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3年，還在歐洲留學的陳寅恪（1890—1969）給妹妹寫信說：

西藏文大藏經，多龍樹馬鳴著作而中國未譯者。即已譯者，亦可對勘異同。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等同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余都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

陳寅恪

這封史無前例的《與妹書》位列陳寅恪著作目錄之榜首，或亦可算是他發表的最早的學術作品。于此，陳寅恪首先對梵、藏、漢文佛教比較語文學研究的學術意義表達了超越時代的遠見卓識，他認為對勘漢藏文佛經之異同，必將于漢語“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可超越以乾嘉諸老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學術之成就。接著，陳寅恪對自己今后的學術方向做了規劃，明確歷史和佛教將是他未來學術研究的重點；歷史研究則以吐蕃、唐和西夏歷史為主，而佛教研究則以對印度、西域和漢地大乘佛典的比較研究和佛教史為重點，尤其重視梵、藏、漢文佛經的對勘，以此來糾正漢譯佛典及其注疏中因為譯著者不擅梵文、望文生義而出現的各種錯誤。

陳寅恪于歐美留學期間，主修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學，同時還接受了很好的中亞語文學（Central Asian Philology,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訓練，曾學過藏文、蒙古文、滿文、古回鶻文、西夏文、波斯文等中亞（西域）語文，是一位十分難得的優秀東方語文學家（Oriental Philologist）。所以，在回國之前他立志要以佛教和中亞（西域）語文學研究為其未來學術研究之重點，以在中國開創佛教和西域語文學研究的學術新風尚。然而，雖然今天陳寅恪成了全民膜拜的學術偶像，被捧為一代文化的托命之人，卻少見有人對他的佛教和吐蕃、蒙古、西夏等西域地區的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有任何稱道，言者都對他的中國中古史和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研究推崇備至，他最膾炙人口的著作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940）《唐代政治史述論稿》（1941）和《論再生緣》（1953）《柳如是別傳》（1954）等，其中沒有一部與佛教和西域研究直接相關。今天的陳寅恪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文學家，甚至還是一位杰出的哲學家、思想家，他是民族、國家、學術、傳統、氣節和情懷的象征，可唯獨很少有人記得陳寅恪還曾是一位訓練有素，且有卓越成就的東方語文學家。其實，不論是從他留學歐美時的求學經歷，還是從他回國后的前近十年間于清華國學院和中文、歷史二系的教學和科研成績來看，陳寅恪首先是一位專業的東方語文學家，他對佛教語文學和中亞（西域）語文學于中國學界的引進和開展，具有無與倫比的學術貢獻和影響力，他是中國現代蒙古學、西藏學、西夏學、滿學、突厥學研究的開創者。由于他學貫中西，兼擅中國傳統漢學和西方中亞（西域）語文學（“虜學”），故是傅斯年（1896—1950）于中央研究院建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努力建構和實踐中國“民族語文學”（National Philology），并由此而實現對中國傳統人文學術現代化時代最博學和最理想的人文學者的尊崇。

筆者前此曾就陳寅恪與語文學的關系做過一個總體性的論述，于此謹再就他與佛教語文學和藏學、蒙古學等學科在現代中國之開創的貢獻和成就，做一些具體的敘述和討論，以就教于方家。

蔣天樞著 《 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

二

1919年至1921年，陳寅恪于哈佛大學印度語文學系（the Department of Indic Philology）隨蘭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1850-1941）教授學習梵文，長達二年有余。自1921年至1925年，陳寅恪入德國柏林大學隨古代印度語言和文獻學教授路德施（Heinrich Lüders，1869-1943）“治東方古文字學”（Oriental Philology），主要學習梵文、巴利文，時長近五年之久。眾所周知，陳寅恪海外留學深造從不以獲取任何學位為目的，但若論其留學時的主修科目，則無疑當數梵文和印度研究。可是，學成歸國后的陳寅恪并沒有選擇像他的二位導師一樣，做一名職業的梵文和印度學家，專門從事梵文、巴利文文獻的語文學研究。路德施本人，以及他的弟子林冶教授（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他曾是陳寅恪在柏林大學學習時的同學，也是季羨林后來于德國哥廷根大學求學時的導師），對于印度學和佛教研究的最大貢獻是他們對當時于中亞（西域）新出土的梵文佛教文獻殘本的細致的整理和研究。然而，陳寅恪并沒有走和他們同樣的學術道路。

據曾經與他二度于哈佛和柏林同學的俞大維（1897—1993）回憶說：“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興趣是研究佛教對我國一般社會和思想的一般影響。至于印度的因明學及辯證學，他的興趣就比較淡薄了。”同樣，陳寅恪自己也曾坦言：“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學，然于道教僅取以供史事之補正，于佛教亦止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之異同，至于微言大義之所在，則未能言之也。”可見，陳寅恪用心學習梵文、巴利文的目的是并不是要當一名職業的梵文和印度學家，而主要是為了研究中國的佛教，即先要識字，學好梵文、藏文是為了讀懂漢文佛典，通過梵文、藏文和漢文佛經的對勘，來糾正漢譯佛典及其注疏中因為譯著者不擅梵文、望文生義而出現的各種錯誤，進而考察由佛教的傳播而帶來的中印文化互動、交流的歷史，研究佛教對于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深刻影響。

