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0年，法國公立中學教師塞繆爾·帕蒂慘遭斬首的事件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如何讓穆斯林團體更好地融入法國則成為了法國政府的首要問題。事實上，圍繞著“法國共和價值”與“穆斯林宗教文化”如何共存的爭議，在過去的20年間一直是法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來自阿爾及利亞等地的移民一面秉承著穆斯林的傳統，一面又不得不試圖融入這個曾經侵略過他們祖國的國家。讓法國成為一個可以產生新的、自由的伊斯蘭教的土壤還需要耐心、時間和各方的努力。作者馬克·魏茨曼（Marc Weitzmann）是法國新聞工作者和小說家。本文原載于《紐約書評》。

塞繆爾·帕蒂

2020年10月16日，巴黎西北郊孔夫朗-圣奧諾里娜一所公立中學的47歲歷史和公民學教師塞繆爾·帕蒂（Samuel Paty）慘遭襲擊并被斬首。襲擊他的，是住在60英里外的諾曼底的，18歲的阿布杜拉克·安佐羅夫（Abdoullakh Anzorov）。安佐羅夫是車臣穆斯林難民的兒子，出生在俄羅斯，六歲時隨父母來到法國。他從未見過帕蒂，也不知道他的長相，所以他付錢給了兩個在校外找到的學生，來確認帕蒂的身份。監控錄像顯示，下午5點左右，帕蒂走出前門時，學生們指向了他。安佐羅夫跟著帕蒂，在大街中央用一把昨天買的12英寸的刀子捅向了帕蒂，然后將其斬首。

安佐羅夫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帕蒂被砍下的頭顱的照片，標題是“從安拉的仆人阿卜杜拉（Abdullah）到異教徒領袖馬克龍（Macron），你們這些膽敢貶低穆罕默德的地獄犬，我處決了你們中的一條！”幾分鐘后，他被警察攔住，用藏在背包里的氣槍向警方開槍，并最終被擊斃。

帕蒂一直知道有人威脅他。他的一位學生的父親，曾公開反對帕蒂在10月5日講授的一節關于言論自由的課程，聲稱他的女兒對此感到不安。事實上，她當天沒有上學。正是這位父親在社交媒體上的言論引起了安佐羅夫的注意。

言論自由和公民權課程是法國公立學校的必修課，帕蒂自2017年來到孔夫朗-圣奧諾里娜后，就開始給他的八年級學生上這門課。每年他都會在課程中加入關于諷刺報紙《查理周刊》的討論，并簡要展示該報在2012年出版的封面：一幅嘲諷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該封面是2005年沖突的升級；當時，針對電影制作人西奧·梵高（Theo van Gogh）在阿姆斯特丹被謀殺一事，丹麥報紙《日德蘭郵報》發表了一系列帶有挑釁性質的先知漫畫。這些漫畫引起了抗議和暴力威脅，沙特阿拉伯決定從丹麥撤走其大使。《查理周刊》，以及在歐洲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十幾家報紙都轉載了這些漫畫以示聲援。

作為一份具有強烈（必須說這非常法國）反教傳統的雜志，《查理周刊》也曾無情地諷刺過耶穌、拉比和教皇。但任何對穆罕默德的描繪，都被許多穆斯林視為褻瀆。在沙特組織“World Islamic League”對《查理周刊》發起訴訟后，“為先知報仇”的威脅聲勢越來越大。2011年11月，該報的辦公室被炸毀（當時辦公室空無一人）。第二年，《查理周刊》刊登了一個展示了先知的裸體的封面，將他裸露的臀部朝向觀眾，標題是：“穆罕默德：一顆新星誕生了！”。

編輯們開始收到匿名的死亡威脅。2015年1月，兩名武裝人員、名叫謝里夫和賽義德·庫阿奇（Chérif and Sa?d Kouachi）的法裔阿爾及利亞兄弟強行闖入報社辦公室，殺死了12人。兩天后，兄弟倆的一名同伙艾米迪·古里巴利（Amedy Coulibaly）在巴黎郊區的一家猶太超市內殺害了四名猶太人質。

