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界2：百年變局下的挑戰和抉擇》，傅瑩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2月出版。

2020年2月13日，我與幾位學者和同事抵達德國慕尼黑，應邀出席第五十六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在14日的會上，我與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有一段交鋒，2月15日，“美國之音”就此做了題為《數字專制與華為威脅：佩洛西、傅瑩當面交鋒》的報道，國內媒體紛紛轉發。

慕安會自1963年召開至今，一直是國際戰略與安全問題討論的重要平臺，備受關注。會議場址是慕尼黑的拜耶里切酒店（Bayerischer Hof）。2020年參會者有1300多人，加上各代表團的隨行人員、工作人員，拜耶里切酒店里里外外都顯得非常擁擠。除了少數人能住在會議酒店，大部分人都分散地住在附近的其他酒店。

會議于2月14日下午正式開幕，前期的各種討論會議13日就開始了，到16日舉行閉幕。開幕式通常有德國領導人講話，是在主會場舉行，之后每天主會場都有各國領導人和高官的演講和論壇。中國國務委員王毅的演講就是15日上午11點45分在主會場舉行的。

會邊會也是慕安會的一大特色，除了主會場，大大小小的邊會50多場，有圓桌會、方桌會、L形桌會、U形桌會，還有午餐會、晚餐會，應有盡有。因為慕安會對分會場的需求越來越多，臨近酒店也為慕安會提供了各種活動場所，大部分雙邊小會也挪到外面進行。

慕安會的規模不斷擴大，但是主會場只有200個座位，也算是一種“饑餓營銷”方式吧，主會場一向是一座難求，每次開全會的時候，200多個座位早早就被占滿了。不過顧問理事會成員有前三排的留座。我是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到場就有座位。開幕式之后，不斷有人離場去參加邊會，主會場也就不那么擁擠了。

另外，主會場的會議全程對外直播，進不去的人可以從網絡上觀看主會場的演講和討論，也能跟上會議進程，我的同事經常在二層的咖啡廳里占據一個角落看現場直播。大多來跟蹤慕安會進程的記者也都會聚集在這里。我每年都能在這里遇到英國、德國和美國的資深記者，與他們交談，聽他們評論會議和形勢，也是很有特色的。

咖啡廳外面的一整圈的走廊上都站滿了架著攝像機的媒體記者，隨時采訪路過的人，在角落里還有更加正式的采訪機位，參會的各國人士都會受到采訪邀請。慕安會期間，德國的新聞電視臺和報紙上充斥著來自慕安會的消息和評論，許多信息也會被傳遞到世界各國的首都。由此可見，慕安會不僅是德國進行國際傳播的有效手段，也是國際戰略與安全信息交流和輻射的高效平臺，這里就好像成為一個國際信息聚集的碼頭，隨時隨刻地向世界傳導出去。

2020年2月14日下午2點舉行慕安會開幕式，大會主席伊辛格致歡迎辭，隨后德國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致開幕詞。之后將舉行題目為“西方民主的狀態”的全會論壇，一直持續到下午4點。同臺的嘉賓有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德國聯邦議院議長朔伊布勒，由保加利亞“自由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伊萬·克拉斯特夫擔任主持人。這是慕安會的第一次全體會，我進會場的時候一層和二層都已經擠得滿滿當當，樓梯上都站滿了人。

美國一直是慕安會的支持方和參與者，除了政府要員，國會參眾兩院議員也組團出席每年的慕安會。已故參議員麥凱恩曾經連續20多年率領數十位國會議員組成的代表團與會，對會議有比較大的影響，2019年慕安會專門對他進行了表彰。2020年美國議會40位民主和共和兩黨議員組成的代表團由佩洛西牽頭，是美國議員出席慕安會人數最多的一次，將有6位國會議員在主會場發言。他們放下分歧，目標明確，要游說歐洲政要，力圖讓歐盟支持美國打壓中國的立場。