俞大維

及至20世紀20年代初期，世界治梵文和佛教學的學者們已開始認識到藏語文和藏文佛教文獻對于梵文和印度佛教研究的重要意義，至今主導世界佛學研究的印藏佛學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t Studies）傳統正在形成和發展之中；但是，當時還很少有人注意到梵、藏語文和梵、藏文佛教文本對于漢藏語言的比較研究、漢藏語系的構建和漢傳佛教研究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還沒有人做梵、藏、漢文三種佛教文本的比較研究，以此來糾正漢譯佛典中出現的種種誤解和錯誤，達到正確理解漢文佛教文獻的目的，并進而探索大乘佛典自印度、經西域至中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而于中國學界，當時還沒有一位學者真正讀得懂梵文、巴利文文獻，陳寅恪是第一位在海外主修梵文、印度學，并在中國大學開設梵文文法和佛經翻譯課程的中國教授。由于陳寅恪本人是一位天才的漢學家，他本來就十分熟悉漢傳佛典，故在他于歐美接受了梵文和印藏佛教研究的訓練之后，便率先注意到了對梵、藏、漢文佛教文本進行對勘和比較研究的重要學術意義，設計出了一條非常有創意的梵藏/漢藏佛教語文學的學術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比陳寅恪更早開始在梵、藏、漢佛教語文學這個領域探索，并做出了很大的學術貢獻的是當年流亡中國的愛沙尼亞男爵、印度學和佛教學家鋼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他是一位于德國Halle大學取得了印度學博士學位的科班梵文/印度學研究專家，早年也曾隨路德施教授學習過梵文，畢業后曾在英國牛津大學、俄國圣彼得堡大學從事印度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18年俄國革命爆發，當時正在中國訪問的鋼和泰從此開始了他于北京近二十年的流亡生涯。他曾作為特聘的客座講師和教授，多年在國立北京大學開梵文、印度宗教、歷史等課程。1927年，在哈佛燕京學社等歐美學術機構的幫助下，鋼和泰在北京創建了中印研究所（Sino Indian Institute），專門從事以梵、藏文教學和梵、藏、漢文佛教文獻的對勘為主的印、藏、漢三種佛教傳統的比較研究工作。他開始對梵文佛典與相應的漢文佛典進行對勘，嘗試以漢文佛典中對梵文咒語的音譯來研究中國古代音韻，得到了當時中國著名學者梁啟超（1873—1929）、丁文江（1887—1936）和胡適（1891—1962）等的賞識和熱情支持。鋼和泰長期專注于做《大寶積經》之梵、藏、漢文本的對勘，1926年，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英文著作《大寶積經迦葉品梵藏漢六種合刊》（The Kāc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ta class /edit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這是世界佛教研究史上第一部做梵、藏、漢文佛典對勘的佛教語文學經典著作。1923年，鋼和泰在《國學季刊》創刊號發表了由胡適親自翻譯的《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Works and Ancient Chinese Pronunciation）一文，嘗試用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用漢文佛典中的音譯梵文咒字來研究中國古代音韻，曾于中國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鋼和泰

前述陳寅恪對于梵、藏、漢佛教語文學的學術興趣和設想，顯然與這位流亡中的愛沙尼亞男爵不謀而合、殊途同歸。陳寅恪回國后即在清華國學院開設“佛經翻譯文學”和“梵文文法”等課程，北京大學也曾特邀他去講授“佛經翻譯”課，顯然有意在中國開拓梵、藏、漢佛教語文學的研究。可惜這樣的學問離當時中國學者們的學術關注太過遙遠，曲高和寡，不管是陳寅恪，還是鋼和泰，他們都沒有能夠成功地在此前從未受過任何語文學訓練的清華和北大學生中找到他們的學術知音，故并未能在中國開創出梵、藏、漢佛教語文學的學術傳統。在此期間，陳寅恪多年來一直熱心于參與鋼和泰主持的私塾型讀書班（privatissimum），與他一起對勘和校讀梵、藏、漢文本的《大寶積經》《妙法蓮華經》等。那些年間，先后參與這個每周六四小時在鋼和泰位于東交民巷的私宅內舉行的讀書班的，除了有鋼和泰的中國弟子于道泉（1901—1992）、林藜光（1902—1945）等人外，還曾有一眾后來名聞天下的歐美梵文/印度學家、佛教學者、漢學家等，如雷興（Ferdinand Dietrich Lessing，1882-1961，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漢學教授）、韋勒（Friedrich Weller，1889-1980，德國萊比錫大學印度語文學、漢學和東亞宗教史教授）、李華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德國圖賓根大學漢學、佛教學榮譽教授）、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美國芝加哥大學漢學教授）等。這些學者都是兼通梵、藏、漢文的佛教學者，是梵、藏、漢佛教語文學研究的先驅。他們在鋼和泰組建的“中印研究所”的旗幟下，形成了一個十分豪華的國際性的佛教語文學學術團隊。可惜，這樣高水準的國際性學術合作因為鋼和泰于1937年英年早逝和抗戰的開始，很快就成了絕唱。陳寅恪于1937年11月離開北京，開始了多年于南方諸省顛沛流離的生活，從此便再沒有機會專心從事梵、藏、漢佛教語文學的研究工作，這實在是中國學術的一個悲劇。

