他們想孩子們通過讀書和好好做人超越自己，出人頭地。對“成功”的定義也在悄然改變，不限于你的房子有多大，賺多少錢，還包括孩子的成績如何，談吐與教養如何，子女卓越與否成為家長們暗自較勁與比拼的重要籌碼。

一方面，我為父母們開始重視子女教育、愿意花更多時間和精力陪伴子女而倍感欣慰；同時，我也為偏遠鄉村地區薄弱的基層教育資源、艱苦的辦學條件、日漸外流的優質師資而憂心忡忡。

還是那句話，鄉村振興的重要支撐是鄉村教育，沒有好的鄉村教育，很難實現可持續的鄉村振興。

三個小朋友在繪畫他們心目中的“家鄉”，攝于大年初一。

渴望“離家”的孩子：手機比家更懂我

阿文在鄉里的中學念初二，阿秀在鎮上的中學念初三，上一年受疫情影響，他們是線上上課，從此開始與手機結下不解之緣。阿文沉迷于網絡游戲，凌晨三點去有網人家的屋檐下蹭網玩“王者榮耀”，然后患了重感冒。阿秀沉迷于看小說和網絡聊天，通宵達旦地看，成績一落千丈，她選擇輟學，每天的生活節奏是自然醒，然后去鎮上的奶茶店發呆，去河邊散步，然后回家，玩手機到自然睡去。

有一次，她媽媽實在看不下去，沒收了她的手機。她選擇了離家出走，嚴重時以割腕相威脅。

我問她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回答：“換一個爸、換一個媽，逃離浠水和黃岡。”我追問，什么讓你如此想逃離你爸媽？她說：“受不了媽媽一刻不停地嘮叨，還有爸爸在電話那頭，你看你們班誰誰如何如何。”她認為，父母與周遭所有人都不懂她，懂她的人在小說里，在網絡里。

這兩個孩子，一個是留守兒童，一個有媽媽陪伴，為什么會這樣？也許存在兩個問題。

首先，現在是全民手機時代，如何從“手機控族”的狀態中抽離出來，回歸更多面對面的交流，多一些日常生活互動。如何讓我們成為手機的主人，而不是手機的奴隸，是每個人需要思考的問題。

其次，當下的競爭更加激烈，無論是孩子的學習壓力，還是父母的經濟壓力，這些壓力讓孩子和父母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煩躁與焦慮，進而影響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溝通方式。

具體而言，不少農村父母延續祖輩教育孩子的方式，存在強權管束、簡單粗暴的頑疾，但現在的孩子身處網絡時代，很看重自由發展、自我表達、思想多元、被尊重和被認同的價值觀，用傳統價值觀導向下的方式去教育擁有全新價值觀的孩子，一定會出現各種矛盾與沖突。

所以，妥善維系與修復親子關系非常重要，這關乎孩子們一輩子的心身健康與茁壯成長。此外，需要在廣大城鄉地區做到心理咨詢、心理疏導的全覆蓋，讓學校-家長-孩子-社會做到無縫聯結和及時溝通，這是鄉村教育振興的基礎性工程。

背叛“家義”的年輕人：不想結婚的越來越多

個體化特征愈加明顯的社會里，不想結婚和不想生孩子的越來越多，作為后工業社會的日本的“低欲望”、“少（或無）子化”等特征，在中國農村地區也正在發生。

阿霞今年31歲，本科學歷，在廣深工作十年有余，目前定居深圳，有車有房，按理不愁婚嫁。但我了解的情況是，她不排斥異性交往，見面了一輪又一輪，但最后都歸于“好聚好散”。

她告訴我，深圳的年輕人多，異性接觸機會不少，但在房貸、車貸等經濟壓力下，人們的工作與生活普遍快節奏，高強度工作與頻繁加班成為常態，有空就健身或充電，沒有或鮮有余暇“花前月下談戀愛”，更沒時間與精力去處理所謂的“情感糾紛與矛盾”。

“我可以努力工作經營事業，我可以好好健身管理身體，我可以靜心閱讀安頓內心，但讓我耐心細膩地談婚論嫁，接受甚至忍受不同價值觀和我所不認同的性格的人，真的很難。如果很難，我寧愿放棄，回到一個人的狀態。”這是她的獨白。

阿斌今年33歲，二本畢業，之前在杭州某智能設備公司工作，兩年前選擇回武漢發展，在家人或親友的撮合下，也是相親了一輪又一輪，但還是相處不來，緣分未到。從開始的“自由、灑脫、志同道合、寧缺毋濫”，到后面的“干脆不找了，嘗試一個人過”，到最后的“好像一個人過也沒啥，也挺好的”，是他們的心路歷程。

毋庸置疑，當事人的父母或許難以接受，因為人丁興旺、傳宗接代是“家”的基本涵義。但“兒孫自有兒孫福”，有的事情父母管不了，也不宜去管。我個人認為，這是可以理解或接受的事實，因為社會越來越原子化，個體的選擇愈加多元化，生活方式愈加多樣化，結婚、離婚和不婚都應該得到尊重，社會異質性顯著增強的事實應該被包容，這也是社會進步的范疇。

我家鄉的一種特色美食——軟芡粑，用一種叫軟芡的植物混合蒸熟的糯米、黑芝麻糖而成，攝于大年初三下午。

即將“永別家”的老人：得了大病，就在家等著那一天

我從讀書到工作，迄今在外漂泊三十余載，說實話，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家的爸媽平平安安，最擔心的事就是爸媽有個三病兩痛，最開心的事就是回家看到爸媽健健康康，我相信這也是億萬在外打拼的中華兒女共同的心結與情愫。

鴻叔是武漢某高校教師，從臘月二十到正月初三，一直守護在岳父的床邊。岳父半年前一次赴宴后暈倒在廁所，去武漢各大醫院問診，確診結果是胃癌晚期。一個月前，75歲老人提出“我要回家”，家人只能遵照老人的意思辦，回家進行保守治療，靠昂貴的營養液維持生命。

年初三，我去一個同學家拜年，他父親告訴我，他們村有一位老人，68歲，腿腳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傷，因為性格問題，與基層干部關系不好，拿不到低保戶的指標，基本靠鄰里周濟度日，生病了就隨便吃點藥對付過去，從來沒有體檢過。

這位叔叔告訴我，在農村，不少老人不想去體檢，是因為體檢一旦查出問題，擔心會拖累子女，給子女帶來經濟壓力。所以，最好的情況是不明不白地走了，不給或少給子女添亂，這是很多高齡老人的心思。

我想說，中國鄉村的部分老人一生凄涼。年少時他們經歷三年自然災害、十年浩劫等；年輕時他們是家里的主要勞動力，面朝黃土背朝天，改革開放后或許還進城務工，低薪做辛苦的活；等兒女成家后，他們中的不少人要么留守老家，照顧孫子一輩，要么進城成為“老漂族”，體恤子女，分擔家務。他們任勞任怨辛苦一輩子，到頭來烙下一身毛病，最后無奈地離開這個世界。

他們的“美好生活”在哪里？他們“真實的自己”在哪里？他們的夙愿與需求，有多少人傾聽和知曉，又有多少人關心和顧及？他們享受了多少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紅利？在老齡化程度日漸加深的當下，要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樂”，任重道遠。

孩子們臨別前與奶奶的擁抱，攝于大年初五晚上

林林總總，拉拉雜雜，記錄了這些。以上的故事雖然發生在鄂東一個小村莊，但類似的故事一定正在千千萬萬個村莊上演。 

（作者姚華松系廣州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本文提到的人名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