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學科體系中的考古學與美術史，是兩個各自獨立而又關系緊密的學科。雖然兩個領域的研究者往往面對著同樣的材料，但方法和取向的不同會使得各自的思路和結論出現種種差別。回顧21世紀的頭二十年，我們發現考古學與美術史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愈發頻繁，學者們都在探索結合兩個領域的更好方式，“美術考古”成了一個熱門詞匯。如果暫時擱置“美術考古”之名稱與內涵的爭議，我們能看到與之相關的豐碩成果已然成為學術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墓葬美術研究在近年來頗受關注，成果頻出。2019年，第六屆也是最后一屆古代墓葬美術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在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落幕，或可看作是墓葬美術進入了階段性總結與反思時期的標志。但在此之后，相關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的研究仍在不斷推進，亟需一個新的系列性論壇來擔當考古與藝術、歷史學科交流平臺的角色。

由上述考慮出發，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鄧菲、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王煜以及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講師耿朔共同發起了“考古藝術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美術考古青年論壇”。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論壇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功舉辦。論壇發起辭將這個系列論壇的目的和宗旨概述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學科間的交會不能僅僅停留在學科、領域的層次，歸根結底要滲入學者自身和聚合學者群體。論壇希望通過長期而固定的深入交流，逐漸凝聚起一個不以學科和領域為前提，以材料、方法、問題為共同基礎的學者共同體。第二，考古與藝術史的交會也不能僅僅關注個案的討論，個案研究需要最終表述整體觀察和系統思考。論壇針對核心問題、重大問題、交叉問題展開研討，提倡采取多元的角度及理論進行討論，期待通過獨特的視角、扎實的材料和嚴謹的推理，引起一系列廣泛關注和充分討論的話題。第三，重視參會人員的“革新”，關注研究人員的年齡與性別結構。除了墓葬美術，本次論壇還將邀請宗教藝術以及歷史學科的青年學者，旨在倡導考古材料、圖像史料研究的“人文回歸”。

與會學者合影

二十余位學者出席了該論壇。參與發言的青年學者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四川大學、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師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本次論壇特別邀請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齊東方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霍巍教授、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鄭巖教授、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李清泉教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李星明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廖旸研究員、《故宮博物院院刊》執行主編張露女士擔任評議專家。12日上午的開幕式由鄧菲副研究員主持，文史研究院章清院長、李星明副院長、北京大學齊東方教授、四川大學霍巍教授分別致辭，表達了對本次論壇的祝賀與對青年學者的期待。

墓葬研究的多元視角

第一場會議的主題為“墓葬空間與圖像敘事”，由中央美術學院的耿朔主持。揚州大學的王磊、四川大學的王煜和北京大學的丁雨依次進行發言。王磊的發言內容以臨沂漢畫像石墓為例，探討了墓主圖像、建筑圖像和墓葬建筑之間的關系及其寓意。報告指出，劉家疃漢墓中出現四處墓主像，畫像中的墓主均頭戴與神明有關的頭冠，反映出對仙境的企圖和靠近。以墓主像為“關鍵詞”串聯起的畫像整體，結合了空間和圖像的屬性。王煜的報告對臨沂吳白莊漢墓的整體圖像敘事程序進行了梳理，將過去研究中按題材劃分的車馬出行、神仙瑞獸等題材整合在了墓葬空間敘事之中來看待。對于大多數不具有整體敘事性的畫像石墓，報告還探討了漢代七體賦與畫像石中思想觀念的關系。王煜指出，七體賦從七個層面激發人的情志，而這七個方面恰恰是漢墓圖像鋪排表現的主要方面。與前兩個以漢畫像石墓為主題的發言不同，丁雨的報告關注宋金墓葬中的啟門圖像。“啟門”圖像是宋金墓葬美術研究中的熱門，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丁雨在回溯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思考了墓葬中常見的“啟門圖”，并提出了解決相關問題的可能路徑，即在具體研究中進行時代、地域等范圍的限定和調整。

