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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畜們消失的“雙休日”,之前是如何誕生的
原創 mark X博士
編輯:馬克 策劃:阿迪民
年關將至,無論你是辦公室里西裝革履的上班族,還是身著廠服的廠哥廠妹。
迫于工作壓力,很多人都已經犧牲掉了寶貴的雙休日。
雙休日,似乎從一個法定的產物變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奢侈品。
而最近,知乎上出現了這么一個帖子,引起了大家的瘋狂討論。
“嚴格執行八小時工作制,雙休,社會會變得怎樣?”
一位知乎上的網友給出了一個看似普通,卻令人深思的回答:
“會變得正常。”
這個網友的回答如同哆啦A夢的時光機,一瞬間把所有人拉回到那片陌生而又熟悉的土地。
這個被廣大網友激烈討論的“五天工作制”,可以追溯到1995年3月2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國務院第174號令《國務院關于修改〈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
“決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實行五天工作制,即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
“五天工作制”除了減少了職工們的工作時長,額外的福利就是“雙休制”,將周六劃為休息日。
如今我們習以為常的“雙休日”,對于90年代的廣大職工來說,是一次極具顛覆性的變革。
張國棟在《1995年,雙休日改變生活》一文的開頭就描寫了這么一段故事。
小標題叫做“那一天,很多人‘忘記了休息’”。
1995年5月6日,星期六。30 歲出頭的長沙電器廠職工張海燕跟往常一樣去工廠里上班。
當她走進工廠時,發現車間的門緊鎖著,才恍然大悟,這是實行雙休日制度的第一個星期六!
這一天,“忘記了休息”的一幕在中國的大江南北一次次出現。
1995 年 5 月 7 日 ,《青島日報》 做了如是報道:“昨天是第一個雙休日,全市有幾十個單位的工作人員忘了‘今天我休息’,照常一大早趕到單位。”
對于“雙休制”帶來的生活變化,百姓們另一個最直觀的感受就是電視臺節目的調整。
1995 年前后,看電視是中國大部分職工下班以后唯一的樂趣。
晚飯之后,一家人便守在電視機旁收看電視節目。
·20世紀90年代的溫州普通家庭
20世紀90年代的重慶磁器口
·1993年的云南紅河哈尼族人聚居區
當時,民眾的娛樂性電視節目主要為電視連續劇,比如1994年大火的經典電視劇《三國演義》。
·你見過抽煙的關公么
根據《中央電視臺1994年11月份節目收視率一覽表》可以得知,《三國演義之赤壁鏖戰》收視率為31.8%,排名第一。
從綜藝節目那一欄里的收視率中,還側面反映了1994年中國電視節目普遍比較單一。
而1995年以后,各個電視臺根據老百姓新的作息時間,開始增設周末的電視節目,并在每天晚上的周五黃金時段開始播出有著自身特色的綜合性娛樂節目。
在張國棟的《1995年,雙休日改變生活》一文中,還有這樣的一段描述:
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湖南衛視可謂是開創文娛電視節目的先行者。
《快樂大本營》于1997年7月11日,每周五晚20:15在湖南衛視首播。
《快樂大本營》是湖南衛視推出的嘉賓訪談游戲秀節目,節目以游戲為主,輔以歌舞及各種形式的節目。
·《快本》的首期,由李湘、李兵主持
1998年,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開設了一檔至今都耳熟能詳的益智互動節目,那就是由已故知名主持人李詠主持的《幸運52》。
·網絡上僅存的2001年節目開頭
《幸運52》于1998年11月22日起,每周日晚22:35在央視綜合頻道播出。
節目巧妙地融合游戲與知識普及,充分調動觀眾的參與熱情。
可以說,在90年代后期,中國電視的娛樂性節目如雨后春筍一般,也給廣大民眾在周末之余帶來無限的歡樂。
此外,當年的“五天工作制”使廣大人民群眾開始重新規劃自己的周末安排。
多出來的星期六首先就為當時的職工們分擔了許多生活上的瑣事,例如購物、看病、買菜、交水電費等等。
·20世紀90年代初,市民在電信營業廳排隊報裝電話。翟偉/攝
·1996年,排隊買糧油的居民
而對于當時的父母們,則是有了多余的時間將心思花費在陪伴和輔導子女上。
·輔導孩子寫作業的母親
