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亂（Cholera）是一種由霍亂弧菌（Vibrio cholerae）導致的急性傳染病。其主要癥狀是嚴重的腹瀉及由此所導致的脫水。霍亂弧菌主要經由受到污染的食物或水源傳播；從感染到發病，它可在人體內潛伏半天到五天不等，且成人和兒童均會感染。發病后如未得到及時救治，患者可能會在數小時內死亡。絕大多數人在受到霍亂弧菌感染后都不會發生明顯癥狀，但對帶菌者糞便的監測顯示，該病菌可在受感染者體內存在一到十天不等，這使得該病菌極易在受到糞便污染的飲水中進行傳播。與此相對的是，它基本不會在空氣中傳播。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全世界每年發生霍亂130-400萬例之間，其中大約13,000到143,000人因此而喪生。（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cholera#tab=tab_1）在當代，霍亂雖然仍在肆虐，但由于人類已對其有充分的認識，所以，只要飲用水經過適當處理且醫療衛生條件齊備，該病已基本可防可控。

霍亂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傳染病，但它在世界范圍內對人類的殺傷則是從十九世紀——確切地說是從1817年的印度加爾各答——開始的。此次霍亂大流行從印度出發，影響到了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及非洲的部分地區，直到1823年才結束。霍亂的第二次大流行從1826年到1837年。此次影響范圍更為廣闊，亞洲、非洲、歐洲和美洲均受波及。除了上述兩次之外，霍亂還分別在1840年-1860年、1863年-1879年、1881年-1896年及1899年-1923年肆虐全球。每次的流行時間大致在10至20年之間，而在兩次大流行之間大都只隔了2到3年，可以說它是長期伴隨著人類而存在著的。1883年，德國科學家科赫（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1843-1910）首次發現霍亂弧菌，此后，隨著人類對該病菌了解的深入及相應抗病方法研究的發展，它的傳播逐漸得到了控制。

日本在文政五年（1822年）首次受到全球性霍亂的影響，在第二次霍亂大流行（1826-1837）期間較少受到波及。但是，在第三次大流行時期（1840-1860）則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以下主要基于當時留下來的史料，介紹一下日本安政五年到萬延元年（1858年-1860年）期間霍亂在江戶（即現在的東京）地區流行的情況。

我們知道，日本在1853年因為著名的“黑船來航”事件而被迫開國。隨著海外來人的逐漸增多，包括霍亂在內，各種流行病在日本傳播的可能性也大幅提高。1858年（安政五年）7月29日（舊歷六月十九日），大老井伊直弼統治下的日本德川幕府在未經天皇許可的情況下派遣井上清直（1809-1868）和巖瀨忠震（1818-1861）兩名官員于停留在神奈川海灘上的美艦波哈坦號（USS Pawhatan）上與美國代表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簽訂了《日美修好通商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mpire of Japan）；此后，幕府又相繼與英國、法國、荷蘭和沙俄簽訂了類似的條約。上述條約統稱“安政五國條約”。它們規定日本向各國開放通商港口，給予各國領事裁判權，其中部分條文還嚴重侵犯了日本的關稅自主權。“安政五國條約”的簽訂令日本舉國震驚，轟轟烈烈的尊王倒幕運動由此揭開了新的篇章。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日本政府對外交涉頻頻失利的時候，霍亂又找上了門來。

霍亂在當代日語中一般表述為コレラ，但在其早期流行的時候也曾被稱為コロリ，或者用漢字表示為“古呂利”“虎狼痢”“虎狼利”“虎列剌”或者“狐狼貍”等。從這些名稱也可看出當時人們對霍亂的恐懼程度。

一般認為，日本的霍亂主要來自朝鮮半島或琉球地區（今日本沖繩縣），經過九州及本州島西部北上抵達本州島的大部。1858年的霍亂在東海道（日本本州島中部靠近太平洋沿海一帶地區，其中包括江戶地區）地區的流行始于舊歷六月下旬，這與《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簽署幾乎同時（《東京市史稿. 変災編　第3》，第1025頁，下同；以下引用僅標注頁次）。所以也曾有人懷疑是美國軍艦把霍亂帶進了日本。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次霍亂造成的死亡情況。

下表展示了安政五年舊歷九月四日江戶町年寄役所（“町年寄”是江戶幕府時期的城市民政管理機構，由民間人士組織而成，隸屬于町奉行。江戶的町年寄有奈良屋、樽屋和喜多村三家，他們分別居住在日本橋本町的一丁目、二丁目和三丁目，他們的住處也是辦公場所，稱作“町年寄役所”，役所相當于現在所說的辦公樓）公布的八月份因病死亡人數的情況：

以上缺少8日和9日的數據。根據所提供數據加總，合計共有11,512名染病死亡者。由此可知，原文中提供的12,492名染病死亡者總數應該是包括8日和9日的全月合計數。但是不知為何，這兩天的數據缺失了。上述兩個總數之間的差是980人，也就是說，理論上8日和9日共有980人染病死亡，平均每天490人。

