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維舟 維舟

張阿姨最近為一件事煩惱不已：她寡居多年，年紀大了，在想著以后把家當留給誰。

從她和我媽傾訴時的話來看，她其實是想把大部分財產留給兒子——他下崗之后一直過得緊巴巴，而女兒嫁得好，多年來衣食無憂。但讓她糾結的是，這些年其實是女兒更孝順貼心，兒子且不說從小不怎么懂得體諒父母，近幾年自顧不暇，能不伸手要錢就不錯了，遑論照顧。

雖然她覺得“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女兒已經不無微詞，要讓她對這樣的安排完全贊成恐怕是不可能的。搞得不好，到時葬禮上姐弟倆吵起來也不稀奇。

01

平均原則與績效原則

這樣的紛爭，在中國家庭中可說比比皆是。雖然獨生子女一度從根本上消除了這個問題，但隨著二胎放開，關于父母財產如何分配的難題，到時可想又會卷土重來。

簡單地說，人們都認同分配要公正，但落實到現實中，對“公正”本身卻可以有兩種相互沖突的理解：

其一可稱為“平均原則”，即家長根據子女經濟條件的不同，窮苦的多補貼，富裕的就少補貼；其二則是“績效原則”，分配財產根據的不是其家境如何，而是他們表現：日常對父母是否盡心盡孝，有沒有常回來看看。

在完美的情況下，這兩者彼此接近乃至吻合（例如家境差的弟弟也同時在照顧父母上付出更多，姐姐并不在意他多分得一點），但很多時候，情況卻并不是這樣。

不僅如此，這兩者有時會呈現為激烈的矛盾，因為當事人可能懷有迥然不同的理解：父母說自己想多照顧家境差的兒子，但女兒或許覺得，你嘴上那么說，其實這最終證明，你骨子里還是重男輕女，我的盡孝完全沒得到回報，自此也心冷了。

那如果一碗水端平，干脆一分為二，兩個兒女各得一半呢？兒子又可能覺得，你說是說不偏不倚，卻不顧客觀上姐姐家境遠比我好的事實，這樣的“公平”其實是不公平的，你說到底就是傾向姐姐。這都意味著，寬泛的“公平”、“公正”，不同利益的個體根據不同的邏輯，可以解讀出彼此矛盾的話語。

這當然也不僅限于家庭內部，在組織管理上同樣如此。前些年有一位國有企業的高層和我說起年終績效考評時基層員工的期望，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希望加薪，但理由則多是諸如“現在的薪資僅夠溫飽，還完房貸、租金后所剩無幾，希望企業日子好過時不要忘記我們這些老員工”，又或是“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比較困難，請領導酌情關照，讓我工作時沒有后顧之憂”。

我在外企十多年所接受的理念則與此完全相反，如果以這樣的理由提出加薪，當即就會被駁回：“加薪的理由應該是你為公司做出的貢獻，是對你能力、效率和成長的獎勵，而不是為了改善你的個人經濟狀況。”

人群有不同利益考慮到處皆然，但中國社會的實情是：考評時往往不同原則并存交織，而當出現這樣二律背反的沖突時，家長制下“大鍋飯”式的特殊照顧，難免扭曲績效原則，損害效率。

甚至連社科院這樣的學術機構中，也不例外。有些青年學者的研究，無論就質量還是數量都早應評上研究員，院里領導也承認這一點，然而卻遲遲未能評上，因為每年評研究員的名額有限，今年給了某甲，因為“他快要退休了，要有這樣一個職稱才能享受一定待遇”，明年又給了某乙，理由是他“家里困難”。

也就是說，“研究員”這一職稱原本應當完全根據績效原則，反映出此人的學術水平，但在現實操作中，它卻屈從于其它邏輯，扭曲成了一個利益分配的工具。

反過來，完全的“績效原則”看起來在中國人眼里不免顯得有幾分無情。當我和那位國企高層說起加薪應當根據績效來評定時，他就無奈地說：“關鍵公司確實每年業務利潤雙增長，但已經兩年不調薪，基層員工除了用腳投票，是沒有其他討價還價能力的。”也就是說，倒是會哭、叫苦，比“干得好”還更有可能為自己爭取到利益。

