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David Lattimore”——戴維·拉鐵摩爾（又譯“拉特莫”）1931年出生于北平，當時他的父母（歐文和埃莉諾）剛結束在中國東北的游歷。這段旅行安排在1929-1930年間，持續約九個月。結束了考察，在北平進行進一步研究的間隙，拉鐵摩爾寫作了《中國東北：沖突的搖籃》（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1932）等著作，在學術上收獲頗豐，戴維的降生也是家庭之喜，又一個生命從此與中國相連。

戴維·拉鐵摩爾

教父迪魯瓦活佛

戴維出生前后一段時間，父親歐文·拉鐵摩爾正處于相對空閑的休整期。 1930-1933年間他多在北平專心從事研究工作。1933年，歐文開始任職于太平洋關系學會，除中途曾回美一段時間以及數次外出，直到1937年12月他們一家才真正告別北平。不過緣分未盡，1941年夏天，拉鐵摩爾又回到中國，擔任蔣介石的美國顧問，這次他沒有帶妻兒。因此，戴維實際在中國的時間只有幾年。

值得一提的是，歐文赴重慶任職，還幫戴維“找到”了失聯許久的教父?！笆刮矣煮@又喜的是，我在那里碰到了迪魯瓦·呼圖克圖。他曾是外蒙古重要的活佛之一……我30年代在北京首次遇見他。我們在京期間，他常來看我們，我們請他做我兒子戴維的教父，戴維常常叫他‘我的佛爺’”。（《拉鐵摩爾回憶錄》，第113頁）

迪魯瓦·呼圖克圖（1884-1965）出生于外蒙古，曾是日本人進行所謂“內蒙獨立計劃”的重要工作對象。拉鐵摩爾與他相識之時，迪魯瓦正處于“出逃”之中。在初期交流中，拉鐵摩爾對于喇嘛教（特別是蒙古喇嘛教）的很多認識應都受學于他。迪魯瓦活佛雖比拉鐵摩爾年長，但后半輩子可以說都聽從了這位朋友的建議，在1949年初赴美。迪魯瓦后任職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系學院，再加上歐文有意培養的鄂嫩·烏爾貢格、杭錦·貢布扎布，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曾短暫存在一段蒙古學研究的“春天”。

迪魯瓦來到美國后，時常與教子戴維相見，這對戴維而言是獨特的人生經歷。迪魯瓦在拉鐵摩爾幫助下留下了口述自傳，這份珍貴口述史材料由拉鐵摩爾口譯（迪魯瓦和歐文一般以蒙語交流），戴維用英語記錄的。再加上迪魯瓦自撰的《外蒙古政治回顧》、《納日班禪寺》兩文，后來歐文·拉鐵摩爾和磯野富士子翻譯、注釋出版了《迪魯瓦·呼圖克圖，宗教和革命中一位蒙古活佛的回憶與自傳》（The Diluvkhutagt：Memoirs and Autobiography of a Mongol Buddhist Reincarnation i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1982），對此書的介紹可參看二木博史著《蒙古的歷史與文化：蒙古學論集》。（呼斯勒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歐文后來在《蒙古的民族主義和革命運動》一書中深情致敬這位朋友、同事、老師、親友，“我個人最感激的是我的蒙古同事：迪魯瓦·呼圖克圖，我二十五年來的導師和朋友，他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蒙古學研究項目的獨特貢獻只出版了一小部分”。（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reface.）

戴維·拉鐵摩爾的中國研究一隅

戴維·拉鐵摩爾幼時離開了中國，在美國接受教育，先后在康奈爾和耶魯大學學習，1965年取得博士學位，后在布朗大學任教。在此之間，他的人生接受了很大的挑戰，原因是父親歐文遭到了麥卡錫的指控。父親遭受的攻訐與面對的態度讓戴維記憶深刻，歐文·拉鐵摩爾當時認為應當堅決反抗這種制造恐慌的行為。但對在此后長期受波及的19歲少年來說，他更多的是不知所措和茫然?！癐t was hard on my mother and my father”，這可能是戴維對這一事件最無奈也最真實的感受，這句話里或許還要加上他自己，“當你父親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時，生活變成了一場奇怪的審判?！?span style="color:#999999;">（語出戴維，采訪者為Kirstin Butler）

