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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萍:嚴管社會中的人更經不起道德考驗?
原創 陳曉萍 復旦商業知識 收錄于話題#陳曉萍專欄5個
熟悉日本文化的人都知道,溫良恭儉讓的精神滲透在日本人的所有言行舉止之中。他們自律、謙卑、循規蹈矩,常常鞠躬、點頭哈腰,仿佛一點脾氣都沒有。為此,我也挺納悶,人都有七情六欲,他們是不是活得太壓抑了?
后來了解更多之后,我發現雖然他們在工作場所的行為謙卑恭敬,但是下班后去小酒館喝酒,就是和老板和同事在一起,也可以隨心所欲大肆發泄。也就是說對于酒后的胡言非語和荒誕行為,大家有約定俗成的共識,不計較、不當真,因此酒館就成為日本人言行自由的一個出口。白天的壓抑在晚間的酒館得到釋放,不會積郁成疾。
跨文化心理學中有一個松緊度的概念,用來描述一個社會管得松還是管得緊的程度。嚴管社會的標志有兩個,一個是規則眾多,另一個是不合規矩的人會受到別人的冷眼或者權威機構的懲罰。嚴管社會的形成主要有三種來源,一是來自政府的大大小小的制度(比如中國以前的計劃生育政策、或新加坡的不準吃口香糖政策),二是來自宗教的各種戒律(比如沙特阿拉伯對于女性著裝和行為舉止的要求),三是來自民眾約定俗成的行為規范(比如日本人彼此互相監督、犯規者經歷社會性死亡)。嚴管社會中的人,如果找不到合適的自由出口,就有可能想辦法鉆空子,甚至做出不道德的行為給自己找到一點可以自由發揮和釋放的空間。
全球稱得上是嚴管社會的大部分在中南亞地區,包括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馬來西亞,印度,新加坡、土耳其,在東亞的則有日本、韓國和中國。寬松國家的典范則是烏克蘭、匈牙利、以色列、荷蘭、新西蘭、澳大利亞和美國。總的來說,嚴管社會中的人比較循規蹈矩、少做出格的事,自制力強,沖動性低;而寬松社會中的人則喜歡獨樹一幟,與眾不同,自制力弱,容易沖動行事。具體表現為,嚴管社會中的謀殺案和搶劫案發生的幾率確實更低,非法使用毒品和酗酒的現象也更為罕見。
但是,我認識的一位從美國移居到中國的家長告訴我,中國學校里的各種規則比美國學校多很多,而且有些她覺得十分不合理,令她很苦惱,因為她不愿意做一個不遵守規則的人。而其他中國家長卻告訴她,有些規則其實就是寫在那兒給大家看的,即使不遵守也沒什么關系。這個發現讓她大吃一驚,沒想到中國家長似乎比美國家長更不守規矩!
嚴管社會中的個體真的比寬松社會中的更不守規矩嗎?有數據表明,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這些嚴管國家,人們行賄受賄的比例遠高于像新西蘭、澳大利亞和美國那樣的寬松國家(雖然每個國家都有對于行賄受賄的法制)。此外也有研究發現,其實寬松社會中的人遠比嚴管社會中的人更誠實可靠。
那么,究竟是嚴管社會中的人更守規矩,誠信度更高呢還是相反?帶著這個問題,我和同事們做了若干個跨文化研究,結果發現,與寬松社會相比,嚴管社會中的人似乎真的更經不起道德考驗,其不誠信的比例確實更高!