績效原則本身意味著要細化評估標準，甚至放棄對弱者的照顧。正如歷史學家托尼·朱特等學者早已注意到的，這在近三四十年來的歐美社會造成了“沉疴遍地”的狀況，因為人們相信那些失敗者的狀況都是自己造成的，既不值得同情也不應救濟，那不僅削弱競爭力，還會助長懶散和依賴，結果是全社會的不平等狀況加劇，窮人感覺自己處于被遺棄的境地，只能自生自滅。

當然，財產分配繼承的問題本身畢竟和企業管理也有所不同，因為繼承最基本的原則不是“績效表現”，而是身份資格。

西方近代小說里常有這樣的橋段：窮困潦倒的某人，忽然因為某個從未謀面的遠方親戚病故，意外繼承了大筆遺產，這當然不是因為他對死者做了什么，而只是因為從血緣上他剛好是最親近的。

盡管在英美傳統中，個人可以將財產遺贈給任何自己喜歡的人，但在歐陸傳統中，個人財產的一部分將自動轉移給其法定繼承人，不受死者的主觀意愿影響。

實際上，父母根據子女的表現來決定遺產的分配，這本身就已經說明中國社會的觀念出現了變動。白凱在《中國的婦女與財產，960-1949》中明白指出，帝制晚期的中國社會，“由于財產繼承與宗祧繼承密切相關，在當時中國的話語中沒有任何字詞其意思正好是‘財產繼承人’”，也就是說，財產是默認給延續祖先血脈的后裔的。

這很自然地擠壓了女性的權益，美國學者伊佩霞在其名著《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中研究了宋代的繼承法之后得出結論：“女人在這種財產分割的秩序里基本上被忽略不計，與之無關。無論是女兒還是妻子或寡婦，都不能像男人那樣分到一份。”未出嫁的女兒可得到兒子份額的一半，直到1930年的《公法》中，才賦予男女平等的財產繼承權，但在很多地方的民間，女兒仍然被排除在遺產分割之外。

在全國各地中，上海人是出了名的重女輕男，民間甚至有這樣的俗語：“女兒是親人，女婿是傭人，兒子是路人，媳婦是仇人。”我外公外婆生了兩男兩女，到老一直和我大姨同住，由她照顧，財產最終也都只給她一人。

這樣的事例，當年或令人驚詫，但現在卻越來越多；問題不在是兒是女，而是父母偏愛哪一個，男女不那么重要了。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說：“女子擁有和遺贈財產的能力是部落組織退化的標志。它顯示，嚴格的父系社會規則已經消失。”

但雖然男女不是問題，財產分配在實踐上卻沒有什么變化：父母們在處置時有多重相互沖突的考慮或設想，而實際采用的往往是各種方式的折中。

越是傳統的家庭，個人處境就越是會成為必須要考慮的變量。同樣是公司，在大家庭式的日本公司中，就更多細心照顧到員工的具體狀況，因而在日劇中不時出現這樣的橋段：裁員時，單身的就比較弱勢，因為已婚的有家庭要養。

完美的分配方案是不存在的，因為家庭成員各自的利益不同，對分配結果“公平”與否則取決于你從什么角度出發、根據什么原則來衡量。說到底，這其實是一門妥協的藝術，那些爭產鬧出事來的家庭，則大多是因為彼此未能達成妥協。

02

中國人的家產觀

不管這些中國父母在處置家產時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有一點倒是常常明白無誤的：他們想的是盡可能地留給后代，而不是自己享用，或達成自己的意愿。

