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嗶——列車門要關了，請當心。”聽到廣播聲，木田習慣性地縮了縮腳尖，側身后退一步，倚著門框勉強擠進了東京地鐵的早高峰車廂。環顧四周，布滿水汽的車門玻璃上手印交錯，黑壓壓的人群在沙丁魚罐頭般的車廂中互相推搡。

2018年4月，東京新木場站的早高峰電車車廂。澎湃新聞記者 陳沁涵 圖

“借過一下！”隨著到站音樂緩緩響起，車廂深處人頭攢動，眾人挪步擠向車門。“下一站上車的人應該會少一些吧…”試圖找空間舒展一下身子的木田暗暗期待，地鐵門打開后出現的卻又是數十張疲倦的臉。

出生于大阪的木田大學畢業后只身來到東京，雖已結婚生子快10年，但他至今沒能在東京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早高峰的50分鐘通勤時間是他每天心情最差時段之一，“太煩了、太煩了”，木田在接受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采訪時連聲抱怨，他原以為東京再次進入緊急狀態后地鐵人流量會有所減少，“但車廂還是像壽司盒一樣擠得滿滿當當”。

2021年1月8日是東京及周邊三縣進入緊急狀態的第一天，“通勤電車”登上了當天推特日本區的熱搜，東京的上班族抱怨著疫情中人擠人的地鐵和電車。

去年4月，由于日本首都圈的疫情升溫，木田被允許遠程辦公，彼時他只需要偶爾去去公司，給一些紙質文件蓋章。正是在此期間，他動了搬離東京的念頭，四處咨詢遷居地方的政策，在網上搜集周邊城鎮的信息，不過木田糾結到現在還沒決定搬去哪里，“今年的最大目標是離開東京，去地方上的城鎮生活。”

談及想要離開東京的理由，木田情緒激動：“健康、精神、尊嚴、情感都要崩潰了，尤其是疫情暴發之后，對東京的厭惡感加倍。逃離東京是一種策略，我想要做好充足準備，坦然地去地方。”

擁有超1300萬人口的東京都由于近一年疫情反復，因而許多居民和木田一樣想要逃離東京。根據日本總務省1月29日發布的2020年人口遷移報告，去年超40萬人離開東京，創14年來新高。而去年下半年連續6個月東京遷出者人數超過遷入者，是為東京7年來首現人口凈流出。

下暴雨的工作日，涉谷十字口依舊人聲鼎沸。 澎湃新聞記者 王昕然 圖（攝于2019年）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在撒錢幫東京“減負”，自2021年起向以遠程辦公方式繼續從事東京工作的遷居者發放補貼，最高可達1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46萬元）。

在新冠疫情蔓延之際，東京又迎來了一波“逃離潮”，雖然更多的人想要告別大都市的密集人群、卸下高昂的消費壓力，但這也意味著放棄光鮮的“都市麗人”生活。去與留的選擇，見證著日本都市悄然生變的軌跡。

離得開東京，離不了圈

神奈川縣小田原市、靜岡縣三島市、山梨縣都留市、茨城縣那珂市、群馬縣前橋市……木田在備選居住地名單中至少列了20個地方，這是他從去年6月以來為遷居做功課所篩選出來的結果。

去年夏天，木田探訪茨城縣那珂市，考慮遷居于此。受訪者供圖

木田在東京的一家旅行社工作，和大多數日本中年男性一樣，由于自己是三口之家唯一的經濟支柱，故他在考慮是否離開東京時有太多糾結的問題，“我不可能像年輕人一樣說走就走，離開東京改變的不是我一個人的生活，而是一家人的未來，我沒有后悔的余地。”

在過去的十年里，離開東京的念頭不止一次出現在木田的腦海里，他發現生活在這個大都市時自己會被迫在意別人的目光，被迫追趕潮流，被迫混跡在勢利的社交圈，活成了自己討厭的樣子。不過，為了高收入，他無法放棄現在的工作。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日本政府呼吁企業積極實施遠程辦公，減少通勤人數。木田所在的旅行社因疫情收縮了業務，并施行遠程辦公，他在家半休半工，開始關注地方遷居的信息。正是因此，木田在社交媒體上發現很多人因遠程辦公的“福利”離開了東京，這令他羨慕不已。