此外，根據喜多村栲翁所著《古呂利考》的說法，在整個安政五年之中，江戶地區因霍亂而死亡的人員，其中屬于武士階級（即所謂“武家”）的共有22,554人，屬于一般百姓階級（即所謂“町人”）的共有18,680人。總共41,234人。喜多村的數字與另一部幕末時期著作《橘黃年譜》的記載分毫不差，它們的數據來源應該是相同的。

另外，根據《嘉永明治年間錄》的記載：

（安政五年）八月中江戶中町屋病死計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三人，大流行始終，即自七月廿日至九月十日凡五十日間，武家及寺院町方人等自其他文書中所透露者，大致有三萬人死者云云。

這里的12,593名死亡人數與上述町年寄役所提供的12,492這個數字只有101人的出入，而總死亡人數大約三萬的判斷與下文《年表續紹錄》中所述的大約兩萬八千人的死亡總人數也基本符合。

然而，《日本災異志》對于此次霍亂死亡人數的記載卻是這樣的：

自安政五年（紀元二五一八年，日本紀年法，以公元前660年傳說中的神武建國為紀元元年，紀元二五一八年就是公元1858年 ）七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三日之間的五十五日，根據江戶中諸寺院處理死者情況進行登記。（以下為摘要）淺草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人，下谷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九人，小石川一千九百零七人……西本愿寺一萬三千五百人，東本愿寺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人，增上寺一千九百八十七人，真法寺六百七十二人。總死亡人數二十六萬八千零五十七人。（1035頁）

對這段話中所舉江戶各地死亡人數進行加總，合計為114,745人，而在文末則說總死亡人數是268,057人，其中應是省略了江戶其他地區的統計數字。日本前現代時期的寺院文書保存工作非常完備，因此，上述來自寺院的霍亂死亡人數統計理論上應該具有較高的可信性。

根據上述資料，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首先，根據町年寄役所和《嘉永明治年間錄》的記載，安政五年霍亂中八月份的死亡人數可能在12,400到12,500人之間。

其次，在整個1858年中因霍亂所導致死亡的總人數基本有三種說法，一種是《古呂利考》和《橘黃年譜》所持的四萬余人說，另一種是《嘉永明治年間錄》和《年表續紹錄》所持的兩萬八千到三萬人說，第三種則是《日本災異志》所持的二十六萬余人說。其中，前兩種說法相對比較接近，而第三種說法就與它們相差太懸殊了。這很難用統計口徑差異所造成的誤差這一理由來解釋。對于這一問題可能還需要進一步進行研究。在此先提出來，供感興趣者參考。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疫情的具體展開情況。雖然以當時的科技條件一時無法肯定人們得的是什么病，但在史料中記載，他們大多具有腹瀉、嘔吐以及手腳冰冷等癥狀；致死時間少則一兩個時辰，多則一天一夜。與此前病例相對照，基本可以確認他們得的就是霍亂。資料顯示，在向役所提出救濟請求的貧困人家之中，還有在三天之內一家五口全部死亡的例子——的確可謂是人間慘禍了。由于致死相當迅速，此病引起了居民極大的恐慌。而霍亂也得到了一個別名——“二日コロリ”（意思是得病兩天就會致死的霍亂）。這令當時的醫生一時間也是束手無措；絕望的市鎮居民更是瘋狂祭神祈禱，最終自然也是毫無效果。直到八月下旬，此病自行稍稍平復，人們才喘過了一口氣。根據對死亡人員的進一步調查，發現其中以從事漁業和航運業的人員較多，而居住在山里的人員則較少患病。這就從側面提示了霍亂的發生與水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此外，居家衛生條件較好的人家得病較少，而家中比較貧困臟亂的人家則得病較多。這又提示人們，衛生條件的好壞與致病之間也有著某種內在的因果聯系。

來自火葬場的報告頗為凄慘。在武藏國北豐島郡的小塚原火葬場，一時間棺木堆積如山以致無法及時處理。其中那些十天乃至半個月未經處理的棺木，其中尸體因為天氣炎熱而腐爛發臭，其臭氣甚至蔓延到了下谷、神田乃至淺草等市內區域。根據當時的史書《年表續紹錄》的記載，根據安政五年九月的統計，此次霍亂共造成江戶28,421人死亡，其中得以火化的僅有9,923人，只占總人數的不到35%。（1033頁）

