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一年。舊的一年正要離去，新的一年就撲面而來——這就是“過年”。過年，意味著甜酸苦辣再被搓上些鹽的人生之路，又走去了一大截。五味雜陳，啥感覺都混在一起，真是說也說不清楚，講也講不明白，就剩下倆字兒——傻樂。

不過傻樂的法子也多種多樣，各不相同。

我的人生，從來就很單調，還很無聊，實際上除了讀書，還是讀書；當然讀書讀久了，又有寫書。小時候要幫媽媽做很多家務，想讀書，沒那么充裕的時間。離開家獨立生活，時間都是自己的了，就捧著書撒歡讀。不知不覺，幾十年，就這么暗暗地讀著書度過了。

這帶著慣性，也生出了惰性。過年，仍然什么別的事兒都不會去做，只是一味想讀書。不同的，只是平日里讀書大多都有研究的目的和需要，讀書總是同寫書相聯系，而現在一年忙到頭了，即使不間斷地讀書，也該換個法兒來調劑調劑，總不能一輩子就一個節奏邁正步——這就是改讀書為翻書，像清風亂翻書一樣隨意翻書，翻到哪篇是哪篇兒。

亂翻書并不等于就是胡看亂看沒想法。相反，沒有既定目標的約束，松弛的心態，有時更容易引發一些平時不易生成的思索，從而形成某種獨特的認識。翻得多了，新的認識也會隨之增多。

今天，我隨手摸到的書籍是《史記》，一翻就想到了一些同“過年”有關的事兒，也很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分享——大家不都是在過年么，我這些想法也許能讓大家把這個年過得更明白些，也更有意思一些。當然，對那些具有某種不可思議的特別情感的人來說，也許會很殺風景，讓他的年過得了無喜氣。那就對不起了，因為我是個書呆子，只會說真話，只會說實話，真話和實話有時對有些人來說，就是不大好聽。談現實問題如此，談歷史問題也是這樣。

巴黎國立博物館藏敦煌寫本《史記·伯夷列傳》殘卷（據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不僅貫穿古今，還聯結著天人。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著述宗旨，本已清楚昭告了這一點。

太史公講的這個“天”是什么，后人的理解并不十分清楚。若是換個說法來講，可以說是越來越玄虛，越來越不著邊際。為什么呢？我們頭頂上的這個“大天”真的那么難懂么？其實道理很簡單，天底下任何抽象的概念都產生于非常具體的事實，天頂上的情況也別無二致，沒有眼前的“象”，“抽象”你從哪兒往出“抽”？

那么，這虛空的“天”賴以產生的基礎是什么？很簡單，是天象，也可以說是天文；更具體一些，還可以指實為日月星辰。這是因為日月星辰都有光有亮，甚至如太陽還照耀著大地，這些天象都舉目可見。不過肉眼可見并不等于人們就一定都會瞪著眼睛看。起初，也許是這樣，但那個“人人皆知天文”的三代盛世早已一去不再復返，班固在東漢前期已經發出“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的感嘆（《漢書·藝文志》。案其實班固自己就不大懂），所以才會出現“后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的情況（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三〇“天文”條），其實現在更普遍都是這樣，以至很多大學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國人連上弦月和下弦月都看不明白。

這些所謂“文人學士”既看不懂天象，也理不清天文，整天扯犢子，自然也就把天看得越來越空，把天講得也越來越玄。

太史公司馬遷是天文世家，所以才能在《史記》中寫出《天官書》和《歷書》（班固就不大靈了，所以寫《漢書》的時候，抄襲《史記》，看不懂就胡亂改）——前者重點記述的是天文，后者重點記述的是歷法，但實際上二者緊密相連，在很多方面甚至密不可分，所以不管我們從哪一方面著眼，深入的閱讀和理解，都需要“左顧右盼”，對這兩篇書“等量齊觀”。