毋庸諱言，陳寅恪并沒有在鋼和泰和他自己共同設計和開創的這條學術道路上繼續前行，從來沒有發表過他自己從事梵、藏、漢文佛教文本的對勘和比較研究的學術作品。他們于北京開創的這個梵、藏、漢佛教語文學研究的傳統，長期以來都沒有在中國開花結果。中國學者近幾十年來多有借助梵、藏、漢文佛經的比較研究，來做中國古代音韻訓詁類的研究，特別是借助這種方法來研究古代漢語音韻和語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以這種方法做佛教語文學研究，研究佛學本身則十分少見。最好地實踐并發展和實現了鋼和泰、陳寅恪將近一百年前提出的這個學術理想的或是不久前英年早逝的當代最優秀的佛教語文學家（文獻學家）之一、日本創價大學教授辛嶋靜志（1957—2019）。辛嶋先生為佛教語文學學術的一生，其最大成就就是通過對見于梵、漢、藏文佛教經典中的大量佛教語詞的逐字逐句的對勘和比照研究，構建大乘佛典從印度、經西域到中國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并對漢傳佛教經典的語言、概念和傳統的確定和演變的歷史過程提出了很多具有顛覆性的真知灼見。或可以說，只有辛嶋靜志才是鋼和泰、陳寅恪最梯己的學術知音和最具格的衣缽傳人，他們之間的學術血脈關系超越時空。

辛嶋靜志著《佛典語言及傳承》

三

如前所述，陳寅恪于《與妹書》中自稱他并非特別注意“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的漢藏語言比較研究，而對歷史和佛教研究更感興趣。然而，從他早年的研究作品來看，他對歷史和佛教的研究其實從未脫離印藏佛教學者所擅長的文本語文學方法，對語言（術語）和文本的比較研究始終是他的學術研究的最大特色，凸顯其作為語文學家的學術本色。與他同時受聘為清華國學院導師的趙元任（1892—1982）曾經在回憶陳寅恪的文章中說：“第二年到了清華，四個研究教授當中除了梁任公注意政治方面一點，其他王靜安、寅恪跟我都喜歡搞音韻訓詁之類問題。寅恪總說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就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還是不可靠的。”這也證明陳寅恪對佛教的研究以語文學研究為出發點，而不以對宗教義理和思想的研究為重點。

陳寅恪于歸國最初幾年發表的學術論文基本上都是關于佛教文本的，特別是敦煌新出土的漢文佛教文本的研究，其中有《大乘稻芉經隨聽疏跋》（1927）《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1927）《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1927）《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1928）《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1928）《敦煌本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跋》（1929）《大乘義章書后》（1930）《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1930）《敦煌本唐翻對字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跋》（1930）《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1932）《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1932）《斯坦因Khara-Khoto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殘卷考》（1932）等等。由此可見，他最早發表的這些學術文章都是佛教語文學研究的作品。

趙元任

上列這些文章大部分很短小，都是對當年新見的敦煌和黑水城出土漢文和西夏文佛教文本的簡單介紹和說明。內容大致有以下三個類型，一是同定這些新見的、殘缺的敦煌佛教文本，通過發現與這一文本相應的梵、藏文本，并借助海外學者對它們所作的最新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來辨明它們的來歷、傳承和內容。其學術意義即在于通過對多語種文本的比較研究、對文本之形成背景的分析（語境化和歷史化），來構建佛教傳承的歷史。二是通過對某些特殊“詞匯”“概念”之翻譯、流播過程的追溯，來觀察思想、觀念和習俗的流變。例如，他在《大乘義章書后》一文中分析漢文佛典中如何對“悉檀”Siddhaˉnta、“菩提”bodhi等詞匯產生誤解，以及漢文中的“道”“法”“末伽”等詞與梵文的Maˉrga一詞的淵源關系等；又在《斯坦因Khara-Khoto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殘卷跋》一文中討論西夏文語詞“有情”“眾生”和“無上”等詞匯的來歷，辨明它們與梵、藏、漢文相應詞匯的關系，試圖從考察一個詞匯（術語）的形成和流播出發構建一段思想和觀念的歷史。三是對佛教經典文本對于漢語文學作品的影響有特別獨到的研究，如他在《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一文中以《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中的具體事例來解釋“由佛經演變之文學”的過程，即將“此篇與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原文互勘之，益可推見演義小說文體原始之形式，及其嬗變之流別，故為中國文學史絕佳資料”。陳寅恪對佛教文獻中的故事、母題和敘事的形成和傳播，和它們對中國文學作品從體裁到內容的影響有許多十分精到的發現和研究，如他對《賢愚經》之成書的分析、對《西游記》之孫行者、豬八戒、沙僧三個人物之原型的溯源、對華佗故事的探究等等。

