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章靜繪）

1861年出生在英國的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可謂“奇人”，他既是千里迢迢來中國傳教的傳教士，也是一名專注于中國典籍譯介研究的漢學家，還是一位以一人之力在中國創辦教堂、學校和醫院的實干家，并在晚年成為牛津大學教授。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對蘇慧廉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沈迦先生長期關注傳教士視角下的中國近代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專注于搜集蘇慧廉相關史料，并于2012年完成《尋找·蘇慧廉》一書。最近，此書即將由三聯書店推出修訂本。沈迦接受了《上海書評》的采訪，談蘇慧廉其人其事，并延伸至他對中國近代文明發展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蘇慧廉畫像

您的《尋找·蘇慧廉》出版已近十年。能否請您談談，您是怎么想到寫這樣一位人物的？

沈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蘇慧廉是一位來到我家鄉溫州傳教的傳教士。我祖母是一名很虔誠的教徒，她去的那座城西教堂，就是蘇慧廉當年興建的教堂，今天已經成為浙江省文保單位，也是溫州的重要文物。這座教堂最初是由蘇慧廉之前一任傳教士李華慶建的，規模很小，同時也用作李華慶自己的住宅。1884年，溫州發生甲申教案，教堂被毀，重建工作由蘇慧廉主持，1898年重新建成。這座教堂對晚清時的中國都是有一定影響的，因為規模很大，在整個浙南都可以算是最大的教堂。我小時候隨祖母去教堂，對其中六根黑色的柱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與中國傳統建筑的紅色柱子不一樣。聽老人說，這些柱子都是從英國運來的，那時還沒有改革開放，我身邊是看不見外國人的，英國對我來說更是個遙遠的地方。我當時還想，既然沒人能去英國，這些柱子怎么能從英國運來呢？這是蘇慧廉帶給我的第一次沖擊。

溫州城西教堂

我大學畢業后在《溫州日報》做編輯，迎接千禧年時，報社要做一個總結溫州過往百年的專題，我想找兩張溫州的老照片。有人告訴我，溫州圖書館藏了兩本外國人寫的書，書中有溫州最早的照片。這兩本書就是蘇慧廉與太太路熙的回憶錄，是考古學家夏鼐在北京買到之后捐給溫州圖書館的。看到書中的老照片，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教堂會不會就是這個外國人建的？這是蘇慧廉帶給我的第二次沖擊，而且跟小時候的記憶掛起鉤來了，從此我開始關注蘇慧廉，并留心收集相關材料?？上?，當時整個溫州對他的介紹極其稀少，不過區區幾百字。

2005年，我去了加拿大，空閑多了起來，而且我家住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附近，學校圖書館的藏書非常豐富，還有個專門的亞洲圖書館。那段時間我每天都去看書，發現很多原來不知道的資料，眼界大開。我突然想起了蘇慧廉，想要利用國外的材料“打撈”這個人，當時是2007年，我下定決心，要發掘一個別人所不知道的蘇慧廉。2012年是我祖母的一百歲冥誕，我完成了這本書，算是獻給她的一份禮物。

您可以談談蘇慧廉對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意義嗎？

沈迦：今天我們可以說，蘇慧廉是漢學家，是大學校長、牛津大學教授，但他首先是個傳教士。晚清、民國時有成千上萬的傳教士從歐美來到中國，蘇慧廉是這個群體當中的一員。關于這個群體對中國所做的貢獻，以及今天怎么評價他們，學術界基本已有公論，不管是建學校建醫院，還是辦出版辦慈善，以及把西方的觀念傳播到中國，傳教士群體對整個中國近代化的推進，是要給予積極評價的，這里我也沒必要展開講，只講講蘇慧廉跟這個群體不一樣的地方。

煙臺條約簽訂以后，溫州開埠，成為通商口岸。正是因為這樣一個時代背景，蘇慧廉的前任李華慶才會被派到溫州來。也正是因為李華慶年紀很輕就去世了，蘇慧廉才會被派來。這中間有偶然也有必然。而在來浙江的傳教士群體中，蘇慧廉是一個特別能干的人。他的熱忱、交際能力與辦事能力都是卓越的，使他可以獨自在溫州打出一片天地。

