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的寶藏——莎草紙與西方文明的興起》，[美]約翰·高德特著，陳陽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488頁，98.00元

古埃及文明誕生自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得益于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文明誕生后蓬勃發展，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建立起強盛的帝國，成為地中海世界最富庶的國度。古埃及雖然先后遭到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的入侵和統治，文明逐漸消亡，并且經過中世紀尋寶者的掠奪，文物遭受嚴重破壞，但是今天依然留下了豐富的遺產和珍貴的寶藏。說起“法老的寶藏”，人們腦海中總會想起宏偉的宮殿、金字塔、帝王谷、法老的金棺、黃金面具、精美的工藝品、珍珠瑪瑙項鏈、圣甲蟲護身符……至于莎草紙，我們雖然知道它是古埃及人的偉大發明，但是往往并不會將其視作“寶藏”。然而，約翰·高德特的這部著作——《法老的寶藏——莎草紙與西方文明的興起》，卻從非常新穎的角度——莎草紙的歷史入手，通過全面的介紹，告訴我們，“紙張才是法老最珍貴的寶藏”。

一、通靈的媒介

喪葬習俗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中，但是，古埃及人的喪葬習俗，相對來說更有特點，他們狂熱地追求死后的“永恒世界”。早在史前文化階段，埃及就已經出現了原始墓葬，而且已經有各種各樣的隨葬品，比如人的小雕像等等。對古埃及人來說，死亡只是生命的中斷，而不是結束。人死后靈魂并不就此消失，而會進入來世的永恒世界。而身體是人靈魂的居所，人死后，靈魂還會回來居住。古埃及人的這種觀念在頭腦中根深蒂固，因此形成了制作木乃伊來保存死者尸體的喪葬習俗，木乃伊無疑是古埃及文明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基于這種虔誠的信仰，古埃及人為自己的后事煞費苦心。法老要為自己修建金字塔等氣勢恢宏的陵墓，并在墳墓內墻壁上刻上銘文，祈禱永生，普通人也要為木乃伊準備豐富的隨葬品。隨葬品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就是書寫在莎草紙上的“亡靈書”。

在中王國時期（約公元前2009年-前1650年），古埃及人形成了死后要在地下世界經歷奧西里斯審判的信念。奧西里斯崇拜認為，人死后，要先在地下世界的眾神之前陳述自己生前的所作所為，證明自己沒有犯過罪。審判的時候，死者的心臟會被放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放上代表真理和正義之神瑪阿特的羽毛，在木乃伊的保護神阿努比斯的監督下進行稱量。如果心臟和另一端的羽毛平衡，那么負責記錄審判的托特神便宣布死者無罪，死者的靈魂便可以在奧西里斯的冥界生存下來。如果不平衡，那么死者的心臟就會被守在一旁的怪獸吃掉，死者也就難以在來世復活。所以人們通常要在死者的墳墓中放一本亡靈書，幫助死者在接受奧西里斯審判時為自己辯護。正如《法老的寶藏》中所介紹的，亡靈書是“永生的守護者”和“天國的入場券”。

莎草紙讓古埃及的普通人也能擁有自己的亡靈書，為他們開辟一條通往永生的道路。死者可以在莎草紙卷的指引下，劃著自己的紙莎草輕舟駛向天國。一旦成功抵達天國獲得永生，逝者就會發現，自己身處在“蘆葦之野”。作者在書中向我們介紹了一種新穎到令人驚訝但是卻合理有據的觀點：“蘆葦之野”在更古老的時期真實存在過，因為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非洲的這片區域曾經是一片汪洋澤國。公元前3500年以后，氣候開始發生變化，撒哈拉地區才逐漸成為干旱的不毛之地。

對于埃及人來說，與神的交流、對來世生活的希冀是至關重要的，而莎草紙充當了最重要的媒介。為滿足死者永生的愿望而準備的亡靈書，是否真的起到了溝通死者和神靈的作用？我們無從得知。但是，它的確向現代的人們傳達了信息，溝通了幾千年的時空。書中介紹的沃利斯·巴奇等人發現、購買、整理、匯編、復制亡靈書莎草紙卷的傳奇故事可謂跌宕起伏，同樣也令人產生遐想：這些亡靈書是否已經指引死者獲得了永生？雖然這個問題難以回答，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亡靈書本身確實獲得了“永生”。無論莎草紙被發現的途徑、方式如何，發現者是盜墓賊還是考古學家，都已無關緊要，在一定意義上講，書寫它們的埃及人已經實現了自己的愿望——被后世銘記。

二、謀利的渠道

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兩千四百年前睿智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就已經看破這一點。對于這句至理名言，我們理解的側重點往往在于埃及有著尼羅河賜予的巨大的糧食產量——尼羅河每年定期泛濫，從上游帶來了大量富含腐殖質的泥沙，淤積在河谷和三角洲地區，形成肥沃的黑土地，使得埃及成為一個富庶的產糧大國。而這部著作告訴我們，“莎草紙產業一定是古埃及雇用勞動力最多的產業之一，也許僅次于食品產業”。這可能是本書將莎草紙稱為“法老的寶藏”最直接的原因。