20世紀20年代初，Walter Benjamin（1892-1940）曾經這樣說過：“我不將語文學定義為語言的科學或者歷史，在它最深的層面，語文學是術語的歷史（Geschichte der Terminologie）。”語文學眾多的定義中有一種是“對言語（單詞、詞匯）的歷史的研究”（the study of words historically），這與Benjamin所說的“語文學是術語的歷史”有共通之處。他認為語文學的一個最獨到的本領就是能從多種視角、多個層面，即從多種語言、文本、文化傳統出發，來看待過去和歷史。在這一點上，與其同時代的陳寅恪無疑是Benjamin最好的學術知音，他的前期學術作品都是從多語種文本、多元文化的視角出發，通過對一些佛教詞匯（術語）、概念、敘事的比較研究，來構建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間互動和交流的歷史。

Walter Benjamin

不管是梵文/印度學研究，還是佛學研究，在陳寅恪學術養成的那個年代，從事的都是一種文本語文學（Textual Philology）的研究。換言之，所有梵文/印度學家和佛學家首先都應該是語文學家，他們的研究工作常常圍繞著對一個具體文本的校讀和譯注而展開。而這種來自歐陸的文本語文學學術傳統無疑與中國學者們熟悉的傳統學術方法相距甚遠，或很難把它原封不動地引進中國，有必要對它做中國化的改變，以適應和改革中國的學術傳統。陳寅恪于其整個學術生涯中都并沒有做過一個梵文或者藏文佛教文本的精校本一類的狹義語文學學術作品，但這并不表明他完全忽略了他曾長期浸淫其間的這種十分高精尖的文本語文學傳統。相反，他比同時代的大部分中國學者更重視他所研究的漢語文本的版本和流傳的歷史，也曾花費大量時間對他所研究的文本進行十分細致的校讀和考訂。他將梵文/印度學傳統中的精校文本的學術方法運用到了漢學研究領域，并把東方文本語文學的文本精校（Critical Edition）和文本批評（Textual Criticism）方法和中國傳統的訓詁、對勘和考據等方法結合在一起，在語文學這個層面上，將中西學術傳統完美地整合到了一起。

按其弟子蔣天樞的說法，陳寅恪“自歸國任教清華后，逐漸開展對中譯本佛經之研究，尤其在遷居清華西院三十六號后，用力尤勤。惜所校訂有關佛經之書，今僅存《高僧傳》一至四集及《弘明集》《廣弘明集》各書而已”。“先生治學方法，用思之細密極于毫芒。雖沿襲清人治經途術，實匯中西治學方法而一之”。“先生于此書，時用密點、圈以識其要。書眉、行間，批注幾滿，細字密行，字細小處，幾難辨識。就字跡、墨色觀之，先后校讀非只一二次，具見其用力之勤劬。而行間、書眉所注者，間雜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參證古代譯語，皆樞所不識，不敢贊一辭也”。

由此可見，陳寅恪校訂漢文佛教文書的工作甚至超過了西方文本語文學中的“精校本”的制作，除了文本的厘定和語文、詞語的訂正外，還加入大量注疏、史事考訂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等內容，可惜這些經他校訂過后的漢語佛教文本從未得到整理出版，有的或早已遺失，這是中國佛教語文學學術的重大損失。顯然，精心校讀文本是陳寅恪治學之根本，他不但不遺余力地校訂漢語佛教文獻，而且對他所研究的文學和歷史文獻同樣也是如此。據說他曾對《世說新語》做過非常精細的校讀和批注，特別是對其中與佛教相關的內容做過很認真的文本研究。他還仔細地批注過《新五代史》，可惜它們都已于1938年丟失。于顛沛流離南方諸省之際，陳寅恪還曾三度精校《新唐書》（1939年9月、1940年12月、1942年4月），他最為人稱道的對唐史的精湛研究無疑就是建立在他對《新唐書》等文本的精心校讀的基礎之上。傅斯年說“史料即史學”“史學語學全不能分”，此即是說，歷史研究的基礎首先是對史料進行語境化和歷史化的處理，把史料用語文學的方法正確處理好了，歷史也就躍然于紙上了，所以，語文學家同時也就是歷史學家。