首先，他是個天賦極高的人，他沒有讀過大學，只受過中學教育。他來溫州之前，對漢語的理解很有限，就在牛津上了幾天短期培訓班。但他來溫州半年之后就能講溫州話——溫州話是極其難學的，今天大家已經有了這么多現代化的學習工具，但我幾乎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母語不是溫州話的人半年就能學會的。可能有人懷疑這個記載的真實性，我們不妨換個角度來思考，在那個年代，蘇慧廉要是堅持講英語，是不可能成功傳教的。當時的溫州百姓連官話都不會講，只講土話，而且也沒人給蘇慧廉做翻譯。他必須學會溫州土話，才能跟百姓交流。

其次，蘇慧廉的辦事能力極強。我前面講到的教堂規模之大，今天依然會讓你覺得很宏偉，這是1884年在蘇慧廉手上重建的，設計圖是他畫的。他1861年出生，當時只有二十三歲。這么一個年輕人，不僅能畫教堂的設計圖，還能主持、監督整個工程，直到最終建成。這個教堂歷經百年，至今保存完好，足以說明蘇慧廉的能干。而且蘇慧廉還獨自一人在溫州開西式醫院、辦西式學校。他把一位受過正規醫學教育的同事動員到溫州來，做了溫州第一位專職西醫，建起了溫州第一座西式醫院——定理醫院，這也是整個浙南的第一家西式醫院，讓當時的浙江民眾第一次知道了西醫的作用，感受到了阿司匹林的神奇效果。他也是溫州第一所西式中學的創建者。1902年左右，他從英國把一位年輕的教育學碩士請到了溫州，來當他創辦的學校的校長。這個人扎根在溫州，待了二三十年，給當地的教育事業帶來了巨大影響。這其實也促進了后來整個溫州官辦學校的轉型。盡管當時的中國中央政府也在推動各地學校向西式學校轉型，但是具體到每個城市，總要有個參考的“模板”，并且要讓當地的人們看見實實在在的好處：學生在學校里學會講英文，畢業之后能去海關找到好工作。雖然當時蘇慧廉辦的學校的名字今已不存，但是受他影響，后續興起的眾多學校，也一直留存到了今天。

定理醫院

這些都足以說明蘇慧廉的能干。如果當時到溫州來的不是蘇慧廉，那么整個城市的發展可能就會延后十年二十年。今天我們常常談到傳教士對近代中國文明發展的影響，蘇慧廉可謂以一人之力推動了溫州的近代化。

具體到蘇慧廉在漢學方面的貢獻，能請您談談嗎？

沈迦：事實上，蘇慧廉家境貧寒，在英國本土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完全靠自學，他是一個極其勤奮的人。前面我談到，蘇慧廉的溫州話非常好，可能有人會懷疑我有所夸大，當時又沒有錄音、錄像，何以證明呢？其實他留下的一部著作，就是最好的證據：新約《圣經》的溫州方言譯本。目前，只有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有這個譯本的全本，可以說是孤本，其他圖書館——如大英圖書館——收藏的都是節本。他譯這本書懷著實用目的，如果不把《圣經》譯成溫州話，普通百姓是聽不懂的。我父親是做方言研究的，與著有《溫州方言志》的語言學家鄭張尚芳先生是老朋友。蘇慧廉的《圣經》譯本是用拉丁文記錄溫州方言，我父親又花了三年時間，用溫州方言把這部《圣經》譯了回來。他感嘆說，蘇慧廉記錄的溫州方言是極其準確的，并且是城里人的“雅言”，語音不同于鄉下人。這個譯本等于保存下來的一塊溫州方言的語音活化石。我們不妨想一想，在那個年代，蘇慧廉該是多么的勤奮，又有怎樣的天資，才能完成這個譯本。

后來，蘇慧廉離開溫州，去了山西，又把《論語》譯成了英文。而且最不可思議的是，他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編了一部佛教術語詞典，至今為止，仍然是西方人研究佛教的參考工具書之一。一個基督教的傳教士為英語世界的佛教研究做了很大貢獻，確實很讓人感慨。我在臺灣地區還看到了這部書的一個版本，是星云大師號召他的信眾捐款影印的。

