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爽代孕棄養風波”再次引發公眾對代孕話題的關注。

1月19日，藝人鄭爽回應稱，“在中國國土之上我沒有違背國家的指示，在境外我也更是尊重一切的法律法規。”

就此，“中央政法委長安劍”微信公號評論稱，把女性的子宮當作生育工具，把新生的生命當作商品買賣，甚至可以隨意丟棄，這條隱秘的黑色產業鏈打著法律的擦邊球，不止損害女性健康、物化剝削女性，更是踐踏公民權益、敗壞人倫道德。“作為中國公民，因為代孕在中國被禁止，就鉆法律空子就跑去美國，這絕不是遵紀守法。”

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此前調查、梳理發現，地下代孕產業鏈由需求方、代孕公司、供卵者、代孕媽媽、實施代孕操作的醫生、開具出生證明的醫院組成，他們或為追求利益、或有真實需求、或為自私的目的。而孩子則是被制造出來的“商品”，可選擇性別、單胎或多胎，如有缺陷，則可能被拋棄。

澎湃新聞根據暗訪代孕市場情況，繪制的代孕流程簡圖。

國際社會對于代孕持“禁止、合法、允許志愿代孕”三種態度，我國大陸地區選擇了第一種，但規制代孕的方式仍停留在部門規章，立法方面一直躊躇不前。代孕在“社會不允，法律不禁”的尷尬境遇下野蠻生長，也就導致諸如鄭爽張恒等代孕客戶挑戰、沖擊傳統的生育秩序和倫理道德。

禁止與放開之間，各國對代孕的態度

禁止代孕、僅允許志愿代孕（也稱“利他主義代孕”）、允許志愿代孕和商業代孕三類，是目前國際社會中對于代孕的三種官方態度。

記者查詢《代孕限制性開放的法理基礎》《代孕立法，東南亞各國有何新動向》等多部參考文獻及公開報道發現，在對代孕有明確法律規定的國家中，禁止代孕占比較多，代表國家如法國、瑞士、德國等。

英國作為世界上第一例試管嬰兒的誕生地，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歷史悠久，其代孕立法大致經歷了全面禁止、自愿性代孕和酬金給付得以合法化的階段。英國頒布了《人工授精胚胎法》，在該法中，代孕上升為治療不孕不育的法定手段，是依法保障不孕者獲得治療并擁有孩子的權利。

美國各州均有其獨立的法律系統，在代孕合法化問題上各州規定不一。

美國明確禁止代孕的州有密歇根州等；明確支持代孕或者“代孕友好型”（Surrogacy Friendly）州有加利福尼亞州、康乃狄克州、德拉瓦州、哥倫比亞特區、緬因州、內華達州、羅德島、佛蒙特州、華盛頓州、新罕布什爾州、新澤西州等。另外還有兩類沒有明確法律規定的州以及對代孕設置限制的州。

亞洲國家中，印度對代孕經過了從“縱容”到“限制”的態度轉變。此前其國內允許商業性代孕，導致了商業性代孕在本國的泛濫，印度對代孕的過度縱容使得其被稱為“世界代孕中心”。 

印度2019 年的《代孕（管理）法案》規定代孕僅適用于不育的代孕“近親”，并限定為印度公民，同時對雙方的年齡、婚姻狀況、健康和住址等進行了限制性規定，所有形式的商業性代孕都將被禁止。

在東南亞，隨著代孕丑聞的集中曝光，泰國、柬埔寨、越南等國開始對代孕實施監管。

泰國之前并沒有明確將代孕合法化，但是也沒有法律禁止代孕，導致泰國成為很多人眼中的“代孕工廠”。

2014年11月，泰國國家立法議會表決通過了《保護通過輔助生殖技術出生的兒童法（草案）》。該法完全禁止商業性代孕，規定任何人付費或者基于報酬而為他人代孕均屬違法行為。

2016年，柬埔寨通過法令，宣布衛生和司法部門明確禁止代孕，代孕行為將受到法律管制，任何商業性代孕都被認為是非法行為，避免了代孕在柬埔寨的進一步泛濫。

2014年之前，越南對于代孕問題并沒有專門的立法規范。借2014年修訂婚姻法的契機，越南國會對代孕現象展開了廣泛討論，最終以高比例的贊成票通過了《婚姻家庭法修正版》，并將代孕合法化的內容納入其中。

該法承認并允許通過非商業性代孕進行分娩，但是禁止存在商業目的的代孕，違法代孕者將面臨《民法》《婚姻與家庭法》《刑法》等相關法律的嚴厲懲處。

允許“商業代孕”的國家中，“代孕之都”烏克蘭被人熟知。

在烏克蘭，商業代孕是合法生意。過去幾年，越來越多的外國夫婦來烏克蘭尋找代孕媽媽。有數據顯示，從2016年到2017年，烏克蘭的代孕市場需求激增10倍。

以至于2020年5月，外媒援引烏克蘭當局消息稱，百名由代孕母親所生的嬰兒滯留在烏克蘭，嬰兒的外國父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邊境關閉而無法前來接他們。

