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經歷2020年高信用等級國企債券違約驚魂后，2021年債券市場會怎么走？哪些領域可能會有風險？投資機會在哪里？澎湃新聞聯手專業債券資訊平臺“勝券”，推出《勝券在握》專題，通過采訪資深業界人士對上述問題一一拆解。

在中國債券發展史上，2020年是值得銘記的一年。

2020年11月，AAA級的國企永城煤電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永煤集團）債券違約，震驚市場，沖擊了業界對高信用等級國企債券的“剛兌”信仰。弱資質地方國企債遭拋售、二級市場債券大跌、債券型基金被贖回凈值大跌、投資機構全面風險排查。

進入到2021年，信用風險事件是否會加劇信用收縮，進而導致違約加速？城投的風險是否也會暴露？根據中誠信國際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測算，城投企業相關債務占到了隱性債務的80%以上，是目前我國地方隱性債務的主要載體。

與此同時，信用風險事件也暴露出我國信用評級行業存在的一些評級虛高、區分度不足等“重市場份額、輕評級質量”問題，導致信用評級的風險預警和投資定價功能未能得到有效發揮。

評級公司如何應對中國債市的這場“大變局”？澎湃新聞記者就此專訪了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長、高級總監袁海霞。

澎湃新聞：在中國債券發展史上，2020年是值得銘記的一年，“國企信仰”受到了沖擊。這對中國評級行業構成了怎樣的挑戰？

袁海霞：自2014年3月“11超日債”利息違約打破債券市場剛性兌付以后，我國債券市場有將近7年的違約歷史。根據中誠信國際研究院違約數據庫的統計，截至2020年末，公司信用債市場共有違約債券510支，涉及企業177家，累計違約規模合計超過4000億元；其中，國企違約的數量和規模較往年都有明顯的增加，尤其是有一些體制性、周期性、行為性的超預期的國企違約事件，極大沖擊了信用市場，在一定程度也動搖了市場的“國企信仰”，對評級行業也形成一定影響。

目前經濟周期和信用周期的變化以及黑天鵝事件和灰犀牛事件的沖擊，無疑會增加評級行業發揮風險揭示作用的難度和復雜性。從當前情況來看，我國債券市場存量規模超過110萬億，已成長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債券市場，但我國債券違約規模、違約率均遠低于美國。借鑒美國債券市場發展歷程，債券市場違約率與GDP增速呈現明顯負相關，伴隨我國經濟增速換擋，風險釋放或將隨之加速，同時2021年對沖疫情政策緩釋的風險在2021有可能進一步釋放，未來需擺正信用風險觀念，債券市場違約風險釋放將為常態。

對于評級行業而言，需要完善評級技術與方法體系，提高信用評級預警能力。一方面，認真評估自身評級技術與方法的合理性和審慎性，針對以往評級方法中存在的不足作出改進。另一方面，評級方法應更加強調基于受評主體信用基本面的獨立信用風險，對“政府支持”應用的審慎性進行必要的評估，避免因過度強調“政府支持”而忽視個體信用風險實質的不足；與此同時，評級機構需提升前瞻性，完善信用風險監測和預警體系，充分運用輿情監測、風險量化模型等工具對受評主體信用風險進行及時跟蹤和評估。

澎湃新聞：近年來債券市場及評級行業加速對外開放，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評級行業未來發展趨勢如何？

袁海霞：隨著評級行業對內對外進一步開放，固然有利于擴大信用服務供給，但也必須考慮到擴容后帶來的競爭加劇問題。在引入更多評級機構的同時，必須要加強監管，規范業務開展，營造良好的競爭秩序，同時有必要建立優勝劣汰機制，推動行業內的兼并重組，以推動評級行業在更加開放環境下的高質量發展：

首先是在擴容的同時，監管機構有必要防患于未然，做好應對措施，在事前、事中、事后各個環節加強監管，促進信用評級行業規范、穩健發展，充分發揮信用評級在風險揭示和風險定價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強化信用評級業務的監管和市場約束機制，完善信用評級行業基礎性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打擊除評級服務質量以外的惡性競爭行為，并引導行業加強自律管理，為行業發展搭建完備的制度框架；另外，應著力建立以聲譽機制為主導的市場環境，強化聲譽激勵機制，并且完善信用評價機制和建立明確的準入退出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化信用評級結果的優勝劣汰作用。

其次，考慮到信用評級是信用債定價的重要因素，評級行業在金融市場有著特殊地位，開放的市場環境下監管部門也有必要借鑒歐盟教訓，把握好約束和放松之間的平衡，既要相應進行調整，做好海內外評級監管體系的融合工作，增強信用評級結果的一致性管理；也要認識到信用評級的重要性，扶持和培育本土聲譽良好的評級機構參與國際競爭，提升中資評級機構的國際競爭力。

除此之外，要加大行業內部的兼并重組，注重培育有競爭力的評級機構。評級行業過度擴容可能帶來“級別競爭”“價格競爭”等威脅行業聲譽機制的競爭“亂象”，在加強監管、營造良好的競爭秩序之余，可以推動行業內兼并重組，鼓勵競爭實力更強的評級機構通過吸收合并進一步增強評級服務提供的能力，培育市場公信力。

澎湃新聞：中誠信國際對于如何進一步完善國內信用債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有何建議？

