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藝人鄭爽的“代孕”風波讓公眾再次聚焦代孕話題。

事實上，大多數國家明令禁止代孕，或禁止商業代孕，正是憂慮其倫理風險，把“生育降低為工具性需求”將沖擊和瓦解社會慣例。

但代孕的難以禁絕，背后是來自不孕不育者、性少數群體等高漲的需求。如何保障他們的生育權利，同時防范輔助生殖技術的倫理風險，仍是有待探討的課題。

本文是一篇地下代孕市場調查，采寫于2017年底，你會看到，由代媽、中介、客戶、醫生構成的利益鏈條，灰色且脆弱，風險隨時可能被引爆。

這是一個關于金錢、人性、利益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彼此依賴，卻又互相提防。

這是一間尋常的三室一廳，隱匿在一座高檔小區中。推開門，四位大肚子的女人橫七豎八地躺在沙發上看電視，另有兩位大肚子女人坐在椅子上，用線串起彩色珠子，編織紙巾盒，百無聊賴的樣子。

桌上雜亂地擺放著牛奶、藥、水果以及一些雜物。50多歲的保姆正在廚房做飯。

女人們看上去30多歲，南方口音，有的即將臨產，有的剛懷孕不久。她們集聚在這套不到一百平方米的民宅里，同吃同住，由人照顧一日三餐，唯一需要她們做的，就是看顧肚中的孩子——某種意義上，那是價值15到20萬元的昂貴“商品”。

2017年11月，一家代孕機構的孕媽基地，五位代孕媽媽飯后看電視。本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方岸圖。 

每年，數以萬計的女性涌入地下代孕市場，成為“代媽”——對外她們自稱服務不孕人群的“志愿者”。2009年的一份數據顯示，中國不孕不育患者超過4000萬，占育齡人口的12.5%。除此之外，性少數群體、失獨家庭以及不愿親自生育的女性也構成代孕的潛在客戶。

需求連年看漲，代孕中介由此搭建起以嬰兒為標的的地下交易鏈。它灰色且脆弱，風險隨時可能被引爆——代孕雙方身體與心靈的傷害，協議背后的隱瞞與欺詐……金錢、人性、利益交織，催生錯綜復雜的代孕亂象。

“代媽”

人生的前32年，李蓉過得循規蹈矩——她出生在河南農村，和同鄉結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家里種地為生，還開了家小賣部補貼家用。天順時攢點錢，遇上洪水旱災，只能勉強維生。

這樣的生活在公婆相繼患病后被打破——公公從樓梯上摔下，癱瘓在床；婆婆心臟病發，搶救后欠下了好幾萬。丈夫在家種地、帶孩子、打零工，她便獨自外出打工，想早日還清債。

她住10人一間的地下群租房，白天在超市理貨，晚上在西餐廳做服務員，一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從早站到晚，腳像泡在水里一樣。即便這樣，一個月也只能存下4000多塊。

李蓉掰著指頭算，這樣攢下去要熬多久。離家時，兩歲小女兒尚未斷奶，脹奶時她恨不能飛回孩子身邊。

2017年5月，手機上一條推送攥住了她的心，“河南鄭州一位女子給人代孕，一年掙了十幾萬”，她想，那些錢，“我累死也掙不了”。

推送她反反復復看了幾遍，又上網去搜“代孕”，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謂代孕，是將受精卵子植入代孕媽媽子宮，由其代替完成妊娠及分娩過程，屬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一種。根據雙方是否涉及商業利益，可分為商業化代孕和非商業化代孕。

而依據精子和卵子來源不同，又分為完全代孕和局部代孕，前者是委托夫婦提供精子和卵子；后者需要第三方提供。

“人家做好了胚胎放到你子宮里，你生下來就行?！敝挥谐踔袑W歷的李蓉，用有限的文化知識快速消化了這項新事物。

在確定不會和男人發生性關系、孩子和自己也沒有血緣關系后，她決定做代媽?！皝礤X快，掙得多”，她不諱言，看重的就是這點。

李蓉聯系到網上一家知名度頗高的代孕機構，客服讓她先去做個體檢，“沒有傳染病，子宮內膜厚度達到9或者9以上”才可以去應聘，路費、檢查費都報銷。

盡管丈夫并不同意，李蓉還是 “破釜沉舟”，辭了工作，瞞著丈夫買了車票。那是2017年5月13日，等待她的將是什么，她不敢設想。

那時，來自四川的張艷已經成功懷孕了。張艷比李蓉小一歲，家在尚未通公路的小山村。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養豬帶孩子。

