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是連續的嗎？》，王汎森著，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364頁，228.00港元

五四研究已是昨日黃花，該說的似乎都說了，還有什么新意可探？因著五四百年的機緣，王汎森院士將其二十年來陸續發表的與五四有關的文章集結成書，以最近完成的論文《啟蒙是連續的嗎？》為書名，試圖讓五四研究重入學者的視野。該書的大部分文章曾收入作者出版的各種專著，以五四為題重新集結后，比較系統地呈現了他二十年來對該議題的思考，成為一本五四研究的可圈可點的著作。王汎森是公認的思想文化史學術權威，其貫通古今中西的能力，獨到的學術見解，優雅而不炫耀博學的王氏文體，不僅影響了很多年輕學者，亦被尊為教授的教授。閱讀《啟蒙是連續的嗎？》一書，既可看到作者如何繼承并推進了周策縱、林毓生、余英時等前輩學者的研究，他對五四關注點的變與不變，他如何將西方文化史的新潮流與五四研究結合，也能啟發我們今后的研究。

何為五四，歷來就有不同的定義。彭明的《五四運動史》一書中所謂的五四，即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學生示威運動，學界一般稱為“五四事件”。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一書則把五四運動視為一個多面復雜的現象，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在時間上也不是一日，而是五年，從1917年年初至1921年年底。王汎森對五四的定義接近后者，他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包括“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

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1960）

王汎森聲明，其五四研究區別于其他研究的地方有二：一是探索“歷史的事實”而不是“理想的五四”。不是將五四變成一個迷思，根據現實的需要加以打扮，達至“參與塑造當代”之目的。而是從史料出發，重構一個符合史實的五四。二是除了起源，更關注五四運動的過程，考察五四的觀念如何創新、變形、擴散，在生活的哪些方面產生了何種影響。長期以來，學者通常將五四作為一場發生在中國的類似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崇高的事件”（a lofty affair），從精英的視角討論運動的起源、與歐洲的異同，民主與科學如何進入中國，是否破壞了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共的崛起，運動的歷史意義等議題。王汎森研究五四二十年的一個顯著的變化，即視角從精英開始轉向大眾，近年來試圖將思想放入社會背景中，考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社會影響，要“將思想史與生活史打成一片”。

非直線性

啟蒙是連續的嗎？王汎森提出這一問題，顯然受到了后現代史學關于看似連續的歷史，其實在轉捩點上往往是斷裂的這一論斷的影響。作者認為，從總體來說，啟蒙的過程從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三個階段是連續的。這一論斷并非王汎森首創。很多學者都強調五四與之前歷史的連續性，如陳萬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書中指出，不僅五四新文化運動與辛亥革命的倡導者是同一代人，其所倡導的主要思想觀念也是一脈相承。王德威關于“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論斷，更是幾成學術口號。但王汎森的創新之處在于指出，盡管啟蒙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但并非“一個單純而平整的延續”，其中充滿了“頓挫、斷裂、猶豫”。這一“非直線性”表現在多個方面。在啟蒙的理念上，何為民主？何種科學？參與者聚訟紛紜。在啟蒙的傳播過程中，既有強有力的“理性”力量，也有“感性”的因素，左翼與右翼的思想同時并存，兩者時有交會。五四的參與者中，作為積極分子的“正信者”只是少數，多數人只是“半信者”。他們往往是一些不知何時搭上五四列車的乘客，對自己究竟相信什么并不清楚，也不認為五四所鼓吹的新觀念一定能戰勝舊思想。因為心存疑慮，多數買好了趨新與守舊的雙重保險。當五四思潮成為主流后，這些人倒是比當初的積極分子有更大的影響力。因為相當比例的人對新思潮半信半疑，五四時代成為一個多種思想競合，充滿變數的開放時代，一個“充滿困惑的階段”（confused period）。

