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論述而不只是介紹啟蒙的書，圍繞著為何重申啟蒙、重申什么和如何重申展開。從20世紀上半葉到這個世紀頭20年，對18世紀啟蒙運動的研究經歷了從貶低到重申的重要變化。21世紀初至今，國外已經出版了不少重申啟蒙及其基本價值理念的著作，[1]這些著作所提出的問題包括：18世紀啟蒙對我們今天還有怎樣的意義？在今天的傳承中，對啟蒙運動的理解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啟蒙思想對人們關注的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啟蒙運動對我們今天代表著怎樣的倫理和政治變化？

在路易十五未成年的八年期間，奧爾良公爵菲利普作為攝政王和一個攝政國務委員會一起開會

與1980年代初的啟蒙時代相比，今天要恢復人們對啟蒙的興趣和信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啟蒙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阻礙，尤其是人們對歷史進步的普遍悲觀失望、對善惡判斷的犬儒主義，以及四處彌漫的價值虛無主義。這是一個不幸的現實，但我們沒有理由放棄啟蒙能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希望。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在逆境中保持希望是一項非常艱苦的工作。他在自傳的最后部分中寫道：“為了保護我們世界的希望，就需要我們有智慧和活力。在那些絕望的人群中間，缺乏的經常就是活力。”重申啟蒙就是為了在死水微瀾的生活世界里激發這樣的思想和精神活力。

重申啟蒙首先需要從當下的問題出發，重新厘清一些與今天啟蒙有關的觀念發展及其社會、政治、文化背景。本書的論述從對18世紀英、法、美、德四種啟蒙的區分開始，在這四個啟蒙中分別抽取出四對中心觀念議題：英國的自由與保守、法國的理性與革命、美國的制度與人性、德國的國家與普世。這四種啟蒙能提供的不只是在它們各自傳統中形成的一些重要觀念議題，而且更是在它們之間所形成的多種價值觀對比和對我們可能的當下影響。

這四種啟蒙形成了兩個兩組的不同關系。第一個是自由和專制的兩個組。自由的一組里有英國和美國；專制的一組里則是法國（盡管發生了革命，但未能改變專制）和德國（成功地維持了專制，沒有發生革命）。

第二個是革命和改革的兩個組。革命的一組包括改變了現代世界的兩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在改革的一組里有兩個不同的君主制“改革”：一個是英國在1688年已經成功進行了的君主憲制改革，雖然稱為光榮革命，但并不是美、法意義上的革命；另一個是德國腓特烈二世相當成功的開明專制改革。

如果我們把自由和專制的兩個組當作一條坐標，把革命和改革的兩個組當作另一條坐標，那么，讓這兩條坐標形成垂直交叉的橫軸和縱軸，就能劃分出四個區域，每一個區域是一個象限。

英國在自由-改革的象限里。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并沒有廢除君主制，革命以自由為核心價值，成功地改造了君主制，將之轉變為君主憲制，這個君主共和制是穩定的。

美國在自由-革命的象限里。美國的變革是以自由為主導價值的革命。美洲殖民地人民不只是要脫離與英國的關系，而且更是要擺脫他們眼里的那個由英王喬治三世代表的專制。革命讓美國成功地建立了穩定的共和秩序。

專制-革命的象限里。法國君主制的開明改革失敗了，結果爆發了革命。君主專制被推翻了。但是，暴力革命并沒有帶來自由，也沒有帶來穩定，而是帶來了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加爾頓（Eric Carlton）說的“革命專制”以及在這之后很長一段時期里的政治動蕩和國家軍事化。[2]一直要到1870年，法國才第一次建立了相對穩定的共和制度，稱“第三共和”。

德國在專制-改革的象限里。腓特烈二世開明專制改革成功地維護并加強了君主制，讓德國避免了法國式的革命。有人慶幸地說，德國自上而下的改革以較小的代價做成了法國自下而上革命所成就的事情。[3]但是，德國的君主專制被保存下來，國家強大了，卻都是以自由為代價的。自由價值在國家改革中的缺位是德國君主專制得以長久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之后，曾經是18世紀開明專制典范的普魯士恢復了出版管制、縮小了地方自治權、貴族專制思潮卷土重來。1918年德國革命，國王退位，結束帝制，經過了短暫的魏瑪共和，納粹崛起，德國陷入了更殘酷的專制。一直要到1945年二戰結束，德國才建立了自由民主的穩定共和制度。