您寫作《尋找·蘇慧廉》挖掘了很多新的史料，能談談是怎么做的嗎？

沈迦：基本上是依托國外的材料。一個重要的發現是，2007年的時候，我聯系上了循道公會。有一次我偶然在谷歌上搜了一下這個組織，發現雖然已經過去了幾百年，這個組織今天竟然還在，而且還叫這個名字。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過去，詢問能否查閱當年循道公會保存的蘇慧廉檔案，他們回復了我，給了我授權書。循道公會的檔案保存在倫敦大學圖書館里，但這些檔案是屬于教會的，不是公共檔案，必須得到循道公會的授權書，才能入內查閱。我為此專程去了兩次英國，讀到了大量第一手檔案，包括蘇慧廉當年寫給循道公會總部的信、總部給他的答復，等等。此外，蘇慧廉的女兒，那位名作家謝福蕓，把父母的一些信件捐給了倫敦大學。這些信件是最重要的資料來源。加拿大的圖書館真的非常好，而且作為英聯邦國家，可以讓我很方便地查閱英國政府的各類檔案、公文、政府報告，還有重要的報刊——如《泰晤士報》——的全文。

蘇慧廉離開溫州之后的經歷，能請您談談嗎？

沈迦：他離開溫州之后，去了山西做大學校長。他本來還打算回英國籌款，在中國辦一所更大的大學，因為一戰爆發，沒能成功。一戰結束以后，他返回牛津大學教書，還成了費正清的博士生導師。他和夫人路熙最后合葬在了牛津。路熙比他大五歲，當時的英國傳教士中這種妻子更年長的情況很普遍。他們的愛情是很感人的，在他們自己的回憶錄中留下了記載。蘇慧廉是獨自先到溫州的，當時他們已經訂婚了。傳教士群體有一個特點，教會更喜歡把夫妻而不是單身漢派到國外去，因為這樣更穩定。

蘇慧廉在牛津期間的著作

蘇慧廉走得比較匆忙，沒來得及好好籌辦婚禮，因為他的前任李華慶突然去世了。他1882年到了中國，1883年1月去了溫州，本想先安頓下來，等到把當地的情況摸熟之后，再把未婚妻接過來。沒想到緊接著就是1884年的甲申教案，李華慶留下的教堂和他自己的住宅都被燒了，他只能倉皇逃到上海，給人在英國的未婚妻發電報。

路熙在回憶錄中記載，蘇慧廉在電報中對她說，你不要來中國了，我籌劃中的家都燒了，溫州還能不能再去也不知道。而她收到電報時正在跟蘇慧廉與自己的家人告別，當時出趟遠門是件大事，何況是到中國來，兩邊的家人都在為此做準備。這里需要提一下，路熙的家境比蘇慧廉要好不少，她的父親是一個礦場主，而蘇慧廉則是貧寒子弟出身。路熙說，她如果不去中國，蘇慧廉就什么都沒有了。在這樣的背景下，路熙從英國出發，坐了三個月的船，1884年底到了上海，與蘇慧廉在九江路的圣三一教堂里完婚。我這次修訂《尋找·蘇慧廉》，才在英國的檔案里查到他們的結婚登記表，而且還查到了，他們的證婚人之一是大名鼎鼎的傅蘭雅。此后他們去了寧波，因為循道公會的中國總部在寧波，再從寧波又回了溫州。

路熙是辛亥革命以后發生北京政變時才離開中國的，她在回憶錄中說，自己在中國的經歷，從動亂開始，以動亂告終?；貞涗浀淖詈笠痪湓捠牵骸皠e人問我，你的一生值不值得？”路熙其實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英國女士，可是她的一生跟我們竟然發生了這么多的關聯，某種意義上，她把最好的年華獻給了中國。

路熙

剛剛您提到好幾次發生在溫州的教案。您研究晚清傳教士，對當時的教案也有深入研究，能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嗎？

沈迦：晚清的教案發生得很頻繁，不止在蘇慧廉所處的年代、所在的城市，可以說，這不是一個時期、一座城市的問題，而是只要有外國人、有教堂的地方，就會發生教案。某種程度上，中國發生教案的頻繁程度高于其他國家。傳教士不單是到中國這一個國家來，而是遍布世界各地，譬如也會去印度，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概念。這種現象的產生，跟當時中國的社會制度、文化觀念自然是密切相關的。今天常有人把教案當成民眾跟洋人之間的對抗，其實不然，這只是表象。它的背后還有兩股力量：一股力量是地方士紳，一股力量是地方政府。這兩股力量在暗，民眾跟洋人在明，明處這兩股力量發生沖突時，政府往往還扮演著調解的角色。把這四者之間的關系梳理清楚了，才能明白教案發生的真正原因。