陳萬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1997）

即使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傅斯年，也是在多種主義之間不斷跳躍。雖從未完全拋棄五四的觀念，在國族主義的驅動下，傳統的觀念與反傳統的新思想并存，互相撕扯，備受折磨。在學術上他崇尚“忠于事實”，但為駁斥日本人關于東北不是中國本土的一部分的宣傳，倉促編寫了“膚淺而主觀”的《東北史綱》一書。他以支持國民政府著稱，卻又激烈地批評蔣介石與國民黨。他自稱自己最大的特點就是愛國，但卻又無情地批判中國傳統。他以一個自由主義者名世，卻也曾鼓吹在中國實行俄國式的革命。作者指出，傅斯年的一生都被“兩個五四”糾纏，生活在“一團矛盾”之中。

五四影響的擴散過程也充滿意外。新文化運動曾經備受詬病，時人多將其看成是“一批沒有學問的人乍起乍落的游戲”。五四運動興起時，“只有很少數的支持者”，多數人認為這只是一場學生愛國運動，并不認為它是一個重大的思想運動，甚至認為其與思想無關。但五四運動居然蔚為風潮，勢頭仿佛“天上大風”，雖不能吹到所有的角落，但經此動蕩，其核心價值逐漸形成，其風力也不斷增大，變得無遠弗屆。五四運動的實際影響，與領導者的意圖也并不一致，常有出乎意料的效果。王汎森以火箭的爆破來形容五四新文化運動擴散的過程，思潮如“火箭一節一節地爆破”，觀念以加速度更新，與不斷變化的時代背景碰撞，產生不同的效果。人們討論的議題不斷更新，啟蒙的歷史意義也不斷變化。在新舊轉變的過程中，邊緣的地方人物因為符合軸心思潮，得以上升至全國舞臺，舊的中心被顛覆，五四運動成為改變時代游戲規則的“轉轍器”，吳虞、劉半農的個人遭遇就是很好的例子。作者強調，從晚清到五四，啟蒙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但不同階段各有側重，五四時期也因此變得復雜而多元。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

五四與生活史

五四啟蒙之大風起于青萍之末，無遠弗屆，來回吹蕩。五四“把每一塊石頭都翻動了一下，即使要放回原來的地方，往往也是經過一番思考后再放出去。而且從此之后，古今乃至未來事件的評價、建構方式，每每都要跟著改變”。既然五四的影響“幾乎無所不在”，作者認為宜采用蒙文通的說法，從“前后左右”來考察。

五四的觀念進入日常生活，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自我認同、人生觀、時間觀、乃至習癖、偏好，或對于事物優劣好壞的判斷等各方面的影響。社會思潮的變動，使得“人”的定義開始發生變化。從晚清到1920年代，出現了兩波與自我的塑造有關的運動。第一波是梁啟超的“新民說”，試圖讓中國人從臣民變成脫離了奴隸狀態的現代“國民”。第二波則是“新人”說，認為人要有自主的意識、要進取競爭，能開放創新，具科學的精神。在心理特質上，“新人”應該是“有意識的”“人為的”和“向上的”。 在二十年代的大革命時期，理想的“新人”又轉變為以“組織”“團體紀律”為依歸，其中許多人轉向“主義、黨、軍隊”三位一體的所謂“新型力量”，希望靠組織、紀律的力量來達到建立“新社會”的理想。新“人”走向一種更強的集體性，認為能擁抱“主義”，能過嚴格紀律的團體生活者，才是完全的“人”。

五四思想的傳播，也改變了中國人的“未來觀”。啟蒙運動崇尚理性，對人的力量有一種無限樂觀的情緒。當時的人們認為，未來是確定的。因為理性的力量無窮，人只要敢想，未來就有無限的可能。既然未來是確定的，那么人們要做的就是奔向未來，不要遲疑。路已經指好了，只需往前沖。該“未來觀”帶來了巨大的行為驅動力，政治家、史學家在內的所有人的社會角色都變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成為這個已知的未來的“推動者”和“加速器”。