父母們,除了可以利用周末的時間輔導子女學習之外;更多是獲得了寶貴的親子時間。
不知道各位讀者有沒有這樣的幾張照片,爸媽帶你去逛當地的人民公園、動物園、博物館。
小孩會在周末寫完作業后,選擇去一個叫“青少年宮”的地方上各種興趣課。
90年代的三明市少年宮
而他的爸媽則是去飯店,或是當時剛剛流行起來的KTV、酒吧、迪斯科; 享受一下久違的“二人世界”。
·90年代的disco舞廳,一個字——野
而作家霍艷曾在 《兔八七的小時代》 中寫道:
“1995 年讓我記憶最深刻的事情,應該就是實施雙休日制度了。”
補充一下:“大小周”的前身是“大小禮拜”,是在1994年3月至1995年4月實行了14個月的實驗工作制,俗稱“大小禮拜”制,休息兩天為“大禮拜”,休一天為“小禮拜”。
雙休日的到來,不僅豐富人們的日常生活,促進了文化產業的發展,而且給整個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經濟效益。
也是在1995年,上至北京,下達深圳、香港,縱貫南北的京九鐵路鋪通,鐵路交通迅速發展,越來越多人利用雙休日開啟了短途旅游。
·1996年,職工劉麗萍一家三口在世界之窗前合影(圖源新華社)
交通的便利,出門旅游的客流量隨之增加,也一并帶動了各個城市的經濟發展。
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官網上的數據,中國1994~2000年,GDP呈增長趨勢。
在1995年實施的“雙休制”下,人們獲得了更多的支配時間;同時,周末的閑暇時光也緩解了來自工作、家庭的雙重壓力。
然而,你一定不知道這個改變百姓生活狀態,推動社會發展的“五天工作制”+“雙休制”,其背后隱藏著一段鮮為人知的國家往事。
國家的“五天工作制”并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逐步、穩步地推行的。
·像這種員工就應該給予表揚
“五天工作制”的推廣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
1949年以前的中國,由于戰爭、饑荒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之初,急需大力度的建設國家。
因此,由于建國初期的時代特殊性,新中國首先面對的是工時制度設定。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第三十二條明確規定:“公私企業目前一般應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的工作制,特殊情況得斟酌辦理。”
如果追根溯源,《共同綱領》中所提到的“八小時至十小時的工作制”應該是新中國最早的工作時長制度。
在當時的新中國,主要的問題是先做到“不饑荒,不失業”;隨后再逐步改善廣大職工的勞動條件。
·1951年,天津某工廠里正在公示生產成績
1954年9月20日 ,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
·1957年,遼寧撫順煤礦工人照射太陽燈補鈣
從那個時候開始,確立星期日為休息日,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八小時。這么看,在沒有實行“五天工作制”的時候,聽著怎么有點像“996”。
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工作時間長的本質原因是中層領導的管理能力問題。
工廠企業在管理經驗上不足,導致部分員工鉆空子,上班摸魚打諢。
作為海爾的掌門人張瑞敏,1984年被調任青島日用電器廠當廠長。他曾講述過當年工廠里存在的各種亂象:員工積極性差、遲到早退、在場子里隨地大小便……
·工廠亂象導致生產質量問題頻發,張瑞敏舉起了大錘砸向次貨
據有關部門的調查:按照工時每人年均應工作2448小時,而真正在崗位上的實際工作時間只有1800小時左右。
依此折算,實際上1人一年只上班225天,有140天是在家待著的。
在當時的“工時制度”下,由于缺乏有效率的企業工廠管理,不少職工遲到早退,上班時間看報紙、織毛衣、溜出去買菜、接孩子都是常事。
·80年代,人們在街邊買魚
·80年代接送孩子
·80年代的托兒所,父母大多為單位或者工廠職工
當年,這些職工常常是首尾難顧,沒有充裕的時間去處理生活上的問題,結果導致工作效率低下,態度不專心。
曾經有這么一段相聲,就生動地向我們描繪了那個時候,職工朋友們所經歷的窘境。
·那時候的馮鞏還沒有開始說“我想死你們了”
