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星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 邢朝國｜北京科技大學文法學院

【導讀】近期有兩則消息流傳甚廣：一是媒體報道過去五六年北京名校畢業生留京率不斷下跌，2019年清華、北大兩校本科畢業生留京者不到2成；與此同時，某在京國家單位招聘中央財經、北京化工、北京交大等名校高材生為專職司機(事后該單位回應稱其為自考和成人本科)，引發輿論熱議。事實上，近些年北京就業資源吸引力有增無減，為何會出現這些顯著變化？

一般認為，政策限制(如戶籍管控)、高生活成本(特別是高房價、高支出、通勤累等)、高強度競爭(學歷門檻、壓力考核等)，是一些年輕人逃離“北上廣”的重要原因。本文分析了另一個影響因素：高學歷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感。高學歷青年流動人口原本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進入高級勞動力市場的機會相對較大。然而，超大城市嚴苛的戶籍管理、資源管控等社會區隔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外來人口與城市居民之間的隔離現象：一是社會距離，體現在居住、社會交往圈以及社區參與等方面，如“北漂人”居住的邊緣化和生活的“孤島化”；二是心理距離，包括“北漂人”對社會地位、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與城市市民的差別感知，以及與后者的交往意愿、婚姻意愿等。政策安排上的失語、失權，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上的相對匱乏，讓“北漂人”成為二等公民和邊緣人，對超大城市缺少社會認同感和歸屬感。而較低的社會認同反過來也惡化社群隔離，加強了“北漂人”漂泊感和不安全感，影響其與北京市民的交往和社區參與，構成了一條惡性循環的認同鏈條。作者認為，唯有改變在流動人口的社會服務、社會福利和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才能改善“北漂”群體的生存環境，增強其對個人發展和城市發展的信心。

本文原載《中州學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高學歷青年流動人口的

社會認同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

——以北京市為例

人口流動是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目前我國存在諸多針對流動人口的社會屏蔽制度，如戶籍制度、就業政策以及社會福利、社會保障體制等，使龐大的流動人口作為外來人口和暫住人口遭受來自城市的多維度的社會排斥。流動人口成為社會主流之外的“邊緣人”，呈現“漂泊化”，甚至成為“無根”群體，其社會認同和社會融人狀況成為目前一個急需探討的問題。

目前流動人口總量處于上升趨勢，尤其高學歷青年流動人口在總流動人口中的比例也處于不斷上升之中。而學界對流動人口中高學歷青年群體的社會認同問題則討論較少。與農民工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相比，高學歷青年流動人口擁有相對較高的人力資本，進入高級勞動力市場的機會相對較大，其生活經歷、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具有一定的獨特性。這使其社會認同與農民工以及青年農民工的社會認同相比具有不同的特點和模式。因此，探討高學歷青年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狀況及其影響因素對于我們理解這一群體的生活境遇和現實需求，促進其社會融人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鑒于此，本文以北京市高學歷青年流動人口為例，探討高學歷青年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狀況及其影響因素。北京市高學歷青年流動人口類似于我們通常所說的“北漂”(出于簡便考慮，本文后面的寫作皆以“北漂”指代高學歷青年流動人口)。“北漂”一般是指那些在北京工作、生活卻沒有北京戶口的人群，通常以青年為主體，他們大多數具有一定的學歷或較高的文化素養和知識技能。伴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社會政策的變化，“北漂”群體也處于不斷變遷之中。總體而言，“北漂”群體的規模在不斷擴大。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統計數據，北京市2006年常住人口總量是1581萬人，其中外來人口為383.4萬人，外來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達到24.3％；外來人口中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即“北漂”群體)比重為25.9％(99.3萬人)。就目前情況看，對“北漂”這一群體的關照主要集中于影視、文學以及媒體報道中，鮮有專門對其系統的實證研究。

▍漂泊中的社會認同

就“北漂”群體而言，“北漂”這一名詞本身已經是一個社會分類。不管“北漂”是社會給這個群體貼的標簽還是這個群體自我定義的結果，凸顯的一點是這個群體的生活處于漂泊不定的流動狀態。“北漂”對北京這個城市的認同是否和他們的生活一樣“漂泊化”，成為“都市的他者”，呈現出“過客”心理呢？對此，本文提出社會認同鏈的分析框架對“北漂”群體進行分析(見圖1)。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制度安排的影響(如戶籍制度、就業制度以及城市社會保障制度等)，當前流動人口遭受著來自城市的多重社會排斥，而“北漂”作為流動人口中的一部分也不例外。北京市最初實行的戶口《暫住證》這一人戶分離制度，將外來人口屏蔽在資源分配之外，如限制外來人口購買經濟適用房以及獲得社會保障和救濟，為外來人口進入高級勞動力市場就業及其子女受教育設置門檻等。雖然北京市近些年逐漸放寬對流動人口尤其是高學歷青壯年技術人才的限制，如1999年實施《北京市工作寄住證》政策，規定持有《工作寄住證》者可不再辦理戶口《暫住證》，在購房、子女教育方面享受市民待遇，2001年將《北京市工作寄住證》更名為《北京市工作居住證》，2003年又進一步擴大申請人范圍，但目前與這一政策相匹配的措施和細節并不完善，加上政策實施過程中的諸多限制，因此獲得《北京市工作居住證》的“北漂”可謂鳳毛麟角，而且獲得者也很少能夠真正享受到市民待遇。