描繪農夫工作的古埃及紙莎草

從公元前3000年直到公元1000年，莎草紙一直是一種壟斷產品。紙張的生產制作過程都被認為是法老的財產，因此一直嚴格保密。王室掌握著莎草紙的生產、分配、銷售和稅收。公元前二世紀，因為帕加馬王國與埃及展開了圖書館藏書的競爭，托勒密五世發布禁令，禁止向帕加馬出售莎草紙，這導致帕加馬不得不改用昂貴的羊皮紙作為書寫材料。到羅馬統治埃及時期，莎草紙制造業像這個行省一樣，被羅馬皇帝私有化，最大的幾處紙莎草產地被劃為皇帝的世襲產業，所得收益全部歸羅馬皇室所有。同時，造紙行業被重新組織和標準化，為不斷增長的市場供應莎草紙。埃及新王國時期（約公元前1550年-前1069年），莎草紙的生產規模增長到每年數千卷，到愷撒控制埃及之時（公元前48年），莎草紙產量更是一度達到數百萬卷。紙張的出口也隨著海外市場的增長始終持續不斷。不但統治者通過壟斷莎草紙的生產和貿易，斂聚了大量財富，而且造紙業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崗位，普通農民也成為莎草紙產業的受益者。

書中沒有重點講述，但是顯而易見可以知道，另外一個獲利最大的職業是書吏（scribe，書中譯為“寫工”）。著名的古埃及文獻《職業的諷刺》（Satire of Trades，它也是書寫在莎草紙上留存下來的）中將有學問的書吏的幸福與工匠、農民等各種職業的不幸作了一番對比：

它（書吏）是所有職業中最偉大的，普天之下，沒有一種職業可與之比擬……被委以重任，受人尊重，并錦衣還鄉。鐵匠……有著鱷魚爪般的手指，他們渾身散發著魚卵般的腥臭味兒。木匠……只有木材、鋤頭和斧頭，還有那些無休無止的勞作，即使在晚間，他也要點燈熬蠟。珠寶制造者……只有夕陽西下時，才能坐下來休息，此時，他的膝蓋和后背已酸痛難忍。理發師從清晨到黃昏一直在緊張地忙碌著，像辛勤忙碌的蜜蜂一樣。蘆葦收割者……蚊子叮咬著他……非常疲倦。制陶工……像豬一樣在泥漿中翻掘。泥瓦工……手臂滿是泥土，混合著各種糞便。木匠處境悲慘……得到的食品……不能滿足孩子們的需要。花匠給自己套上了軛，他的雙臂彎曲如同老人，頸部腫脹，還生著膿瘡。農夫……手指腫脹，散發著各種臭氣。編織店的草織編制者，處境比婦女還悲慘，膝蓋頂著他的胃，不能呼吸空氣。造箭者勞累虛弱，他要跋涉到沙漠的土地。送信人要去外國……害怕獅子，又擔心亞洲人。鍋爐工的手指骯臟，一股尸臭味。鞋匠整天都帶著骯臟的油桶。男洗衣工在河岸洗衣，和鱷魚比較接近。漁民……比任何其他職業的人都悲慘——他們工作在河里，與鱷魚為伴……（摘選自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注》）

通過這篇紙草文獻的記載，我們可以得知，在古埃及人的心目中，書吏是一種體面的職業，不用干體力活，還有機會當官。這與我們中國古代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不謀而合。《法老的寶藏》的譯者在譯注中解釋，之所以將“scribe”一詞譯為“寫工”，是因為“scribe并不必然具有‘官/吏’身份”。于這一點，我并不十分贊同。中國古代的“吏”，并不完全指“官”，也指沒有品級的小公務人員。古埃及書吏從小便接受閱讀、寫作的技能訓練，同時還要學習法律、宗教、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知識，學成后被分配到政府、神廟等機構，其身份應該更類似于一種從事文案工作的公務人員。所以用漢語中的“書吏”來翻譯，是沒有問題的。

書吏們憑借自己在莎草紙上書寫的技能，贏得了舒適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而莎草紙則通過書吏的筆觸，從不起眼的植物纖維變成文明的載體，成為全人類的寶藏。

三、文明的載體

人類從誕生之日起，便渴望表達自己、交流信息，從而發展出語言和肢體語言。為了記錄和向更廣的范圍傳達信息，人們發明了文字。世界上各個地區的古代先民發明的書寫文字的材料各不相同，兩河流域有泥板，帕加馬王國有羊皮紙，中國有竹簡、帛等等，而埃及人發明的莎草紙便利、實用且成本低。

