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古以來是北方重鎮，明清以來，以門神、紙馬等為代表的北京民俗版畫藝術一度曾十分繁榮。隨著時代變遷，北京的這些民俗版畫早已絕跡。1941年在北京成立的“中法漢學研究所”曾收藏全國各地神像類民俗版畫五千余件，其中不乏北京紙馬、門神畫等作品。新中國成立前后，國內亦有不少民俗、藝術學者等有識之士關注收藏北京民俗版畫，至今尚有清代紙馬版樣百余種，門神畫、掛箋以及紗燈畫若干精品等實物遺存。本文通過對遺存的清代北京民俗版畫實物進行梳理，將其歸納為門神門畫、百份紙馬、上元燈畫、歲時雜畫四大類。

北京民俗版畫的產生具有良好的基礎。遼代曾在北京地區建立陪都，號析津府，亦稱燕京，當時的統治者積極吸收漢族文化，從北宋輸入大量印本書，逐漸掌握雕版印刷技術，作為陪都，北京不僅在憫忠寺、弘法寺等寺廟設有印經院，還出現不少刻版印刷佛經的私人書坊，如仰山寺前楊家、檀州街顯忠坊南頰住馮家、大昊天寺福慧樓下成家等。1974年，在應縣木塔考古發現的一批極為珍貴的遼代文物中，大部分刻書、刻經與版印佛畫都是在當時的燕京（今北京）雕印，最著名的要屬木刻漢文大藏經《契丹藏》，卷首有精美的單色扉畫佛像，另外還發現了墨印填色和漏版刷印的彩色獨幅佛像（圖1）。這些由皇家組織、燕京雕刻的應縣木塔秘藏版畫代表著遼代佛教版畫的最高水平，說明當時的北京是整個北方地區雕版印刷的重鎮，其雕印業的繁榮可與北宋印刷業發達的城市相媲美。金滅遼與北宋后，又將宋都開封的工匠藝人掠至北方，開封作為木版年畫的發祥地，匠人的北遷必然隨之帶來先進的木版刻印技術。從理論上來說，這些因素都為后來北京民俗版畫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圖1.南無釋迦牟尼佛（漏版套印獨幅版畫）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北京的民俗版畫以門神、灶君、天地、財神、紙馬等為主。在以往的相關研究或著作中，有關北京民俗版畫或年畫的內容頗為匱乏，鮮有單獨論述，究其原因，或有以下關系。

其一，“衛畫”盛行京城。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記載：“十二月初十外，則賣衛畫、門神、掛錢、金銀箔、馬子（紙馬）。”此處“衛畫”即楊柳青年畫，因楊柳青距天津衛僅十余公里之故。楊柳青作為著名的年畫產地毗鄰京城，其“細活”年畫畫工精致、風格華美，享譽京城，實力雄厚的戴廉增畫店還在北京打磨廠開設分店，邀請畫師來京創作適應京城人們喜愛的畫樣，深受京城達官貴族和城市居民喜愛。因此，北京本地印制的年畫多供應為城郊或山區小戶人家，內城則是以楊柳青年畫為主流。

其二，種類單一。北京地區的年畫缺少其他年畫產地所包括的諸如故事小說、戲曲題材、民俗生活等主流年畫品類，而多是門神、紙馬、神像等民俗版畫，而這類版畫通常在畫面構圖、刷印套色上較為粗樸簡率，這就使得北京年畫無論是風格還是典型性上在全國傳統年畫產地中并不突出，故而以往論著中對北京這一年畫產地述之甚少。

然而，若按照過去畫店和作坊常年供應的各種品類來看，除去門神、灶君、神像以及各類題材年畫之外，喜畫、福壽屏、祖師紙馬、扇面畫、西湖景及丈畫、燈屏畫、博戲玩具、歲時雜畫等都可納入到民俗版畫的范疇，亦可擴大對北京民俗版畫的研究范圍。本文通過對遺存的清代北京民俗版畫實物進行梳理，將其歸納為四大類。

圖2.武門神：神荼郁壘 清代版 35.5×22cm 國家圖書館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一）門神門畫