就18世紀之后的世界政治影響而言，法國革命超過了美國革命，英國獨特的自由政治經驗也根本無法與法國革命的影響相比。這并不意味著法國革命比美國革命或英國經驗有更多可供我們今天吸取的政治智慧，而是說，如果今天世界上什么地方發生反抗專制的革命，那么，不管喜歡不喜歡，法國式革命的可能會遠超過美國式革命，而英國式自由革命則完全沒有可能重現。

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丹·艾德斯坦（Dan Edelstein）在解釋法國啟蒙和法國革命的普世價值話語作用時說，“啟蒙運動讓法國革命獲得了一種普世的使命。不少研究者都指出，（成功的）美國革命從來沒有像（不成功）的法國革命那樣開創了一個革命傳統。這二者最顯見的差別在于，美洲殖民地人們是用英國的憲政語言來爭取他們的（解放）事業……而只是在攻占了巴斯蒂大牢之后，才有了世界范圍的革命運動”。[4]埃德蒙·柏克批評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認為它的自由、平等、人權是有害的抽象觀念，是一種脫離傳統與習俗的原則和理論。但是，應該看到，恰恰是因為這些觀念具有抽象性，是原則和理論，它們才因此獲得了某種普遍的意義，被一次又一次運用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反抗和革命，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被重新定義和解釋。柏克是從英國經驗來攻擊法國革命的，然而，即便在18世紀，人們也已經意識到，英國的自由政治和憲政是特殊而不可模仿的，對此，艾德斯坦寫道，“由于其獨特性和比較自由的政策，英國無疑成為歐洲作家們的靈感來源。然而，正是因為這種獨一無二的地位，英國經常被視為‘一個需要理解的現象……而不是一個可供仿效的模式’?！?span style="color:#3498db;">[5]

18世紀的四種啟蒙傳統是四個國家里人們在不同的具體環境中思考和實踐的結果，其中，美國啟蒙對我們今天的新啟蒙最有啟發意義。英國啟蒙的特色是其傳統保守主義，它的核心是從基督教的仁愛而來的同情，以及從光榮革命傳統而來的自由。法國啟蒙的特色是用理性摧毀自私、僵化的天主教會，以及同樣自私、僵化的舊貴族，為法國啟蒙斷后的法國革命血腥而殘暴，成為對后世的一個警示教訓。德國啟蒙的特色是抽象哲思、精神向往和對現實專制問題的逃避，而且，它的國家主義取向使它始終沒有能把自由對抗專制確立為自己的目標。唯獨美國啟蒙不同，它才是真正的反專制的啟蒙，成為后世所稱贊的那種追求自由、共和和民主憲政的“美國精神”。美國建國，破天荒建立了第一個沒有君主的國家，它所確立的憲政傳統雖然有過波折，但一直穩固地延續到了今天。

以18世紀啟蒙時代為起點的英、法、美、德四國，從專制到自由經歷了非常不同的變化過程，有的順利，有的不順利，但畢竟殊途同歸，最后都走上了民主自由和憲政法治之路。18世紀是一個自由精神的時代，但同時也是一個君主專制的時代，自由與專制的對立成為這個時代最有標志性的特征。這個時代的啟蒙巨人孟德斯鳩確立了專制邪惡的觀念。專制邪惡不僅在于它的殘暴，而且更在于它造就愚昧、狡詐、自私、人格猥瑣、精神分裂、道德低下的國民，他們既沒有思考能力又沒有公民責任。專制更是敗壞人性的制度，這個制度里永遠只會充斥著助紂為虐的奸佞，流氓成性的官僚，奴顏卑膝的精英、猥瑣卑下的中產階級，愚頑不化的賤民。

斯蒂芬·平克把專制的邪惡歸結為它的暴力和恐懼，“專制就是社會的首領任意地，而且不受懲罰地殺害自己的臣民”。專制是一種可以肆意妄為，主宰一切的權力。這種沒有約束的專制在18世紀歐洲開始發生變化，其主要標志就是暴力的下降，“政府的專制性逐漸減弱，思想家們在不斷地探索新的原則和方式，以便將政府的暴力約束在最低的必要水平之下。前鋒是觀念的革命。政府不再被視為一個社會的天然的有機組成，或者是一個上帝用以統治其王國的地方分店，人們開始認為，政府就是一個小工具——一件人類的技術發明，目的是增加全體人民共同的福祉”。[6]專制君王們本身也在發生變化，“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成長和統治的宮廷本身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世俗主義、詼諧和文化世界主義的氛圍，這些都是18世紀沙龍和啟蒙哲人的上流知識界特征”。[7]

