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過長假中一個悠長的春日，晚上看到朋友圈內幾乎刷屏的節奏，我才恍然想起今天是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百歲誕辰。這反應似與一個政治哲學“資深”從業者頗不相稱，仿佛羅爾斯于我已是遙遠的傳說和舊夢，但是其實，至少直到今天為止，羅爾斯仍是我揮之難去的影子。

最初得識羅爾斯，緣于在杭州解放路新華書店邂逅《正義論》最早的中譯本，那是當年頗有影響的“外國倫理學名著譯叢”的一種。準確的日期我已經不記得，應該是1988年大學畢業前夕回到杭州的那一次，之前我從未聽說羅爾斯的大名，但那個譯本簡潔而凝重的質感一下子就抓住了我。

我那時當然不會想到，自己會把人生中最寶貴的二十多年的光陰獻給與羅爾斯難分難解的中文政治哲學事業，以至于幾乎無法想象，離開了這二十余年的“跡”與“所以跡”，我的人生規劃和職業生涯會是一個什么樣子。

有些冥冥之中意味的是，雖然大學時代對中哲、西哲甚至馬哲都產生過泛泛的興趣，但是當1990年秋天來到淮海中路622弄7號隨范明生先生攻讀碩士學位時，我卻想起了是否能把羅爾斯的《正義論》作為我碩士論文的選題。這是在我以胡塞爾現象學為選題的設想——須知那是一個3H（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這三位姓氏的第一個字母都是H）流行的時代——被導師否定之后“退而求其次”的方案。

這兩個方案最初的動因，都是因為范老師在全身心地投入柏拉圖與希臘哲學研究之前或之后，曾有一段時間投身現象學和《正義論》的研究。當年復旦哲學系主筆的風靡一時的《現代西方哲學》初版中，現象學的章節就是范老師撰寫的，他也曾經譯介過美國現象學家馬文?法伯的著述；對羅爾斯及其《正義論》的譯介——這應該是中文世界同類工作中最早的——則是范師在武漢大學美國哲學研究室時期的工作。

這都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事兒了，而我就是在一次于圖書館翻閱《當代美國資產階級哲學資料》見到范老師對羅爾斯的譯介后才“死灰復燃”既惴惴不安又頗有信心地向自己的導師提出那個選題設想的。

時至今日，我依然記得范老師否定現象學選題的“理由”：胡塞爾的《邏輯研究》我讀了半天沒有讀懂；但我確實記不得他為什么不同意把羅爾斯作為論文選題方向了，或者就只是不同意，而沒有提出理由——一種很不符合羅爾斯精神的做派！我現在大膽地揣測，如果說范老師否定前一個選題的理由是智性上的：我還讀不懂，你會讀得懂嗎？那么他之不同意后一個選題或許是基于“政治”的考量：雖然有一次課上他明確說，羅爾斯受馬克思影響甚深，這只要看看他對《哥達綱領批判》的引證就一目了然了。

世事難料，在離開社科院到杭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我的“羅爾斯夢”卻得到了一個意外的“實現”途經。其時，已執教于杭大哲學系的楊大春師兄正在為臺灣的生智出版社策劃一個“當代大師”系列。在一次閑聊中得知我對于羅爾斯的興趣后，大春兄慨然把那個系列中《羅爾斯》一書的寫作任務委托給我。我經過一番努力完成了這項工作，雖然那只是一部拼湊模擬的習作，例如在相關章節的撰寫中，我主要是參考了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與他的一位澳洲同事合作的Rawls一書，以及佩蒂特自己在Journal of Philosophy上的一篇書評文字。就此而言，《羅爾斯》這個小冊子的練筆與其說是我從事政治哲學的開端，還不如說是“預示”了它的作者將在某一時刻真正開啟其中文政治哲學研究工作。

果然，從1996年我博士畢業從教開始，似乎半是興趣使然，半是為衣食謀，我把自己的教學和研究重心集中在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當代政治哲學上面。在這個脈絡上，同樣圍繞對羅爾斯的批判和修正組織起來的《社群主義》一書的寫作可謂我進入當代政治哲學領域的“投名狀”。

社群主義之于我微末的政治哲學生涯的重要性，可由2003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的《從自由主義到后自由主義》一書見出。在這本單薄的撰作中，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及其后續效應乃是貫穿全帙的一條主線。無論是我對自由主義傳統和譜系的鋪陳，還是對于兩種自由分合之檢討，對哈貝馬斯與羅爾斯之爭的清理，以至對文化多元主義政治的追蹤，還是對于競爭的自由主義和競爭的多元主義的探討，乃至對于政治理論史三種研究范式的解讀與定位，都是在這一線索上展開的。甚至在我從事當代政治哲學譯介的階段，無論翻譯Kymlicka還是Wellmer，更不要說對于共和主義的系統譯介，還有后來應約集兩岸三地之力編纂《當代政治哲學名著導讀》，都是對此前未竟的問題意識和探究路徑的追補和延展。

在為《當代政治哲學名著導讀》所撰寫的導言中，我把廣義的“羅爾斯產業”分為三個階段或脈絡：

一是以羅爾斯和德沃金為代表的自由平等主義和以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義在分配正義范式上展開的爭論。其間和后續當然還包括自由平等主義的不斷精致化（包括向道德哲學方向的延展，例如內格爾和斯坎倫的某些工作）及以牛津政治哲學家G.A.柯亨為代表的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分配正義理論。