北京刻印門神畫的作坊集中在建國門外十余公里的高碑店村。高碑店位于北京、通縣之間，清代為皇糧轉運碼頭，歸順天府大興所轄，商賈聚集，民俗濃厚。每至冬閑時節，當地農民便從事刷印門神畫、雕刻掛箋等手工藝，及至臘月將這些門神畫、掛箋等送到城內打磨廠各紙店，以此獲得一些報酬，同時再換回“梅紅料”及“南粉簾”“夾簾”等紙張，以作來年印制之用。過去察哈爾省的張家口，熱河省的興隆、承德等地的商販，入冬都要到京城打磨廠各紙店畫鋪躉貨，將北京的門神畫銷往長城口外各鄉鎮。

因北京內城大戶人家多貼楊柳青刻印的門神畫，北京本地的門神畫多供應城郊或山區人家，因此尺幅相對較小，大幅者高一米，小幅約二十厘米，通常以紅、綠、藍、黃四版套色印刷。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載：“門神皆甲胄執戈，懸弧佩劍，或謂為神荼、郁壘，或謂秦瓊、敬德，其實皆非也。但謂之守門神可矣。”北京地區的武將門神從形象上來看，身形短粗敦實，容貌威猛正統，風格粗獷，頗具鎮殿將軍之遺風。從目前遺存的實物看，一類武將門神頭戴帽盔，身披鎧甲，手持金瓜，上面分別印有“神荼”“郁壘”之名，表明二者的身份，即《山海經》中描繪的能捉鬼飼虎的兩位神人，也是歷史上最早有名姓的兩位門神（圖2）；另一種武將則身著甲胄、背插靠旗，挺胸腆腹，手中分持雙鞭、雙锏，可知二人乃隋唐名將秦叔寶和尉遲敬德（圖3）。

圖3.武門神：鞭锏門神 35×23cm 國家圖書館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除了武將門神，傳統的門神序列中還有各類文官門神和仕女童子。按照門神張貼規則和習俗，甲胄執戈的武門神要貼于臨街大門上，起到鎮守防祟的作用；朝服捧笏、面容慈善的文門神則張貼于院內屋門上，迎客送福；各類仕女、童子門畫一般貼于內室門上，老人門上多貼“五谷豐登”“推車進寶”等題材，年輕夫婦門上則貼“麒麟送子”“冠戴流傳”等祈子內容。北京印制的這些門神門畫，人物形象造型樸拙，線條穩健，色彩厚重，畫幅均高不及尺，正適合過去北京周郊山區村舍房門之所用。（圖4、圖5）

圖4.文門神：加官進祿 36.5×25cm 國家圖書館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5.門童：五谷豐登 25×18.5cm 國家圖書館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二）百份紙馬

紙馬，是指過去敬神祭祖時焚燒所用的印有各種神佛祖師圖像的紙張，又謂昔時祭祀神靈時必附一匹馬的圖樣，作為受祭者升天的坐騎，故名“紙馬”。由于其大多是以木版刻印再簡單手工填色而成，故可其視為民俗木刻版畫之一種。北京作為三代帝都，繁文縟禮極盛，在很多民俗事項中曾大量運用紙馬，從而形成了豐富、全面的紙馬藝術。

圖6.五雷鎮宅 國家圖書館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元代文獻資料涉及紙馬者頗為罕見，僅見于記述大都坊巷、廟宇勝跡和風俗之類的熊夢祥所撰《析津志》中，載有“五月天都慶端午，艾葉、天師符帶虎……”之句。元代“天師符”現已不得見，但通過清末刻印的“五雷符”（圖6）可睹其遺意。舊時北京東四牌樓北有“汪紙馬胡同”（后改為汪芝麻胡同），相傳即因元代此處有汪姓印刷紙馬的作坊。但汪氏刷印的紙馬，至今未見有遺存，難知其風格。明清兩代，作為都城的北京，政治、社會相對穩定，經濟繁榮，工商薈萃，人民生活安定，民俗活動豐富多彩。通過時人所撰的風俗志書，可一窺當時城市的地理風貌、民俗慶典、歲時風物等狀況，并從中了解紙馬藝術的基本情況，尤以清代光緒年間富察敦崇所撰的《燕京歲時記》記載最為詳實。該書以時間為序按條目羅列出北京歲始年終的有關紙馬的祀神活動，如正月要祭祀財神、倉神；三月撢塵會，東岳廟開廟半月，期間要祀東岳大帝、岳武穆、梓潼帝君等；端午要買五毒符、天師像等；六月二十三日營伍及武職、騾馬飼養者要奉“水草馬明王”，二十四日關公誕辰要焚祭“關圣帝君”紙馬；八月灶王爺誕辰日，廚行祭拜“司命之神”，中秋節拜月要張貼月光馬（圖7、圖8）；十月初一送寒衣，給亡人焚燒冥衣紙馬；除夕夜擺天地桌送神接神，供以“百份”。可見，北京的紙馬應用于各種風俗節令之中，除書中提到的這些歲時節日，在諸如求學、結婚、求子、做壽、殯喪、動土、遷居、出行、開市、祭祖等場合，都離不開紙馬，其種類更是不勝枚舉。可以說，作為通神的媒介，紙馬在人們從初生到命終的各種人生禮儀和世俗活動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更為難得的是，按照現存的北京紙馬實物，大多可與書中記載一一對應，為我們提供了確實可信的研究資料。（圖9）

