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6日的沖擊美國國會事件，讓許多觀察者聯想到兩百多年前的法國革命。在后者這場影響深遠的歷史變局中，曾經多次上演民眾嘯聚街頭、向王室、政府和議會施壓乃至訴諸暴力的場面。此次美國國會外樹立起的巨大絞刑架，不僅喚醒了對種族隔離時期南方私刑的記憶，更是對建制派政客的公開威脅，冥冥中仿佛也和法國兩百年前的斷頭臺遙相呼應。

2021年1月6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在選舉結果被提出異議后，參眾兩院分別舉行辯論。不久，大批特朗普支持者來到國會進行抗議，其中有人沖進國會內部，使得計算選舉人票的程序暫停。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兩百多年來，美國一直作為崇尚法治、憲政穩固的”好學生“形象而存在，和法國的動蕩革命歷程形成鮮明對照。即便同樣經歷戰爭、政治謀殺和民權運動，美國罕有權力中樞直接遭受大規模街頭運動沖擊的時刻。但饒是如此，在社會分化與政治極化愈演愈烈的時代背景下，加上特朗普這樣一個不世出的“天選之人”推波助瀾，一切都變得和此前不同，正如此前他嘲笑法國所言，“法國已經不再是法國了”，如今同樣可以說，在特朗普的四年治下，“美國也同樣不再是美國了”，所謂“歷史深處的憂慮”，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浮現到表層上。

美國政治的“法國革命化”，其實可以更精確地和一個特定的歷史瞬間對照，這便是1793年五月底六月初巴黎民眾包圍國民公會，強迫議會對吉倫特派議員進行政治清洗，導致一個曾經執革命之牛耳的政治精英集團幾乎被誅殺殆盡。在這種歷史參照系中，這一場景中的種種因素都似曾相識：趨于極化的黨爭、被暴民攻擊的議會、充滿仇恨心態的民粹領袖……但不同的是，如果說歷史的前車之鑒刀刀見血、招招致命，如今上演的劇本，盡管不乏暴力氣息，并付出五條人命的代價，卻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一部徒有浮夸聲勢的贗品。

被圍困的議會，最終將吉倫特派獻祭

按照革命史學的術語，一部法國革命史，由多個重要的“日子”（journée）作為分期界標。在這些“日子”中發生的事件，對整個革命的走向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不妨按照中國語境的習慣，將其稱之為“事變”。而在所有事變當中，有三次自下而上的大規模民眾暴動最為重要，分別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獄、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政以及1793年5月31日及6月2日（連續兩場）事變清洗吉倫特派。這三次事變或被褒之為“起義”，或被貶之為“暴亂”，但實際上本質如一，都是底層民眾以下犯上，改寫既有權力格局。

1793年6月2日，到國民大會逮捕吉倫特派

不過，如果說前兩場事變都還是將矛頭對準王室、雖然不乏暴烈但仍順應古今之變的話，最后一次事變的性質則走向了革命初心的反面，人權宣言和立憲政體被踐踏，議會內部黨爭加劇、相互攻伐，政治人物煽動民眾，以大規模街頭運動包圍議會，強行清洗政敵。經此一役，法國革命如同脫韁野馬，此前已經開啟的“恐怖統治”（Terreur）沒有任何遏制力量，一路下行，直到熱月9日另一次“事變”——羅伯斯庇爾被推上斷頭臺——方得以平息。這場事變，也構成了部分革命史家（如弗朗索瓦·弗雷）所謂“側滑”或“失控”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對于任何版本的革命史，清洗吉倫特派都是無法輕易繞過的重要時刻，它也是整部革命史當中最有象征意義的篇章之一。即便如此，相關描述往往失之于粗疏，仿佛山岳派（相比司空見慣的“雅各賓派”，法語史學界更青睞“山岳派”這一表述，因為一方面并非所有雅各賓派人物都進入議會，另一方面大部分吉倫特派人物其實又都曾加入過雅各賓俱樂部）發起一場政變，將吉倫特派成員逐一逮捕斬殺。但實際上，革命史學通常并不將這次事變稱之為“政變”（coup d’état），而這一過程中的細節，也折射出頗為豐富的意蘊。