代孕媽媽張艷

當代孕的風悄無聲息地刮進村里時，張艷糾結了幾個月，“家里太窮了，想出來賺錢，但又怕受騙犯法”。

過完年，她終于下定了決心，以打工的名義離開山村，去了遙遠城市的代孕機構?！胺凑桓腥松洗玻粫鲑u身體，我就想賺點錢，回去把房子蓋了”，她安慰自己。

張艷在長三角的鞋廠、塑料廠打過工，一個月工資3000元左右，而做代孕，“發的生活費就差不多抵上工資了”，她無法抗拒那個巨大的誘惑。

“嬰兒工廠”

1978年世界首例試管嬰兒誕生，為代孕提供了技術可能。幾十年間，代孕在許多國家相繼出現，也引發了道德、倫理和法律等各方面的爭議。

2001年，我國衛生部頒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2003年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再次明確規定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代孕技術。

但龐大的市場需求，讓代孕走入地下，潛滋暗長。

2004年，27歲的江蘇人呂進峰創辦了一家代孕網，被不少人認為是國內首家地下代孕機構。

他的“創業”之路在今天看來頗為“簡單粗暴”：妻子懷孕后，他開始關注準媽媽論壇，捕捉到代孕商機，于是買來幾臺電腦，注冊一批QQ號，瘋狂群發廣告，客戶、代媽、醫生隨之找上門來，他將幾方環節打通，做起了代孕中介。在這之前，他還只是一名大專畢業的物流從業者。

最初，呂進峰只負責向客戶介紹醫生和代媽，收取兩三萬塊錢的介紹費，其他由客戶自理。2006年后，他全盤接手代媽事宜，跟客戶費用打包。這一模式被后來不少人復制并沿用。

包括呂進峰在內的不少代孕中介談到，地下代孕經歷了幾個“井噴期”：第一次出現在2009年到2012年，一線城市出現大量中介；2015年到2017年是第二個“井噴期”，從業人員越來越多，海外代孕大量涌現。

一些代孕中介為規避法律風險，將業務轉移到代孕合法的俄羅斯、印度（2016年開始禁止）、美國部分州等海外地區，或是在國內選好代媽，到這些國家進行胚胎移植，再回國生產。

及至今日，已然形成分工明晰的產業鏈：有人專職搜羅代媽；有人負責照顧和管理代媽；有人負責拉攏客戶；有人尋找醫療支持；還有人組織第三方供精供卵。一些大的中介機構各環節全包，小型中介則只做某一方面。

代孕機構價格差異較大，三四十萬到一百多萬不等。以某家規模較大的機構為例，國內純代媽套餐為36萬，包成功套餐為68萬，雙胞胎的話是78萬，選擇嬰兒性別是86萬。若需要第三方供卵或供精，則在此基礎上加價。赴泰國、柬埔寨代孕要比國內便宜一二十萬，美國則至少需要上百萬。

尚無數據統計國內有多少家代孕機構。呂進峰稱，至少不少于1000家，一年簽約的客戶，不少于10萬個。

2009年，中國人口協會發布了一組數據，中國不孕不育患者超過4000萬，占育齡人口的12.5%，這意味著平均每八對夫婦中就有一對無法生育。而全國老齡辦發布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顯示，2012年，中國失獨家庭已經超過百萬個，每年新增7.6萬個。

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后，還有一些夫妻通過代孕尋求二胎，以及性少數群體、不愿親自生育的女性和想要“多子多?！钡募彝ィ际谴械臐撛诳蛻?。