鄭巖教授和霍巍教授分別針對三位學者的發言進行了評議。評議圍繞漢畫像石墓圖像程序及“半啟門”圖像研究史展開，反思了已有的研究方法。鄭巖指出，“圖像程序”的整體性解釋被運用得相當嫻熟，也令人信服，但具體結論多少是已知的，然而報告后半部分對方法的拓展打消了這種疑問。霍巍、齊東方就一般性漢墓圖像“是否有如此完美的敘事鏈條”提出了疑問和討論。霍巍則表示，對于啟門圖像，宿白先生的解釋至今仍是最具生命力的。李清泉提醒研究者，古人沒有“空間”的概念，有的是“寢”“堂”“廚”的概念，研究不能止于“空間”。

第二場會議主要關注墓葬圖像與文化交流的問題，四川大學的王煜主持了本場會議。四川大學的龐政以《鏡像與傳統：漢代東王公圖像新探》為題，分析了漢墓中數個東王公形象的案例，由此探討東王公和西王母圖像與信仰系統之間的復雜關系。從西漢時期到魏晉之際，東王公并非一向是西王母的鏡像，它有自身的圖像與信仰傳統。而對東王公圖像的研究，也可用于反觀西王母圖像的變化。華東師范大學的朱滸報告題目為《被誤解的主題——漢代祠堂畫像〈力士圖〉研究》，他針對漢畫像石中長期被誤解的《力士圖》，指出其主題主要為“太牢”祭祀和“東海黃公”角抵戲。該研究勾連出早期戲劇圖像與美術考古的關聯，并反思了漢畫的“格套”研究法。

鄭巖教授和霍巍教授進行了簡短的評議。鄭巖指出，對漢畫像石題材的研究亦即圖像志研究，歷史上中國人一直在做，至清代《金石索》已經通過對照文獻解決了大部分畫像石題材的問題。如今新材料不斷出現，這個基礎性的工作仍然有繼續進行的價值。霍巍對龐政將歷史背景和地理傳統納入考慮的表示了肯定。王煜、鄧菲、耿朔等學者也針對與發言有關的畫像主題、格套、地域、圖文關系提出了問題或看法。

12日下午的第三場會議以“墓葬營建的工藝與技術”為主題，復旦大學的鄧菲主持了本場會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莫陽和中央美術學院的耿朔先后進行了報告。莫陽提交的報告題目為《如何修砌一座畫像磚墓？以鄧縣學莊墓為例》，將關注的重點放在畫像磚墓的砌筑技術上。鄧縣學莊墓為一磚一畫，有別于建康周邊的大型模印拼鑲磚墓。莫陽復原了鄧縣畫像磚墓的營建方式和及其背后的邏輯，把孤立的磚塊放回墓葬空間中，認為畫像磚墓的營建成果指示著設計者的存在。耿朔的報告用三個案例討論“形而下”的技術與“形而上”的意義之間的關系，在個案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整體思考。三個案例分別涉及南朝磚畫的設計與制作、唐代帝陵蕃君長像石刻的形塑和墓葬圖像的改動，討論了工匠的信息來源與墓葬設計者的觀念等問題。

山東大學的李清泉教授總結了莫陽和耿朔報告中的亮點并予以肯定，指出了發言在方法論層面的意義：莫陽從技術的角度研究畫像磚，超越了對圖像本身的考據，從平面的美術史進入到空間的美術史，又從考古學層面進入工藝技術的層面。耿朔用到的照片則給予了觀眾一種現場感，具有實驗性，體現出作為觀者的體驗是非常重要的。對制作流程和工匠系統的關注，展現出藝術史作為獨立學科的重要價值。針對莫陽的報告，鄧菲提出了墓葬觀看空間與技術復雜性之間的矛盾，指出磚柱的出現雖增加了圖像的表面積，但卻占用了空間。王煜則建議從墓葬文化之歷史變遷的視角考慮畫像磚墓。