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革命史研究的兩位巨匠——阿爾方斯·奧拉爾（Alphonse Aulard）和阿爾伯特·馬迪厄（Albert Mathiez）在各自的代表作當中，都對此次事變進行了詳細描述。雖然二人立場迥異、對羅伯斯庇爾和吉倫特派的評價也大相徑庭，但對事件本身的描述則相差不大，從中不難窺見這次非典型“暴民政治”的基本脈絡。

自1792年10月以來，吉倫特派和山岳派、以及和后者盟友巴黎市府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雖然兩派當中都有人試圖達成和解，但在外敵入侵、內戰蜂起的背景下，雙方關系不可挽回地惡化。10月，布里索、羅蘭等吉倫特派領袖被逐出雅各賓俱樂部；12月，巴黎市府改選，新一屆成員中包括了對吉倫特派極為敵視的肖梅特和埃貝爾；1793年1月，同樣敵視吉倫特派的帕揚成為巴黎市長，而從法國各地聚集到巴黎、立場原本傾向于吉倫特派的“聯盟者”民兵，也逐漸倒向巴黎市府和雅各賓派；3月，巴黎出現小規模騷亂，兩家吉倫特派報刊的出版機構被搗毀；4月，巴黎再次掀起針對吉倫特派的示威，要求議會罷免吉倫特派議員；5月，吉倫特派發起反擊，要求解散巴黎市府，其成員伊斯納爾在擔任國民公會主席職務時，更威脅（馬迪厄稱之為“既浮夸又拙劣”）稱要毀滅巴黎；議會成立了一個十二人委員會（主要由吉倫特派成員組成）對巴黎進行調查，并下令逮捕埃貝爾，這更激起了巴黎市府和無套褲漢的憤怒。

在這種背景下，雅各賓派和巴黎市府決定采取強力手段，推翻吉倫特派。5月26日，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發言，主張對吉倫特派發動事變。30日夜間，巴黎各區組成“起義委員會”，鳴響警鐘，次日任命昂里奧（Fran?ois Hanriot）為武裝起義臨時總指揮，對議會施壓。而在國民公會內部，羅伯斯庇爾公開要求逮捕22名吉倫特派議員，議會予以拒絕，但同意撤銷此前針對巴黎設立的十二人委員會。由此，巴黎民眾表示滿意，并在議會大廳里列隊和平游行，議員們還同民眾進行聯歡。“處處張燈結彩，洋溢著愛國情懷和動人景象的場面隨處可見”（奧拉爾語）。看上去，議會和吉倫特派有驚無險地度過了5月31日的危機。

然而，以羅伯斯庇爾和馬拉為首的山岳派首領，并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前者在議會發言，聲稱不會就此罷休，后者更于6月1日親自前往巴黎市府，鼓動民眾再接再勵，還登上市政廳的鐘樓，親手敲響警鐘。彌漫著血腥氣味的第三次大規模“事變”終于進入高潮階段。

巴黎市府掌握了武裝力量，昂里奧調動武裝民眾包圍了議會，甚至調集大炮瞄準議事大廳，卻并沒有急于動手。6月2日，市府派遣一個代表團進入議會，向后者發出最后通牒。這時議員群體中（出席者已經大幅減少）開始有人建議屈服，救國委員會也請被指控的吉倫特派議員自行停職，后者中有數人當即遞交了辭呈。但包圍議會的武裝民眾仍然維持高壓態勢，把所有想要出門的議員都堵了回去，無論哪個陣營的議員，都成了甕中之鱉。

國民公會召武裝起義總指揮昂里奧前來接受質詢，后者卻置之不理。于是出席會議的全體議員走出議事大廳以示抗議，結果遭到武裝民眾的諷刺和謾罵。昂里奧倨傲地宣稱，如果不把受指控的議員交出來，解除封鎖恕難從命。議員們無奈之下，只好回到大廳，此時他們備受屈辱，心理防線已經被擊垮，議會中的旁觀者不停鼓噪，而羅伯斯庇爾的得力干將庫通不失時機地提出動議，議會無奈之下通過決議，逮捕了29名吉倫特派成員（甚至比此前被點名的22人更多）。由此，在雅各賓派領袖唆使、巴黎市府推動、武裝民眾參與下，法國革命中規模最大、最具標志性意義的一次政治清洗得以完成。