開幕式和德國總統的演講之后，進入論壇階段。主持人伊萬·克拉斯特夫介紹了嘉賓，宣布論壇開始，邀請佩洛西先講。佩洛西穿了一身橘紅色的套裝，搭配同色系的花絲巾和高跟鞋，坐在臺上神采奕奕，滿臉帶笑地對大會主席和她的歐洲盟友表達了感謝。她是一位很有氣場的女政客，在華盛頓的政治生態當中是相當搶眼的，作為當前民主黨在政壇上的頭面人物，她經驗豐富、言語犀利，與特朗普的較量雖然有得有失，但是在氣勢上從不丟分，在美國人當中有一定的號召力。但是她不了解中國，偏見比較深。

她侃侃而談，從美國同盟的集體安全講到氣候變化，從北約講到G20，重點向大西洋另一邊的盟友們強調，應如何應對“共同的挑戰”，呼吁盟友間的緊密合作。然后，她話鋒一轉：“現在我要談談你們有些人可能不太同意的事情了，但是我必須做到坦率，那就是5G和網絡安全。”說到這兒，佩洛西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開始念一篇寫好的稿子：“中國正在謀求通過電信巨頭華為輸出他們的數字化專制，并以經濟報復威脅不使用他們技術的國家。美國已經將華為定性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列入實體清單，限制美國公司與華為的交易。”

在此基礎上，她反復要求歐洲國家不要靠近華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為了財政的需求而把電信基礎設施割讓給中國，”“這種錯誤的讓步只會鼓勵中國進一步削弱我們的民主價值、人權、經濟獨立和國家安全。”她甚至將“是否選擇華為5G”上升到價值觀的高度：“允許5G就是選擇專制而非民主。”之后，她提出一個替代性的“國際化”方案：“我們應該做到國際化——我知道歐洲正在做這方面的努力。歐洲是一個數字基礎設施國際化的地方，不能容忍專制。即使我們無法就采取美國還是歐洲模式達成一致，也可以共同倡導國際模式。而且我們必須在維護我們的價值和安全的前提下，在其他可行的選擇上投資。”

佩洛西發言之后，主持人邀請坐在輪椅上的朔伊布勒發言，他接過佩洛西提出的5G話題，說道，在德國聯邦議會里圍繞這個問題也有很激烈的爭論，但是，他似乎沒有太在意佩洛西的“國際化方案”，也沒有談歐洲與美國如何在這個問題上進行合作。他更多是在談歐洲國家之間如何加強合作的問題，同時有意無意地說了一句：“這并不是反對誰。”

兩位嘉賓發言之后，進入提問環節。這是慕安會的一個重要特點，任何重要的講話都要留出比較多的時間進行現場互動，講話者需要回答大量的即席提問，主辦方希望用這樣的方式刺激思考，鼓勵不同觀點的辯論，為與會者提供有利于判斷的多元視角。這也是慕安會的會場總是氣氛熱烈和活躍的重要原因，也因此而充滿吸引力。但是，近年也有些重磅的受邀演講者拒絕答問，這樣的會場往往比較沉悶，人也會少許多。

現場舉手提問的人很多，5G是提問者關注的焦點之一。有人問到美國在5G政策上是否存在兩黨分歧，也有人認為5G在當前是比意識形態沖突更重要的“技術戰”。佩洛西在回答這些問題時再次說道：“互聯網讓交流更加民主，有時候更好，但是有時候并非如此。如果擴展傳播和交流的同時向專制傾斜，那就是在阻礙民主。這不是毫無關系的。”

佩洛西的講話漏洞百出，對中國的評價和判斷蠻橫，我早就聽不下去了，思忖了一下，決定針對她把技術政治化這個漏洞反擊一下，我舉手表示希望提問。主持人克拉斯特夫與我相熟，相互也有過辯論，他知道我提問題一向比較尖銳。作為顧問委員會成員，我們在會場有優先權，所以他看到我舉手就讓我先講。