早前，他們大多通過醫生介紹、熟人推薦、小廣告找到代孕機構。近年，網絡涌現大量代孕廣告。

呂進峰稱，過去客戶以為代孕是找“小三”，讓他幫忙找個女大學生；還有人以為他是賣孩子的；也有人擔心生出的孩子長得像代媽……現在，大多客戶找上門來，首先問的就是成功率。

“我想要個孩子”

36歲的沈溪和丈夫開了家公司，事業風生水起，卻始終覺得缺點什么。

年輕時，她被檢查出患有紅斑狼瘡腎炎。醫生告訴她，生孩子的話會危及生命。她寄望于試管嬰兒，大大小小的醫院跑了七八家，折騰了上百次。

為了備孕，她戒掉10多年的煙癮，常年打促排卵針和黃體酮，體重由90斤漲到了120。站在醫院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她有時覺得，自己就像供人挑選的商品，“自尊心碎了一地”。

沈溪

她也考慮過領養，但總覺得不是自己的接受不了。胚胎移植九次都失敗后，醫生下了“最后通牒”：不要折騰了，去找代孕吧。

2017年2月，沈溪找到一家代孕機構，身體調養大半年后“攢下”了幾枚胚胎，她盼著生兩個兒子。“明年我要賺個1000萬，生5個孩子！”她開玩笑說。

薛露也瘋狂地想要個孩子，盡管她已是一個20多歲孩子的母親。

七年前，讀高中的兒子做闌尾炎手術時麻醉過量，引發缺血缺氧性腦病，從此生活不能自理，“以前我們做生意沒時間管孩子，現在反而要一天到晚看著他，后悔也來不及了。”說這話時，她從桌上抽出紙巾擦了擦眼睛。

孩子出事后，丈夫想再生一個，薛露不答應，想等兒子好了再生。

一等就是四五年，眼淚流干了，孩子也沒好起來。她懷過兩次孕，都流產了。2016年起，她嘗試做試管，但取了五次卵都沒成功。

2017年6月，薛露瞞著丈夫找到一家代孕機構，包成功套餐需要七八十萬，對他們這樣做小生意的家庭不是小數目。

丈夫不同意，但她態度堅決，“不生二胎，家就裂了……砸鍋賣房子也要做”。她向丈夫少報了二三十萬，又找親友東拼西湊，勉強籌齊了錢。

薛露東拼西湊找了代孕。

2017年12月，跟代孕機構負責人簽協議時，她兩手緊扣，幾乎用懇求的語氣說：“就要小孩子健康?！?/p>

此前，身邊有朋友通過小中介花四五十萬就生了孩子，她咬咬牙，決定還是找家大的，“只有這一次機會，不包成功不敢做”，但不受法律保護，她始終是提心吊膽著。

“這么大歲數還要在這里做這種事情?！彼行┍瘋卣f。

每當客戶提著一袋病歷找過來，眼淚婆娑地訴說多年求子不得的經歷時，呂進峰就覺得，自己在做“助人為樂的愛心慈善事業”——這也是中介們最常用的話術，沒人愿意承認，這是一樁以新生嬰兒為交易物的買賣。

“籠中鳥”

坐了20多個小時的火車后，李蓉在天黑時抵達了陌生的城市。

一位負責代媽管理的后勤主管把她從車站接到了住處，三室一廳的住宅，電視、空調、冰箱一應俱全，李蓉從沒有住過這樣好的地方。

一家代孕機構為代孕媽媽提供的住處。

她被分配到一個單間，另外兩位已經移植胚胎的代媽各住一間，40多歲的保姆睡沙發。

保姆為李蓉煮了面條，還臥了個雞蛋。吃完后，她跟丈夫視頻，讓丈夫看看住的地方。丈夫囑咐她：“你自己留個心眼，別被人家騙了。”

第二天一大早，后勤主管就帶她去醫院檢查，婦科、抽血，全套查一遍。 檢查合格后，李蓉便簽了入職協議，同時上交了身份證——中介直言，這是為了防止代媽逃跑。

工資從來的那一天算起，一個月2000塊錢的生活費，17萬的傭金分批發，3個月時給1萬，5個月開始每個月給2萬，最后的一筆生完后支付。如果生雙胞胎，加2萬；剖腹產再加1萬。