2020年6月，日本政府開始推行旅行補貼計劃“Go To Travel”，鼓勵人們在國內旅游。木田因此被旅行社委派至靜岡縣出差，設計全新旅行線路。他專門挑選了一家遠離鬧市區的民宿住下，夜深人靜時聽著蟲鳴，感受到了久違的“季節感”，那一晚他幾乎沒睡。

“我想象自己有一個小菜園，每天吃到當季蔬菜。晚餐后夕陽西下，牽著狗，挽著妻子在鄉間小道散步，路過溪流和小山坡，只聽到潺潺水聲和風吹動草木的窸窸窣窣聲。”木田說道。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內閣府2020年7月對東京居民展開在線民調，約五成受訪者表示對地方城鎮生活有興趣，多數人表示這是因為被山川河海等自然景致吸引。

那一次出差之后，木田開始密集致電咨詢地方遷居支援組織，在網上搜集各類宜居地排行榜，仔細比較不同地方的自然風光、基礎設施、交通情況，甚至把洪水和地震的災害風險都納入篩選標準。

讓他特別心動的是，以現有存款在城鎮買房綽綽有余。“7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31萬元）在東京買一套房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目標，但是在東京周邊鄉村買一套房子僅需約500萬日元，另外設計裝修的費用也只有500萬日元。”

日本住宅金融支援機構2017年調查：東京圈內的成品住宅的購入價格明顯高于其他地方。日本內閣府報告

當被問及為何遲遲不選定地方搬家，木田沉默了很久，開口說道：“孩子還在東京上學，這是最難抉擇的問題。作為父親，沒有理由讓孩子犧牲自己的前途吧。”不過，木田并不打算等孩子上大學后再離開東京，而是傾向于一個折中的選擇——“兩據點生活”（Dual life），即東京和城鎮兩地居住。

兩地奔波既耗精力，也需要額外支出大筆交通費，但對木田來說是個兩全其美的方案，為此他在選擇遷居地的時候基本只考慮從東京出發，經2小時電車車程可以到達的城鎮，“等這一輪新冠疫情平息后，我想先自己一個人搬到地方，嘗試兩據點生活，妻子留在東京照顧孩子。待一切安頓好，他們（妻兒）可以周末下鄉，平日在東京。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到底要遷去哪里。”

故鄉回歸支援中心理事長高橋公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遷居咨詢者中很多人考慮、甚至商量了1到2年都無法做決定，因為他們承擔不起遷居失敗的后果，不過“兩據點生活”的確是目前日本的一個遷居潮流。

15年前，高橋公曾參與日本國土交通省推行“兩據點生活”的討論會，當時就在討論推行這種靈活的多元生活方式，雖然當時沒有成功落實，不過最近“兩據點生活”再次成為國土交通省討論的重要課題。“盡管我預計嘗試這一選項的人數會攀升，但不會爆發式增長，因為兩地奔波的代價相對較高。”高橋公說道。

準備好間歇式逃離東京的木田不會遠離首都圈，而這也是此輪“逃離潮”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日本總務省的調查數據顯示，去年從東京遷出的人口中55%流向鄰近的三個縣（神奈川、琦玉、千葉）。時事通信社2021年1月刊文指出，東京人口向外流動可否進一步脫離首都圈尚未可知。

28歲安藤勇的兩種選擇

有些外來者離不開首都圈，也有土生土長的圈里人想“出圈”。去年夏天，28歲的東京小伙安藤勇人說走就走，乘機2小時一路向南來到九州宮崎縣。

綿延的太平洋日南海岸，北緯31.9度的溫暖陽光下一波又一波海浪卷向沙灘，安藤踩著沖浪板的身影躍動在浪尖。去年，他從東京辭職后不遠千里移居到有“沖浪圣地”之稱的宮崎縣日向市，現在每天早晚各沖浪一次，每天僅工作1至2小時——在線教授英語。談起現在的生活，他一臉滿足地重復說著“超級開心”。