蔡鴻生著《仰望陳寅恪》

四

陳寅恪第二次入柏林大學留學的近五年間，除了主修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學以外，他還同時于此接受了全面的中亞（西域）語文學的訓練。這個時代正好是柏林之中亞語文學研究的黃金時代，由于德國的幾次吐魯番探險帶回了大量梵文、藏文、古回鶻文、蒙文等中亞語文和漢文文獻，對它們的解讀和研究給柏林的東方學、中亞語文學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如前所述，陳寅恪的梵文、巴利文導師路德施教授攜其弟子林冶等專門從事吐魯番出土梵文佛教文獻殘本的研究，而著名的古回鶻文專家、德國民俗博物館的研究員Friedrich W. K. Müller （1863-1930）則負責整理吐魯番出土的古代回鶻文佛教文獻，與他合作的還有著名突厥學家、中亞探險家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與此同時，德國當時最著名的漢學家、柏林大學漢學教授Otto Franke（1863-1946）組織了一個專門解讀清代四體碑刻的讀書班，參加者有后來成為Franke繼承人的漢學家、蒙古學家、滿學家海涅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教授和滿學家Erich Hauer（1878-1936）教授等學者，他們分別負責對清四體碑刻的蒙古文和滿文的解讀。而柏林更是當時歐洲藏學研究的一個重鎮，陳寅恪在柏林大學留學時有一批有名的藏學家在柏林從事藏語文的教學和藏學研究。柏林大學第一位藏學教授August Hermann Francke（1870-1930）正是在陳寅恪留學柏林大學期間完成教授升等論文，漸次擔任私人講師和教授職位的。在他之前，在柏林大學教授藏語文的是宗教學教授Hermann Beckh（1875-1937）。而同時期在柏林從事藏學研究的藏學大家至少還有考古學家、印藏學家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漢學家、佛教學家雷興，漢學家、語言學家西門華德（Walter Simon，1893-1981），藏學家、蒙古學家Johannes Schubert（1896-1976）等等，可謂群星璀璨。甚至連西歐最初解讀了西夏文《法華經》的漢學家Anna Bernhardi（1868-1944）女士當年也在柏林民俗博物館工作。今天我們無法一一確定陳寅恪是否和上述這些中亞語文學領域內的精英學者們都曾有過直接的學術聯系，但可以肯定當時柏林這種濃郁的中亞語文學學術氛圍給陳寅恪的學術成長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上述所有這些學者都是身懷多種絕技，同時跨越了好幾個學術領域的語文學家，故陳寅恪在柏林同時學習梵文、藏文、古回鶻文、蒙古文、滿文和西夏文等多種語文，并最終成為跨越多個學術領域的中亞語文學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陳寅恪于西方學習了許多種東方和中亞古代語文，也能夠相對便利地利用當時新出土的和已被解讀了的敦煌出土古藏文歷史文書和新疆吐魯番出土的梵文、古回鶻語文資料，以及新近被歐洲東方學家翻譯、研究過的藏文和蒙古文歷史文獻等，再加上他對有關西域史地的漢文歷史資料本來就非常熟悉，故研究古代突厥、吐蕃、回鶻、蒙古、滿洲等“塞表殊族之史事”，對他來說或是一種非常自然的學術選擇。回國前，他急切地要求她妹妹為他購買“總價約萬金”的圖書資料，其中“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兩部”“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可見，除了佛教研究之外，他對西域語文和歷史研究，特別是西藏、蒙古、滿洲和回回（突厥）的歷史和宗教研究都曾有過很大的熱情。在他歸國的頭幾年，西域語文和歷史顯然也曾是他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1930年起，他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組的組長，參與部署所內之西域史地的研究規劃；1931年，他“又兼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委員會委員。得遍閱故宮滿文老檔”。陳寅恪為在現代中國開創藏學、蒙古學、突厥學、西夏學和滿學等學術領域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路德施

自1927年至1931年間，除了前述多種佛教語文學研究作品外，他還發表了多篇研究西域語文和歷史的學術文章，它們是《元代漢人譯名考》（1929）《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1930）《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1930）《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1931）《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1931）《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1931）等。上列這寥寥可數的幾篇學術論文，幾乎就是迄今所見陳寅恪學術生涯中發表的研究中亞（西域）語文學的全部作品，但它們卻是中國最早的、具有國際水準的現代西藏學和蒙古學（蒙元史）研究的優秀成果，它們不但開創了中國西域研究的新風氣，而且也為中國傳統漢學研究注入了“虜學”（西域學）的新養分。

陳寅恪并不是一名專業的藏學家、蒙古學家或者西夏學家、滿學家。在那個年代，一名專業的藏學家會選擇從事梵、藏文佛教文獻的文本研究，或者會做敦煌、吐魯番出土古藏文文獻和吐蕃金石碑刻、簡牘的翻譯和解讀工作；而蒙古學家則會專注于對諸如《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等古代蒙古文歷史文獻的收集、整理、翻譯和研究工作。而陳寅恪沒有直接做藏、蒙文文本譯注的文本語文學研究，他所樂于從事的更多是屬于語文學中的“文本批評”（textual criticism）或者“高等批評”（higher criticism）類的研究，確切地說是對這些文本的作者、來歷、成書和傳播過程進行細致的考據，并通過多語種文本的比較來弄清文本中出現的各種名物制度的語言和歷史涵義，以構建歷史（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他對清代漢譯《蒙古源流》的研究就充分反映出他的這種學術特點。