等十幾天后來了例假，李蓉被蒙上眼，帶到一家所謂的“正規大醫院”移植。

代孕媽媽李蓉

代孕中介們透露，醫生水平的高低，醫療技術、環境、設備的好壞，直接影響移植的成功率，這也是中介們最關鍵的籌碼。不同中介機構移植成功率不一，高的有百分之七八十，低的僅百分之一二十。

早些時候，取卵和移植手術通常在私立醫院的地下實驗室進行。幾十家代孕中介與醫院捆綁合作，共用一間實驗室。后來一些有實力的代孕機構開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從海外購買高端設備，花百萬高薪聘請醫院生殖中心的醫務人員前來秘密操作。

實驗室中有昂貴的醫療設備、客戶們的胚胎，一旦被查處，損失慘重。因此，中介往往將實驗室設在隱蔽的郊區別墅中，除醫務人員外，外人難以接近，代媽們被蒙上眼罩帶入。

但很多中介機構不愿花費成本，他們通常找沒有門牌和資質的小診所合作，這也增加了代孕過程的風險，“胚胎很嬌嫩，如果凈化達不到標準，容易被污染，有可能導致嬰兒畸形或其他先天性疾病”，一位代孕中介稱。

胚胎移植前，醫生讓李蓉多喝水憋尿，這樣做B超時才看得清楚。在喝了許多杯水后，她的手機被收走，換上消毒過的衣服和鞋子，進了手術室。

手術室只有衛生間那么大，旁邊緊挨著一間冷凍室，李蓉猜想大概是儲存胚胎的。做手術的儀器看起來挺“高大上”，她叫不上名，心里隱隱有些發慌。

躺下后，四十多歲的女醫生安慰她“放松”，問她移的是哪個客戶的胚胎。李蓉報出名字后，醫生取出解凍完的胚胎，放進一根細細的移植管，植入到她子宮。

整個過程不到5分鐘。李蓉沒感覺到痛，醫生只囑咐她回去后不能劇烈運動。她在床上躺了14天。

20多天后，去醫院查胎心，胚胎成活，李蓉長吁一口氣，暗自慶幸自己運氣真好。她之前聽說，有代媽移植了大半年都沒成功，有的移植成功后又流產。

移植后，通常需要連續打75天的黃體酮孕激素來保胎，一些代媽打得屁股都腫了，甚至結起了硬塊。李蓉因為體質好“逃過一劫”，卻也得每天吃保胎藥。吃藥打針有沒有副作用，沒人告訴她。

懷孕三個月時，李蓉第一次見到了腹中胎兒的母親。對方看起來40多歲，甘肅人，陪她去體檢，又去她住的地方看了下，詢問了身體狀況，便不再多問。那是兩人唯一一次見面。

她聽說有些對孩子特別上心的客戶，會親自挑選代媽，把代媽接出去單獨照料，甚至讓她學英語、書法等各種課程。

挑選代媽時，中介把她們聚到一起，一字排開，由客戶們詢問各種隱私的問題，她們要逐一回答，不許反問。

一些中介會讓代媽虛報生育情況、身體條件、年齡、學歷等，甚至偽造身份證和體檢報告。更有甚者，為客戶介紹第三方供卵志愿者時，給他們看的是身高、學歷、相貌各方面都好的，實際用的是條件沒那么好、費用低很多的；有些找條件優秀的女孩冒充志愿者與客戶見面，之后用別人的卵子頂替。

代孕機構通常會制定詳細的規則約束代媽：代孕期間可以和家人聯系，但不得透露居住地地址；不能帶外人留宿或夜不歸宿，未經允許不得和任何人見面，不能跟客戶單獨聯系，原則上不允許回家；每天22點前睡覺……違者將領受處罰。

代媽們像被金錢誘進籠中的鳥兒。除了飯后在小區樓下散步，她們很少出門。即便出門，也會錯開人流高峰，避免被人認出。有人敲門時，她們不會輕易開門，除非對方說出“暗號”。