安藤勇人沖浪自拍。受訪者供圖

一身小麥膚色的安藤從2016年接觸沖浪之后便愛上了這項運動。人還在東京的時候，即使工作再繁忙，安藤幾乎每周都會前往湘南海岸沖浪，這已經成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乘著波濤飛馳的時候，那種快樂無法用語言形容。”

在移居宮崎之前，安藤在東京一家成人英語培訓機構做老師，每天的課程排得滿滿當當，“早晨走進辦公室之前都會猛地深呼吸一口，想著倘若辭職該多好。看著年收入1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1.6萬元）的上司勞碌不堪，我已經可以想象到自己10年后的樣子——為了賺錢養家而無休無止地工作。”

去年春季，新冠疫情在日本首都圈升溫，神奈川知事一再呼吁人們不要聚集到湘南海岸，安藤只能一遍又一遍回看自己以前沖浪的視頻，上班也變成一件更加痛苦的事。他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開始考慮移居到海邊城鎮，以便每天享受乘風破浪的快感。

盡管日向市的黃金海濱和倉海濱一直是安藤心馳神往的地方，但要離開東京就必須辭職，這不僅會使自己收入銳減，還要擔心孤身一人生病或者發生意外，安藤不安的內心在兩個選擇之間左右搖擺。直到去年7月，他下決心辭職，收拾準備了2個月之后便搬去了日向市，他形容這一番折騰是“沖浪移居”。

“搬到日向市之后收入減少至原先的1/10，月收入僅7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310元），但支出也少了。”安藤告訴澎湃新聞，在東京生活時，每月住所租金10萬日元、餐飲花費10萬日元。而在日向市，安藤每月租金花費僅3萬日元，餐飲費也才2萬日元，此外他還開始學著自己做飯。

安藤每日騎單車去海邊沖浪。受訪者供圖

盡管朋友少了，但安藤很享受一個人的時間，并且發現日向市的居民淳樸而熱情，走在路上即使彼此互不相識也會親切地打招呼，“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這在東京絕不會發生”。

然而，與出生于東京，卻認為被它束縛的安藤相反，有許許多多來自地方的年輕人從小就開始渴望在東京生活，幻想可在這座國際化都市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從小就立志去東京，不管從人的性格還是從生活便利性來說，我覺得東京都會比較適合我。”與勇人同齡的中村來自滋賀縣，高中畢業后，她通過自身的努力考取了位于東京的知名大學，再經歷讀研究生、進入社會，草草一算，眼下距她離開家鄉長居東京已過去將近十年。

她告訴澎湃新聞，東京和她的想象差不多，擁有更多元的學習資源，更廣闊的就業選擇機會，而和她抱有同樣想法的人有很多，他們抓住就學、就職、跳槽的種種機遇來到這個擁有23區的大都市。

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數據統計，2015年遷入東京的民眾（包含外國人）中，年齡在20歲至34歲之間的人數遠高于其他年齡層，且增速迅猛。而在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僅遷入東京的20歲至24歲青年人數就比2015年整整多了6.7萬人，25歲至29歲及30歲至34歲的人群更是比5年前增加了2倍之多。

澎湃新聞在對2019年日本人口移動報告分析后發現，除東京之外，遷入人數次多的地區并不是關西兩大都市大阪府和京都府，卻是懷抱首都圈的三個地區——神奈川縣、千葉縣和埼玉縣。

澎湃新聞根據日本總務省數據局《住民基本臺帳人口移動報告　2015年》、《住民基本臺帳人口移動報告　2019年》統計制作

從剛出生的嬰兒到耄耋老人，各年齡段數以百萬計的民眾每年抱著展開新生活的信念涌入東京，其中卻也有人隱隱意識到這個城市早已不堪重負。

自1920年起，日本每5年都會進行一次人口普查，根據最近一次2015年的數據，區域面積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排名倒數第三的東京總人口已超1350萬，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千米6168.7人，將其他城市遠遠甩在身后。

澎湃新聞根據日本總務省數據局《平成27年國勢調査》統計制作

不到2200平方千米的東京涵蓋了如此龐大的人口基數，隨之而來的是土地資源的不足及價格的飛漲。據日本國土交通省對各地區政府所在城市用地價格的統計，盡管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但東京住宅用地價格仍位居全國第一，每平方米平均地價超過了63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8萬元），超過第2名的大阪近2.6倍。