霍亂流行圖（原日本帝國圖書館藏，下方隊列應是在抬送裝盛死者尸體的木桶）

史書上還留下了一份患病死者的名單，這些人當然都是略有些名氣的，茲照錄于下：

書家（即書法家）大竹蔣塘，同市川米庵，俳諧（家）惺庵西馬，同福芝齋得蕪，同過日庵祖鄉，狂哥（即狂歌師）燕栗園（千壽），講談（類似于我國的評書）一龍齋貞山，咄家（即落語家）（鈴の家）馬勇，同上方戈六，畫工（一）立齋廣重（即著名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同櫻窓三拙，（戲）作者綠亭川柳，同柳下亭種員，畫工歌川國鄉（歌川廣重的同門師兄弟），角力寶川石五郎，同萬力巖藏，三弦杵屋六左衛門，同鶴澤戈治，同清元市造，碑名石工龜年，畫家英一笑，狂哥（即狂歌師）六朵園，畫師菁菁所其一（原文如此，可能有誤），（戲）作者樂亭西馬，太夫（即女性歌舞伎者）清元延壽，同清元染太夫，同清元鳴海太夫，同清元秀太夫，同都與佐太夫，常盤津（常盤津節是三味線音樂的一種，此處指常盤津藝人，下同）須磨，同常盤津和登，同人形（木偶師）吉田東九郎，役者松本虎五郎，同尾上橘之助，同嵐小六，同嵐岡六，三弦岸澤文字八，（戲）作者五返舍半九，女匠都千枝，同常盤津文字榮，同小登名，太夫（即女性歌舞伎者）竹本梶尾，同豊川小玉。（括號中字為本文作者添加的解釋文字及對所述人物名字的補充完整，1027-1028頁）

這些死者中包括書法家、畫家、狂歌師、樂師等等，可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兼而有之。而有些同姓者幾乎可以推定都是全家遇難者，比如凈琉璃師清元一家、常盤津一家等等。

幕府方面對霍亂展開了救助行動。根據當時著作《頃痢流行記》的記載（1026頁），此時江戶府內的一般居民共有人口7,101,318人。“表店”（與“里店”相對，指靠近街面所建的房屋，而“里店”指的就是在不靠近街道的一面所建的房屋）850,013間。其中的居民：男性3,400,014人，以每人需米5合（合：日本尺貫法下的體積單位，包括石、斗、升、合、勺、才六級，每一級均相當于10個下一級單位。如：1石=10斗，以此類推。與公制單位的換算為：1合≈0.18039公升，其余以此類推）計算，共需米10,070石又7升；女性1,700,028人，以每人需米3合計算，共需米5,100石又8升又1合。“里店”共925,202間。其中的居民：男性1,111,120人，以每人需米5合計算，共需米5,155石又6斗；女性851,208人，以每人需米3合計算，共需米2,553石又3斗又2升。此外還有盲人9,113人，和尚70,110人，尼姑3,990人，神主8,980人，山伏（修驗僧）6,848人，以上各色人等共99,046人，共需米495石又2斗4升5合。除以上一般居民之外，政府還需向貧困人口進行救濟。其中，貧困男性共316,020人，共需米15,801石；貧困女性共207,056人，共需米8,116石又8斗。以上用于貧民的救濟米共需23,917石又8斗，用于購買的資金共需6萬兩金子。由此可見，幕府方面為救災也是下了血本的。

醫生們也為救治此次霍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根據《東京市史稿. 変災編　第3》所引《日本醫學史》的記載，針對此次疫情，產生了以下一些救治相關著作：桂川甫賢的《酷烈（即霍亂）辨》，宇田川榕庵的《膽液病（霍亂）說》，佐佐木仲澤的《壬午天行病（時疫） 說》，齋藤方策的《壬午天行病醫案》（以上兩本書是關于文政五年霍亂的），西田耕悅的《雜氣病案》等（1014頁）。其中最著名的自然當屬緒方洪庵（1810-1863）的《虎狼痢治準》一書。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上述不少醫書都從所謂“蘭方醫”（也就是西醫）角度出發展開了研討。

此外，在江戶幕府的官方公事記錄《柳營日次記》中記載了一份安政五年舊歷八月二十三日發送給幕府老中間部詮勝的公文，其中提到了一些當時治療霍亂的藥方：

將龍腦或樟腦一、二兩放入一、二合燒酒中加熱，用小片棉布蘸取并小心擦拭到患者的腹部和手腳部位，每隔小半個時辰 ，再在患者靠近心臟的上腹部及手腳部位用芥子泥進行涂抹溫敷。（1039頁）

這封信中還記載了其他一些偏方，其基本目的大致都是為了保持患者體溫，防止因霍亂引起的體溫下降而致患者死亡，談不上是治本之策。

無論如何，這次霍亂在肆虐了一個多月之后終于漸次平息了下來。它在此后兩年（即公元1859到1860年）間又反復出現，而且都是在當年的舊歷七到九月之間流行。霍亂過后又發生大規模的流行性感冒，同樣也奪去了不少人的生命。這次為期三年的霍亂所造成的死傷比同期的所謂“安政大獄”嚴重得多，但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更加鮮明印象的卻反而是后者。——這也是挺耐人尋味的吧。

需要一提的是，日本TBS電視臺曾于2009到2011年拍攝放映過一部歷史穿越劇《仁醫》，其背景就是這次安政年間的霍亂。各位讀者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看看這部劇以增強一些感性認識。

最后，還是要提醒讀者諸君：上述歷史已經初步證明，抗疫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事情，對于當下全球性的新冠疫情，我們也切不可心存僥幸，疏忽大意，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戰的心理和物質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