圖7.舊時北京的中秋祭月習俗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8.月光馬 105×50cm 王樹村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9.天地全神 30×22cm 國家圖書館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北京作為一國之都，在文化傳承、民族結構上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因此其紙馬所涉及的神祇相較于各地更加正統，名目則更為全面。就北京紙馬來說，從神祇的性質上，大致可分為六大類。（1）道釋神，即佛教和道教等宗教體系中的神位，如釋迦牟尼、觀世音菩薩、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2）吉祥神，這類神祇主管為人間賜福降財等吉祥之事，如各類財神、福神、喜神、壽星；（3）家宅神，保護家宅安康的神位，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是最基本最受人們依賴的居家保護神，如家宅六神；（4）婚育神，主管婚姻、子嗣繁衍、小兒安康的神祇，如和合二圣、張仙、碧霞元君等；（5）自然神，即與自然界或自然現象相關的神祇，如各類山神、水神、火神、蟲神、樹神等；（6）先賢祖師，即各行各業的創始人和保護神，如魯班（木瓦匠之祖）、造酒仙翁（杜康，燒鍋釀造之祖）、孫思邈（藥業之祖）等。又因在民間信仰中，很多神祇并非單一功能，而是身兼數職，故上述分類又難免有相互交叉之情形。以上所列類目中，尤以行業祖師紙馬最能體現北京紙馬之特色。這類紙馬除在上方刻畫主尊及侍者，還在香案下方刻繪與其主宰有關的勞動情景。如“軒轅圣帝”（圖10）上方為軒轅黃帝及史官等三人，下方刻有紡紗、織布、染整、成衣的幾個勞動操作過程，表現了軒轅皇帝教民穿衣這一傳說，被奉為成衣匠的祖師；“煤窯之神”（圖11）上方繪神靈坐像，下方則是礦工采煤、搬煤、趕馬運炭等勞動場景，過去北京西山多煤礦，門頭溝、房山一帶煤窯眾多，故而出現了這類富有地域性的紙馬；又如“爐火之神”，上方畫一位戴展翅烏紗，身穿圓領一品宮服的朝官居中而坐，神案上有一架天平及元寶若干，下方刻畫銀爐巧匠在煉金銀、鑄元寶之勞動情景，過去北京的金店、銀樓、首飾店等與冶煉、鍛造相關的行業皆供奉此祖師之像，以祈爐火興旺，制作工藝精巧（圖12）。這些行業祖師紙馬的出現，雖然仍不乏封建迷信思想作祟，但卻說明人們已經漸漸破除了天地創造萬物、鬼神主宰一切的蒙昧思想，認識到各行各業都是由人、由勞動者所創造，反映了人類認知的一種進步，同時也體現出民間藝人對勞動人民生產生活的觀察及表現能力。

圖10.軒轅圣帝 24×24.5cm 王樹村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11.煤窯之神 26×23.5cm 王樹村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12.爐火之神 50×49cm 王樹村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三）上元燈畫

農歷的正月十五元宵節，過去又稱作“上元節”，在這前后幾天里民俗活動豐富，夜晚市井商鋪則懸燈結彩，供人游賞，故這日又俗稱“燈節”。北京的上元燈節形成于明代，繁榮于清代。上元節前后，城內售賣糕點的“餑餑鋪”等市肆商鋪為裝飾門面、招徠生意，便在門前高懸紗燈，吸引顧客觀賞。北京的燈彩樣式以燈屏繪有精彩故事的絹紗燈為主，因而產生并遺存了一批優秀的清代工筆重彩紗燈畫，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圖13）