在公民課上，帕蒂討論了《查理周刊》的封面，作為法國給予言論自由極端保護的一個例子。10月4日，他在黑板上畫了兩欄：支持查理和反對查理，并問他的學生，報紙刊登這種侮辱性的圖片是否過界？討論將在第二天繼續進行，屆時學生們將短暫地看到漫畫，帕蒂邀請任何不想看漫畫的穆斯林學生蒙上眼睛；如果他們愿意的話，也可以離開房間。一名13歲的穆斯林女孩在討論的第一天就在課堂上抱怨，質問為什么穆斯林學生被單獨挑出來。第二天，她沒有來學校，只是寄了一張便條說她病了。

毫無疑問，這個封面是帶有冒犯性的。據接受采訪的學生說，當他們看到這幅畫時，班上大部分人都笑了。但當晚，女孩的父親卜拉希姆·奇尼娜（Brahim Chnina）上傳了一段視頻，他在視頻中表示帕蒂是一個暴徒，指責他強迫所有穆斯林離開房間，以便展示一幅褻瀆神明的畫作。這一信息在臉書、推特、WhatsApp和Snapchat上開始傳播。卜拉希姆發布了更多的視頻，譴責他口中的“帕蒂的恐伊斯蘭癥”，敦促他的“兄弟姐妹們寫信給法國反伊斯蘭恐懼癥委員會”，以擺脫“那個病人”。他還給出了帕蒂的名字和學校地址。

在接下來的11天里，帕蒂試圖化解他以為的誤解。他解釋說，他讓穆斯林學生選擇離開課堂是出于尊重，并沒有任何冒犯他們的意思。他會見了學校管理人員和其他家長，并提出與卜拉希姆見面，后者拒絕了。相反，卜拉希姆對帕蒂提出了刑事訴訟，聲稱他傳播了“色情圖片”。

與此同時，卜拉希姆繼續進行他的宣傳活動。他發布的其中一個視頻顯示，他的女兒對她的老師表示憤怒。“連非穆斯林都感到震驚，”她說，“老師為什么要攻擊我們的宗教？”這個問題針對的對象，是采訪她的阿卜杜勒哈基姆·塞夫里烏伊（Abdelhakim Sefrioui）；他在10月8日和奇尼娜一起去見校長，并自稱是奇尼娜的宗教顧問。有了塞夫里烏伊的參與，帕蒂想要澄清的誤會就升級了。現年六十一歲的塞夫里烏伊是來自摩洛哥的宗教激進分子，自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在法國活動，以激烈的反猶言論而聞名。2000年代，他成立了一個名為“謝赫·亞辛集體”的組織，該組織以“2004年在以色列空襲中喪生的哈馬斯創始人：謝赫·亞辛”的名字命名，并在巴黎管理著一家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出版社及書店。

2000年代初幾張照片顯示，塞夫里烏伊與法國喜劇演員迪厄多內·姆巴拉巴拉（Dieudonné M'Bala M'Bala）走得很近。去年，迪厄多內因發表反猶太主義的帖子，包括嘲笑大屠殺受害者而被禁止在臉書、油管和抖音上發帖；他在法國被判處發表仇恨言論罪。在2000年代初，迪厄多內在傳播某種反猶太、親伊斯蘭的民粹主義思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尤其對工人階級的年輕追隨者產生了影響。

塞夫里烏伊另一個曾經的同伙是弗雷德里克·查蒂永（Frédéric Chatillon），他曾是極右翼國民陣線黨的籌款人，也是該黨（已改名為“全國聯盟”）現任領導人瑪麗娜·勒龐的密友。

法國情報部門早已了解過卜拉希姆·奇尼娜，主要是因為他同父異母的妹妹哈蒂嘉（Khadija）于2014年加入了敘利亞的ISIS。簡而言之，塞夫里烏伊和卜拉希姆讓我們得以對過去20年里助長了法國種族和宗教緊張局勢的奇特環境有所了解。