這些社會屏蔽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北漂”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社群隔離現象，這具體體現在二者之間客觀的社會距離和主觀的心理距離上。其中社會距離主要體現在居住、社會交往圈以及社區參與等方面，如“北漂”的居住邊緣化和生活“孤島化”。而心理距離則包括對社會地位、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別感知以及交往意愿和婚姻意愿等。在社群隔離的狀態下，“北漂”不僅在空間狀態上是漂泊的，而且其心理狀態也是漂泊的。這種漂泊狀態對他們與市民的交往、社區參與以及在城市的安全感和受歧視感等方面也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他們的社會認同感和城市歸屬感。而這種社會認同狀況不僅會降低“北漂”與市民的交往意愿、社區參與以及在城市的安全感，而且反過來會進一步加深“北漂”與市民之間的社群隔離狀況。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將“北漂”(高學歷青年流動人口)定義為在北京工作生活滿2個月而沒有北京市戶口、年齡在l8歲至34歲、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本文所用數據來自2008年實施的“北京市流動人口社會認同研究”。筆者在樣本中篩選了滿足“北漂”定義的樣本，共獲得有效樣本234份。

▍“北漂”社會認同狀況的描述性分析

（一）“北漂”對自身與北京市關系的認知

在回答“您認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員嗎”問題時，有21.4％的“北漂”認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員，而認為自己不是北京市一員的“北漂”比例則高達56.4％。此外，有22.2％的“北漂”說不清楚自己是否是北京市的一員，對北京市的認同處于一種模糊狀態。另外，有43.9％的“北漂”在北京有家的感覺，而超過一半的“北漂”在北京沒有家的感覺(55.2％)。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北漂”對北京市的歸屬感并不強烈。

此外，在對北京市的發展與自身關系的認知上，有29.6％的“北漂”認為北京的發展與自己的關系很大，51.9％的“北漂”認為北京的發展和自己有點關系，而認為北京的發展和自己基本沒關系以及一點關系都沒有的“北漂”比例則分別為12.5％和0.9％。在對北京城市形象與自身關系的認知上，認為北京城市形象與自身關系很大和有點關系的“北漂”比例分別為19.7％和57.I％，而認為其與自身基本沒關系以及一點關系都沒有的比例則分別為16.7％和3.4％。可以看出，絕大部分的“北漂”認為北京市的發展以及北京市的形象與自己是有關系的(分別占81.5％和76.8％)。

此外，在社區活動參與方面，只有16.2％的“北漂”參加過社區活動，沒有參加過社區活動的比例高達83.8％。由此，在現有的社群隔離情況下，“北漂”參與社區活動和社區組織的比例較低。

對于未來的打算，有37.8％的“北漂”希望長期居住在北京，12.2％的“北漂”希望取得北京市戶口，成為北京市民。換言之，明確打算繼續留在北京的“北漂”比例為50％。相比之下，明確打算回家鄉的“北漂”比例為10.9％(打算賺夠了錢就回家的占8.3％，盡快回家鄉的占2.6％)。此外，有29.1％的“北漂”對于未來抱著走一步看一步的態度。

（二）“北漂”與北京市民的交往情況以及交往意愿

在與北京市民交往方面，有44.4％的“北漂”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與北京市民打交道，42.2％的“北漂”偶爾和北京市民打交道。而和北京市民基本不打交道和從未打過交道的“北漂”比例分別為12.5％和0.9％。這表明“北漂”在日常生活中與北京市民交往的比例是比較高的。此外，在與北京市民交往是否存在困難方面，只有15％的“北漂”回答自己與北京市民交往存在困難。

為進一步考察“北漂”與北京市民交往的程度，數據測量了“北漂”到北京市民家中做客的情況以及未婚“北漂”與北京市民的通婚意愿。結果顯示，有33.2％的“北漂”在最近3個月到過北京市民家中做客，而沒去過的比例達66.8％；在選擇北京市民作為結婚對象的意愿方面，不愿意的未婚“北漂”比例略高于愿意的未婚“北漂”(分別占51.8％和48.2％)。