歐文·拉鐵摩爾一家，左一為戴維·拉鐵摩爾

即便如此，戴維依然研究中國，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文學，尤對唐詩、詩詞翻譯有研究，是著名翻譯家、文學研究專家，著有《和諧世界：中國詩歌》（The Harmony of the World: Chinese Poems. Providence，R.I.：Copper Beech Press，1980）等作品。戴維·拉鐵摩爾曾任布朗大學東亞和比較語言學部教授，現在是東亞研究學部榮休教授（父親歐文當年也是該部的名譽教授），布朗大學的終身客座研究員。

楊聯陞評芮沃壽、杜希德于1973年編著出版的《唐朝面面觀》（又譯《唐代研究諸視角》）時曾介紹道，該書“收入了在西方首次舉行的唐代研究會議上發表的11篇論文。作者都是這一著名時期的專家……大衛·拉特莫（David Lattimore）的是《用典和唐詩》”。（《漢學書評》，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49-450頁）《用典和唐詩》（Allusion and T’ang Poetry，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itors，Perspectives on the T'a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又譯《引喻與唐詩》，是一篇能體現戴維研究功力的作品，這篇文章關注“用典”，但不從“寫作手法”“修辭手法”層面加以解讀，而以李頎《琴歌》和白居易《長恨歌》為例，研究了“典故（引喻）”在文本中的連續性出現、融化現象與有機再構，認為“典故（引喻）”除修飾作用外還具有匯聚表達主線和題旨等作用。

他同時還關注一些其他問題，比如“引喻不僅在中國文學中而且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起著令人矚目的作用”，又如“朦朧（含蓄）”之于中國詩與模糊美學。（《引喻與唐詩》，收《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1-155頁）田菱（Wendy Swartz，美國羅格斯大學中國文學教授）對于戴維此文也給予較高評價，并表示戴維的這種對文學現象進行的結構主義理論研究“在英語世界非常缺乏……即使在中文世界系統研究也非常少”，（《重審六朝文學的“經典”和“周邊”——美國漢學家田菱訪談錄》，《國際漢學》2019年第2期）而戴維此文已經是數十年前的作品了。

戴維不是詩人，除研究文學外，他的興趣和專長在于翻譯。1977年，美國詩人學會舉辦了一次以“中國詩歌與美國想象” ( Chinese Poetry and American Imagination) 為主題的討論會。參會的有七位美國詩壇著名詩人，如雷克思羅斯（Kenneth Rexroth，中文名王紅公）、斯耐德（Gary Snyder）。另邀請了數位學者、譯者，有葉維廉( William Yip)、齊皎瀚( Jonathan chaves)、傅漢思 ( Hans Hermannt frankel)、戴維·拉鐵摩爾與鐘玲。

與會專家討論了英文格律翻譯漢詩的可行性、漢詩的豐富多樣性、傳統漢詩題材視角的受限性（即受創作者個人社會背景影響，這點也是前引戴維文探討的一點）等問題。雷克思羅斯在這次會議前十多年就主張中國詩歌和日本詩歌對20世紀整個西方詩壇的影響是無可比擬的，與會眾人也皆表示深受中國詩歌影響。戴維·拉鐵摩爾發言指出，作為西方詩人、漢詩研究翻譯者，“我們肩膀上的確擔負著歷史的重負，可能還要比一直以來我們認為的還要多。而閱讀和研究像中國詩歌這樣迥然不同的作品，能夠幫助我們意識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過去和傳統的產物。”（吳永安譯：《中國詩歌與美國想象》，載《詩探索2013第2輯理論卷》，2013年，第10頁）他舉例說，例如英美詩文風嚴肅傳統可追溯至古希臘，但這給平實寫作帶來困難，“而我們在中國詩歌中學到的一件事就是你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寫”，也就是漢詩面對大部分話題少有尷尬可言，這是戴維理解的“一切皆可成詩”。