由于一系列復雜的原因，包括中東和平進程的崩潰，將“伊拉克戰爭歸咎于華盛頓的猶太人游說團體”的伊斯蘭主義宣傳，以及迪厄多內的受歡迎程度——反猶太主義一直是過去20年這些緊張局勢的主要動機。《觀點（Le Point）》雜志報道稱，當塞夫里烏伊和卜拉希姆在沒有通知的情況下，就出現在帕蒂的學校見校長時，塞夫里烏伊抱怨說，“如果我們是猶太人，你馬上就會見我們了。”《查理周刊》事件的一名槍手謝里夫庫瓦奇（Cherif Kouachi）在襲擊發生后說：“這都是因為猶太人的緣故。”據幸存者說，在猶太超市里，古里巴利對人質說，“你們是我最討厭的兩種人：法國人和猶太人。”

據報道，庫瓦奇兄弟（Kouachi brothers）最初是法里德·本耶圖（Farid Benyettou）傳授激進化教義的產物。本耶圖是一名有阿爾及利亞背景的年輕男子，當時在巴黎東北部貝爾維爾附近的一座清真寺布道。本耶圖的組織，被稱為巴茨-肖蒙網絡，派遣了12名年輕人到伊拉克，接受圣戰分子的訓練。輕罪罪犯和毒販古里巴利在監獄里遇到了謝里夫·庫瓦奇；謝里夫本人則在也門接受過基地組織為襲擊《查理周刊》提供的訓練。

圍繞著《查理周刊》審判的緊張氣氛（對于該審判的稱呼多少有點不準確，因為該審判同時針對了襲擊《查理周刊》和猶太超市的14個幫兇），與帕蒂的謀殺案有著緊密的聯系。審判于2020年9月2日開始，為了紀念這一時刻，《查理周刊》的編輯重印了《日德蘭郵報》于2005年最初發表的冒犯性漫畫。但與2015年襲擊后的團結浪潮（彼時，聲援的標語上寫著“我是查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媒體和社交媒體上對此的反應帶有不解或敵意。很多人想知道，《查理周刊》在干什么？

然后，在9月11日（時間顯然是精心安排的），基地組織發表了一份長達5頁的聲明，攻擊《查理周刊》和法國，并呼吁采取行動。11天后，《查理周刊》的人力資源經理瑪麗卡·布雷特（Marika Bret）不得不被警察護送出公寓，因為警方認為她的生命在眼下受到了威脅。9月25日，也就是帕蒂遇害前三周，一名名叫查希爾·哈桑·馬哈茂德（Zaheer Hassan Mahmoud）的25歲巴基斯坦移民計劃縱火焚燒《查理周刊》辦公室，結果卻用切肉刀重傷了附近一家電視節目制作公司的兩名記者。當天晚上，安佐羅夫被“馬哈茂德曾企圖發動襲擊”的報道所激怒，于是他開始尋找一個潛在的目標。

帕蒂被謀殺的消息使法國陷入震驚。2015年的恐怖襲擊無疑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創傷——在1月的暴力事件外，11月的一個晚上也爆發了襲擊，恐怖分子在足球比賽期間炸毀了圣德尼體育場，造成一百多人死亡，而更多的恐怖分子則向巴黎的人行道咖啡館和餐館開火，第三個組織則對巴黎市中心的巴塔克蘭劇院發動了大規模襲擊，造成了大量的年輕人死亡。2016年7月14日，尼斯發生了大屠殺，造成86人死亡。隨后發生了幾起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同樣慘烈的殺人事件，比如那年夏天晚些時候，諾曼底的一名天主教牧師在做彌撒時被割喉。

這是發生在歐洲的、規模空前的恐怖浪潮，造成了238人死亡，數百人受傷。雖然沒有發現任何全球性的陰謀，但古里巴利在猶太超市襲擊發生之前就已經宣誓效忠“伊斯蘭國”，而基地組織則聲稱對《查理周刊》的襲擊負責。因此，這些襲擊似乎是兩個敵對組織走向結盟的一步。2004年，一名基地組織成員出版了一本名為《野蠻人管理（The Management of savage）》的電子書，其中提出了通過全球恐怖活動建立哈里發國的計劃。2015至2016年間連續發生的可怕暴力事件似乎表明，法國被恐怖組織選為歐洲的最佳測試地點。