袁海霞：未來在投資者保護方面，一是完善投資者保護條款，擴大投資者保護條款的應用和效力，我國現行投資者保護條款存在對風險點的覆蓋范圍不足、應用不到位等問題，針對上述問題未來可以增補條款，擴大風險點覆蓋范圍，并鼓勵加大投資者保護條款的應用，促進其效力提升。二是繼續深入完善持有人會議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投資者保護相關的配套制度，加大監管執法力度，一方面引導和推動持有人會議可以使得債權人的意志得到充分體現，提高債券持有人的話語權，切實維護債權人權益；另一方面需持續完善公司信用類債券信息披露制度建設，強化信息披露要求，減少信息不對稱行為，此外還應加大監管執法力度，增加信息披露不完善等行為的成本，加強對發行人行為的約束，從監管約束和投資者約束兩個角度推動完善信用披露制度。三是健全違約處置的基本制度，可以考慮引導專業資產處置機構等多元化主體參與，擴大違約債券交易中的發債主體范圍，并提高違約債券交易的透明度，進一步完善違約債券交易市場、提升交易活力。

除此之外，要合理引導市場預期，同時引導信用風險的市場化和有序釋放。一方面，要加強市場各方對債務風險的管理協同，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合理引導市場預期，避免超預期信用事件引發市場劇烈波動。另一方面，引導債券市場信用評估框架與邏輯調整，回歸信用基本面判斷，優化債券定價機制，推動市場形成有效預期，使得投資者承擔的風險與其收益相匹配。

與此同時，要進一步糾正債券市場結構失衡，增強債券市場韌性。目前我國債券市場資金主要流向國有企業，結構性失衡較為嚴重，一方面加大了民企融資難問題，導致債券市場資源配置功能未能有效發揮，另一方面也無形中推升國企債務風險，而考慮到國企債務違約對市場影響力偏大，在平衡市場出清與防范風險擴大化的平衡中可能加大國企債務處置難度。未來應采取有效的逆周期調節措施，平滑不同所有制發行人債券發行結構的結構性失衡，充分發揮債券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增強對實體經濟支持的力度；同時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當前的信用市場結構，培育多元化、合格的參與主體結構，發展高收益債市場和衍生品市場，豐富CDS等信用風險對沖產品，為民營企業和低評級企業融資需求提供必要的支持。

澎湃新聞：從2020年到2021年中國的宏觀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又如何影響到地方政府的債務狀況？

袁海霞：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中國經濟經歷了深度下滑、快速反彈和逐步修復與恢復增長的過程。為了對沖疫情沖擊，2020年宏觀政策加大了穩增長力度，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出臺了“赤字率提高至3.6%以上”“新增地方專項債額度增加至3.75億元”“發行萬億特別國債”等一系列財政組合拳，使得政府部門杠桿率明顯攀升。根據中誠信國際的測算，截至2020年底，僅考慮顯性債務的政府部門杠桿率達到49.3%，增幅為7.2個百分點，大幅高于前兩年。

2021年，伴隨經濟逐步修復，宏觀政策將繼續向常態化回歸，更加注重經濟結構的調整，前期規模型財政政策力度或邊際收縮，例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赤字率擬按3.2%左右安排、暫緩發行特別國債、新增專項債額度減少1000億元等；若以2021年名義GDP預計增速10%及3%赤字率為基礎估算，2021年國債余額預計增幅2.23萬億元，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債額度或為1萬億元。

2021年，在財政政策邊際回調的同時，地方債將同時迎來到期高峰，全年地方債到期規模共計2.67萬億元，其中專項債到期規模達到1.14萬億元。從到期時間看，4月、6月及8月債務壓力較大，地方債到期規模超3000億元。在到期高峰到來的同時，地方債付息壓力持續加大，據中誠信國際測算，2021年政府部門付息規模或接近1.8萬億元，占GDP和新增社融的比重分別約為1.61%、5.72%，在地方債到期高峰來臨之際，較高的償債付息規模或進一步加劇地方財政壓力。在2021年經濟整體弱復蘇的態勢下，各地經濟恢復程度不一，同時受疫情不確定性影響、區域經濟財政實力分化將進一步加劇，區域性債務壓力仍存。

澎湃新聞：在當前的宏觀背景下如何應看待“城投信仰”？“城投信仰”是否還應堅持？

袁海霞：截至目前，盡管城投企業債券“信仰”仍存，但城投信用事件仍在持續暴露，信用事件有從非標領域向債券蔓延的趨勢。展望2021年，伴隨各地區隱性債務風險化解工作持續推進，尤其是各省建制縣擴大地方債助力隱性債務化解試點工作，所在地區城投債務風險或有所緩釋，有利于防范城投尾部風險無序釋放，但城投企業整體信用分化趨勢不改。對于經濟增長乏力、財政實力較弱、債務負擔較重區域的城投企業信用風險仍需持續關注。同時，伴隨“兩新一重”建設持續推進、城投企業轉型提速，城投企業在業務創新、兼并重組過程中的風險分化也將持續顯現。此外，伴隨下階段債券市場尾部風險加速釋放，區域內產業類企業債務風險或通過擔保鏈、融資鏈、供應鏈等路徑向城投企業擴散，城投風險仍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