喪葬傳統與宗教藝術的互動

第四場會議的內容轉向了喪葬文化與佛教影響的主題。華東師范大學的朱滸主持了本場會議，中央美術學院的鄭弌和四川大學的馬伯垚分別進行了發言。鄭弌發言的題目為《重塑尺度：方山永固陵寺空間的形成與演化》，重新觀察了以往學界公認的方山永固陵空間布局。鄭弌注意到山體、建筑、城市之間微妙的空間關系，蘊含著陵寺制度與政治格局的影響。方山陵區的軸線、布局乃至空間尺度，既有其特殊性，亦體現了伴隨北魏定都平城始終的佛教因素。馬伯垚的報告以《墓葬中的石窟：邢合姜石堂略論》為題，討論了內壁滿繪佛教題材的北魏邢合姜石堂。報告認為其制作者沒有遵循墓葬圖像的繪制傳統，而直接以佛教石窟壁畫的模式裝飾了這座葬具，并推測畫工可能來自河西。這座地下佛窟的出現，與當時的佛教氛圍以及幫助觀想《法華經》的石精舍有關。

本場評議專家李清泉教授表示，中古時期的佛教是一個影響廣泛的宗教。雖然墓葬考古中發現了零星的佛教因素，但總體來看影響并不大，且中原地區墓葬受佛教影響的程度比西域等周邊地區要輕。唐代之后，墓地上方出現陵寺、墳寺，方山永固陵可看作這種現象的一個早期先例。李清泉注意到馬伯垚的研究中指出了河西的影響，或許可以勾連出河西的一些材料。莫陽、鄭巖、廖旸等學者也參與了討論，涉及到城市空間中軸線的形式、形式結構因素在佛教進入墓葬時的作用以及對比材料運用的準確性等問題。

第五場會議是12日論壇的最后一場，其主題為“佛教空間與視覺敘事”，由中央美術學院的鄭弌主持。本場的三位發言人為東南大學的于薇、中國美術學院的張書彬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楊曉東。于薇報告的題目為《功德的量化與視覺化——阿育王塔本生圖像再讀》，從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及信仰方式的轉變入手，論述對功德的量化及視覺化如何在宋代江南地區的佛教舍利供奉中發揮作用。報告關注到阿育王塔的制作方式、媒介特征以及圖文關系，認為“舍財”題材在本生故事中的出現反映了宋人對該主題的強調。張書彬的報告探討了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藏佛傳浮雕上“往謁天祠”主題所反映出的敘事模式，詳細分析了佛傳浮雕的文獻來源、視覺呈現以及在不同佛教情景中的借用與引申。他指出，由于沒有太多情節起伏，“往謁天祠”未被后世納入經典佛傳場景，因而離開特定區域后原主題意涵即被遺忘。楊曉東的報告題為《鐫錄眾經：以兩座四川南宋佛塔及相關文物為中心》，關注經錄在佛教虔敬活動中所發揮的作用，由文物管窺經錄的用途與象征功能。經過細致的研究，楊曉東發現信眾采用多種方式有效壓縮了藏經目錄，使之便于鐫錄在塔上。此外，文字鐫刻的形式強調了與菩薩戒相關的經目，這與當地信眾對菩薩戒的信奉有關。

本場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廖旸研究員進行評議。廖旸首先肯定了美術考古方法對佛教藝術研究的重要性，認為考古學對完整語境的把握和實地調查的方式可以提供原始環境的線索。雖然三個報告都是個案研究，但是思考的角度十分豐富。研究者都希望從更多角度還原當時的語境，以完整真實地復原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同時，她還指出從一件作品得出一種模式的想法是不可取的，還應對時代、地域有更多限定，仔細梳理其演變過程，找出其中的關鍵節點。

墓葬藝術與觀念信仰

13日上午舉行了本次論壇的第六場和第七場會議，與會學者提交的題目多關注墓葬中的禮俗與觀念，研究對象的時代也從12日論壇聚焦的漢代、南北朝轉向了唐宋遼金元時期。第六場的主題為“墓葬文化與喪葬禮俗”，由首都師范大學的袁泉主持。來自西北大學的李雨生作了題為《唐墓隨葬鐵器研究》的報告，將唐墓中的鐵器分為附件、日用器、明器和農具，并重點討論了隨葬的鐵農具。報告指出，鐵器鎮墓是中古時期的共識，民俗學中有大量關于鐵器禁忌的史料，而相關的傳統也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深圳關山月美術館的莊程恒以贛州黃氏墓為中心對江西宋墓的葬俗實踐進行了探討。贛州黃氏墓出土的一些帶銘文神煞俑，與《地理新書》所載儀式存在某種關聯，報告主要討論了神煞俑與祭祀墓儀、買地券中的神靈以及堪輿觀念的關系。北京大學劉未的報告也以宋元時期神煞俑為主要研究對象，指出中古時期墓葬神煞的流傳主要通過實物、圖像和文本三種媒介，并梳理出幾種主要的研究路徑。劉未試圖轉換路徑，打破系統化的研究傾向，從觀念、媒介、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出發反思該議題，并通過具體案例展現出當時人們觀念系統的復雜性。