然而，相較于恐怖襲擊，塞繆爾·帕蒂之死對許多法國人的打擊幾乎同樣沉重。法國各地都爆發了示威活動，包括許多由教師組織的集會。傷害一名法國公立學校的教師，就是攻擊這個有著150年歷史的共和國的國家象征和它最近的傳統：法國版的世俗主義（la?cité），它保證了所有宗教的存在權，但否認了宗教控制公共生活的權力。雖然有法律禁止仇恨言論以及侮辱懷有宗教信仰的人，但卻不承認褻瀆宗教的概念，因為這將意味著一個宗教正在制裁言論。

根據前學校督學尚-皮耶·奧賓（Jean-Pierre Obin）的新書，在法國以移民為主的社區中，多達一半的教師表示他們的穆斯林學生反對歷史和生物等科目的課程。智庫尚·杰瑞斯（Jean Jaurès）基金會的一項研究發現，近一半的教師承認，他們有時會在宗教問題上進行自我審查，以避免沖突。奧賓寫道，部分問題在于，穆斯林父母（他們可能來自宗教統治日常生活的地方）并不總是能理解世俗化（la?cité）的概念，教師也沒有接受過關于如何教授該概念的培訓。對許多學校的管理者來說，“不惹事生非”（ne pas faire de vaires）是一種不成文的共識：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問題。回想起來，奧賓的書讓帕蒂與學生的交鋒以及帕蒂試圖辯論的意愿顯得非常勇敢。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本人也對帕蒂被謀殺感到震驚。就在兩周前的10月2日，他發表了一篇人們期待已久的，關于“伊斯蘭分離主義”的演講——他將其描述為一種受到政治宗教團體影響、反對法國世俗價值觀的“反社會”思想——并闡述了政府針對極端主義和法國伊斯蘭教制定的政策。在一個多小時的講話中，馬克龍承諾對公共住房政策進行“徹底改革”，以結束困擾法國郊區和城市的種族和民族隔離現象。在20世紀60和70年代，大部分移民最初來自法國在北非的前殖民地，即馬格里布（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摩洛哥）。馬克龍明確承認了法國的殖民歷史以及至今仍未解決的創傷。

與此同時，馬克龍列舉了近年來極端主義襲擊事件，宣布將對清真寺和伊斯蘭宗教協會實行更嚴格的監督，并要求伊瑪目必須在法國接受培訓和認證。（如果去年12月，馬克龍提出的一項法律獲得通過，那么庫瓦奇兄弟在巴黎貝爾維爾社區的清真寺將被關閉，法里德·本耶圖曾受邀在那里教授激進的薩拉菲教派的思想。）

這篇演講在法國和國外都受到了強烈的批評；尤其是在土耳其，目前在法國布道的伊瑪目有一半來自土耳其。馬克龍曾試圖找到一種平衡，一方面承認法國在對待移民人口方面的失敗，另一方面處理法國的恐怖主義暴力問題，但這起謀殺只把他推向了一個方向。

10月21日，在他的政府針對“被認定為激進的宗教團體”展開了一系列的警方調查和鎮壓之際，馬克龍在巴黎索邦大學外主持了一場悼念帕蒂的儀式。在卜拉希姆·奇尼娜的視頻中被點名的、法國集體反對穆斯林恐懼癥（CCIF）領導人馬爾萬·穆罕默德譴責了他聲稱的、正在控制政府的伊斯蘭恐懼癥。在《世界報》上，法國共產黨的奧丹（Clémentine Autain）譴責了這次襲擊的政治操縱，以及法國社會正在向“前法西斯主義”轉變。

這種反建制的情緒并不局限于左派。在帕蒂遇害當晚，一個名為“Les DéQodeursr”的組織（類似“匿名者Q陰謀論”的法國分支機構），舉行了一場在線聊天，該組織稱這起謀殺和對《查理周刊》的審判都是“雜耍”。“這是一面錯誤的旗幟，一場馬克龍式的政變，”一名參與者表示。“深層政府（Deep State）反對所有宗教！”