撇開宗教情感，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梳理的話，我覺得教案在中國，特別在晚清，發生得這么頻繁，并且不斷蔓延開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學或者西潮進來之后，沖擊了中國原來的社會結構，特別是沖擊了原來以士紳為中心的社會結構，所以教案越到社會底層往往發生得越多。晚清的地方士紳既是當地的道德領袖，又處在權力中心，這種模式已經在中國延續了千年之久。突然出現洋人這股外來力量要沖擊這種結構，士紳本來是可以抵擋的，問題在于，這股力量的背后竟然有政府，這就復雜了。當時的政府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因為洋人是有條約保護的，政府的層級越高，越怕洋人。表面上地方政府要遵守條約，保護洋人，事實上又要照顧士紳的利益，因為地方官員本身就是士紳，不少官員其實也很厭惡洋人。這就形成了一種非常扭曲的狀態，底層民眾覺得地方官員能夠代表自己的利益，其實并非如此。

這樣一來，既給了很多士紳上下其手的機會，也縱容了不少別有用心的底層教徒。教徒是不可一概而論的，其中既有信仰虔誠的人，也有劣跡斑斑，在外面犯了罪，為了躲避官司，逃到教會來的人。舉個例子來說，地方士紳想處罰本地一個仗勢欺人的教徒，他可能會跑到教堂里尋求庇護。地方士紳一看，這還了得，于是把矛頭指向洋人。矛盾一旦擴大，驚動洋人領事，他們不會與地方政府糾纏，只會向上交涉，一旦找到總理衙門，中國政府自然不敢得罪領事，只會將地方官員免職來息事寧人。那些劣跡斑斑的教徒一看，就更加肆無忌憚了。某種意義上，這就是很多教案的導火索。過去這些年來對教案的研究，不少還停留在意識形態這個層面，缺乏對基本的社會結構細致、深入的討論。我們更應該思考，為什么很多小問題演化成了大沖突，要把其中復雜的互動、博弈關系弄清楚。

胡適與蘇慧廉的交游是您的一個重要發現，能請您談談這個發現的過程嗎？

沈迦：這也是一個偶然的發現。我查考資料時，發現蘇慧廉是英國派到中國來處理庚子賠款退還問題的庚款代表團成員之一，這個代表團的中方成員就是胡適。其實，胡適在日記中對此事有記載，但是沒用“蘇慧廉”這個譯名，被大家忽略了。我后來讀了謝福蕓寫的那本《名門》，號稱是小說，實則是記載真人真事的回憶錄，其中有相當多的篇幅提到一個跟她有很多交流的邏輯學教授，詳細記載這個教授的言行，比如和她一起坐火車旅行。這個教授就是胡適。

英國庚款代表團

從年齡上來講，胡適比蘇慧廉小三十歲，與謝福蕓則是同輩，更有共同語言。《名門》中有一章，就是寫謝福蕓跟胡適在火車上討論上帝是否存在。當時胡適差不多四十歲左右，他二十多歲在美國讀書時，曾對基督教非常感興趣，還在日記中說想要收集各種方言的圣經版本，甚至有過一段即將去受洗的經歷。當然，他本身不是信徒，認為上帝并不存在，而謝福蕓自然認為上帝是存在的。他們在討論時，蘇慧廉正好從旁邊經過，拍了拍胡適的肩膀，說：你要是不相信上帝存在，那你究竟是怎么來的？胡適與蘇慧廉一路上去了中國各地考察，處理庚款問題；等到庚款問題處理完畢，胡適又和蘇慧廉一起，沿著西伯利亞鐵路一起返回英國。

胡適與謝福蕓的友誼持續了很久。臺北的胡適紀念館存有胡適的全部藏書，我在其中查到了蘇慧廉的著作，其中一本還附有謝福蕓的一封信。他們兩家的友誼一直保持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