讓專制開明起來，而不是用別的什么政制來代替它，這成為開明專制的理念，也使得開明君主和啟蒙哲人有了合作的基礎。在那個時代，自由對抗專制的唯一可能就是讓專制轉變為開明專制。政治前景的有限性和政治爭論的風險性嚴重限制了啟蒙哲人的政治思考。許多啟蒙哲人不是滿懷希望，而是日益絕望，他們不得不放棄對于根本變革的渴望，轉而滿足于在身邊的制度中并且通過這些制度來實現一些具體的要求。正如彼得·蓋伊在《啟蒙時代》一書中所說，對于許多啟蒙哲人而言，開明專制是唯一可能的改革選項，“它并非首選方案，而是面對不可抗拒的現實退而求其次的方案，與其說是自由的選擇，不如說是迫不得已的選擇。不論是在柏林還是米蘭，在維也納還是圣彼得堡，啟蒙哲人都不得不受制于新聞檢查官員的阻撓、怵惕無所不在的權力，并且為識字率低、普遍貧困以及咨議機構的完全缺失而苦惱”。在這種情況下，啟蒙人士的政治改革選擇是十分困難的，“他們要么倡導一種新體制（這是一種危險的，至少是烏托邦的冒險），要么退出勞而無功的政治舞臺（這是一個極大的誘惑），要么在不疏遠當權者的情況下致力于一些特定的改革（許多啟蒙哲人認為這是一條最有希望的途徑）”。[8]這最后一種就是支持他們并不信任的統治者的“開明專制”的選擇。

啟蒙哲人對開明專制既抱有希望，又有所憂慮。一方面，“他們認為開明君主專制是可能存在的，實際上這樣的統治者已經出現并確實存在著”。另一方面，他們擔憂，開明的專制統治者“肯定是非常少見的……即使他們現在做得很好，但也免不了可能造成傷害并留下后患”。[9]狄德羅雖然對俄國的開明政治改革表示支持，但他認為開明專制最多也不過只能收效于一時。他說，“人們說最能帶來幸福的政府是那種公正、堅定而開明的專制君主統治的政府。簡直是無稽之談！難道這種絕對君主的意志不會與其臣民的意志相抵牾嗎？雖然他公正而開明，但是難道他就不會犯錯，以臣民自身利益的名義來剝奪他們的權利嗎……第一個公正、堅定而開明的專制君主可能是一個大災禍；第二個可能是更大的災禍，第三個將會是一個國家所遭受的最為恐怖的災難”。[10]

開明專制改革的直接目的是解決財政危機。隨后，與財政危機相關的行政效率低下、法規缺乏統一和一貫、權力分配不合理、統治合法性不明等弊端也逐漸成為改革的內容。所以這些改革都是為了增強專制，而不是改變專制，也就是所謂的能改的一定改，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這是一種以保持和鞏固統治權力為首要考量的國家主義改革，只限于政策和行政策略的修正。

18世紀啟蒙者在逼仄的專制環境里為人的自由尋求可能的變革，他們似乎只有兩種不得已的選擇：要么冒著不可預測的危險，倡導一種新體制；要么在不疏遠當權者的前提下，訴諸統治者的自我利益，謀求某種有限的變革。無論是哪一種選擇，改革都對啟蒙者們意義重大，因為他們都向往自由，都希望能改變專制的現實，而改善政治制度大概要算最重要的改變方式了。他們要求至少營造一種讓人能夠自由思想、自由表達、自由出版的政治環境，希望這種言論自由能夠產生實際的社會效果。這等于是要求一種新的，至少是徹底改造過的統治與被統治關系，而這樣的關系已經不可能是專制的了。由此可見言論自由對于啟蒙的重大意義，以及知識傳播方式如何構成18世紀和今天啟蒙的不同特征。

知識的傳播需要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和新聞自由。自由是啟蒙的條件和目標，甚至是啟蒙本身。啟蒙不是發明那種被稱為“哲學”的真實而可靠的知識，而是讓這樣知識能夠在社會里無人為阻礙地自由傳播。18世紀啟蒙學人可以說是最早具有現代傳媒意識的人士。他們懂得，如何呈現知識比呈現什么知識更重要，至少是同樣重要。傳播知識就是讓人知道、明白和懂得，只要是知道了，即使不同意、不贊成，那也是啟蒙。啟蒙是讓人從不知道到知道，而不是從不同意到同意。啟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有識之士的思想對普通人民發生“影響”。民眾不是被動的，他們總是在根據自己的經驗和需要來接受一些新思想，并同時也排斥了另一些別的新思想。