圖13.北京燈市（摘自《唐土名勝圖會》） 19世紀初日本刻印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北京紗燈畫在題材上以通俗小說和戲曲劇目為主。前者選取市井流行的各類小說，如講史類小說《三國演義》，世情小說《紅樓夢》，英雄傳奇小說《水滸傳》《說岳全傳》，神魔小說中最有代表性的《西游記》《封神演義》《聊齋志異》，公案小說《施公案》《彭公案》等。這些原本就脫胎于話本的書本小說又通過當時評書藝人的精彩演繹，得以在市井大眾中更加流行，有些經典故事更是達到婦孺皆知的普及程度，亦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燈畫題材。譬如《升仙傳》系列燈畫，因為小說中有懲治奸臣嚴嵩父子的情節，且大部分故事的發生地就在北京，故而廣受京城市民喜愛。在畫面的表現上，通常將故事的全部或主要內容按章回順序依次畫出，注意情節的穿插和人物的安排，盡量保持每幅燈畫之間的連貫性，使故事完整又不至平庸。一盞紗燈有四屏畫面，一個完整的故事少則繪八盞燈，多者可達四十盞，猶如連環故事畫，令人百看不厭。（圖14、圖15、圖16、圖17）

圖14.奪狀元槍挑小梁王（取自《說岳全傳》第十二回） 62×42cm 王樹村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15.鞏仙（取自《聊齋》） 尺寸不詳 王樹村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16.孫行者二調芭蕉扇（取自《西游記》第六十回） 35×32.5cm 中國藝術研究院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17.濟小塘折蘆過江（取自《升仙傳》第十九回） 53×39.5cm 中國藝術研究院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戲出燈畫是伴隨著戲曲藝術在京城的繁盛而出現，這類燈畫突出表現戲曲表演藝術的特點，既力求表現故事情節，又側重刻畫角色在舞臺上的身段程式，不僅要描繪戲曲舞臺上的人物形象、衣裝扮相、身段程式、背景場面等，還要使觀者如身臨其境（圖18、圖19）。文戲注重刻畫角色細膩的表情和身段，如《文昭關》《拾玉鐲》，通過刻畫人物眼神、嘴角、手勢等細微局部來表現人物內心情感（圖20、圖21）。武戲則注重描畫和夸張角色的工架姿勢，通常把全戲最精彩的場面集中表現在一幅畫面上，如短打戲《艷陽樓》，將舞臺上人物精彩的“走邊”表演照搬到畫面中，突出了該劇的舞臺表演特點（圖22）。戲出燈畫的畫面背景一般參照戲曲舞臺常見的一桌二椅形式，同時根據劇情內容襯托以山石、松木、亭臺、帷幕、窗扇等簡單的示意性場景，使畫面更加豐富、可觀，同時又不至于喧賓奪主。

圖18.截江奪斗 36×32.5cm 中國藝術研究院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19.捉放曹 35.5×32.5cm 中國藝術研究院藏 (2)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20.文昭關 35×32.5cm 中國藝術研究院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21.拾玉鐲 35.5×32.5cm 中國藝術研究院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22.艷陽樓 35×34.5cm 中國藝術研究院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北京紗燈所采用的是薄透輕疏的絹紗，由畫師手工彩繪而成，線條勾描細膩，上色隨類賦彩，最后還要“點金出相”，即用金、銀色精描細勾人物袍帶鎧甲、金翠簮環等細節處，起到畫龍點睛的效果；“出相”即開臉，描畫出人物的面部五官，這個過程要將人物角色的老幼貴賤、忠奸善惡以及喜怒哀樂等特征和表情刻畫表現出來，對畫師技藝要求很高。徐白齋是北京清代著名的民間畫師，曾創作紗燈畫《醉菩提》故事40幅和《昆弋雜劇》104幅，部分作品流傳于世（圖23）。北京清代紗燈畫所用的顏料均為以古法炮制的礦、植物色，故能保存至今仍鮮亮如初。

圖23.圣手猿暗探趙家樓（取自《濟公全傳》第六十九回）徐白齋繪 王樹村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四）歲時雜畫

除了上述幾類，北京地區還有一些應用于不同事項和場合的民俗雜畫，如桌圍畫、斗方、祈雨旗、掛箋、丈畫、扇面畫、戲出畫等，這類作品有的是木版刻印，有的則完全手工繪制，皆各具特色。