孕期不同，代孕媽媽們分開吃飯。

澎湃新聞暗訪一家代孕機構時見到：物業在門外敲門，代媽們躲在貓眼后張望，打電話請示中介后勤人員要不要開門。當發現記者可能在暗訪時，代媽們立即電話報告給后勤人員。

這樣的防備，也發生在代媽之間。她們似乎達成某種默契：每天同吃同住，但很少談及彼此的家庭。中介鼓勵她們相互監督，若有人違規或逃跑，其他人也將受到牽連。

懷孕期間，丈夫帶孩子來看過李蓉一次，約在外面的餐館，她沒有告訴孩子代孕的事，一家人匆匆吃了頓飯就各自分開。

眼下的生活，讓她覺得有些不真實，“看看電視，聽聽歌，挺清閑的”。

但內心深處，她時刻擔心著，一旦胎兒出了什么事，就前功盡棄了。愛吃辣的她不再吃辣了，怕有胎毒；不愛吃肉和雞蛋的她，強迫自己每天都吃；每天還要聽音樂，喝奶粉，散步，“比自己的孩子還上心”。

李蓉想好了，等過完年生下孩子，拿到17萬后，就回家把賬還了，再做點小生意。至于腹中孩子，“不聯系了，對孩子好，對客戶好，對自己也好?！?/p>

張艷也處于矛盾中，什么都不用干的日子“挺好的”，但卻感覺比過去在工廠打工還累，“心累，什么都怕?！?/p>

她不愿讓人知道自己在代孕，“擔心村里面說閑話，說你那錢來得不正當。小孩大了怕他承受不了?！?/p>

張艷盼著孩子早日降生，但一想到孩子出生就要被抱走，心中有些難過，“畢竟懷了這么長時間，肯定是有感情的?！?/p>

她只能安慰自己，孩子是去有錢人家享福的，“只要想到他比你過得好，比自己家里的孩子都過得好，那也沒什么想法?！闭f完，她下意識地摸了摸肚子。

“代孕村”

在李蓉和張艷所在的村子，代孕還是個不被接受的事物，但在另一些農村地區，代孕不僅頗為“流行”，還成了發家致富的“捷徑”。

在某中部省份的村莊，當記者以想做代孕的名義打聽起來時，不少村民熱心地介紹說，十多年前，村里就有人去大城市代孕生孩子，回來后，“你帶我、我帶你，就這樣帶出去了”。一些在代孕機構做飯或是生過孩子的，回家后當起了中介，“介紹一個七千塊錢”。

代孕像風一樣從一個村子吹到另一個村子。一位四十多歲的村民指著附近一排房子說，“有的生了兩三個，有的結扎了也要去，還有的婆媳一起去?！?/p>

在相隔不遠的另一個村莊，聚在一起烤火的中年婦女們你一言我一言，熱烈地討論著代孕。有的說“代孕在村里早已是公開的事，去的人多得很”，有的說“先前還不是蠻怕丑怕別人說，偷偷去，現在就光明正大無所謂了”。

她們曾見到村里不少姑娘挺著個大肚子回家，“天天打牌天天玩”；也有一些讓丈夫、婆婆過去照顧，一個月就有1萬塊錢的安置費。

“瀟灑得很”，一名婦女對此頗為羨慕，她也想讓自己的女兒去，但女兒不愿意。

掙到錢后，大多數村民會蓋房、買房、做生意，也有的夫妻沉迷賭博，“把錢花沒了，又去生了。”

村莊沿路建起了一排嶄新氣派的房子，金色的獅子頭雕像鑲嵌在屋頂，在鄉間顯得格外耀眼。一位70多歲的老人解釋，這些房子都是近兩年新修起來的。

中部某村莊蓋起的新房。

村民介紹，外出代孕的多為30到40歲的婦女，但也有一些孫子都有了，還想去。一位50多歲的女村民理直氣壯地說：“生一個孩子一二十萬，哪個不想生？我們老了都巴不得去！”

也有些村民不愿靠代孕賺錢，認為“人有自尊，有尊嚴，做人要有底線”，擔心“以后會得病，有后遺癥”。他們聽說，有高齡產婦代孕生完孩子后，得了高血壓，還有的剖腹產后傷口崩開了，死了。