由于不懂天象且不曉天文，后世學者在閱讀《太史公書》時，大多已經不能清楚理解《天官書》和《歷書》中很多具體的內容，古人過年都過的是怎樣的年，就是其中之一。

談到過年的年，我們就先來說說眼下正要過的這個“大年”。眼下正要過的這個“大年”，最晚近十幾年以來又被一些人稱作“中國年”，還歌之樂之，吹拉彈唱，滿世界熱熱鬧鬧地表演。可要是認真追究，這一稱謂是與政府的規定相違背的。按照法定的規矩，這個日子的正式稱謂根本不是什么“年”，它只是一個“節”，名稱大家都知道——這就是“春節”。

孫中山先生題詞

官府在國家制度層面取消“中國年”，讓這個“年”不再是個“年”，幾乎是與民國肇建相并行的歷史事件。放眼漫長的中國歷史，這是很晚很近的事情，晚得即使算不上“當代”史事，也是地地道道的“現代”史事。為什么？就是國民黨的國父孫中山講的那幾句大白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孫中山等先賢顛覆大清，肇建共和，為的就是順應這個世界潮流，改一家一姓之朝廷為萬民做主的天下，這也就是孫氏所說“人民來做皇帝”的“民權”政府。西洋人標準的稱謂，管這個叫“民主”。

國體已經跟著民主的潮流變了，百姓的日子也就不能再照著過去的樣子過，而日子是通過日歷、也就是歷法歷書來量度、來體現的，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年”的過法——中華民國一開張營業，就宣布廢除此前沿用的歷法，改行西洋的歷制，即采用羅馬教廷制定的所謂“格里高利歷”。

人們“過年”過的到底是什么，其實就是一年開頭那一天。進入這一天，就標志著展開了全新的一年，所以古人把這一天稱作“元旦”。為什么？“元”的本義是腦袋，就是“首”；“旦”的本義是早晨。一日之計在于晨，人們每一天的活動都是從早晨開始的，因而“旦”字也就代表了這一天。把這兩個字兒湊乎到一起，表述的便是新年的第一天。如此而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過去有皇帝的時候，是由朝廷的欽天監來頒行黃歷，人們過的自然是所謂“中國年”，正月初一就是“元旦”。這也就是實實在在的“大年”。到了中華民國，這個“元旦”改到了新歷書的一月一日，“年”也就隨之改到了這一天。相對于前朝以至前前朝的“中國年”，這個“年”產生的晚，所以，往往又被稱作“新年”。

中國共產黨在大陸雖然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政府，但卻依然順從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繼續過這個“新年”，于是，這個始自孫中山的“新年”就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的“年”。不過既然把這個堂堂正正的法定之“年”稱作“新年”，也就意味著原來那個舊有的“年”魂魄未散，還有很多人想要接著過。

黨和政府體恤民情民意，實際上還是讓人民群眾按照大清的老規矩，歡天喜地地過“舊年”。不信你站在上海灘上問問那些南來北往的中國人，有誰會把一月一日當“年”看？甚至幾乎沒幾個人會想到中國以外的那些洋人也需要“過年”、也會有個“年”過。

世界太大，也很亂，包括歷法在內的很多事兒，一下子都不大容易敘說清楚。不過中國舊有的歷法和民國時起采用的西洋歷法，二者的性質和差異都十分明顯，這是一清二楚用不著多事論證的事兒。相對而言，人們把中國舊有的歷法稱作“陰歷”，而把從西洋引進的新歷法稱作“陽歷”。與之相應，中國舊有的“年”，便被稱作“陰歷年”，伴隨著西洋歷法而生的這個“年”，就被稱作“陽歷年”。

所謂“陽歷”是因為它以太陽視運動的一個周期作為一年。“陽歷”的“陽”，指的就是“太陽”。那么“陰歷”呢？“太陽”是天上的日頭，相對地，月亮便被稱作“太陰”。所謂“陰歷”并不是基于月亮環繞地球運轉的一個周期，而是積累若干個這樣的周期作為一年。在中國傳統的歷法中，這個“年”的長度或者是十二個這樣的周期（平年）、也就是十二個月；或者是十三個這樣的周期、也就是十三個月（閏年）。