故宮藏《蒙古源流》

表面看來，陳寅恪最擅長的研究無非是對多語種文本記載中的人名、氏族名、地名、職官名和年代，及其它們之間的嬗變關系的細致考證，可正是這樣的研究使他超越了乾嘉諸老等傳統中國學術大家于西域史地這個領域內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并使中國學者擺脫了因不通“虜學”而于西北輿地之學研究上所遭遇的巨大困境。韓儒林曾經說過，對于蒙古學研究而言，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獻非常重要，而中國的前輩學者“為時代所限，對穆斯林史料不甚熟悉，本人又不能直接閱讀西人論述，所用外國材料全是從歐洲譯本重譯的穆斯林史料。早期歐洲蒙古史學家，多不懂漢文，不能互相比勘，譯音用字規律不嚴，人名地名隨意音譯，根據這種水平不高的西方譯本請人譯成漢文，自然是錯上加錯，結果貽誤了我們的老前輩。”而陳寅恪將他于歐美所受的這一套中亞語文學訓練十分完美地運用到了他對藏學和蒙古學的研究之中，為中國的西北輿地之學開創了兼通中西的現代學術新風。

近日，劉迎勝稱“蒙元［史］研究是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所開創，吸納了歐洲東方學元素，學人群起而相從的現代中國史學研究領域之一”，這當是他在重讀陳寅恪發表于1929年的《元代漢人譯名考》一文之后得出的深刻體會。陳寅恪這篇文章討論的是元末筆記陶宗儀《輟耕錄》中所載“漢人八種”之名目。此前，錢大昕（1728—1804）、箭內亙（1875—1926）等中外知名學者都曾懷疑此中既不見“漢人”、也沒有“南人”的所謂“漢人八種”當屬偽舛，而陳寅恪卻認為其中必有待發之覆，故“今為考證當日漢人之名，其譯語本為何字，兼采近年外國成說，覆以蒙古舊史之文，以其界說之變遷及涵義之廣狹，立一假定之說，以解釋之”。他通過對《元史》《華夷譯語》《元朝秘史》《蒙古源流》《拉施德書》（《史集》）《史貫》等當時代最重要的漢、蒙、波斯文歷史文獻中出現的各種與漢、漢人、漢軍相關的名稱進行細致的排查、比較和分析，大致弄清了“漢人八種”之名目的來歷和涵義，從而為人們認識宋、遼、金、元時代中國北方錯綜復雜的民族關系、理解當時之民族認同的復雜性質提供了巨大的幫助。正如他自己所總結的那樣，“蓋一時代之名詞，有一時代之界說。其涵義之廣狹，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糾紛偽謬，即因茲細故而起，此尤為治史學者所宜審慎也”。

陶宗儀著《輟耕錄》

陳寅恪的另一篇與蒙元史研究相關的論文《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同樣是中亞語文學研究的一篇經典之作。地名，即地理位置和地理環境，對于歷史和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自不待言，但“歷史上往往有地名因其距離不遠，事實相關，復經數種民族之語言輾轉迻譯，以致名稱淆混，雖治史學之專家，亦不能不為其所誤者，如蒙古源流之靈州寧夏榆林等地名，是其一例”。《蒙古源流》中出現了Turmegei、Temegetu和Irghai等三個地理位置相近的地名，它們不但在《蒙古源流》的蒙、滿、漢三種語言版本的對譯中就已出現混亂，而且，在《元朝秘史》《拉施德書》《圣武親征錄》《馬可波羅游記》和《元史》等當時代各種文字的歷史文獻中，它們以不同語言和不同形式的名稱出現，前輩學人如《蒙古源流》的輯校者和德文譯者施密德（Isaac Jacob Schmidt，1779-1847）、《圣武親征錄》的校注者王國維、《馬可波羅游記》的編注者亨利玉兒（Sir Henry Yule，1820-1889），還有《蒙兀兒史記》的作者屠寄（1856—1921）、《多桑蒙古史》的作者多桑（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gea d’Ohsson，1779-1851）等人對這些地名的認知各有各的說法，也各有各的錯誤。在那個年代，經常漢學家不懂蒙古文、波斯文，而蒙古學家則不懂漢文，故對這些名稱的譯寫和確認都不得要領。陳寅恪通過對以上這些文本中出現的這些地名及其與它們相關的歷史事件的仔細比照和考證，最后考定其各種不同的譯名，確認Turgegei即靈州、Termegetu是榆林、Irgai為寧夏。