復旦大學的李星明教授指出，李雨生的報告結合了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方法，從墓葬的物質層面思考其觀念層面，建議可對唐墓中兵器的情況作一定的探討。同時，他注意到莊程恒的研究中出現了同形異名和同名異形的器物，提示研究者思考文本與實物對應的陷阱，關注二者的復雜關系。劉未的報告涉及的范圍更廣，更注重方法的檢討。若將兩個報告放在一起，可以獲得對文獻與喪葬實踐關系的思考。齊東方教授也對三個報告發表了看法，提出對文獻也可以進行考古學式的研究，學者不應一味尋求實物與文獻的對應，而應關注到不同人群對同一文本的理解之差異。

第七場會議主題的為“喪葬藝術的復古維新”，由北京大學的劉未主持。復旦大學的鄧菲和首都師范大學的袁泉先后進行了報告，兩個報告均與墓葬中的“復古”現象及觀念有關。鄧菲的報告題為《發冢：宋金墓葬的古物利用及其背后》，從山東鄒城北龍河宋金墓群出發探討宋金時期墓葬對漢代畫像石的再次利用。該研究考察了漢畫像石在宋金墓葬空間中的具體位置、“發冢”行為背后的動機與宋代的復古風氣，嘗試梳理古物觀念的歷史變化，最后將此地漢畫像石再利用的現象歸結于尋古求奇與墓葬禁忌的互搏。袁泉的報告以《稽古達變：宋元仿古器物的再思》為題，通過對藍田呂氏家族墓、浙江平陽黃石墓、山罍與象尊等數個具體案例以及政治網絡、區域傳統、工匠系統的分析，探討了以下問題：王朝禮制建設如何層層滲透到地方社會；不同文化系統的人群在參與仿古器物實踐時的主動性的差異；仿古銅器的傳播層次和傳播路徑。

本場評議專家為北京大學的齊東方教授。齊東方提出，研究任何時期的墓葬都需要進行長時段的宏觀對比，如唐墓的特點是前后對比得出的。但從宋元時期開始，墓葬進入個性化的時期，特例多，研究難度大。因此，用研究早期墓葬的類型觀念來研究晚期墓葬可能行不通。齊東方還談及了自己對美術考古的概念的理解：一是將考古材料中有美術因素的東西拿出來研究；二是整體研究的方法，在大的背景下和組合中看待研究對象。耿朔、王煜、王磊、李清泉、李雨生等學者都參與到了討論之中，提供了一些案例和信息，以期研究呈現更多元的解釋。

全部報告結束之后，論壇進入到圓桌討論環節。《故宮博物院院刊》執行主編張露女士主持了圓桌討論。她首先談了自己的感受：學科交匯的關鍵詞與她所在出版行業的取向是一致的，無論做怎樣微觀的研究，宏觀的思維都必不可少，研究者要有歷史的觀念。接下來，與會學者接續第七場會議對復古話題的討論，現場氣氛熱烈。各位發言人就許多具體問題展開了討論，如墓葬的物質性，包括再葬墓的營建方式和石材的地區性差異等。又如好古與復古的概念，二者在使用上應當有所區別，因為復古有其意識形態色彩和整套的系統。此外，器物的制作方式、市場和工匠系統等問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關注。最后，與會學者還對今后論壇開展的方式進行了設想，在本次論壇舉辦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總體而言，本次論壇聚集了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青年學者，產生了許多觀點與思維的碰撞、交流，并有效地激發了研究者對美術考古更深層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