這樣的說明，看起來似乎很簡單，可實際上卻非常、非常重要。明白這個基本的原理，再去閱讀《史記》相關的記載，就不難發現，其實在中國古代，本來就有和西方的“陽歷年”性質完全一致的“年”，而且還不止一種。

相關內容，見于《史記·天官書》的記載：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時。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上面這些記述，實際上相當簡單，但對那些同天文歷法知識還很隔膜的人們來說，需要多花費一些筆墨，慢慢解說。在這里，只是先說明一下，上述引文中“四時之卒始也”的“卒”字，今中華書局印本的點校者因不懂天文歷法的原理竟妄自將其刪去，謬誤殊甚。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孝宗干道七年蔡夢弼東塾刻二家注本《史記·天官書》

首先是“候歲美惡”的“歲”字，在古代本有兩重涵義。泛義的，是指任意一種年，即“歲”就是“年”，“年”也可以稱作“歲”。像“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這樣的詩句，就是這樣的用法。狹義的，是指太陽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陽歷年。如前所說，其本質性特征，是以太陽視運動的一個周期、也就是地球公轉的一個周期作為一年，這也就是狹義講的“一歲”。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這段話中講的，是前一重泛義的語義。

“候歲美惡，謹候歲時”，是講預測一年境況的好壞，要恭謹地在這一年開始的時候去做占視。一年開始的時候當然就是這一年第一天，行話叫“歲首”。好了，那么什么是一年開始的時候、也就是所謂“歲首”是在什么時候呢？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甚至對于絕大多數中國古代史研究者來說，一定會覺得這話問得實在有些太傻：一年開始的時候，不就是前面剛剛講到的陰歷正月初一過的那個“大年”么？這還有什么好說的！

可情況還真的就不那么簡單，在《史記·天官書》中，司馬遷一下子就講了四種歲首。他是按照先后順序，從前往后數的。

第一個歲首是“冬至”這一天。司馬遷用“產氣始萌”、也就是生氣萌發來描述這一天的象征意義。

第二個歲首“臘明日”是指臘日的下一天。這臘日與其他三個歲首相比，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它的日期并不固定：既不固定于某個月中一個特定的日子，也不固定于太陽視運動軌跡中的某個特定的點。它是被選定在冬至后某一地支所值之日，而這一地支到底是在哪一個地支，也是因人因時甚至可能還會因地而異，經常變換花樣。

早期的情況，目前所知，有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里解釋“臘”字說：“冬至后三戌，臘祭百神?！边@講的，顯然就是我們在這里談論的臘日。許慎所說的“冬至后三戌”，就是冬至以后的第三個戌日?！稘h書·元后傳》載王莽篡漢后元帝王皇后對此極為憤恨，王莽“知太后所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悅。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這個故事說明王莽新朝的臘日同漢朝劉家人的臘日是完全不同的，而許慎身為漢臣，這里講的就應該是漢家的臘日。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修本《說文解字》

許慎說臘日要祭祀百神，司馬遷則說臘之明日會因“人眾卒歲”而“一會飲食”，并且是以“臘明日”為一年開始的“初歲”之日，這些都顯示出臘日和臘明日既是一個遍祀諸神的祭酹之日，也是一個大眾狂歡的節日。頗疑祭神儀式是安排在臘日之夜，而祭祀結束之后，庶民百姓即于其明日之晨聚餐歡慶。

第三個歲首的“正月旦”也就是正月初一。這就是現今大家熟知的那個“中國年”，用不著多做解釋。

第四個歲首為立春之日。司馬遷講，這一天的天文歷法意義為“四時之始”。所謂“四時”是指春、夏、秋、冬四時。在嚴格意義上講，這春、夏、秋、冬四時同春、夏、秋、冬四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若是相對于剛剛過去的上一年，司馬遷講到的這四種歲首也就是四種“新年”。如果僅僅是“年”多了一些，有些朋友或許還不會感到太過詫異，因為古今相通，過年就意味著歡慶，意味著吃吃喝喝，而這類朋友應當都對司馬遷生活的那個西漢時期的社會生活多少有些了解——西漢人的生活像墮落的羅馬時期一樣，快樂地享受，放縱地享受，無拘無束（至少那些有條件的皇家貴族和高官顯宦都是如此），多設置幾個尋歡作樂的“年”來過，還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稍微仔細一想，大多數人就不能不為之驚詫不已了——在這四種“新年”當中，除了“正月旦”之外，那三個年都是地地道道的陽歷年！