2020年11月2日，法國伊夫林省，當地學校學生在教室為巴黎被斬首教師塞繆爾·帕蒂默哀， 法國總理讓·卡斯泰現身出席。

馬克龍在演講中提到的殖民時代的過去，引發了有關法國價值觀和身份認同的復雜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法國今天局勢的核心。歷史學家將該國的殖民時期分為兩個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皇家帝國”，始于17世紀，太陽王路易十四在美洲、西印度群島和西非進行統治。這一時期包括奴隸貿易和到非洲傳教，使“野蠻人”皈依天主教，大致以1814年拿破侖的倒臺而結束。法國殖民主義的第二階段始于1830年對阿爾及利亞的征服，它誕生于革命后的法國，以啟蒙運動為標志。20世紀中葉，它隨著法國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失敗而消亡。

要理解法國在第二階段與殖民地的關系，人們就必須牢記，在古代政權時期，法國或歐洲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公民權的概念。國王以神權統治臣民，這些臣民被分為不同的群體，享有不同的特權和規則。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盧梭和狄德羅等政治哲學家開始設想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民將成為自由平等的公民，他們將團結在 “國家”的“公共意志（the general will）”周圍——這對于那個時代而言是另一個新詞。

在革命期間，為了尋找這個由人民統治的新世界的模式，年輕的國民議會首先求助于羅馬共和國，然后求助于《圣經》和猶太人。盧梭曾著名地認為，摩西是第一個敢于將“一群可憐的逃亡者塑造成一個國家機構”的領袖。當時，法國的猶太人是極少數，他們被剝奪了權利，并不斷受到控制，但他們被允許遵守自己的立法和宗教規則。1791年，政府從法律上“解放”了這個國家的猶太人：給予他們公民平等和政治權利；但重要的是，他們是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獲得了權利。正如大衛·尼倫伯格（David Nirenberg）在《反猶太教（Anti-Judaism，2013年）》中寫道的那樣：革命者將他們作為一個試驗群體，而革命者真正關心的，是“為如何實現數千萬法國臣民、農民和王子、小販和牧師轉變為公民而進行更大的辯論”。

解放法律的后果不容低估。隨著猶太世俗生活的興起，它的影響遍及整個歐洲，并被法國猶太人的“同化”所取代。同化的概念成為了這個新國家（至少在理論上）的基石：法國慷慨地讓少數民族成為了普世價值的承載者；反之，這些少數民族也欣然成為了法國人。

當杜桑·盧維杜爾（Toussaint Louverture）要求將該解放和同化的思想應用于殖民地時，這些思想在海地很早就遭遇了挑戰；但后來，當阿爾及利亞成為法國新殖民政策的模板時，矛盾終于爆發并日益加深。

在法蘭西帝國時代的大部分時間里，殖民地被視為“共和國的一部分”，正如殖民政府的一名成員在1894年寫道的那樣，同化被視為“殖民地領土和法國大陸之間最親密的結合”。然而，1860年，路易-拿破侖（Louis-Napoleon）萌生了一個夢想：讓法國成為一個從巴黎延伸到中東的“穆斯林強國”。阿爾及利亞人將在聯合主義（與同化相反）的原則下進行統治；這將使他們能夠與殖民社會“聯系在一起生活”。他們不必遵循民法；因此，他們沒有充分的政治權利，但可以實行在其他情況下被視為非法的傳統，例如一夫多妻制。如果說這些例外有利于上層階級，那么對大多數阿爾及利亞人來說，“特殊地位”意味著完全喪失公民權。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這一地位使阿爾及利亞變成了一個“準”種族隔離政權。

1882年，公共教育成為法國和殖民地的強制性教育，阿爾及利亞的孩子們被送到學校，學習平等和革命。在幾代人的努力下，一批阿爾及利亞知識分子帶領國家走向了獨立戰爭。從1954年開始到1962年阿爾及利亞的勝利，阿爾及利亞人用法國的普世主義詞匯反抗法國的不公正，而法國則以共和國的名義，用反民主的做法進行反擊。

雙方都有計劃地對平民使用酷刑，實施大規模屠殺和恐怖主義。在阿爾及利亞獲勝的一方：民族解放陣線（FLN）立即消滅了反對派，禁止選舉，使該國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并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變成了北非最腐敗的政權之一。