在《烏合之眾》的姊妹篇《革命心理學》中，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用小冊子作者式的夸張語氣稱：“可以說，不管從才智、品德方面，還是從勇氣上來說，國民公會都顯得如此平庸。任何一個群體都不會表現得這樣怯懦……國民公會懦弱、順從的一面非常明顯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對于俱樂部和社團的指令從不違背、百依百順，面對天天沖擊公會的民眾代表膽戰心驚；面對暴動者提出的要求，非常馴服甚至可以向他們交出自己最優秀的成員。”

但從事態進程中不難發現，國民公會并非沒有進行抗爭，而且他們的抗爭一度超越了政見分歧，化為整體行動。但在形格勢禁之下，這種抗爭最終還是屈服于嘯聚街頭的武裝民眾，因為當時正規軍隊忙于抵御外敵（其內部同樣陷入混亂）、國民公會自身也被黨派之爭所撕裂，面對山岳派、忿激派、雅各賓俱樂部、巴黎市府和武裝民眾的聯手進逼，它已經沒有任何手段能夠自保。

作為民眾領袖的馬拉：精神錯亂還是歷史預言者？

嚴格來說，清洗吉倫特派的事變并非單純的街頭暴動，而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吉倫特派與山岳派之爭，有復雜而糾纏的根源，其間既有政見分歧，也有個人恩怨。在阿克頓勛爵的道德化評判視角下，問題的焦點是“法國應當由暴力和血腥來統治，還是由那些熱愛自由的人來統治”。在左派史家如馬迪厄眼中，這種立場差異成了無套褲漢與“大資產階級”之間的分野。而奧拉爾在《法國革命：一部政治史》當中分析稱，二者之間最為深刻的分歧其實是頗為技術性的：即在內憂外患之際，革命應當采取統一集權手段，還是地方分權手段；山岳派支持前者，由此使得最大受益者——巴黎成為其天然盟友，而吉倫特派支持后者（但吉倫特派成員中其實罕有人真正提出所謂“聯邦主義”），導致巴黎對其抱以敵視；至于個人品行、激進程度、地域分布等等，其實并非問題的核心所在。

談及兩派殊死相爭的這段往事，后人往往言必稱羅伯斯庇爾。無疑，羅伯斯庇爾在這一轉折點上固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從事態進程來說，對巴黎市府和武裝民眾影響更大的，卻是另一位山岳派領袖——馬拉。后者特立獨行，麾下幾乎沒有哪個議員追隨他；相反，他的影響力幾乎完全在議會之外。借助《人民之友報》粗鄙、夸張而凌厲的風格（正仿佛特朗普的推文），他在無套褲漢群體中俘獲大批信眾。

某種意義上說，導致吉倫特派血光之災的這次事變，同馬拉的性命緊密糾纏在一起。

1793年4月初，雅各賓俱樂部向其各地分會發布通函，指責吉倫特派議員是“國王之友”，并鼓動各地民眾“拿起武器、火速趕往巴黎”，而馬拉當時擔任雅各賓俱樂部主席，在這一通告上簽字。吉倫特派由此對馬拉提出指控，要求革命法庭進行審判。此舉不啻為吉倫特派對議會同僚動了殺機，因為革命法庭的審判，僅有“無罪開釋”和“死刑”兩種結果，由此議員性命成了政治博弈的賭注。然而事與愿違，革命法庭的法官和陪審員都傾向于山岳派，加上巴黎市府示威聲援這位“人民之友”，導致馬拉于4月24日不僅被無罪開釋，而且受到盛大歡迎，民眾給他戴上花環，抬在肩上浩浩蕩蕩地送回到國民公會，馬拉一時風頭無雙。