39歲的秦雨是村里最早做代孕的人之一。2017年12月，記者見到她時，她正穿著睡衣，挺著大肚子，悠閑地躺沙發上看電視。丈夫坐在一旁，剝橘子喂給她。

這是她第二次代孕，還有七八天就要生了。六年前，在外地打工的她聽說了代孕，一個10萬，她想著“家里沒房子”，不顧丈夫反對，就去做了。不久后，她又介紹姐姐和弟媳過去。

再之后，姐姐秦雪留在代孕機構當保姆，同時當介紹人?！氨緛憩F在代孕最多給16萬，我做時間長了，別人說只要給我弄人來，就出17萬，我那些朋友就都來了。都是一樣地生孩子，哪個不想多掙呢？”

說這話時，她手機鈴聲響起，又一個咨詢代孕的，她樂呵呵地解釋起來。

一旁的秦雨丈夫說：“這里好多人都是我姐姐和老婆介紹過來的，等過完年，來的人更多了，就要開始挑人了?！?/p>

這位高壯的男人在妻子拿回錢后，態度大轉變，不僅支持妻子再生一個，還特地陪產了幾個月。當記者表露出擔憂時，他安慰說：“她都生幾個啦，一點問題都沒有?！?/p>

秦雪說，她們沒有和公司簽協議，“都是口頭協議、君子協定”。之前她介紹的一位代媽懷孕5個月時檢查出有問題，引產了，公司很“負責”地賠了6萬，“要是剛開始時有問題，就只賠1萬”。

秦雪極力勸說記者不用檢查直接開始吃藥，“你今天吃藥就今天有工資，吃八天藥了去檢查身體，合格了過三天就開始移植，一分鐘都不耽誤！”

另一位生過一次的代媽也以過來人的身份勸說，“像我們來，生怕別人不安排，等了一個多月都急死了。你不用等多好啊，我們笑都笑死了！”話沒說完，臉色一變，孕吐起來。

這些代媽都自稱，做代孕是“為生活所迫”，“有錢的，誰會來做這個？”澎湃新聞調查發現，代媽的群體比較復雜，除了經濟狀況較差的已育女性，也有少數在校大學生。

代孕媽媽們

代媽們的數量難以統計，但傭金連年看漲。呂進峰說，選拔代媽主要看健康指標，其次是身高、長相等外形條件。

幾乎所有代媽都認為代孕是“積德行善”、又能賺錢的好事。很少有人意識到，代孕背后的風險。

中國醫學科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翟曉梅談到，代孕對身體的傷害很大，甚至危及生命；另一方面是情感和倫理困境，“十月懷胎，最后把孩子給了別人，已經建立起來的那種母子聯系，就被商業性割斷”。

一些客戶指定要男孩或者雙胞胎，中介為了提高成功率，往往會讓代媽同時移植幾枚胚胎，著床后再視檢測結果減胎。而這些，中介不會讓代媽知道。

甚至有客戶找四位代媽同時移植，發現四位都是女孩，便讓其中三位代媽流產，只留下一個胎兒，準備之后繼續生男孩。

澎湃新聞在暗訪時發現，一位懷了三胞胎的代媽被帶去減胎，原因是，客戶覺得這樣生出的嬰兒太小不好，而多次流產可能會導致終身不孕。

一位代孕媽媽坦言，心里很害怕。

“利益場”

“絕大部分中介是不愿承擔責任的，出了問題就踢皮球?！贝兄薪橥醍愓f。

“沒有法律去規范，每個人靠自覺性，惡意競爭、使下三濫手段的很多?！眳芜M峰承認，代孕行業的門檻越來越低，中介只需將各方對接起來，就可以干了，“一年哪怕只做兩三單，也至少能賺二三十萬，比打工強吧？”

早年跟著呂進峰干的人，很多出去自立門戶，一些還打著他的旗號招搖撞騙；有醫院生殖中心的醫生，辭掉公職做胚胎移植，有的自己單干；還有一些夫妻、兄弟搭檔做，沒有辦公室，沒有網站，就一個“皮包公司”。