曾經有人問我：“都說‘紙壽千年’，古埃及文明已經消亡一千多年，為什么還能留存下來如此多的莎草紙文獻呢？”這看似簡單卻容易讓人忽視的問題讓我愕然語塞。《法老的寶藏》給出了很好的解答。書中詳細介紹了紙莎草的種植、收割、莎草紙的制作方法、質地特點等，使我們了解到，莎草紙并不是我們想象得那樣脆弱不堪、容易折斷，而是充滿韌性且易于保存。這種質地的“紙”，在埃及干燥的沙漠環境下，能夠保存幾千年。考古發現也證實了這一點，最早的莎草紙發現于埃及的新石器晚期（約公元前3500年），也就是說，莎草紙的使用，歷經了古埃及整個歷史時期，記載下了古埃及文明。

在埃及博物館，導游給中國游客介紹紙莎草紙上的歷史記錄。

莎草紙產業的發展和繁榮，不只為埃及帶來了巨額財富，更重要的，它為文化的傳承提供了可能。早在古王國時期（約公元前2686-前2125年），法老的金字塔墓室內墻壁上或者石棺上就刻有給國王歌功頌德的銘文，祈禱國王順利升入天國。到第一中間期（約公元前2160-前2055年），因為政局混亂，王權衰落，地方諾姆長官勢力增強，開始逾越禮制，模仿國王的做法，在自己的棺木上也刻上這種“金字塔銘文”。而莎草紙讓類似的喪葬文本在平民百姓中得以推廣，亡靈書從王公貴族的專利逐漸變成普羅大眾的用品，這是莎草紙促進文化傳承的最典型案例。

但是很可惜的是，古埃及人并沒有利用好這種優勢。古埃及文化是一種精英文化，文化的普及只局限在精英階層。據推測，中王國時期，古埃及人口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人有讀寫能力，到新王國時期，在相對富庶的戴爾-艾爾-麥地那，這個比例也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而且，古埃及人過于迷戀死后的世界，最初的莎草紙卷大多是宗教或者半宗教文獻，到新王國時期傳入民間后，也大多被用來禮贊神靈。因此，集價格低廉、攜帶方便、易于書寫、便于保存等各種優點于一身的莎草紙，并沒有起到應有的普及文化知識的作用。文化只有扎根于普羅大眾中才有生命力，古埃及文化普及率的低下導致古埃及文明在面臨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的入侵時，沒有能夠保存下本民族的文化，文明逐漸湮滅，上演了一出歷史悲劇。

公元前332年，希臘人征服埃及，從此，莎草紙為西方文明的興起提供了必要條件。古希臘人本來的書寫材料五花八門，他們使用過泥板、木板、皮紙、石頭、陶片，直到大約公元前七世紀（古希臘人開展大殖民運動、希臘城邦興起）才開始使用埃及出口的莎草紙，公元前五世紀（希臘文化繁榮的古典時代）莎草紙成為一種常規的書寫材料，但是由于埃及法老壟斷莎草紙的生產和出口，直到公元前四世紀（希臘化時代開始，亞里士多德的時代），莎草紙才成為希臘人寫信的普通材料。從希臘人使用莎草紙的這些時間點來看，莎草紙對于希臘人建立城邦，發展出繁榮的古典文化，西方古典文明向地中海世界的傳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希臘人、羅馬人入主埃及之后，莎草紙的使用和出口開始蓬勃發展，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圖書館的發展。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在托勒密二世統治時期達到鼎盛，擁有藏書多達四十九萬卷。這座從不起眼的小鎮發展起來的城市成為全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在托勒密王朝統治埃及的近三百年里，圖書館每年需要約七萬張紙。到羅馬統治時期，紙張年產量更是達到數百萬張。據統計，到四世紀，羅馬已有二十九座圖書館，在意大利地區還至少分布著其他二十四座圖書館，整個羅馬帝國范圍內還有更多圖書館分布在希臘各行省、小亞、塞浦路斯和非洲地區。這一切，都是以莎草紙的普及使用為前提。隨著圖書館的蓬勃發展，圖書貿易開始欣欣向榮。學術精英的作品在普通人群中傳播，任何人都可以翻閱或者抄錄到他們的作品。這是一個知識、文化從精英化、小眾化向通俗化、大眾化發展的過程，保證了文明的傳承和進化。紙張成為西方文明成長和傳承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這部著作行文看似信馬由韁，有很多奇思妙想，可能會讓專業的歷史研究者難以接受為學術著作，但是這種天馬行空的想象卻給非專業讀者帶來了很多趣味性和代入感。著作的“不專業”還表現在引用了很多維基百科上的內容，但是，作為一部普及性讀物，在確保信息準確的前提下，引用世界上最大的百科網站上的資料，其實也無可厚非。維基百科上的知識，也可以算作一種大眾文化，經過作者的篩選、去偽存真，完全可以作為引用的資料。科普讀物最重要的是“普及性”和“準確性”，而不是“權威性”。書中的主角——莎草紙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進了文化知識的普及。書的譯者在翻譯上很明顯也下了很大的工夫，譯者并非歷史專業，但是對埃及學相關專有名詞翻譯得相當準確，而且從簡明扼要的“譯注”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譯者對古埃及的歷史背景知識有相當程度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