20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中國詩譯介與欣賞已經積累到了一個足供涵泳的階段。20世紀初，漢詩英譯開始發展，中國詩歌文化被吸納入美國詩歌中，但戴維認為“一件相當讓人驚異的事情就是，直到差不多20世紀第二個十年，譯得真的是相當得不成功”。而美國詩歌大量吸收歐美以外文化養分階段是在二戰后，這段時期正是戴維等美國青年的成熟階段，他們開放、好奇且勇于吸收。到七十年代過去三分之二，戴維已可以半開玩笑地說“我們翻譯中國詩歌的人數現在肯定超過了16世紀翻譯圣經的人數”。作為學者，他更注意文化因子的交融，而不是單純的寫詩、翻譯技法，“雖然很難指望中文翻譯會像廷代爾和他的追隨者影響英國宗教改革那樣深刻地影響我們的世界，但毫無疑問，中文詩歌的發現是我們現代文學感受力的產生原因之一，也是結果之一?！?/p>

戴維也常從歷史角度總結問題，例如“西方對中國詩歌的熱情為何來的很晚”，他認為西方曾緊跟中國哲學的潮流三個世紀，欣賞了阿拉伯和波斯詩歌兩世紀，這是晚的表象。而其根源有兩點，一是傳統中基督教的衰落以及原罪信仰的衰落；二是傳統中的異教或古典方面的相應衰落，帶來古代文體水平標準的下降。

通過詩歌或文學媒介了解中國與中國文化，加上父祖的熏陶，戴維·拉鐵摩爾的一些看法是相對深入的。他十分看重中國詩歌所體現的個性與日常表達，考求背后的思維與哲學，認為“歸根結底，中國人不認為詩歌是說教——改善我們的本性——而是表達我們的本性；認可這一點是孔孟對人性潛在善良的信仰”。 相對而言戴維對中國更少隔膜，也更知道貼近理解非易事，處于中西之間。因此他在評柳無忌、羅郁正編《葵曄集》的末尾不忘提醒，“在日益縮小的當代世界中，我們對中國人的理解并不完美，但也不能過于將他們視為精致的中國風玩偶”。

戴維·拉鐵摩爾的兩篇書評

戴維同父親歐文、祖父大衛一樣對中國充滿興趣，還可以從他參與寫作的兩篇書評中窺探一二。

第一篇是歐文·拉鐵摩爾和戴維合寫的書評“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11，No. 2，（Dec.，1957），pp.265-278）評論的對象是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即《中國科學技術史》，當時只出了前兩卷。此文刊于1957年，當時歐文仍處于麥卡錫的陰影中，各方面都很受限制，“美國發行量很大的刊物《讀者文摘》從一九五一到一九五四年，只刊登了他的三篇文章。而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年，拉鐵摩爾連一篇文章都未得發表”，（《拉鐵摩爾在麥卡錫年代》，《讀書》2019年第3期）實際上無論是主動還是被迫，歐文一直都未遠離學術，這篇書評或是無形之網下的“漏網之魚”，其特殊性還在于似是父子間僅有的一次學術合作。

該文開篇就說“李約瑟對一個從未被任何中國或西方作者考察過的領域的深入探索，不僅在論題上，而且在哲學概念上，都是新穎的，在學術界引起了憤怒的呼喊和驚嘆的叫聲”。（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p.265）評論人總結李約瑟的這兩卷書有兩個特點，“一是他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地展示了他所能收集的知識，二是他的作品坦率地帶有傾向性”。接著就稍顯尖銳地指出這種傾向性“是否會使他作為科學史家的工作無效，是一個我們愿意保留判斷的問題……將迄今為止出版的兩卷篇幅（總共1000多頁）都用在一系列不慌不忙的預備文章上，而科學史的敘事本身在其中沒有任何作用”。（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p.265）

