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劉禹含 Political理論志

英國疫情高峰時期的政策支持研究

摘要：

公民與代表之間的信任在和平和危機時期都被視為有效治理的核心。本文結合精英與大眾的觀點，對橫向和縱向的政策協調進行360度的評估，對危機時期的政治信任進行驗證。通過對英國1045名公眾和250名政治家的政治信任進行數據分析，發現政治互信和不信任的特定面向會對民眾和精英的政策支持帶來不同的影響。

關鍵詞：

信任；新冠危機；治理；政策

作者信息：

James Weinberg，謝菲爾德大學政治學系

文獻來源：Weinberg J. Can Political Trust Help to Explain Elite Policy Support and Public Behaviour in Times of Crisi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t the Height of the 2020 Coronavirus Pandemic. Political Studies. December 2020. doi:10.1177/0032321720980900

疫情期間，各國政府不同程度地實施了經濟社會封鎖政策，在此情況下，社會和行為科學的重要性，包括諸如信任之類的社會心理概念，很快在學術界和政治辯論中獲得了關注。

政治信任可以被視為在不確定時期有效執政的關鍵心理潤滑劑。一方面，政治信任下降（或對政治的不信任上升）可能會通過構建合法性和決策可行性來減少公眾對政治授權和/或政策的遵守。另一方面，政治家之間的政治信任可以通過推動參與者合作來促進有效的危機應對，而不信任則可以通過催化戰略行動、預期反應和黨派政治化來阻礙危機應對。

早期對新冠危機的研究證明了較高的政治信任和政策遵守之間的關系，但是，受到數據測量的限制，其中潛在的因果機制變得相當模糊，因此本文將政治信任分為多維度測量，從橫向與縱向進行全面評估。

危機時期的信任和治理

公民與代表之間的“縱向信任”是民主的必要特征。在實踐層面，民眾與政治代表之間的授權關系要求委托人（即公民）對代理人（即政治家和決策者）進行持續的信任判斷，而這種關系的效力則建立在對縱向信任的相互認可上，即為了促進良好的治理好有效的代表，政治家必須準確識別民眾情緒并采取相應行動，這強調的是“縱向協調(vertical coordination)”。

政治家之間的“橫向信任”問題在民主國家，特別是在危機時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相關論點最初由威廉·G·薩姆納(William G. Sumner,1913)在他的“對立合作(antagonistic cooperation)”理論中創造：政治精英可以建立有限而持久的伙伴關系，為整個社會追求互惠互利的目標。尤其在危機時期，擱置既存的爭端，與對立者進行合作的政治利益將會更高。

政治信任與行為理論

與基于整體單項調查指標的廣義政治信任研究相比，本文采取規范性立場，認為政治信任明確地是多層次、多維度的，并且反映了特定行動領域中的人際關系預測。如圖1所示，它區分了信任作為一種行為和作為一系列內化的心理過程之間的區別。

具體而言，政治行為或決策是由委托人的信任傾向(Trustor's Propensity to Trust)和政策/政府的績效評估(Policy/Government evaluations)所催化的；并由受托人（例如政客）的多方面可信賴性判斷來介導。

根據傳導機制和主要的支撐性觀點論證，簡而言之，在做出不穩定、高風險或相互依賴的政策決策時，其他政客正面的認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和行為意圖(Behavioural-intentional)信任判斷可以減少不確定性。同時，由于公眾支持意識的增強，或者更具戰略意義的選舉安全，在上述因素中受到正面評價的政客們更有可能在危機或不確定的情況下采取果斷行動。

圖1還從概念上區分了信任和不信任，盡管二者都與對另一個人的可靠性判斷有關，但是信任允許造成傷害并促進合作行為，而不信任則引起傷害或背叛并將采取截然不同的行動來管理風險。因此圖中基于信任和不信任的關系會進一步產生兩個獨立但平行的運行軌跡。

研究方法

（一）參與者

對于英國公眾的在線調研于2020年4月2日至4日之間（首次封鎖后一周左右），在Prolific Academic平臺完成。根據性別、年齡、種族配額，在31787名參與者中選取1200名完成回答，完成質控篩選后最終人數為1145，參與者平均分布在經濟和社會的兩個意識形態量表中。