這種觀念就好像那個著名的廣告語：“你無法真正擁有百達翡麗，你只是替后代保管它。”很多中國父母似乎也覺得自己只是“暫時替后代保管”這些家產，最終總是要傳給后人的。

這些年我聽說了不少這樣的故事：不少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但堅決不肯離婚的很大一個原因，是為了把全部財產都留給孩子；但實際上，很多人即便再婚，也仍然把錢全都拿去補貼前一段婚姻中的親生兒女。

我有位同事，雖然家里財務分開，但她去川西徒步時，擔心萬一遇險，出門前把所有的財產、密碼都交代了女兒，而不是老公。有一位老阿姨更絕：她得了晚期癌癥，自知命不久矣，預先將所有財產單方面分配給了子女。由于家里都是她管錢，直到她去世后，丈夫才發現家里已無余財，意識到妻子其實是擔心自己再婚，到時將遺產給了“外人”。

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中國式財產觀念：很多人不信任配偶而信任子女——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因為他們覺得家產“早晚都要給子女的”，而配偶卻可能敗家，破壞這個垂直繼承的計劃。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理念中，這些錢不是“夫妻共有財產”，因為“你的錢不是你的錢”，而被默認為是要全部留給子女的。

這種特殊的觀念，推想起來也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遺緒：雖然現在已普遍是核心家庭，但夫妻之間的橫向聯系，還是不如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縱向聯系緊密，甚至在離婚時都指定自己分出去的財產是子女的而非配偶的。

從法律上說，子女成家之后，和父母就是兩家人了，但在現實中，中國家庭的親子兩代仍然相當緊密，最特殊的就是“防著配偶，也要把錢都留給子女”的現象，尤其多見于家中的母親，這大概也與如今中國家庭中多由媽媽管錢有關。

在普遍的社會觀念中，子女哪怕已經成家立業，和父母之間仍然不算是產權明晰的兩家人，父母還是保持了原來他們眼中的家庭關系，并沒有讓子女完全獨立出去。

這最清楚不過地體現在子女伸手要錢的時候。我大表哥去年因拆遷獲賠300萬，兒媳得知后，開口想借250萬，說想買套新的房子。他心底略微不快，但想到自己只有一個兒子，這錢早晚也都是他們的，還不如早點給他們的痛快，還落得個好。

雖然兒媳借錢時說自己必還，還寫下欠條，但親友間聽說此事后幾乎無人相信，都視為奇聞：“天下哪有兒女借錢寫欠條的道理？”鄉下所謂“借錢就是屁錢”，意謂“借”給子女的錢就相當于贈與了，誰也不會認真對待“借貸”這回事。因此， “借錢”在人們的理解中就像是利用了財產權利不明晰的漏洞，提前掏空了老人的錢。

由于在這樣的傳統財產法觀念中，家庭成員都是產業的共同繼承人，因而有時會招致一些看起來奇怪的干預。我六叔因病身故后，嬸嬸寡居，當她想再嫁時，卻遭到族里許多人的反對，甚至就連我媽這樣思想相對開通、支持她再婚的，也覺得這“難免會漏掉一點”，意指財產不能“完好無損”地傳給后代。

我們同村的鄰居，近八十歲時老伴去世，他新找了個挺談得來的，卻遭到媳婦的激烈反對，罵他“自私自利，早晚把自己手里攢下的家產又在自己手里敗了，也不顧念兒孫”。鄉民們對此則評說不一，雖然有些人覺得他自己掙的家產“哪怕拿去喂狗都行”，但也有不少人覺得總該把錢傳給“親骨肉”，甚至還有人提出：那要追求新生活，凈身出戶就是了。

雖然近些年來社會學家普遍注意到了個人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但當牽涉到這樣的家產分配時，往往就是另一番面貌：個人意愿往往要受到他人的干預，因為你對個人幸福的追求，可能在他們看來觸犯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他們之所以如此理直氣壯地干預，也是因為權利邊界不清晰，他們自認為是有權提出這樣的主張的。換言之，他們覺得“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