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馬拉之死》，將其人格化為遭受外敵和內奸行刺的祖國形象。

險些被吉倫特派置于死地的這位“人民之友”，充滿仇恨和狂怒地醞釀著復仇，他在雅各賓俱樂部聲稱“我們不要陶醉于欣欣然，將一切幼稚行為拋諸身后，只專注于如何擊垮我們的敵人！”而巴黎市府也對吉倫特派展開了反擊，就在馬拉被指控不久，市府便要求對22名吉倫特派議員提出控告。而在5月31日暴動虎頭蛇尾地結束之后，馬拉敦促巴黎市府不要善罷甘休，并且親手敲響了6月1日的警鐘，相當于為當初將他送上法庭的吉倫特派政敵們敲響喪鐘。他在這場事變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奧拉爾認為，如果沒有馬拉，巴黎民眾可能就止于5月31日和平示威，而6月2日強迫國民公會清洗吉倫特派也就不會發生。

6月事變之后，吉倫特派成員陸續引頸就戮或被迫逃亡，馬拉大仇得報。但這種勝利者姿態只維持了短短一個月時間。來自卡昂的少女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見到許多吉倫特派成員逃亡到諾曼底地區糾集義軍，卻勢單力薄不能成事，于是她孤身一人來到巴黎求見馬拉，聲稱要向他報告諾曼底地區陰謀分子的活動情況。當時正被皮膚病困擾的馬拉，坐在浴缸里接見了科黛，后者手起刀落，直刺她眼中這個“嗜血怪物”的心臟。

保羅·鮑德里（Paul Baudry）的《夏洛特·科黛》則將正面形象獻給了這位蜷縮在墻角、臉色蒼白卻神情堅毅的刺客。

古斯塔夫·勒龐從心理學角度出發，對馬拉不屑一顧：“相比其他人而言，馬拉有著更為復雜的心理狀態，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對殺戮的渴望中還摻雜了其他因素，即曾經受創的自尊、野心、神秘主義信仰等，而且我們還必須把他當作半個精神錯亂者來看待，實際上，馬拉一直飽受各種頑固思想和自大癥的折磨。”許多歷史學家也認為，馬拉的精神狀態的確和其他革命領袖不同，甚至猜測其丑陋外表引發的嘲笑、和皮膚病（可能是濕疹）導致的身體痛苦，或許正是加劇其心理失衡的因素。

相比之下，奧拉爾對馬拉的評價更少感情色彩，卻更具有洞察力。在他看來，馬拉一身兼有民主和獨裁兩種氣質，這位自詡“人民之友”的民粹領袖，其實對人民的真實態度是既熱愛、又鄙視，“人民必須同時既是自由的、又是被人帶領的；他們必須要有一個向導、一個首領、一個獨裁者”（奧拉爾語）。在山岳派成員當中，馬拉幾乎是唯一一個持這種立場的人，因此同其他所有政治精英都格格不入，然而在拿破侖政變上臺后的走向，卻恰恰印證了馬拉曾經狂暴咆哮的預言。

不寧唯是，馬拉這種“民主獨裁論”，也在某種意義上預言了法國隨后從拿破侖到戴高樂等政治強人主導下的全民公決（plebiscite）治國手段，和希特勒、庇隆等一切“超凡”領袖以及今天形形色色民粹政客的權力基礎。某種意義上說，他和羅伯斯庇爾殊途同歸，只不過道德理想薄弱得多，民粹色彩卻強烈得多。

贗品政變與勢能流失

1789年7月14日夜間，當法王路易十六從匆匆前來報訊的利昂古爾公爵處得知巴士底獄被攻占的消息后，詫異地問：“這是一場叛亂（révolte）嗎？”公爵回答他：“不，陛下，這是一場革命（révolution）。”

232年之后的1月6日，當美國總統特朗普從電視畫面里看到示威者樹立起巨大的絞刑架、并奮力爬過國會山的圍墻時，或許會志得意滿地問：“這是一場革命嗎？”而手下人可能會回答：“不，總統先生，這只是一場叛亂。”——如果他們有足夠見識、誠實和勇氣的話。