諷刺的是，日本總務省2018年的統計稱，當時東京超過680萬戶家庭（包括獨居者）中，只有44%的家庭持有自己的房子，平均面積不超過35疊（日本計量單位，約為56.7平方米）。至于租屋家庭，其房屋平均面積少于16疊（約為26平方米），月平均租金卻超過了8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900元）。

當被問及是否覺得東京“有些擁擠”，中村坦言，去年疫情暴發之初，流言四起、人心恐慌。看著很多居民將超市里的衛生紙洗劫一空，家門口的商店街每到下班時間卻又依舊人聲鼎沸，她對此深感震驚，并表示自己無法忘記這般場景。

中村告訴澎湃新聞，疫情期間，她曾被派往仙臺工作半年，期間在網上看到東京23區相繼出現物資緊張的傳聞，她反問自己：這擁擠又浮躁的城市，還是自己的心之所向嗎？

“從仙臺回到東京時我確實有幾分不舍。”中村坦言，踏出從仙臺回到東京的新干線，看著車站一如既往、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瞬間她竟可理解身邊的東京人想要遷居地方的心情。

暴雪后東北地區空無一人的山間小路。 澎湃新聞記者 王昕然圖 （攝于2019年初）

鄉村城鎮即天堂？

離開東京——逃離繁忙的工作、擁擠的人群，在地方的生活就可如想象一般輕松自如？6年前從東京遷居到新潟的荒川用自己的經歷給出了否定答案，他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笑稱道，“理想與現實間其實存在很大的差距。”

荒川出生于東京，2015年前，出于首都圈可能會發生超強地震的擔憂，他帶著兩個兒子一起遷居到了妻子的家鄉新潟。剛抵達新潟時的他對未來生活曾有過夢想，希望在東京每天加班到凌晨的自己可以過上”重視家庭、重視工作、重視個人”的平衡生活。

“遷居前我在東京經營一家行銷相關的公司，凌晨回家是常有的事。在來到新潟之后，我的下班時間變得無比正常，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好事，但在一開始我的確無法習慣。”荒川回憶道，由于地方的工作節奏和工作模式與首都圈大不相同，遷居之初自己受到了很多沖擊，而地方對人際關系的維護、信賴關系的建立也相較于東京更為強烈，盡管“認識新朋友”是一件好事，但在頻繁的聚會和小型活動之下，荒川的空余時間不斷被社交填滿，錢包也漸漸干癟，“來到地方能更省錢”這一說法可謂是“無稽之談”。

雖然當時的荒川每天都會與妻子為一些無意義的小事爭吵，但作為一家之主，如何帶領全家人在新的城市生活下去又在無形中帶給了他莫大的壓力。“還是要學會去適應、去與遷居地建立信賴關系。”荒川坦言，盡管自己曾有一度想要“逃回”東京，但隨著結識幾位心靈知己、小女兒出生、覓得一份心儀的工作，買下屬于自己的房子，他的遷居生活也漸漸步上正軌。

在新潟漸漸扎穩腳跟后，荒川決定去幫助和他有同樣經歷的人，與朋友一同創立了一個名為“ミチシラベ”（漢語意為尋路）的組織，試圖幫助即將前往新潟或已來到新潟的人更快地融入當地生活。但荒川坦言，自己遇到的許多人為了“轉換心情”或“追求理想生活”決定遷居，但其中一年半載后便返回首都圈的卻數不勝數。當問起原因，荒川表示，與當地建立“信賴關系”很重要，而這卻往往是很多人無法做到的。

根據日本總務省2018年調查，從都市向人口較少城鎮遷居的受訪者中，多數60后到90后人群在換工作、轉行業的契機下前往地方城鎮。在這些人群中，有接近半數的受訪者表示已有家人、朋友在該地區居住，通過他們的介紹，自己在遷居前就對這些地區有了深入了解。不過在這半數人之外，對于當地不甚了解的遷居者應如何融入該地區？報告顯示，通過相關機構、與當地其他居民交流或是當地政府舉辦的遷居活動提前去認識遷居地區的受訪者寥寥無幾。