二十年代何以會成為一個“主義的時代”？王汎森從主義如何影響人生觀的角度加以解釋。五四前后，無論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皆面臨危機。中國的傳統文化失去了權威，西方文化也在一次大戰后遭遇質疑，出現了“西方文明破產論”。這是一個將一切都“問題化”的時代，樹立何種人生觀也成為問題。在傳統中國，在儒家文化的宰制作用下，人生觀清楚而確定。新文化運動帶來解放，但也帶來危機感。生命意義需要自己重新塑造，因此有人感到茫然而無所適從。1923年發生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就是青年人出現了思想困境的一個表現。科學派與玄學派打得不可開交，但任何一派都未能贏得人心。逐漸地，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宣稱能將科學與價值相結合的社會科學。據說，它可以探索社會現象的必然規律，為人生指出方向。社會科學逐漸取得了權威地位，成為時髦，年輕人也紛紛轉向研讀社會科學，以防“落后”。主義的魅力在于，它能提供一套藍圖，將個人的遭遇與國家命運聯結起來，將已經打亂了的、無所適從的人生中的苦悶與煩惱，轉化成為有意義的集體行動，重新幫年輕人找到了生活的意義。

五四啟蒙思想對生活方面的影響不斷形塑青年人。王汎森認為，從晚清以來“青年”的發展經歷過幾個階段：清末是革命青年，五四時期是新青年，后來則是左傾的進步青年。新青年的關心與進步青年有所不同，前者關心獨立自主、個人主義等啟蒙價值，后者則在倡導社會主義和社會革命。

五四是一幅復雜多元的圖景，不能簡單化，這是王汎森在每一篇文章中都在不斷強調的，并盡力描畫出其復雜多歧處。觀史如觀瀾，他試圖在各個方面梳理思潮變遷的大致線索，指出其轉捩點所在，總趨勢為何，同時他也在強調，五四時代的聲音是多聲部的合唱，并非獨唱。即使當某種思想逐漸蔚為潮流時，也仍有各種不同的雜音和低音。比如，當確定的“未來觀”逐漸變成主流時，作者讓我們注意，學衡派就持有不同的意見，也還有一些人認為以進化論為底色的“未來觀”是不道德的。當他作出1920年代中期中國進入了“主義的時代”的論斷時，仍然不忘強調當時也還有一些公開或隱然持反對態度的人存在。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只是其中最有名的公案而已。只是他們對各種主義進行積極或消極的回應，最后“都呈現零碎不成體系的現象”。即使如此，我們仍不可“倒放電影”，以結果論英雄，將過程簡單化。

書齋還是田野？

王汎森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方法，明顯受到英文學界對于歐洲啟蒙運動研究的影響。英文學界對啟蒙運動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所謂的“書齋學派”，他們都是我們高山仰止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窮盡一生，在書齋或圖書館里，飽讀詩書，反復思索揣摩，寫出一部部高質量的專著。他們研究啟蒙運動，試圖發掘啟蒙思想家的思想脈絡及時代精神。他們的研究方法非常直接，就是通過大量閱讀思想家的文集與手稿，將文本的分析與思想家生活的社會背景以及他的讀者群結合，找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觀點與時代潮流。他們一般不會利用圖書館未曾收藏的檔案和手稿，但他們的著作博學而優雅，勾勒出一幅復雜而又深刻的啟蒙運動圖景。一個典型的代表就是彼得·蓋伊（Peter Gay），他的《啟蒙：一種解釋》（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就是這樣一本名著。

彼得·蓋伊的《啟蒙：一種解釋》

相反的一派可謂“田野學派”。他們關心的主要問題，就是啟蒙的理念如何被公眾接受？無論在史料上，還是在研究方法上，他們都在尋求改變。在材料上，他們走向田野，進入各種檔案館或者地方圖書館，同時努力尋找各種私人收藏的、迄今無人用過的文獻，他們的研究通常都是利用這些田野調查獲得的大批檔案文獻。在研究方法上，他們試圖將思想史與社會史結合，將思想更深地放入社會背景當中，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史學類型，即“觀念的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s）。這一學派的領軍人物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就曾撰文批評彼得·蓋伊的研究，認為研究啟蒙運動的歷史學家，不應該只是閱讀啟蒙思想家們的文集，研究他們的思想而已。而應走下哲學的神壇，去探究啟蒙理念得以傳播的那個文化世界究竟什么樣，其結構如何？如達恩頓的《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e, 1775-1800）一書，研究了啟蒙運動的重要成果《百科全書》的傳播，就是一些人把它當作一宗大買賣來經營，而啟蒙的觀念也因此逐漸為社會接受。達恩頓不只研讀《百科全書》，而是充分利用了法國、瑞士各種檔案館中有關《百科全書》的出版合同、圖書訂單、出版社與書商的通信、幾百位作者的背景資料等，考察該書寫作、編輯出版、發行、購買、閱讀的全過程。《舊制度下的地下文學》（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一書，則是將啟蒙運動從一件精英的崇高事業拉下神壇，從一群為了養家糊口、揚名立萬，打倒權威，發泄懷才不遇之憤而拼命制造誹謗文學的寫手的角度來看啟蒙運動及其與法國大革命的關系。近年來出版的《詩歌與警察》（Poetry and the Police）一書，則是利用巴士底獄的司法檔案，考察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社會，信息是如何傳播的？那些顛覆舊制度的信息如何持續地通過口頭傳播得以擴散，并不斷更新內容，傳播的范圍究竟有多大？他的研究特別重視啟蒙運動如何落地，與社會環境如何互動，誰是信源，以何種渠道傳播，受眾是誰，他們如何接受信息，最后以實證研究試圖回答，啟蒙運動對于社會的影響究竟有多大。要給這些問題找到答案，研究者不能只是待在圖書館閱讀思想家們的著作，更要結合社會史，了解這些著作背后的那個復雜的社會網絡。