針對英國政客（地區參議員）的調研也在同一時期完成，經過質控篩選后最終257名議員完成回答。樣本在性別，年齡，種族和教育程度等維度都具有代表性，工黨和自由民主黨（36%、32%）的代表人數略高于保守黨（17％），平均任期為9年。

（二）測量方法

參與者完成了有關其社會經濟、人口和黨派特征的問卷調查，并測量了衡量其政治信任的心理傾向以及（a）是否遵守官方公共衛生政策（民眾樣本）或（b）是否支持一系列對危機的回應政策（精英樣本）。

信任和政策滿意度傾向：回答者針對不同問題在0-10的區間內對自己進行評分，信任傾向的最終得分為該組答案的平均分數，Cronbach’s alpha系數表明標度在精英樣本（α= 0.81）和民眾樣本（α= 0.85）中都具有很強的內部可靠性。

政策遵守與政策支持：針對民眾的問卷以五分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要求參與者自我評價其對英國政府疫情期間發布的一系列公共衛生政策和準則的遵守情況。針對議員的問卷則選取疫情期間社會治理的十項政策，要求議員根據自身支持情況打分，其中的七項（例如支付無工作者的工資）有正式的政策公告。

政治信任與不信任：用包含24個項目的題組(PTB-24)，以七分制的李克特量表，測量對政治家的認知、情感和行為意圖的信任判斷。對于公眾而言，政治信任在地方議員和國會議員間有所不同，由此評估對政客的信任程度在不同治理層面上的差異。對于政客來說，政治信任在其他議員（特別是擔任領導職務的議員）與自身之間存在差異。題組六個潛在因素的內部可靠性較高（Cronbach’s alpha系數都在0.62至0.94）。

研究結果

（一）對疫情的態度及行為

在英國首次封鎖開始僅十天后，由政治家及其顧問對新冠疫情的中央回應、與公民的遵從和地方政策落實之間的“縱向協調”，已經有衰退跡象（圖2）。例如相當大比例的民眾繼續出于不必要的目的外出，同時不論鮑里斯·約翰遜和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如何呼吁，絕大多數群眾都不愿意提供志愿支持，這些行為都直接抑制了危機管理。

在政界人士中，“橫向協調”似乎也沿著黨派的分界線動搖了（圖3）。例如，保守黨議員在支持英國商業金融發展方面達成了更多的共識，而工黨議員對無法工作的人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和支持。圖3不同項目的統計數據表明，在新冠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地方政府沒有在達成統一共識的情況下執政。

（二）政治信任與不信任

在疫情高峰時期，根據PTB-24的測量結果，可得出的主要結論為：第一，公眾對于地方議員的信任高于對國會議員的信任（圖4）；第二，議員受到的公眾信任高于對其他議員的信任（圖5）；第三，議員認為自己的公眾信任水平高于實際的信任水平，即感知與真實的行為意圖信任之間存在明顯差距（圖6）。

（三）政治信任與新冠疫情

民眾對國會議員的垂直信任及行為之間的關系正如預期，即更高的政治信任對應著更大可能的政策遵守行為，但與此相反的是，對國會議員表現出的更高開放及依賴程度，會帶來更小的政策遵守可能性（圖7）。

政治精英的樣本中體現出，對其他議員的行為信任(Behavioural Trust)與政策支持水平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但是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因素對政策支持產生影響，議員對公眾信任與否的感知水平與政策支持之間也沒有建立穩定的聯系（圖8）。

這些結果表明，橫向信任，尤其是政客之間的橫向協調，可能比基于公眾支持的縱向協調更為重要。因此，政治分歧和政策的制定應盡可能通過民主媒介在立法機構內進行辯論和協商，由此減少建立信任關系的成本，進而可能在危機時期改善橫向協調關系。

本文在理論上和方法上，通過將作為一般性傾向的信任與特定領域的不信任判斷分離，并使用新的度量工具進行檢驗。在實質上，改變了傳統的政治信任研究焦點，關注政客感受到的信任或不信任，以及他們對其他當選代表的信任或不信任程度，初步證據表明，政客對公民的信任度缺乏準確評估，同時他們對其他政客的信任判斷對橫向協調有一定影響。這些發現對未來的代議制民主和政治行為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政志觀察

編譯/劉禹含

原標題：《編譯 | 新冠危機時期政治信任是否能解釋精英與民眾對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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