在與北京市民的親近程度方面，“北漂”中愿意和北京市民住一個社區的比例最高(76.7％)，愿意和北京市民一起工作以及邀請北京市民到自己家做客的比例則為74.1％和72％，而愿意自己的親屬與北京市民結婚的比例最低，只有65.1％(見表1)。結合上面提到的愿意選擇北京市民作為結婚對象的未婚“北漂”比例(48.2％)，我們可以看出“北漂”與北京市民的親近程度隨著交往事件的變化呈現出差異性。從居住在同一社區到一起工作，再到家中做客和結婚，交往雙方的社會距離和心理距離都在縮小，需要交往雙方彼此之間有更高的認同感。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交往事件越是與自己的私人空間相關，其愿意的程度相對越低。

（三）“北漂”對自身與北京市民之間差異的感知

表2顯示了“北漂”對自身與北京市民在社會地位、經濟收入、為人處事方式和生活習慣方面差異的感知。其中認為自己與北京市民在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上存在差異的比例基本相同(分別為56.7％和58％)，而認為自己與北京市民在為人處事的方式和生活習慣上存在差異的比例則相對較高，前者為71.9％，后者高達74.5％(見表2)。這表明“北漂”對自身與北京市民之間差別的感知上，文化上的差異要大于客觀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這與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與北京市民之間差異的感知狀況剛好相反。根據許傳新的調查數據，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與城市居民在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方面的差別感要大于為人處事和生活習慣上的差別感。

導致“北漂”形成這種差異感知狀況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北漂”自身的人力資本較高，擁有高級勞動力市場職業的比例比較高，其收入以及由職業和收入決定的社會經濟地位與普通市民的社會經濟地位相比差別并不明顯。而為人處事的方式和生活習慣的習得是一個逐漸內化的再社會化過程，它涉及到價值觀念、地域文化等更深層次的因素。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上的差異通過人們的話語方式和行為方式體現出來，被感知的可能性比較大。

▍“北漂”社會認同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北漂”在北京是否有家的感覺

調查結果表明：越傾向于認為城市的發展變化與自身有關系的“北漂”越覺得在北京有家的感覺；參加過社區組織的集體活動、與北京市民交往沒有困難的“北漂”比沒有參加過社區組織的集體活動、與北京市民交往存在困難的“北漂”更可能在北京有家的感覺。此外，受市民的歧視對“北漂”在北京是否有家的感覺起負向作用，而在北京的安全感對其在北京是否有家的感覺起正向作用。換言之，越受市民歧視、越缺乏安全感的“北漂”越可能在北京沒有家的感覺。

（二）“北漂”是否覺得自己是北京市一員

通過數據我們可以看出，那些參加過社區組織的集體活動、認為城市形象與自身有關系的“北漂”比那些沒有參加過社區組織的集體活動、認為城市形象與自身沒有關系的“北漂”更傾向于認為自己是北京市一員；而與市民熟悉程度越低、與市民交往存在困難、越認為自身與市民存在社會地位差別的“北漂”越不傾向于認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員。此外，“北漂”在北京的安全感程度越高越傾向于認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員。

(點擊上圖讀解《文化縱橫》12月新刊)

▍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北漂”對北京市的發展以及北京市的形象與自身之間的關系持較積極評價的結論。但總體而言，“北漂”對北京市的社會認同并不高，他們在心理上更多地認為自己是“都市的他者”，缺少歸屬感。這體現在他們大多數并不認為自己是北京市的一員，并且在北京缺少家的感覺。在未來的打算方面，雖然有半數的“北漂”選擇繼續在北京工作生活，但仍有較大比例的“北漂”抱著走一步看一步的態度。

在與北京市民的交往方面，雖然“北漂”在日常生活中與市民交往的比例相對較高，但他們與市民之間交往的深度和廣度比較有限，交往事件與其私人空間越接近，其與市民交往的意愿越低。在與市民之間差異的感知上，“北漂”對自身與市民之間文化和生活習慣上的差異感知要大于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

與市民相比，“北漂”在政策安排上往往處于失語、失權的狀態，其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相對而言比較匱乏，難以享受與市民同等的待遇，成為制度上的“二等公民”和“邊緣人”。這種制度上的社群隔離不僅使“北漂”在城市的居住逐漸邊緣化，而且阻隔了“北漂”的城市參與以及與城市居民的深入交往。其更深層的結果是“北漂”相對缺乏社會安全感和穩定感，對社會制度性歧視的不滿情緒以及相對被剝奪感的加深。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北漂”的社會認同。而較低的社會認同反過來又會惡化社群隔離，加強“北漂”的漂泊感和不安全感，影響其與市民的交往和社區參與。這構成了一條惡性循環的社會認同鏈條。扭轉這一社會認同鏈條惡性運轉的關鍵，在于控制社會屏蔽制度造成的社會排斥和社群隔離，改革流動人口的社會服務、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和實踐，從制度上控制對流動人口的排斥和歧視。

本文原載《中州學刊》2009年第6期，原題為“高學歷青年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以北京市為例”。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

原標題：《高材生當司機, 清北人難留京: 高知北漂為何做不了“人上人” |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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