達恩頓的《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

達恩頓的《詩歌與警察》

王汎森明顯有了眼光向下的意識，他也不諱言羅伯特·達恩頓對他的影響，并引用了他的“街頭層次”這一術語，認為我們也應該去研究“街頭層次的五四運動”。五四研究不應該只是局限在關注舉國聞名的人物，也要加強對于地方或草根層次的研究，認為“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系”是五四研究的新方法。然而，《啟蒙是連續的嗎？》一書中的文章大體上仍是“書齋學派”式的研究。作者主要通過閱讀胡適、傅斯年、陳獨秀、李大釗、羅家倫等五四領導者的文獻，勾勒晚清至1920年代五四啟蒙思想變化的大致脈絡。與周策縱那一代學者的主要區別，是論題更小，做得更深入，并開始關注五四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在視角上，他已經有了眼光向下的自覺，但在研究方法上，一仍其舊。因此，即使書中提及羅伯特·達恩頓的影響，王汎森的研究進路還是更像彼得·蓋伊。自然，就像蓋伊的研究備受學界推崇一樣，《啟蒙是連續的嗎？》一書也是新見迭出，極具啟發性。

然而，沒有足夠的來自田野的資料作為證據，即使王汎森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力比喻成“大風”，我們仍然不清楚五四對社會的滲透力究竟有多大。五四觀念的傳播改變了生活世界，但究竟多少人的生活被改變？受改變的是哪些人？改變有多大？那些書中反復提到的“青年”，他們究竟是誰？五四啟蒙的理念如此多樣，究竟哪些理念得以擴散？以何種方式？人們如何接觸到這些理念？他們又如何根據自己生存的環境做出獨特的解讀？即使未來觀、自我觀、人生觀自晚清以來的變化軌跡的確如作者所描摹的那樣，這種改變究竟是五四理念的傳播使然，還是人們對自己所經歷的某些政治事件作出的回應？文化史經常遭遇的批評，就是認為文化史家過于強調文化的霸權、影響力，夸大文化影響的一致性，卻忽略了文化之間的沖突，低估了政治經濟因素所產生的影響。中國社會如此之大，如此復雜，不同社會階層、地域、性別，教育程度、不同代際的人，他們對于五四的接受程度都會很不同。因為幾代學者的努力，我們對五四運動的精英們的作用已經熟悉。但是，我們對于理念的傳播渠道、接受方以及他們的接受行為（reception）還是缺乏必要的了解。無疑，要了解五四理念對社會的影響深入到什么程度，需要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盡管“田野學派”的研究在回答讀者如何閱讀文本，啟蒙與革命的因果關系等問題上還是讓人無法滿意，但只是閱讀思想文獻顯然無法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答案。走向田野，探索啟蒙理念得以傳播的那個社會網絡、啟蒙接受者的行為，才能對啟蒙運動作出實在的而非抽象的，具體的而非概括的、更接地氣（down-to-earth）的研究。這正是王汎森建議研究街頭層次的五四時所提供的思路，也是今后接著做五四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