從1962年到1981年，法國人口中移民的比例從5%上升到8%。他們來自摩洛哥、突尼斯和其他前殖民地，但主要來自阿爾及利亞。有些人是“哈基人”，即為法國而戰的穆斯林；另一些人曾與法國作戰，但是出于經濟需要來到了法國，他們嘗試在建筑工地找工作或當清潔工，他們睡在避難所或巴黎郊區的棚戶區內。他們寄錢回家，并打算有一天再回到故鄉去；但大多數人沒能回去。正如阿爾及利亞作家卡邁勒·達烏德（Kamel Daoud）所說，這些人是帝國時代最后的“幽靈”。

在美國，移民（至少許多人看來）意味著離開“故國”，在一個未知的地方重新開始。在法國，來自前北非殖民地的移民則更有可能帶著對兩國共同歷史的怨恨來到這里，因為他們定居在一個被“昔日輝煌和自身理想的矛盾”所困擾的國家。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巴黎當年輕記者時，曾在一家名為“無國界”的另類周報工作，該報專門報道移民問題。我們的員工主要由馬克思主義激進分子、來自北非的政治難民，以及一些像我這樣的猶太人組成，我們直覺地意識到移民問題即將成為法國的核心問題之一。

1983年，該報在為“獲得平等的示威游行”贏得支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次示威游行的綽號是“Beur游行”。（“Beur”是阿拉伯人的俚語，特指移民家庭的兒子，盡管他們是法國人，但他們經常遭遇警察暴力、種族主義和社會歧視。外籍父母所生的孩子如果在法國連續居住五年或以上，在年滿十八歲時就自動成為法國人。） 這次游行的部分靈感來自于美國的民權運動，于秋季在法國南部開始，并在向北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壯大。當年12月，超過 10萬人參與了巴黎的示威游行，這是后來被稱為“Beur運動”的高潮。

現在回想起來，令人震驚的是，我和我的同事當時遇到和采訪的對象，包括共同參與示威的抗議者中，很少有人首先將自己定義為穆斯林。除了少數上了年紀的婦女外，幾乎沒有看見有人戴著面紗，遮蓋全身只露出眼睛的面紗（niqabs）也是聞所未聞的（相比之下，根據蒙田研究所的數據，如今法國約有30%的穆斯林女性戴過某種面紗）。年輕人想談論爭取平等權利、獲得工作和過上體面生活的斗爭。他們的榜樣是25歲左右的阿爾及利亞歌手拉希德·塔哈（Rachid Taha），在他的父母移民法國后，他在法國度過了大半生，他的音樂風格是阿爾及利亞的ra?和chaabi，以及搖滾的混合。

“最大的問題在于平等，而不是宗教，”斯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Strasbourg）的社會學家斯瑪·拉赫（Sma?n Laacher）告訴我。拉切爾就是那一代人中的一員（他的父母是阿爾及利亞人），拉赫認真專業地研究了那段時期。他說，Beur運動中唯一有名的宗教人物是德洛姆神父（Delorme）。德洛姆神父是一名天主教牧師和社會工作者，他幫助組織了1983年的游行。“盡管大多數是法國公民，或具有雙重公民身份，但Beur在找工作時，仍然會因為他們的名字、地址或外貌而受到歧視。因此他們的口號是:‘我們和其他人一樣是法國人，我們想要問的問題和其他人一樣’”，這與同化主義的理想相一致。

法國政府對這場運動的感受遠不止“困惑”。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被選為第五共和國的第一個左翼總統。他賴以獲勝的“左翼聯合”（United Left）植根于白人工人階級一代的夢想；他們的夢想可以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和“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這些人的子女在戰后經濟增長時期進入了中產階級。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生活水平要歸功于讓法國得以繁榮的移民勞動力。然而，許多移民的孩子都想成為和“其他人”一樣的法國人，這讓他們的父母和政府都感到困惑。拉切爾解釋說，首先，“作為移民，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盡可能謹慎。”

永久定居在“曾經壓迫你的祖國”的殖民國家是另一個問題——也許在阿爾及利亞人中尤為如此。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曾與法國作戰，有時還遭受過法國軍隊的酷刑。而北非國家往往會鼓勵一種疏離感。“摩洛哥人永遠不會融入（法國社會），”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Hassan II）在1993年說。“即使摩洛哥人表達了這樣的愿望，他們也不可能成功，而且會成為糟糕的法國人。我不鼓勵法國人去嘗試改變這種狀況。”