啟蒙傳播的是普通知識，不是深奧而專門的知識。當然，普通不等于通俗。18世紀，只有很少人有機會上大學或閱讀《百科全書》，啟蒙哲人傳播知識的策略和目的不是大多數人啟蒙，更不是全民啟蒙。他們提供的知識所能通達的只是18世紀精英層的少數人士，進而向低一些的知識層次逐漸滲透。任何知識影響必然都是經過從少數人到更多人這個過程的。直到今天，啟蒙仍然只能在已經有了一些啟蒙的社會里進行，在徹底愚昧的社會里是無法發生啟蒙的。

啟蒙是在真相、認知和觀念這三個層次上進行的，在這三個層次上都有許多啟蒙的工作要做。這樣的啟蒙對今天的民智開啟有所期待，但并不盲目樂觀，它重申18世紀的啟蒙傳統，但并不墨守成規，它是從中國問題意識出發的審時度勢的啟蒙。

18世紀啟蒙運動對我們今天的意義主要體現在與人的自由和自我覺醒有關的觀念貢獻上。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安東尼·派格頓（Anthony Pagden）在《啟蒙運動：為何至今仍然重要》一書中所說，廣義的啟蒙被理解為主張所有的個人都有規劃自己目標的權利，而不是任由他人代辦。同樣，人類不需要依靠什么神圣法則，也不需要指望什么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人類可以用自己的理性智慧找到最佳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基于個人獨立思考和可靠知識的自由選擇，是人的權利，也是人的責任。[11]

啟蒙運動因此成為一個現代自由觀念和理性知識的源頭，由此而來的是現代的平等、寬容、反教條以及對政治的世俗認知。啟蒙還是一個全人類可以認同的價值觀開端，由此生發了所有形式的普遍主義——從承認人類本質性的統一、反對奴役和種族主義的邪惡，到無國界醫生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那種跨民族、跨國界的人道關懷。啟蒙開創了這個世界至今還在緩慢形成的一些信念：所有的人類都享有某些基本權利，女性在思考和感受上與男性沒有差別，非洲人與亞洲人也沒有什么不同。作為一個思想運動，啟蒙成為許多現代學科的濫觴——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科學和某些道德哲學——這些學科為我們今天理性看待、嘗試和安排自己的生活提供知識向導。我們當然不能把蒸汽機和互聯網這樣的現代科學歸功于啟蒙，但是，“我們可以把這樣一個世界歸功于啟蒙——一個普遍而言是世俗和實驗的、個人優先的、對進步有信心的思想世界。而現代科技正是在這樣的思想世界里被發明出來的”。[12]啟蒙進步觀是長遠的，不只是科技的進步，而且更是自由和民主的進步。這樣的進步觀并不盲目相信歷史每時每刻都在進步，而是清醒地看到，歷史在特定時刻可能會出現科技協助專制、自由屈從專制、平等毀于特權、共和向專制蛻化的倒退。但是，倒退終究是一時的，不代表專制的千禧盛世，更不可能成就專制的永久勝利。

也許我們可以用三個“同樣”來總結過去與今天啟蒙的聯系。第一，啟蒙不是一項社會工程，不是全民教育，而是人群范圍有限的知識傳播和心智開啟。啟蒙是教人如何用自己睜開的眼睛去注視所有的黑暗，但卻無法強迫所有人睜開眼睛。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并不認為他們所有的同時代人都有啟蒙的條件，但是，他們認為，對所有做好啟蒙準備的人們，以理性為基礎的認知是平等的，每個人都必須以理性來思考，沒有例外。今天的啟蒙也同樣是如此。

第二，啟蒙的思想并不是啟蒙者創造出來的，啟蒙主要是傳播那些有現實價值的，已經存在的知識和觀念。18世紀法國作家伯納德·勒·博弈爾·德·豐特奈爾（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他1686年出版的《世界的多元性對話》對當時的啟蒙哲人有很大的影響——就曾說過，啟蒙的意義與其說是因為啟蒙（Lumières）是新的，還不如說是因為啟蒙越來越得到傳播（Répondues）。英國作家和報人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在他編輯的《旁觀報》上寫道，他希望“把哲學搬出書齋、學校和學院，到俱樂部和人群里去落戶，走進茶館和咖啡館”。[13]他是在1711年說這個話的，那時候該傳播的新思想就已經有了，但還遠遠沒有得到傳播。今天的啟蒙要做的同樣也是傳播那些并不一定是新的或最新的，但卻還沒有被人廣為知曉的知識和觀念。