需要強調說明的是，像解釋《輟耕錄》中出現的含有多個非漢語名稱的“漢人八種”之名目，和確定有蒙、滿、漢三種語言文本的《蒙古源流》中出現的這三個地名之確切地望一類的問題，若以乾嘉舊學的方法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它不能僅僅依賴漢文文獻，而必須借助蒙元時代的蒙古語和波斯文文獻，并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對這些不同語種的文本中出現的相關名稱進行細致的對比研究，方才能夠使它們一一名從主人。而每一個名稱之演變的背后，都有著一段曲折的歷史，若能把這些名稱放回到它們實際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歷史中去考察，對其變化中的歷史涵義做出符合時代的界說，則將有助于揭露這一段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歷史。傅斯年主張歷史研究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還要“以漢還漢、以唐還唐”，這種語文學家和歷史學家必須具備的學術精神在陳寅恪這篇文章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傅斯年

能將一個研究“漢人”的問題，和研究元代與西夏相關的幾個地名的研究，放在如此廣闊的多民族、多語種的歷史背景中來考察，能把一個或是漢學和蒙古學的問題放進一個如此國際化的多元和高端的學術環境中來進行對話，這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依然還是我們努力中的一個學術方向，所以，說陳寅恪是現代中國蒙元史研究的學術開創者是恰如其分的。他既熟悉東西方蒙古學、蒙古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又能直接利用蒙古文、波斯文文獻來研究蒙元史，遠遠超越了洪鈞（1839—1893，《元史譯文證補》）、柯劭忞（1848—1933，《新元史》）、屠寄（1856—1921，《蒙兀兒史記》）、王國維（1877—1927，《圣武親征錄校注》）等前輩中國學者于這一領域的研究成就。盡管陳寅恪關于蒙元史研究的論述不多，但就其學術方法和水準而言，或都可與世界漢學第一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作比較，也與同樣兼擅蒙古學、滿學的德國漢學教授海涅士相仿佛，后者或可能就是陳寅恪在柏林時的蒙文和滿文老師。

伯希和

五

盡管陳寅恪從來不是一位職業的藏學家、藏學教授，但他同樣可以被認為是現代中國藏學研究的開創者。1925年，德國柏林大學任命August Hermann Francke為該校歷史上第一任藏學教授，同一年，或曾隨其學過藏文的陳寅恪離開了柏林大學，他被清華國學院聘為導師，他或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可以稱得上是現代藏學家的大學教授。

通常，我們樂于將于道泉（1901—1992）譽為現代中國藏學研究的開創者。與陳寅恪相比，于道泉或是一位更職業的藏學家，他曾為新中國藏學研究的形成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是，于先生對中國藏學研究做出的主要貢獻，當是他于20世紀50年代初在中央民族學院建立起了中國大學中第一個從事西藏語文教學的學術機構，并培養出了新中國第一批藏學研究的核心人才。而當陳寅恪發表《大乘稻芉經隨聽疏跋》《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等學術文章時，于道泉還正在雍和宮跟隨喇嘛們學習藏語文。于道泉也可算是陳寅恪的弟子，他曾隨鋼和泰、陳寅恪一起學習梵語文、對勘《大寶積經》，后來他也是在陳寅恪的推薦下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并在他指導下專門從事藏學研究的。無疑，陳寅恪遠早于于道泉接受了現代藏學的學術訓練，并率先發表了具有國際一流學術水準的藏學論文，于中國學界開了現代藏學研究之先河。

于道泉

《大乘稻芉經隨聽疏跋》應該是陳寅恪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當時他已經37歲。這篇論文不但標志著他厚積薄發的學術著述生涯的開始，而且它在藏學研究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當時敦煌出土古藏文佛教文獻研究尚處于草創階段，陳寅恪在伯希和、羽田亨（1882—1955）和石濱純太郎（1888—1968）等人前期研究的基礎上，確認了不見于漢地佛教載記的吐蕃譯師法成的身份、活動年代及其主要譯著，還在《西藏文大藏經》中進一步確認了法成所譯的唐玄奘弟子圓測造《解深密經疏》之藏文譯本，并探究了法成造《大乘稻芉經隨聽疏》于藏文佛典中的可能的文本源頭，提出“今日所見中文經論注疏凡號為法成所撰集者，實皆譯自藏文”的觀點。陳寅恪最后指出“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猶慈恩之于震旦”，“同為溝通東西學術，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這樣精彩的斷語，今天聽來依然振聾發聵，而近百年來世界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獻研究的成果充分證明陳寅恪當年言之有理，他的遠見卓識迄今依然令人欽佩。

圓測像

陳寅恪另外與藏學研究相關的論著是他專門研究《蒙古源流》系列論文中的兩篇。《蒙古源流》自清代被譯成滿文和漢文后，一直是研究蒙古歷史，特別是蒙藏關系史的重要文獻。但是，對于不能同時利用其蒙、滿、漢三種語文的版本的學者來說，要讀懂和利用這部歷史資料還是有很大的困難的，因為《蒙古源流》多采藏文歷史著作中的資料，經過多種文字的傳譯之后，其中出現的各種名稱都有許多訛誤，難以辨明和解讀。陳寅恪顯然曾經有一個將蒙文《蒙古源流》與清代的滿文、漢文譯本進行比較研究的遠大規劃，他要對讀這三種文字的文本，并參照當時施密德的蒙文校譯本和德文譯本，并借助藏文歷史文本的譯著本，來訂正《蒙古源流》各種文本出現的“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地譯音之偽讀”，以還其歷史的本來面目。