由于利益牽扯到如此復雜糾結的關系，因而在中國社會中才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雖然很多人的婚姻并不幸福，但利益結合反倒比情感結合的婚姻更為穩固。

當然，確保家產的完整不可分割，不算是中國社會的特性。歷代法律雖然將家產視為男性家族成員所共有，禁止寡婦將前夫的任何財產帶到再婚的夫家，但中國繼承法向來推行的是諸子均分制，而在有些文化中，為保障家族財產的完整延續，采取的做法甚至極端得多了。

西歐和日本在封建社會均推行長子繼承制，以法律手段確保最年長的男性繼承人牢牢控制全部財產，不被債權人或其他家庭成員分割，意大利甚至規定只有繼承家產的這個兒子才能結婚。在藏族地區，為了維持家族份地不可分，兄弟不能分家，甚至采取共娶一妻。

不過，這些到現代社會大抵已漸漸消亡，美國早在建國后不久的杰斐遜總統時代，就廢除了長子繼承制，這大大推動了社會的核心家庭化。而在中國，核心家庭化大抵只是最近一兩代人的歷史，只是隨著獨生子女政策才驟然加速。

計劃生育也無意中解決了中國在傳統諸子均分制下的一大難題：家產常遭到分割而難以積累，這在“只生一個好”的情況下已不成其為問題，因為反正別無選擇。雖然那種“錢不是你自己的錢，你只是家族財產保管人”的理念乍看似乎是落伍的，但當它和新時代的獨生子女現象結合起來時，卻在客觀上大大有利于社會的資本積累。

和其它社會觀念一樣，財產繼承觀的變遷也是相當長期而緩慢的，這與社會的整體變遷相呼應；反過來說，這方面理念的變化，本身就折射出社會的結構性變動，能夠說明很多問題。

如今，越年輕的父母自我意識越強烈，他們就未必認同“自己的錢是子女的錢”這樣的理念，上海不少五六十歲的父母，在子女成年后不再像以前的老人那樣，自己省吃儉用，把一切好的都給子女，而是“自己的錢自己花”，不再覺得那只是替子女保管了。

因而看似矛盾的是，雖然很多人仍然覺得“財產早晚都是給兒女的”，但一種新的社會氛圍也在形成：“這是父母的錢，他們想給誰就給誰”。此時，財產分割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父母晚年要求得到更好贍養的一個籌碼——如果你對我不好，我就一個子兒也不留給你。

這本身意味著父母得掌握著財產分配的自由支配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像是“預支”或“購買”服務，這可能也是近三四十年來市場化對社會理念滲透的潛在體現。換言之，按“績效原則”來決定“錢留給誰”可能會讓“親情淡薄”，因為這意味著血緣關系不再是決定性的了（至少理論上說，如果子女都不孝，照此原則也可以留給保姆）；但另一面，這一點能漸漸占上風，本身也說明那種不分彼此的傳統紐帶已經在瓦解之中。

這些年來，我一直鼓勵父母要學會自得其樂，辛苦了一輩子，不要再那么省吃儉用，總想著傳后人。他們開始總是過意不去，說：“話怎么能這么說？我們就你一個兒子，不給你還給誰？到時候兩把老骨頭都是你的。”

但我們鄉下也有句老話：“傳兒女，無多少。”意思是遺產不計多少，十萬和百萬沒有本質區別，如果兒女真有出息，也不計較父母留下的遺產是多是少，而如果沒出息，就算再多也不見得落聲好。我借此告訴他們，“你們的錢就是你們的”，所謂“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馬牛”。

他們聽了自然高興，雖然真正高興的，與其說是“終于可以自由花錢了”，倒不如說“兒子這樣說，我聽了舒心”，幾十年的習慣畢竟難以一夜之間改變；但作為年輕一代，我們不應當只是追求自己解放，卻讓父母無條件支持——那不是真正的解放自我，倒不如說是任性，真正的解放應當是在解放自我的同時，也讓父母得到解放。

原標題：《錢留給誰？中國家庭中的財產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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