在1996的春晚中,由馮鞏、牛群主演的相聲《明天會更好》里,有這么一段臺詞精準地描述了那個沒有“雙休日”的艱辛歲月。
相聲中,牛群所說的“禮拜天”,實際上在那個年代被稱為“戰斗的禮拜天”。
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職工把所有的活兒都積壓在周日干,換煤氣、洗衣服、逛街、買菜、看老人、陪孩子上課……
每周日,就如同戰爭的第一線,需要爭分奪秒。
·扛煤氣罐、照顧子女
這不就是如今很多人的生活狀態嗎?周一上到周六,好不容易的一個周日需要用來社交、文娛活動、處理一切家庭瑣事。
而馮鞏接的下一句則描繪出了“五天工作制”下的種種福利:雙休日了,老丈人家的活兒,分兩天干,白吃老丈人家六頓飯。
雖然這只是相聲段子,但是在當時切實地反映出了廣大勞動人民對于雙休日的認可,也更體現出“五天工作制”的合理性。
我在前文中提到過,國家實施“五天工作制”是逐步推行的。
在這里,我不得不再提到另一位重要人物,原國家科委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
1979年1月,聯合國召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會議籌備會,胡平遠赴美國紐約參加此次會議。大會期間,有這么一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發現自己在美國期間,星期五下午竟然沒有任何工作安排。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告訴他,聯合國實行雙休制,周六、周日休息。
聯合國的“雙休制”令胡平疑惑不解,當他回到代表團駐地,看到紐約的夜景一片燈紅酒綠,不禁若有所思。
·1971年的紐約夜景
在他所學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明明說資本主義腐朽沒落,處于垂死階段。
“而且他們只工作五天,其他時間可以爬山、游泳,好好休息。為什么這樣的國家能給人這種關懷?”三十多年后,83歲的胡平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感慨道。
于是回國后,胡平向時任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匯報:“我們國家也應該實行五天工作制。”宋健予以肯定,表示研究中心可以進行研究。
然而當時,有的職工卻覺得胡平異想天開。“一周七天都干不完的工作,你還五天,怎么可能?”
不是當時的工作量大,而是許多事業單位人員冗余,上班就是混日子。
不少職工利用上班時間看報紙、織毛衣、溜出去買菜、打牌,導致工作效率低下。
于是,胡平所在的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在1986年開始研究“五天工作制”的可行性,最后總結發現,五天工作制的效率,反而會比六天工作制的效率更高,而且也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
在改革開放的第十個年頭,1988年的《中國科技論壇》02期上,胡平發表了一篇名為《關于在我國逐步實施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議》,其中肯定了我國具備實施“五天工作制”的能力,可以穩步推行。
終于,1995年的勞動節,5月1日,全國開始執行“五天工作制”,廣大勞動人民也盼來了難得的“雙休日”。
可以說,中國“五天工作制”的由來十分漫長,經歷了幾十年的過渡,終于平穩落地。
然而,時間回歸魔幻的2021年,社畜們早已忘記那個閑暇的雙休日。
“累嗎?累就對了!舒服是留給死人的。”
如今,只有通過網路來懷念那個“八小時工作制+雙休制”的夢幻時代。
其實,更多的人早已被這個社會畸形的工作價值觀所綁架。
因為這是一個持續加速的社會跑步機,沒有起點,沒有終點,所有人必須迅速適應這個速度才能避免被殘酷的社會競爭所拋棄。
·90年代中期,成都,周末,人們上街挑選奧星傳呼機
·現在的地鐵站人流狀況
每個地鐵樞紐的早晨和黃昏,擁擠的人們多會低頭凝視著手機,此起彼伏地滑動著各類短視頻,填鴨式地攝入信息與焦慮。
從他們呆滯的目光中,我發現他們大概確實“忘記了休息”。
設計/視覺 suisui 老師
原標題:《社畜們消失的“雙休日”,之前是如何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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