沖繩縣政府企劃部負責遷居咨詢的工作人員掘井表示，這類人群并不少見，他通常會為他們多加介紹、反復詢問，讓他們知道遷居”并不輕松“。

沖繩部瀨名海中公園 澎湃新聞記者王昕然 圖

“許多人通過一次短期旅游、朋友介紹，電視劇的場景甚至是綜藝節目采訪來了解沖繩，在這些人眼里，沖繩與’熱鬧’、‘自由’和‘快樂’這三個形容詞往往是劃等號的。當他們因種種壓力試圖‘逃離’首都圈的時候，這個與理想很相近的地方便跳入他們的腦海，成為這類‘沖動人群’的最佳選擇。”掘井坦言，夢想"不好畫得太大"，從天堂掉落到地獄往往只是一瞬間的事。真正遷居之后，許多人會發現租金比想象高、薪水卻不足此前的一半，自己的工作能力尋不到用武之地，最終無法適應新生活。

太田肇在2020年12月給日經BizGate網站的撰文中也表示，都市大企業的上班族、地方中小企業的職員與農民之間的薪水有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導致生活習慣也大不相同。此外，觀念的不同使遷居者與當地居民之間產生隔閡，使前者在遷居后較難融入當地。太田指出，針對此類問題，或許遷居家庭中的一家之主可以在工作中得到緩解，但這些家庭中的家庭主婦及少年兒童又該如何去“強行”融入卻不得而知。太田指出，假使沒有做好心理準備，田園生活將會比遷居者想象中的更為困難。

“折疊東京”：東京在膨脹，地方在消亡

之所以會有如此之多的日本民眾想遷出東京與東京不斷擴大，地方城鎮卻“日漸凋零”的趨勢不無關系，而“年輕人前往都市、地方城鎮老齡化嚴重”對于日本來說并不是一個新話題。

東京一極集中格局的形成要追溯到日本經濟高度成長之初的上世紀60年代。1962年，東京人口就已突破1000萬，之后隨著經濟泡沫膨脹，首都圈積聚了大量資本和資源。盡管時任首相池田勇人在當時提出需要實現“區域間均衡發展”，但在經濟高度成長、工業化發展迅猛的背景下，首都圈的人口不降反升，高度城市化帶來的問題接連不斷。

20世紀70年代的東京，高樓鱗次櫛比光鮮外表之下卻是交通擁擠和道路堵塞，盡管日本政府頒布政策，試圖促進人口向地方回流，但仍有許多人租住在狹小的住房中，就算考慮過搬離，也從未踏出東京周邊。1977年，為了分散東京人口，時任首相福田赳夫的內閣提出“定住圈構想”——振興非都市圈、促進人口移動。

然而，這似乎并未解決問題，盡管20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的破滅以及金融危機導致東京一極集中的趨勢放緩，但地方人口，尤其是年輕人向首都圈流入的趨勢卻從未停止，地方城鎮竟相繼出現勞動力短缺問題。對此，中曾根內閣實施了“多極”、“分散”的發展方針，并提出目標——以2000年為期限，擺脫東京一極化的困境。不過，事實并未如愿，光是1995年至2000年短短5年間，長居東京的人口就足足增加了29萬。

此后，隨著2005年《觀光營銷推廣計劃》誕生、2006年《觀光基本法》實施，2008年日本政府內設觀光廳，以及2014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在第2次改造內閣成立后提出地方創生戰略（都道府縣、市町村城鎮、人、工作創生綜合戰略），一系列措施接連落地后，日本對地方的建設的投入被推向了頂峰。

“日本創生會議”人口減少問題討論分科會2014年曾發布報告警告稱，假使地方人口持續流失，那么到2040年可能會有日本896個市町區村“消失”。迫于嚴峻形勢，當時安倍政府大舉推行地方創生戰略，每年向地方自治體投入了超過1千億日元（約合人民幣62億元）的援助資金，并砸下大筆預算，呼吁地方城鎮招募專家、聘請年輕族群，以增加地方的“魅力值”。