呂進峰算了下，一個包成功套餐，代媽的費用加保姆費、租房等，一年二十七八萬，醫療成本十萬以上，加起來近四十萬，再加上取卵、移植不成功，流產、早產等各種風險，綜合成本五十萬左右。很多小中介為吸引客源打價格戰，開價五十幾萬，但出了事情就跑路，更換名字和手機號，客戶也找不到他。還有的以低價吸引客戶后，在合同中設置隱藏性費用，后續不斷追加費用。

在代孕這個復雜的利益場中，中介、客戶、代媽、醫生，相互牽制又彼此猜疑。

王異說，大部分中介是在賭，賭一次能賺多少利潤，如果失敗的話，就不賠。“在我們這行，如果你秉性差的話，差到不敢想。”

由于客戶大多選擇分期付款，一些中介會讓代媽假懷孕，管客戶要錢；有的胚胎移植了，告訴客戶沒移植或者移植失敗，騙取二次移植費用；有的移植沒成功，就找別人的胚胎代替，要到錢后說流產了；還有的打著包成功的旗號，最后沒做成耍賴；做成了的，又以代媽為由不斷找客戶要錢。

而代媽這一側，有的為了掙移植的費用，懷孕后就中途跑掉，或是吃打胎藥流產，休息一陣后換一家重來；有的鼓動全宿舍集體跳槽，然后舉報公司；還有的會賴上客戶，懷孕后找理由向客戶借錢，“你借還是不借？”

客戶這邊則不乏“毀約”的情況，想要兒子，結果生下來是女孩，就拒絕支付尾款。

廣東保典律師事務所律師廖建勛告訴澎湃新聞，代孕雙方與中介機構簽訂的是無效合同，一旦出現嬰兒監護權、撫養關系和探視權的糾紛，以及孕母妊娠中流產、嬰兒出生缺陷等意外事故，法律上很難進行判定。

實踐中，也有一些代孕夫婦心知違法而拒走司法渠道，最后“人財兩空”。

廖建勛指出，從事地下代孕的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涉嫌非法行醫，將面臨行政處罰，吊銷行醫執照；從事地下代孕的中介機構涉嫌構成非法經營罪，非法經營的數額達到一定數額，構成刑事犯罪；而對于代孕客戶和代孕媽媽，法律尚無明文規定。

對代孕機構的監管也有難度。一位工商管理人員告訴澎湃新聞，大多數地下代孕機構在工商登記時，掛靠在健康管理、醫療咨詢類公司名下，工商部門很難在注冊環節監管到，往往是通過投訴舉報獲取線索，再查處取締。

但代孕一直難以禁絕。事實上，自2001年衛生部出臺禁令后，關于如何保障喪失生育能力等群體的生育權，同時規避商業性代孕引發的倫理風險，一直是熱議話題。

中信湘雅生殖與遺傳?？漆t院院長盧光琇曾參與前述衛生部禁令的制定。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她談到，代孕禁令的出臺，是因為“在法規不健全時，如果放開一個生育方式，雙方都得不到保障?！?/p>

縱觀世界各國對待代孕的態度，主要分為三種：禁止、開放和限制開放。絕大多數國家，包括德國、法國、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明令禁止代孕行為。俄羅斯、烏克蘭等極少數國家代孕合法。而英國、加拿大、韓國、荷蘭、巴西、希臘等國，代孕雖被視為合法，但禁止商業性代孕，主要采用契約式和收養式模式。美國部分州承認代孕合法，另有少數州禁止代孕。

2015年12月公布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提出“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不少委員建議將“禁止代孕”改為“規范代孕”。最終，草案表決稿刪除了“禁止代孕”相關條款。

在國家衛健委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上海中醫藥大學教授樊民勝看來，因為醫學原因確實無法生育的，可以考慮非商業化的公益性代孕：由親屬或生育過的志愿者自愿報名后，在符合條件的正規醫院進行，醫學倫理委員會等社會組織進行引導，同時給志愿者合理的補償。

但受訪的專家無一例外地反對商業代孕，“為了賣而生孩子，會導致人類生育動機的深刻改變，動搖和瓦解社會的慣例”，中國醫學科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翟曉梅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代孕媽媽、代孕客戶、中介王異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