阿爾及利亞對法國的政策更為慎重。20世紀60年代，自獨立以來一直執政的民族解放陣線（FLN）在法國建立了一個名為“阿爾及利亞之友”（l’amicale des Algériens）的協會，打著為阿爾及利亞移民工人提供社會支持的幌子，實則是執行警察監視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工具。

對法國政府來說，無視這些安排是與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達成的協議的一部分，目的是用包括天然氣和石油合同在內的“阿拉伯政策”來取代殖民主義。在法國繁榮的60年代和70年代，似乎每個人都找到了一個理由來忽視移民的處境，或剝削他們的勞動。但是到了80年代，年輕一代的需求開始擾亂這種現狀。

2020年10月20日，法國巴黎郊區，Grand Mosque de Pantin清真寺。巴黎教師“斬首案”后，法國一清真寺被關閉。

幾乎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時機了。到80年代中期，失業率超過了10%。這個國家沒能融合和提升白人工人階級，又怎么會去融合并提升移民的子女呢？法國政府發表了支持同化的聲明。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現實卻很不一樣，破舊的移民社區常常被遺棄，隔離問題沒有得到認真解決。

然而，事實證明，一些融合的努力是有效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今天的法國是一個多元文化國家。上文引用的蒙田研究所研究發現，65%到70%的受訪法國穆斯林認為自己是世俗的，或者認為宗教和共和國對他們而言同樣重要。與此同時，據尚·杰瑞斯（Jean Jaurès）基金會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42%的女性表示，她們一生中至少因為宗教信仰而受過一次歧視。

然而，這些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可能是在詞匯上。在這個過程中，要求獲得完整公民身份的、移民的法國后代被稱為（更重要的是他們自稱為）“法國的穆斯林”。

在帕蒂被殺后不久，我與歐塞恩（Oceane）進行了交談，她是一位四十歲的，有著阿爾及利亞背景的律師，她的父親于1980年代來到法國從事建筑工作。“自從殺人事件后，我非常焦慮，”她告訴我，“我一直在想上世紀90年代，阿爾及利亞內戰期間我們所經歷的事情。”歐塞恩指的是1991年阿爾及利亞陷入的，奪走了20萬人的生命的血戰，其中大部分死者是婦女和兒童。大規模殺戮大多是由武裝集團（GIA）實施的，該集團是一個名為“伊斯蘭救國陣線（FIS）”的政黨的軍事分支，該組織決心通過投票或武力打擊任何西方“頹廢”勢力，建立一個“伊斯蘭國”。歐塞恩當時在法國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但她回憶說，她的母親試圖讓歐塞恩的侄女離開阿爾及利亞，因為他們的家庭正受到伊斯蘭主義者的威脅。“我還記得我們接到電話告訴我們誰遇害了，對此我們無能為力。在阿爾及利亞，記者和教授是首要襲擊目標。”

早在1990年，伊斯蘭救國陣線成員就在法國定居，開始傳教，并建立了薩拉菲網絡。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薩拉菲網絡強烈影響了法國的伊斯蘭教。法國伊斯蘭教學者吉勒·凱佩爾（Gilles Kepel）寫道，在20世紀90年代，“阿爾及利亞圣戰在法國移民青年中喚起了大量同情。”這些青年中就有法里德·本耶圖，他是庫阿奇兄弟未來的宗教導師。

我在2016年采訪過本耶圖，他證實，他對薩拉菲思想的興趣源于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主義宣傳。他的一個姐夫是伊斯蘭武裝集團成員，于1993年離開阿爾及利亞前往法國；之后他被逮捕，并被指控策劃了針對巴黎世界杯的恐怖襲擊。在21世紀初，伊斯蘭武裝集團的另一名前成員杰梅爾·貝加爾（Djamel Beghal）與阿米迪·庫利巴利在監獄里相遇后，影響了這名猶太超市大屠殺的行兇者。