“撒錢 ”的結果如何？日本總務省2018年調查顯示，在向偏遠城鎮遷居約1000名受訪者中，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訪民眾表示該區域的魅力、對農村的向往是他們遷居偏遠城鎮的原因。而在被區域本身所吸引的民眾中，有多數遷居者選擇前往城鎮，是為了改變此前的工作、生活方式以及“遠離都市喧囂“。

日本政府因擔心少子高齡化等問題試圖改變東京一極，卻又擔心改變后得不償失，故各項政策在躊躇中反復、止步不前。“東京現有人口減少將降低其國際價值，整個日本的價值也隨之降低，國家一定不想看到這種情況發生。”關東學院大學地域創生學教授牧瀬稔對此指出，從這個角度來看，東京都和首都圈的集中化還將持續下去。

而日本法政大學經濟學部教授小黑一正也在《世界經濟評論》月刊上撰文指出，盡管人口密度上升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因果關系尚未得到科學證實，但這種關聯在東京已經愈發明顯。少子化的加劇也將帶來老齡化的附加問題，東京都去年9月發布的人口統計報告顯示，該地65歲的老年人口較前一年增加1.7萬人，占總人口23.3%，而這一比例已連升3年。

平安夜等待過馬路的東京民眾。 澎湃新聞記者 王昕然 圖（攝于2019年）

東京猶如一塊巨大的海綿，持續吸收全日本的人口和財富，而在自身經濟體量持續膨脹的同時，危機也正在逼近不堪重負的東京。人口密集的首都圈一旦發生強震、臺風、洪水及其次生災害，屆時首都機能若癱瘓，將給日本全國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據日本廣播協會（NHK）報道，日本政府地震調查委員會2014年發布報告稱，根據對該國歷史上8次大地震的研究，未來30年東京發生“直下型地震”的可能性達到70%。（注：在大城市及其周圍地下發生的地震被稱為城市“直下型地震”。）最壞的情況可能會造成2.3萬人遇難，經濟損失高達95萬億日元。

實際上，盡管“直下型地震”還不知是否會到來、何時會到來，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經給首都圈敲響了警鐘。2021年1月，日本確診病例激增，尤其是首都圈的疫情迅速蔓延，連續多日新增病例數占全國的一半，而人口密度過大被視為疫情擴散的主要原因之一。“雖然日本政府一直要求大家避開3密（密閉、密集、密切接觸的場所），但這在東京真的很難實現。”木田抱怨道。

不過，危機也可化為轉機。《朝日新聞》等多家日媒在疫情期間發表社論，認為應該以新冠疫情為契機進一步推動東京人口向外流動，鼓勵企業向外地搬遷，并提倡遠程辦公常規化，由此形成緩解東京一極集中格局的良性開端。

“新冠疫情結束之后，預計疫情期間遷出的人口中一半都將回流，這一方面是因為東京的就業機會更多，另一方面是有一些人遷居之后可能無法適應地方生活。”太田肇坦言，想通過一場疫情來緩解東京一極集中的格局并不現實。

他補充說，盡管首都圈向城鎮的人口遷居很難推進，但是人口向京阪神、名古屋、仙臺、福岡等核心都市的流動可能會有進展，因為這些地方具備良好的工作環境與相對完備的“文化基礎設施”（孩子的教育環境、娛樂設施、街區的活力等）。

緩解東京一極集中的格局顯然不能一蹴而就，地方振興也還在摸索前行。牧瀬稔認為，假使技術創新可以改善城鎮生活的“脆弱性”，那么他相信會有更多人愿意從首都圈向外遷居，但這至少需要10年時間。

當然，城市與都市圈的極化發展并不是日本獨有的問題。在韓國，首爾都市圈（包括首爾特別市、仁川廣域市和京畿道）聚集了全國近一半的人口，當地房價一路狂飆升迫使許多年輕人放棄前往首都追夢。在中國，“逃離北上廣”的潮流曾不止一次引發關注。

不過此類行為也被很多人視為一種集體“抒情病”。不論是逃離東京、首爾還是北上廣，每個渺小個體的掙扎都是都市發展陣痛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