雖然這段仿古式的對話在現實中并不曾發生，但特朗普的擁躉們的確以“革命”來自詡1月6日進軍華盛頓的行動。通常認為，“革命/暴動”與“政變”的差別在于，前者是自下而上的自發行動（當然不排除組織因素），而后者是握有權力者蓄意發起的定點清除行動。然而在現實中，二者之間的界限并非始終涇渭分明。一方面，無論是自發還是有組織的革命，往往都有掌握一定層級權力的人介入其中（更不必提所謂“美國革命”其實是一場殖民地獨立戰爭，這一點使得它與所謂“姊妹革命”的法國革命在實質上極為不同）；另一方面，除了經典意義上的軍事政變（putsch）外，政變的組織者也并不排除召喚民眾為其助陣；尤其是當因為抗議政府腐敗、施政不力或選舉不公的民眾示威擴展至一定程度，對立雙方往往各執一詞，示威者稱之為“革命”，而執政者斥之為“政變”。從東歐到北非，類似例子不勝枚舉。

1793年吉倫特派的傾覆，便處在這種界限模糊的分水嶺上：它既有來自底層（無套褲漢和忿激派）的壓力，又有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等實權人物遙相呼應。通常而言，史學家并不稱之為“政變”（法國革命中第一場真正意義“政變”是熱月9日羅伯斯庇爾的垮臺，因為幾乎完全是其議會同僚發難的結果）。但考慮到其中山岳派假手民眾清除政敵的因素（尤其是馬拉的鼓動），這場事變可以說沒有政變之名，卻有政變之實。

同樣，1月6日的“進軍華盛頓”、沖擊國會山事件，也顯示出某種界限模糊之處。美國媒體和政界的反對者斥之為“政變”，因為這是在國家元首親自授意和煽動下的有組織行動，旨在否認民主選舉結果、推翻正常的法定程序。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和馬拉一樣，都聲稱自己是“人民之友”、“We love you”，都被復仇的怒火支配著情緒，都想借“人民”之手來清除掉橫亙在通向權力之路上的敵人。

然而，和親自前往市政廳發表演說、并親手敲響警鐘的馬拉相比，聲稱要和“人民”一起走上賓尼法尼亞大道卻不見蹤影的特朗普，充其量發起了一場拙劣的贗品政變、甚至是cosplay政變。徒有批評者所稱的“政變”之名，卻無政變之實。他醉心于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召喚人民”權力快感，但是在他和“人民”之間，是廣闊的空白地帶，既沒有巴黎市府、也沒有黨派后盾、更沒有武裝支持。或者說，在充滿感嘆號的推文之外，幾乎沒有可以保證政變成功的任何章法可言。龔自珍論衰世曾言：“抑巷無才偷，藪澤無才盜”，以此而言，無論是梟雄還是僭主，特朗普恐怕都免不了被蓋上一個“無才”印戳。

盡管事后也有跡象顯示，若不是一些偶然因素，這些擁躉們本來有可能造成更大規模的破壞，但仍舊很難想象一種劇情：即便他們綁架甚至殺害部分議員，特朗普會有政治勇氣和決斷來承擔全部后果，徹底擊穿所有防御機制、讓政敵們就范。和巴黎武裝民眾包圍國民公會卻引而不發、迫使議會自行崩潰不同，在這個贗品政變的劇本中，從“牛鬼蛇神”們闖入國會山的那一刻起，特朗普事實上已經輸了。此前通過陰謀論和悲憤情緒聚集起來的“勢”，被散兵游勇的“事”完全破功。

倘若特朗普面對數十萬鐵桿支持者，在賓夕法尼亞大道上以一篇催淚演說為自己立傳，或許還能印證此前媒體關于“特朗普下臺、特朗普主義長存”的預言，成為未來四年、十年乃至數十年政壇上一股令人生畏的攪動力量。但如今，即便“特朗普主義”仍將存在，但勢能流失已經如同堰塞湖潰壩，不復此前聲勢。這只能歸功于一個志大才疏的業余獨裁者，和一場表面上“我們人民”轟轟烈烈包圍并沖擊議會、實際上一哄而散的贗品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