換個角度表述前面講過的陰歷年同陽歷年的區別，可以說前者是積月為年，后者則打破自然月份的完整性，太陽視運動的一個周期就是一年。當然需要特別強調說明的是，這里講的自然月份是指月亮環繞地球公轉的一個周期，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通常是指月亮圓闕變化、也就是所謂“月相”變化的一個完整周期。若是用學術術語來講，它也就是所謂“朔望月”。

以這樣的特性來判別，則不難發現，冬至是太陽視運動、亦即地球公轉過程中一個轉折性的節點，即地球南行至南回歸線而折返北上的時點；臘或臘明日雖不能固定在太陽視運動軌跡某一具體的位置上并周而復始地循環，但它所錨定的冬至卻是固定不變的，不管是被選在冬至日后哪一個地支日，其變化的幅度也都相當有限，所以本質上還是太陽視運動軌跡上一個特定的點；至于立春，它同太陽視運動軌跡之間的固定對應關系，就更加明顯了。附帶說一下，立春是二十四氣（也就是世俗所稱“二十四節氣”）中的一氣，而這二十四氣都是太陽視運動軌跡上具體的點（說詳拙著《話說二十四節氣》，收入拙著《辛德勇讀書隨筆集》的《天文與歷法》分冊）。

太陽視運動軌跡是一個封閉的圓圈，不管是在哪里截開，形成的線段，都可以構成一個標準的太陽年，這也就是所謂“陽歷年”（說詳拙著《說歲釋鉞談天道——由浙江博物館展出的青銅鉞講起》，收入拙著《天文與歷法》）。

具體地講，在上述三個陽歷“新年”中，冬至日的天文節點意義最強，最突出，因而也最神圣。所以帝王們選在這一天祀天于南郊，是一項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又《史記·封禪書》）。相比之下，臘日或臘明日在社會層級方面的地位，正好與之相反，不管是所祀的神，還是參與祭祀和歡慶的人，都顯示出很強的庶民特征，下里巴人的氣息相當濃郁。

從我們目前所知歷史文獻的記載來看，在這三個陽歷“新年”中，最具有普遍通行的歷法意義的一種，是剩下來的那個立春之日。

在傳世文獻中，從《夏小正》開始，經《呂氏春秋》之“十二紀”，《禮記·月令》，到《淮南子·天文》，載述的都是太陽年或稱陽歷年。相應地，其所記月份，也是同月相變化周期毫無關系的時間段，只是其時間長度與一個朔望月的天數大致相近而已。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這種太陽年中是絕對不能插入所謂閏月的。這一點，過去普通的文史研究者往往缺乏清楚的認識；至少基本上沒有什么人做過相關的表述。

最近清華大學公布的戰國竹書《四寺》（案篇題取自竹書內文。整理者擬題此篇為《四時》，但“四時”二字非竹書原文所有且不能很好地體現原書的內在旨意，故敝人改題如此），載錄的也是這種太陽年，而且內容相當豐富，展現了很多過去無以知曉的中國古代太陽歷的細節?！端乃隆泛汀秴问洗呵铩贰笆o”等都一一開列有太陽年中四時十二月的具體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其一歲開始的時點，都是在立春這一天。

這種上古的太陽年歷法，在民間命相學中一直傳承未斷?，F在一般人論某人的屬相，或者是以干支紀年，都是以所謂“中國年”的始末來區分。譬如前面的庚子年或稱鼠年，是終結于大年三十，而接下來的辛丑年或稱牛年，當是啟始于正月初一。然而在命相學家眼里，這前后兩年交接的時間點，卻應該是在前面公歷2月3日立春那一天。