我先介紹了自己的身份，我來自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然后提到佩洛西幾年前對中國的訪問很有成效，接著轉向我的問題：“技術是一種工具。中國自從40年前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引進各種各樣西方的技術——微軟、IBM、亞馬遜在中國都很活躍。我們使用的1G、2G、3G到4G技術都來自西方國家，來自發達世界，而中國一直保持著自己的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很成功，沒有被這些技術威脅到。為什么如果西方國家引進華為的5G技術，就會被威脅到其政治制度？您真的認為民主制度已經如此之脆弱，可以被華為這樣一個高科技公司威脅到嗎？”

佩洛西從我站起來講話時就開始問主持人：是中國人嗎？她可能完全沒有想到這里會有中國人給她提問題。我講話語氣柔和，甚至可以說態度是友好的，話音一落，會場響起相當熱烈的掌聲，可見我的提問引發了一定的共鳴。這個提問點到了她的長篇講話中邏輯難以自洽的關鍵漏洞，佩洛西一時找不到回應的焦點，回答頗為閃爍其詞。她避而不談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是脆弱，而是以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聞對中國的內政大加評論。聲稱，選擇華為的5G就是選擇成為中國這樣的“專制社會”。“30年來我一直關注中國的貿易、知識產權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繼續走這條路（靠近華為）要千萬小心，除非你想最終成為一個像中國一樣的社會，或者一個像中國一樣的經濟體，在那里沒有自由的企業制度。”

雖然言不對題，她也不忘說些好話，表達對中國的友好態度，由此可以看出她在公眾場合老練的自律習慣。她說：“我訪問中國時討論了氣候變化的問題，中國在解決氣候問題上走在世界的前列，有很多很好的辦法，我可以都列舉出來。在這些方面我們可以合作。”

但是她顯然不想以此作為講話的最終調門，于是再次強調：“這并不能掩蓋一個事實，那就是壓抑自由的想法在中國是存在的，甚至越發嚴重。我再說一遍，如果你想要信息自由，如果你想建立共同的信念并尊重人權，那就別靠近華為。”佩洛西的語速越來越快，可能會場的掌聲對她有所刺激，她好像面對歐洲盟友有些恨鐵不成鋼，再次強調：“相反，讓我們變得國際化些，一起建立一些能帶來信息自由的東西。而且我說的這些意見在美國有著兩黨的共識基礎……”

朔伊布勒搶過佩洛西的話茬，他沒有針鋒相對地反對誰，而是說道：“確保自由需要多樣化，壟斷和寡頭我都不喜歡。”

這場論壇的內容很豐富，現場提問者還提出了跨大西洋關系、民粹主義等方面的問題。最后主持人在總結中提出：“是否如果德國之聲在中國被接受，華為就能在歐洲被接受呢？”對此，佩洛西沒有正面回應，但再次申明：“美國人為大家許下莊嚴的誓言，要保護和防衛，安全是我們討論的核心議題。”

從現場回應來看，歐洲人對美國提出的要求是存在猶豫和懷疑的。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他的論壇上提到幾個有趣的數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9的民調顯示，法德受訪者中認為美國是最大威脅的占比均為49%，認為中國是最大威脅的分別是40%和33%。歐洲人對美國的看法已不再是一邊倒的態勢。

論壇之后，與會的一些歐洲人找到我繼續討論這個話題，在他們看來，中美之間還是需要有更好的溝通，同時，他們也希望中國人能夠重視和解決在與歐洲國家和歐盟關系中一些的具體問題，給當前的國際關系增加一些確定因素。我在這次交鋒之后，進一步認識到中國人在國際上多出現多講話的重要性。尤其近年美國一些政客到處攻擊中國，肆無忌憚，必須要讓世界更多地聽到中國人的聲音和理性客觀的觀點，去對沖美國政客的非理性攻擊，維護我國的外部環境。

（作者傅瑩為外交部前副部長、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摘自《看世界2：百年變局下的挑戰和抉擇》一書，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