二是在自由主義和主要以羅爾斯為批判對象的社群主義之間的論戰。以麥金太爾、桑德爾和泰勒為代表的社群主義者把矛頭對準羅爾斯的義務論自由主義，這種批判在西方傳統內部挑起了某種緊張，例如重新提出了要康德、尼采還是亞里士多德，正當與善何者優先，分配與承認孰為基本范式的問題，從而豐富了當代政治哲學的議題，深化了現代性反省的層次。

三是在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批判聲浪的最初沖擊過去之后，更為內在和有建設性地整合前兩個階段的成果，出現了公民身份研究的回歸、新共和主義的復興、文化多元主義的熱潮以及全球正義問題的勃興。

后兩種尤其是第三種脈動，既可謂開啟了后羅爾斯政治哲學的浪潮，也可謂廣義的“羅爾斯產業”的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我也庶幾可謂此“產業”之參與者也。

但是話雖如此，我的當代政治哲學之旅充其量只是圍繞著羅爾斯及其影響而展開，更多的是關于羅爾斯，而非直涉羅爾斯本身的。事實上，無論對于《正義論》還是《政治自由主義》，認真說來我都并不具備專家之資質。正如我有一次調侃自己并未研究哈貝馬斯，而是把相關的哈貝馬斯研究運用到我對當代政治哲學的“解讀”中。我與羅爾斯政治哲學的關系，如果不說更為外在，至少也是同等外在，外在的“證據”約有以下數端：

一是直到2007年春天我在臺灣訪問時，偶逛臺大附近的一家教材鋪子，見書架上堆放著幾十冊羅爾斯的《正義論》英文修訂重印本，就把書取下翻看了起來，店主見狀后以一種我平生僅見的慷慨對我說：這書很多，你要的話就送一冊給你好了！不瞞諸位，這是我繼1990年代初在上海社科院圖書館借而未閱綠皮書（所謂“綠魔”）后，第一次見到原版的《正義論》。

二是同年秋天，我在普林斯頓訪問時旅行到波士頓，在城里的一家舊書店第一次得到了一冊綠皮書。不過我與羅爾斯的最親密“接觸”，應該是在哈佛附近的一家舊書店，見到一堆羅爾斯生前用過的書，并在他仔細閱讀過的一本邏輯學著作中，發現了一個親筆添加的修改符號。

三是二十一世紀某一年在北京開會，我提交了一份題為“邁向后羅爾斯時代的政治哲學”的講演提綱，在我大而化之地做完我的空疏報告后， 國內一位頂尖的羅爾斯專家調侃道：剛才應奇教授高屋建瓴地向我們指出了政治哲學的未來發展方向！

毫無疑問，這一番調侃其實是令人汗顏的，不過，容我大膽地說，不管我對于“羅爾斯產業”本身的介入程度如何，“后羅爾斯時代的政治哲學”確實是我念茲在茲的工作方向，而且能夠恰當地涵蓋自己二十多年時斷時續，但仍然不絕如縷的作業范圍。

最近一年多來，我著意對自己《從自由主義到后自由主義》以來的政治哲學生涯作一小結，甚至試圖出一部小的論文集，以此為標志告別自己的這個已經有些漫長卻又效率極低的工作階段。

在擬收入這個集子的十篇論文中，當年作為《社群主義》之一章的“啟蒙謀劃的失敗與市民社會的超越”一文是探討麥金太爾政治哲學的，我把它作為自己的政治哲學生涯的起點——有趣的是，這一點還是在一次通話中經過現已在川大任教的楊順利小友的提醒才想起來的；“邁向法治和商議的共和國”是我應劉訓練之約，為佩蒂特《共和主義》中譯本撰寫的導讀性序言，雖然仍嫌“粗疏”，但基本可以代表我的政治哲學生涯中的共和主義階段；“從倫理生活的民主形式到民主的倫理生活形式”則代表了我“介入”新法蘭克福學派譯介和研究的收獲，其所得或在于以另一種視域透視了當代政治哲學的圖譜；“政治的審美化與自由的絕境”和“論第三種自由概念”構成我對當代自由理論探究的中堅部分，它們也比較典型地體現了我的作文方式和智識趣味。

仿佛是某種“輪回”，在我近一年中著力完成或醞釀已久或“臨時起意”的另外“五論”中，我反而越發感到羅爾斯的工作與我在當代政治哲學脈絡中重點關切的問題之高度相關性，例如羅爾斯與康德哲學的關系、他的基本自由與自尊概念、人權與公共理性學說，以及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和價值根基問題。

更重要的，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當然是在古今之爭的自覺意識下展開的，正當優先于善就體現了羅爾斯在古今之爭上的根本立場，但是從《政治自由主義》導論提供的敘事看，“羅爾斯的譜系所展示的不是兩階段的歷史（古代和現代），而是三階段的歷史（公民宗教、前宗教改革時期和后宗教改革時期，其中自由主義是對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沖突的回應）”（Ronald Beiner語）。羅爾斯此論無疑為我們探究后羅爾斯時代的古今之爭問題提供了重要視域。

這時候我想到，在“五論”所涉及的所有問題上，如果我在已經逝去的歲月中對羅爾斯的哲學花過多些的工夫，我的所論大概會更有進階吧？！我似乎不能說自己不是非常能夠確定這一點，除非我只是為了以此替自己過往之不思進取稍作辯白從而寬緩自己。

但是畢竟往者已矣，而未來的工作計劃同樣因為過去的耽擱而不容再行遷延，那么，就讓我的羅爾斯之旅，或假羅爾斯之名展開之旅（“乘著羅爾斯的翅膀”）就駐停在羅爾斯百歲誕辰這一刻。并容我引用一句與眼前諸端似不甚相干的話以告別過去，并為來者之鑒：

只是因為絕望，希望才被給予我們！

（2021．2.21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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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