桌圍畫是過去普通人家新年祀神時粘貼于“天地桌”前的裝飾畫，題材有九鳳朝陽、八仙慶壽等，尺幅方正，多為套色彩印，富有裝飾性。（圖24）

圖24.九鳳朝陽 52×47cm 王樹村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斗方為菱形構圖，大小尺余，多貼于米囤、水缸、門頭、錢柜上作為裝飾之用，內容多含吉祥意義。其中一種以紅紙作底，先于中間印出貼金字樣，如“黃金萬兩”“招財進寶”等組字，或單一“福”字，四周勾勒磚花紋飾；后在字樣中心粘貼版芯，如天官賜福、連生貴子等圖像，皆是墨版印線，手工填色，形成紅、金、彩相映，富麗堂皇之效果。（圖25）

圖25.斗方：蘇武牧羊 28.5×28.5cm 國家圖書館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祈雨旗為三角形構圖，底為黃色，以藍、紅、綠、粉白等色套版印制，畫面印以龍頭戲珠和云朵，使用時沿對角剪開，則成兩面三角龍旗。兒童祈雨時，旗面粘在一枝竹簽或葦棍上，唱游于街巷中。明代劉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一書，就記載了“小兒塑泥龍，張紙旗，擊鼓金，焚香各龍王廟”的祈雨之事，其中的“紙旗”或是類似于此物。（圖26）

圖26.求雨龍旗 58×53cm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掛箋一般以五幅為一堂，《北京歲時記》載：“掛千，一作掛錢，吉語鐫紅紙，尺余，門前貼之，上有八仙人物者，佛前用也。”可知掛錢之功用、形式。一般五幅為一堂，上面鏤刻各式連錢圖案，中心貼木版印繪的各式圖案，于新年時點綴門額窗牖，其中貼八仙慶壽、十六應真、四大天王、十八羅漢等圖像的皆為寺廟或家中裝飾佛龕之用，為北京都城所特有。如一組“十八羅漢掛錢”，恰為五幅湊齊一堂，粘貼時，印布袋和尚者居中，其余四幅分貼兩旁。（圖27）

圖27.十八羅漢掛箋 王樹村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丈畫是過去茶坊酒肆、會館社團等公共場所，為裝飾門面招徠顧客而懸掛的整幅橫披畫，內容多為文武戲出或風景名勝。由民間作坊聘請專人手工繪制，場面宏大，氣勢磅礴。（圖28）

圖28.西湖十景（丈畫）121×230cm 王樹村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扇面畫、戲出畫皆出自清代廊房頭條的燈扇鋪，這些畫鋪一般冬季制燈，夏季畫扇，因此扇面畫和紗燈畫多出自同一類畫師。這些作品畫面極為精美細致，存世數量不多，具有較高的藝術性和觀賞性。（圖29、圖30）

圖29.蓮花湖（扇面畫） 尺寸不詳 中國藝術研究院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圖30.拿費德功（戲出畫）58×104cm 中國美術館藏 圖片來源：《中國古版年畫珍本》（北京卷）

上文敘及的四個類型，雖并不完全為木版刷印，也并非限于春節所用，但皆是出自民間畫店作坊，創作者皆為民間畫工，供應對象亦皆為城鄉百姓，應用于歲時節令的各類民俗事項，故可納入民俗版畫之大范疇，視為優秀的民間文化遺產，共同欣賞并研究。

隨著時代變遷，現代化的進程，北京的這些民俗版畫早已絕跡。除燈畫名家外，其他民間工匠藝人也未有名姓記載。晚清至民國時期，外國人首先開始收集我國民俗版畫美術品，1941年在北京成立的“中法漢學研究所”曾收藏全國各地神像類民俗版畫五千余件，并于次年在東皇城根舉辦“民間新年神像圖畫展覽會”，其中不乏北京紙馬、門神畫等作品。該研究所停辦后，這些作品中一部分輾轉流入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新中國成立前后，國內亦有不少民俗、藝術學者等有識之士關注收藏北京民俗版畫，歷經十年文化浩劫，如今尚有清代紙馬版樣百余種，門神畫、掛箋以及紗燈畫若干精品等實物遺存下來，實屬不易，為北京民俗版畫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可靠資料。

（本文作者為中國美術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