我們先用了一個犯規普遍性(Prevalence Rule Violence)指標來看嚴管社會和寬松社會的差別。犯規的領域主要包括三個方面:腐敗、逃稅、欺詐。我們拿到了41個國家的數據,先把這些國家的松緊度做了一個衡量,然后把它們的GDP、人口密度、政府規模、政府效率、基尼系數當作控制變量,計算了國家松緊度和犯規普遍性之間的相關和回歸系數。結果表明,越是嚴管的社會,犯規普遍性(即不道德行為)越高(見下圖)。
我們接著使用了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研究的數據來看不同國家中的工作人員的道德行為。這個實驗是在全球22個國家的355個城市中做的,總共牽涉到一萬多個“被弄丟”的錢包。研究者故意把錢包“掉”在五種場所:銀行、劇院或博物館等文化場所、郵局、酒店和警署。然后研究者會和在場的工作人員說:“我剛剛在外面的街角撿到了這個錢包,肯定是有人不小心弄丟的。但我現在有急事要去辦,你能不能幫我處理一下?” 每一個錢包里都有一個名片夾(里面有三張名片)、一張手寫的購物單(用當地語言),和一把鑰匙。有一半的錢包里有相當于13.5美元的當地貨幣,另一半錢包里沒有現款。研究者最后記錄了有多少人在100天之內與錢包的主人(名片上有名字和聯系方式)進行了聯絡(道德誠信行為的表現)。
我們先衡量了這22個國家的松緊度,然后統計了這些國家中總共9599個參與者的誠信行為。我們發現,來自嚴管國家中的工作人員與錢包主任聯絡的比例低于寬松國家,表明其道德誠信程度比寬松國家的要低(控制變量包括參與者的年齡、當時有無其他人或同事在場,有無監控攝像頭、保安,場所的繁忙程度、私密性,給國家的GDP,錢包里有錢還是沒錢)。結果如下圖所示:
為了進一步檢驗上述結果的可靠性,我們又找到另外一個跨文化實驗室研究的數據庫。參加這個實驗的有來自18個國家的1745名成人。研究者讓參與者擲兩次骰子到一個杯子里,但只需要報告第一次的點數。如果是“1”點,就給1元錢,“2”點就給2元錢,以此類推。但是如果是“6點”,就拿不到任何報酬。因為骰子是扔在杯子里的,所以實驗者看不見實際的點數,參與者就可以虛報任何數字。很顯然,報“6”拿不到錢,有些人可能會謊報,并盡可能謊報大點數(比如4或5)以獲得更多的報酬。但因為實驗者看不見參與者的實際點數,他們便無法判斷誰在謊報。可是,當我們把參與者報告的平均點數按國家區分的時候,就可以在國家層面判斷撒謊的比例。因為骰子六面均勻分布,參加者樣本夠大,被投擲到的點數按概率應該基本相等。如果發現哪個國家的參加者得到的平均錢數特別高的話,說明該國家的人不誠實的可能性更高。
為了使我們的結果有說服力,我們在做回歸分析時控制了許多變量,如參與者的年齡、性別、社會經濟地位、宗教信仰、學歷專業和所居住城市的人口密度。結果表明,來自嚴管國家的參與者聲稱自己點數為3、4、5的比例顯著高于來自寬松國家的參與者,也就是說,社會的松緊度程度與不誠信行為有正向關系,即嚴管社會中的人更經不起道德考驗。如下圖所示:
我們接著又檢驗了參與者如實報告“6”的比例,因為這個舉動代表了一個人的無條件誠實性,比例越高表明該社會中的個體內在的誠實性越強。我們發現,在絕對誠實上,社會的松緊度與之呈負向關系,即來自嚴管國家中的參與者比來自寬松國家的參與者更缺少絕對誠信。
雖然上述幾個研究都是跨文化的大樣本數據,但顯示的只是國家松緊度與個體誠信度之間的相關關系,并非因果關系。為了檢驗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我們專門設計了情景實驗,并在美國、英國(寬松國家)和中國、印度(嚴管國家)邀請了總共465人參加這個實驗。
參與者在實驗中要完成的主要任務是若干道數學拼圖題,每做對一個可以得到相應的金錢獎勵。他們每做完一題后,需要點擊一下說自己“解出”。但實際情況是,他們就是沒有解出的話,也可以點擊“解出”蒙混過關,得到獎勵。我們主要要看的就是在不同文化中謊報“解出”的人數比例。
結果表明,來自英國和美國的255名參與者中,共有76人謊報;而來自中國和印度的210名參與者中,共有178人謊報。二者比例懸殊,差別顯著。
匯總所有這些研究的結果,我們因此得出結論,嚴管文化中的個體在確信無人監管的情況下,其遵循道德規范(誠信)的程度確實比寬松文化中的個體要低,更經不起道德考驗??梢妵拦芊炊鴮е铝巳藗兦Х桨儆嬒脬@空子擺脫束縛,即使這樣做違反了道德標準。
嚴管的結果看來非常嚴重。企業管理者在思考管理到位的同時,是否也應該考慮如何讓員工有自由釋放的出口呢?或者干脆放棄嚴管,而采用寬松或者無為而治的“不管”之道呢?(有關“無為而治”的管理,“復旦商業知識”未來將推送陳曉萍教授最新文章《管理的最高境界——自由和責任》,敬請關注!)
□ 作者/陳曉萍(華盛頓大學福斯特商學院講席教授、《管理視野》主編)
□ 封面圖/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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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陳曉萍:嚴管社會中的人更經不起道德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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