2001年至2015年間，極端宗教暴力開始在法國的萌芽。本耶圖指出，一個關鍵因素是互聯網和衛星電視的興起，它們把外國宣傳帶入家庭客廳。“在第二次起義之后，年輕人真的開始集體進入清真寺。”他說，“當然之后的伊拉克戰爭也起到了作用。”

這或許有助于解釋那段時間法國反猶暴力事件的興起。隨機的殘暴行為包括2003年23歲的塞巴斯蒂安·塞拉姆（Sébastien Selam）被他的兒時好友阿德爾·阿瑪斯泰布（Adel Amastaibou）殺害（阿瑪斯泰布用刀子插進塞拉姆的眼睛，然后在街上大喊：“我殺了一個猶太人！”），或者2006年同樣是23歲的伊蘭·哈利米（Ilan Halimi）被一伙人折磨并殺害，該事件最終涉及的共犯多達數十人。這兩起謀殺案都不是伊斯蘭主義者所為。然而，他們所表達的是一種盲目的憤怒，這種憤怒最終導致了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得以形成。到2014年年底，在經歷了15年的緊張局勢上升，包括2012年穆罕默德·梅拉赫在圖盧茲殺害猶太兒童和法國士兵的事件后，反猶事件的數量已經達到了每年八百起，即每天兩起以上。

而現在，這個國家的情況又會如何呢？如果說緊張局勢、襲擊事件和塞繆爾·帕蒂被殺標志著對《查理周刊》的審判，那么審判的結束是否帶來了完結？12月，所有14名被告都被判有罪，但針對其中6人的恐怖主義指控被撤銷。

我最近與阿卜杜努爾·比達爾（Abdennour Bidar）通過電子郵件進行了交流，他是一位遵循蘇菲傳統的穆斯林哲學家，也是一位備受推崇的伊斯蘭歷史專家。2015年，在《查理周刊》襲擊發生后，比達爾發表了一封“致穆斯林世界的公開信”，他在信中敦促穆斯林承認自己對“怪物”ISIS的誕生負有責任，不要躲在“自衛”的標簽下避難，同時不去承擔“自我批評的責任”。我問比達爾，在帕蒂遇害事件和審判（帕蒂被害的影響幾乎完全蓋住了審判）之后，他對法國現在的局勢怎么看？

“帕蒂被害令我非常震驚，”他說，“我當了二十年的老師。一個老師可能因為做他的工作，教授思想自由而被殺，這太可怕了。這對我個人觸動很大。” 他說，除此之外，這次審判并沒有改變什么。

殺人事件發生后，應馬克龍總統的要求，咨詢機構法國穆斯林信仰委員會（French Council of the Muslim Faith）召開會議，制定了一份“價值憲章”，將價值與伊斯蘭主義觀點割裂開來，重申法國穆斯林對共和國原則的承諾。隨后，在12月28日，巴黎大清真寺校長切姆斯·埃丁·哈菲茲發表了公開信，宣布退出討論。據《黎明報》報道，他做出這一決定之前，包括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在內的幾個組織反對擬議中的憲章，該憲章支持男女平等，并譴責對同性戀的憎惡、厭女癥和反猶太主義。

“那些組織想破壞這個項目，”哈菲茲在電話里告訴我。“法國穆斯林希望生活在和平之中。但這些組織試圖通過任何手段，將他們與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分離開來。”他來自阿爾及利亞，經歷過內戰的暴力。“在法國，我的責任是捍衛穆斯林，譴責那些試圖將和平宗教推向戰爭的惡意組織。”哈菲茲告訴我，自從他發表公開信以來，他一直受到警方的保護。

比達爾和哈菲茲是老一輩中思想開明的人；在年輕人中，激進化的可能性則最為明顯。我問比達爾，從法國的歷史來看，他是否認為法國可以成為一個產生新的、自由的伊斯蘭教的土壤。他說，他相信可以，“但這需要時間”。然而，與此同時，自塞繆爾·帕蒂被害后，網上出現了數百個“關于帕蒂之死的笑話”，法國各地也出現了支持恐怖主義的聲明。

（本文原載于《紐約書評》，作者：馬克·魏茨曼（Marc Weitzmann），原標題為：A Rising Tide of Violence in F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