在亮明態度后，評論人針對前兩卷內容加以評述?！秾д摗分欣罴s瑟對于中國語言文字的探討和處理在他們看來是薄弱部分之一。例如李約瑟寫到，“中國文字是三千多年以來一直保持著象形書寫法（與拼音書寫法相對立）的唯一文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1卷導論）》，1990年，第27頁）他在此引用了其他學者的觀點來解釋，被評論人諷刺“我們簡直不能相信周朝的幾百個抄寫員能夠如此影響每個中國村莊的生活語言，以至于‘迫使語言變成單音節模式’?！罴s瑟只是引用了這一觀點，但引文是這一節缺乏專門知識的典型”。（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p.268）楊聯陞在評論《導論》時也曾指出李約瑟資料來源水平的參差以及某些地方給人的業余印象。（《漢學書評》，第282-283頁）

轉到第二卷， “道家是李約瑟的英雄”，對于李約瑟的傾向性，兩位拉鐵摩爾指出“我們對他的想法略有所知。例如，毫無疑問，他更喜歡道家而不是儒家”，（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p.274）但他們還是注意到“李約瑟對儒學并不總是那么刻薄……另一方面，他現在非常喜歡新儒學”。（同上）而對于李約瑟提出的難題，評論人積極期待答案，“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李約瑟成為了社會思想家；事實上，他的標題暗示《科學與文明》是科學的社會史。在這兩卷書的每一部分中，他都在社會背景下論述科學，我們期望他將繼續這樣做”。（同上）他們也對李約瑟社會思想的另一條線索——“封建官僚主義”加以探討。文末兩位拉鐵摩爾總結道：“李約瑟是一個寬宏大量的人，我們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人……這部作品以其奇特的多樣性，融合了道家、理學和現代有機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是以愛的精神構思的?！?span style="color:#999999;">（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p.278）

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卜居劍橋，與李約瑟來往密切，他在《黃河青山》中用不少篇幅記敘了與李約瑟的交誼。黃仁宇幫李約瑟整理寫作背景資料時發現歐文·拉鐵摩爾的一封來信，信中主張“中國的地理分布利于千篇一律”，而黃認為“這種立論有許多可議之處”。（《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三聯書店，2007年，第369頁）

其實，黃仁宇與拉鐵摩爾家族還有過其他學術交流。1981年出版的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Yale University Press，中譯《萬歷十五年》）書后選印了六則短評，其中有兩則是從文學角度切入的。

1981年版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書影，圖據網絡

署名“David Lattimore”的短評節選自戴維·拉鐵摩爾發表于《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文章，原文是“黃仁宇這本不同尋常、發人深省的書描繪了豬年的中國，他稱豬年為‘沒有意義的一年’，但他的意思恰恰是要告訴我們微不足道的事物的重要性。他懷著詩人或小說家的樂趣，將尋常細節旋轉到顯露其意義光芒的角度”。（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June 21，1981）

除介紹黃著以外，戴維也表達了歷史見解，指出“從1586年到1588年，中國遭受了其歷史上兩種最嚴重的流行病之一，人口下降可能超過20%。如此大規模的生命損失幾乎算不上‘沒有意義’，這一點黃先生沒有充分認識到”。戴維未指出其引據資料，似是在說萬歷鼠疫。據既有研究，萬歷年間災害集中，以華北地區為例，萬歷十四年到十六年（1586-1588）為出現連續兩年疫情記錄的年份，且每年超過10次，華北確有大疫發生且應是鼠疫。（參見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王秀蓮等：《華北地區宋元明清及相關因素分析》，《天津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第二則文學性書評作者是普利策獎獲得者、著名小說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他說：“《萬歷十五年》盡管是一部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卻具有卡夫卡小說《中國長城修建時》那樣的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色彩?！?span style="color:#999999;">（書評譯文參見《萬歷十五年》，中華書局，2014年，第374-384頁）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黃仁宇很訝異為何從事文學創作的厄普代克會對他的書感興趣。后來厄普代克寫信解釋說“他從《紐約時報書評》中知道《萬歷十五年》這本書，因此主動替《紐約客》寫書評”。（《黃河青山》第567頁。中華書局編輯部《萬歷十五年》出版說明（2006）則說厄普代克是從《時代周刊》上獲悉該書，此處從《黃河青山》）前文提到戴維的書評在1981年6月刊出，厄普代克的書評載于《紐約客》1981年10月號，有可能他就是從戴維·拉鐵摩爾的書評里關注到《萬歷十五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