你要是充分了解上面講述的這些天文歷法知識，就會理解，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荒誕不經的算命先生所依據的那種陽歷年，其實比 “中國年”要科學得多，也合理得多。原因，是不管什么樣的“年”，其最最核心的本質，是太陽視運動一個完整周期所經歷的時間。從天文歷法的科學意義上講，哪個“年”跟這個周期接近而且便于周而復始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哪個“年”就是個“好年”，反之就是個不該過或可過可不過的“壞年”。

那么，好好的人，誰會愿意過這種“壞年”呢？司馬遷說，這樣的人身為“王者”，也就是當時那些統治平民百姓、欺平民百姓和剝削平民百姓的反動統治者?！洞呵铩烽_篇記述的“元年春王正月”這幾個字，就與這種歷法制度具有內在的關聯?！霸辍彪m說是魯隱公即位后的第一年，可接下來的“王正月”三字，指的便是周天子這個“王者”之年的正月。言外之意，它不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中那種太陽年的正月。歷代經學家們對這“王正月”三字曾喋喋不休地大做文章，微言大義，講得煞有其事，頭頭是道，而依我看，卻都未必中其肯綮。

清道光四年揚州汪氏問禮堂仿宋刻本漢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據拙著《學人書影初集》）

不用說你也明白，這種過去很壞的“中國年”，對當時的反動統治者而言，是頗有便利之處的——這就是它的月份同月亮的朔望周期是嚴格對應的，看看黃歷上的初一、十五就知道天上有沒有月亮，小民們要是夜里謀反，控制起來就會便利很多。

不過天下事兒總是有利也就有弊。這種“中國年”，由于要照顧月亮朔望變化的周期，就不得不犧牲了“年”的合理性：十二個月平年的話，比真正的太陽年要短那么十多天；多插入一個閏月吧，又長出來將近二十天。不是短，就是長，根本就不是個像樣的“年”。

需要指出的是，剛才提到的《春秋》起首文句“元年春王正月”那個“春”字，嚴格地說，乃是春、夏、秋、冬四季的“春”。這春、夏、秋、冬四季同春、夏、秋、冬四時的區別，是春、夏、秋、冬四季是對帶閏月的“中國年”的季節劃分，因為有閏月，便同天文節點失去固定的聯系，而春、夏、秋、冬四時則是對一個太陽年的四等分，它同特定的天文節點存在固定的聯系。

譬如四時開始的時間，便分別為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這“四立”。從這個意義上講，《公羊傳》謂“春者何？歲之始也”，所說并不準確。蓋《春秋》紀年用的是王者之年，因而這個“春”乃是四季之春而不是四時之“春”，似是而非也。與春、夏、秋、冬四時配套的必然是陽歷年，同春、夏、秋、冬四季匹配的則只能是陰歷年，而只有四時才能“考寒暑生殺之實”，因為它同“分至之節”是嚴格對應的（《漢書·藝文志》）。

我這么說，有人可能還不明白。常語云：“每下愈況?！蹦俏揖湍醚巯碌那闆r再更具體地給大家講一下：在公歷2月12日過的這個“春節”，是四季中春季首月正月的第一天，即《史記·天官書》所說“正月旦”，是春季首日之節；而與此相對應的四時中春時首月、亦即孟春之月的第一天，乃是立春之日，它在公歷的2月3日，我們在“過年”之前早就過完了這個“四時之卒始”的日子。

了解到我在上邊講述的這些歷史事實，大家就會明白，我們若是老老實實奉行國家的法規，正兒八經地過“洋年”，非但同這個國家傳統的文化沒有沖突，而且還上承著一個更為久遠的歷史傳統，實際上正是發揚光大這塊土地上自古以來就有的優秀文化。

拉拉雜雜寫下這些胡亂翻看《史記》的感想，希望能多有一些朋友理解，也能多有一些愿意直面歷史的朋友喜歡。若是這樣，我很愿意借《翻書黨》一角之地，繼續寫些這樣的感想來與各位朋友分享。想到什么，就來說道說道。

不管眼前這個“年”有多不地道，它既然來了，總得對付著過。祝大家，過年好。

2021年2月7日晚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