對代孕的立法國內仍在討論階段

在國內，代孕一直不被監管部門允許。

現行有效的人工輔助生殖技術規定主要是 2001年原衛生部頒布的《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人類精子庫管理辦法》及2003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人類精子庫基本標準和技術規范》。

其中《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三條明確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精子、卵子、胚胎，醫療機構及醫護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該管理辦法只能對正規的醫生和醫療機構進行管理，其對代孕的規制方式存在不足。

一是上述文件層級過低且適用范圍狹窄，規定文件的層級只停留在規章上，內容上也僅僅是對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作出限制，且只簡單涉及禁止代孕。

二是行政處罰力度疲軟。根據2001年“兩個辦法”的規定，對醫療機構處罰的上限數額分別為“3萬”和“1萬”，非醫療機構的處罰是依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的規定進行處罰，處罰上限也僅為“1萬”。

監管層不允許代孕，立法方面也在躊躇。

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35條規定，“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這也被外界視為國家層面將對代孕實行全面管理的標志。

在對草案的分組審議中，草案第35條引起與會代表激辯。

支持者稱，委托方和代孕方都處在高風險、無保障的環境中，為防范潛在糾紛禁止代孕，有其道理；反對者則認為，不應剝奪不孕夫婦通過代孕技術獲得子女的權利，禁止代孕還會讓“失獨者”再受打擊。最終，修改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刪除了“禁止代孕”的相關條款。 

持續打擊卻屢禁不絕，代孕該何去何從？

現實情況是，在執法監管層面，對不斷被曝光的代孕市場亂象，進行專項整治。

2015年4月，原國家衛計委等12部門聯合發出通知，自4月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為期8個月的打擊代孕專項行動。

時任國家衛計委副主任、全國打擊代孕專項行動領導小組組長金小桃在會上指出，國內各種代孕行為嚴重干擾了我國合法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服務，擾亂正常生育秩序，損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影響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落實。    

雖然監管層一直對代孕行為持續打擊，但有執法人員表示，違法成本過低，是導致代孕黑市屢禁不絕的原因之一。

微博上出現的“助孕”廣告 

法律出版社編輯張慧敏在澎湃新聞撰文指出，目前僅采用部門規章形式，法律效力較低；措施為警告、罰款等行政處罰，規制力度不足；現行刑法難以對其適用，故而形成灰色地帶，造成處罰漏洞。整個代孕市場正面臨“法律不禁、政府不允”的境遇。

代孕屢禁不絕，該何去何從？

2017年2月，《人民日報》就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后出現的高齡女性難以生育局面拋出問題，一時引發對代孕能否放開的討論。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認為，倫理不應該成為代孕技術的負擔，而應成為促進技術有序發展的工具。對于失獨家庭來說，夫妻雙方處在精子、卵子尚可用的情況下，卻已沒有生殖能力了。代孕能解決失獨家庭的生育問題。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婦產科主任王麗娜呼吁適當放開代孕準入，但要防止商業代孕。時任原國家衛計委科研所臨床醫學中心副主任耿琳琳也表示，加強倫理監督和技術監管，適當放開代孕。

2017年，時任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宣傳司司長毛群安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根據國際上的一些情況看，代孕是一個涉及到法律、倫理、社會問題的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國家衛計委等有關部門將繼續嚴厲打擊代孕這種違法違規行為，保障群眾獲得安全、規范、有效的輔助生殖技術。

國家衛健委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上海中醫藥大學教授樊民勝認為，縱觀我國目前代孕市場和國外對代孕的態度，對于國內代孕還是不能“一刀切”，但也要反對商業代孕。國內目前存在大量不孕者和失獨群體，出于對他們關懷的一方面，比較理想化的是已經生過孩子的人志愿為這部分人群代孕，給予適當、和商業性區分的補償。

商業代孕把人的生育降低為工具性的需求，本身就隱含著對生命的不尊重。此外，商業代孕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倫理和法律問題，如近年來多見的撫養權爭奪問題。

代孕公司的“實驗室”。在這里會進行取卵、合成與移植胚胎。

廣東保典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師廖建勛認為，代孕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可能由于代孕合同而產生欺詐的違法犯罪行為、代孕產生的撫養權爭議、繼承權爭議以及監護權的爭議。“有的代孕母親生了小孩之后，出于對小孩情感的依賴，不愿意把這小孩交給這個委托人，雙方可能會發生一些問題。”

廖建勛說，私下找代孕的現象火爆需求旺盛，從這個現象看，有必要對代孕現象進行法律上的規制。另一方面，有必要進一步對代孕話題開展研究和探討，看是否有必要在法律規則的范圍內一定限度放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