第三，啟蒙的光明比喻今天仍然同樣有效，每多一分光明，就減少一分黑暗。唯有告別蒙昧，掃除黑暗，人才能驅逐恐懼、懦弱和癲狂，拒絕奴役，洗腦和逃避，勇敢面對自我，做自己命運的主人。光明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會為了個人的尊嚴和民族的前途，去承擔自己作為人的責任，捍衛自己作為人的權利，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氣創造公平正義的國家秩序，用自己的覺醒和行動來創造未來。啟蒙本身并沒有力量實現這些，但啟蒙可以一點一點地讓越來越多的人明白什么是恐懼、軟弱、癲狂、奴役、尊嚴、良心、民族、愛國。啟蒙是我們在社會里一點一滴共同積累的智識成果，它不一定能改變現實，但能改變人們看待現實的方式和他們對現實的看法，在現實晦暗不明、是非不清的時候尤其如此。正如希臘作家尼可斯·卡贊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所說，“啟蒙的真義在于用清楚的眼睛去看所有的黑暗”。[14]要享受光明的快樂，需要我們自己先睜開眼睛，而不是裝瞎或自己蒙住眼睛。這就是康德所說的啟蒙意愿，“我們面對的是能夠自由行動的人，確實可以預先規定他們應該怎么做，但是，他們愿意怎么做卻是無法預見的?！?span style="color:#3498db;">[15]啟蒙要讓人變得更自由，啟蒙要影響的是自由的人“愿意”怎么做，而不是規定他們“應該”怎么做。若不啟蒙，便無以解放人的自由意志，若不在意解放人的自由意志，那么啟蒙便什么都不是。啟蒙訴諸的不僅是人的自由意志，而且是他成熟的自由意志。這才是我們今天與時俱進、繼往開來所需要的那種啟蒙。

注釋

1.其中比較重要的包括Gertrude Himmelfarb的《同樣現代性的不同道路》（The Roads to Modernity: The British, French, and American Enlightenment. New York: Vintage, 2004）；Stephen Eric Bronner的《重申啟蒙》（Reclaiming the Enlightenment: Toward a Politics of Radical Engag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6)；Daniel Edelstein的《啟蒙：一部生成史》（The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John Robertson的《啟蒙之辯》（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Anthony Pagden的《為何啟蒙今天依然重要》（The Enlightenment: Why It Still Matt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Jonathan Israel的啟蒙三部曲：1、《激進的啟蒙》 （ Radical Enlighte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2、《爭奪啟蒙》（Enlightenment Contes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民主的啟蒙》（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以及《思想的革命》（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Steven Pinker的《當下的啟蒙》（Enlightenment Now. New York: Viking, 2018）。

2.Eric Carlton, Faces of Despotism. Aldershot, England: Scolar Press, 1995, pp. 150ff.

3.Georges Lefebvre, “Enlightened Despot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jected, yet Fulfilled”, in Roger Wines, ed., Enlightened Despotism: Reform or Reaction? Bos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67, p. 70.

4.Dan Edelstein, Enlightenment:Ａ Genea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 103.

5.Dan Edelstein, Enlightenment, p. 115.

6.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安雯譯，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第191，192頁。

7.John G. Gagliardo, Enlightened Despotism. Arlington Heights, IL: AHM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7, p. 21.

8.彼得·蓋伊：《啟蒙時代（下）：自由的科學》，王皖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5-416頁。

9.馬克·戈爾迪、羅伯特·沃克勒：《劍橋十八世紀政治思想史》，劉北成等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501頁。

10.Denis Diderot, Political Writings, ed. J. H. Mason and R. Wokler. Cambridge: CTHPT, 1992, pp. 207-208.

11.Anthony Pagden, The Enlightenmen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p. x.

12.Anthony Pagden. The Enlightenmen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 p. x.

13.Quoted in Dan Edelstein, Enlightenment:Ａ Genealogy, p. 80.

14.https://www.brainyquote.com/quotes/nikos_kazantzakis_176143.

15.Kant,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in Religion and Rational Theology. Trans. and ed. Allen W. Wood and George di Giovan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00.

本文為徐賁《與時俱進的啟蒙》一書的序《關于本書與啟蒙》，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略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擬。

《與時俱進的啟蒙》，徐賁/著，上海三聯書店，202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