陳寅恪研究《蒙古源流》率先做的一個題目是對書中所見吐蕃贊普名號和年代記載的訂正。由于《蒙古源流》對于吐蕃贊普之名號、年代和歷史的記載都輾轉傳自吐蕃古史，本來多有舛誤，待翻譯成滿文、漢文時，則又增加更多的錯誤，是故“綜校諸書所載名號年代既多偽誤，又復互相違異，無所適從”，于是，陳寅恪便將它們與新、舊《唐書》等漢文史籍中所載吐蕃贊普資料進行比照，復引當時已經德國佛教和西藏學者Emil Schlagintweit（1835-1904）刊布和翻譯的《吐蕃王統記》（《拉達克王統記》），即所謂“藏文嘉喇卜經Rgyal rabs者”中有關吐蕃贊普王統的記載，來理清吐蕃贊普之名號和年代，依次校正蒙、滿、漢文本《蒙古源流》之各種錯漏。尤其可貴的是，陳寅恪利用了北大所藏繆氏藝風堂“拉薩長慶唐蕃會盟碑”拓本，于其碑陰吐蕃文（藏文）列贊普名號中找見了與漢文古籍中所稱“吐蕃彝泰贊普”相應的吐蕃贊普的藏文名號Khri gtsug lde brtsan，即《新唐書》中的“可黎可足”，與其年號“彝泰”相應的藏文為skyid rtag，于是，由于古今不同語種文本輾轉傳譯而造成的有關吐蕃贊普名號和年代的種種違誤和爭議便迎刃而解了，《蒙古源流》所載吐蕃贊普的歷史從此變成了有確切名號和年代依據的信史。

唐蕃會盟碑拓本（局部）

陳寅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一文，則以元帝師八思巴造《彰所知論》“與蒙古民族以歷史之新觀念及方法，其影響至深且久”為出發點，認定《蒙古源流》“其書之基本觀念及編制體裁，實取之于《彰所知論》”。他的這篇文章即通過對以《蒙古源流》為代表的蒙古舊史，如何受到《彰所知論》的影響，遂于蒙古族族源“與其本來近于夫余鮮卑等民族之感生說，及其所受于高車突厥諸民族之神話”之上，“更增建天竺吐蕃二重新建筑，采取并行獨立之材料，列為直貫一系之事跡。換言之，即糅合數民族之神話，以為一民族之歷史”。陳寅恪通過對《彰所知論》和《蒙古源流》的比較研究，考察了西藏歷史敘事傳統對蒙古著史傳統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成功地理清了蒙古人如何層累地建構其祖先和民族歷史的過程。與此同時，他還借助藏文《吐蕃王統記》的記載，對《彰所知論》（漢譯本）和《蒙古源流》中所列吐蕃贊普及蒙古王族之名號一一做了校正，對《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做了更進一步的補充。

像這樣類型和水準的藏學研究在當時的中國學界是絕無僅有的，這種能將漢、藏、蒙、滿語文宗教和歷史文本研究熔于一爐、以小見大的藏學、蒙古學研究，于當時的中國恐怕只有陳寅恪一個人才能夠做得到。值得一提的是，陳寅恪上述幾篇與藏學相關的學術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的出發點其實是漢學或者蒙古學研究，像考定吐蕃彝泰贊普的名號和年代，訂正蒙、滿、漢文本《蒙古源流》中贊普名號等，其學術意義更在于它們解決了漢學和蒙古學的難題。所以，陳寅恪所做的這種類型的藏學、蒙古學研究，都與漢學研究相關，或更應該歸類于中亞語文學（“虜學”）的范疇。這樣的研究對學者的語文能力和語文學水準比對單獨從事專業的藏學或者蒙古學的學者們有更高的要求。這樣的研究在海外漢學家中也只有像伯希和、海涅士這樣兼通多種中亞（西域）語文的學者才能把它做好，而陳寅恪是少數幾位可以和伯希和、海涅士比肩的兼擅漢學和中亞語文學的杰出學者。

海涅士

六

令人遺憾的是，陳寅恪似乎很快就不再涉足中亞（西域）語文學的研究了，特別是進入20世紀40年代后，他很少再做有關西域諸民族語文和史地的研究，自稱“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于其間”。究其原因或有很多，其中之一當如其所謂：“寅恪平生治學，不敢逐隊隨人，而為牛后。”他當年從事中亞語文學研究時的學術參照和對話對象，都是當時世界最一流的學術人物和他們的一流研究成果，如荷蘭蒙古學家、藏學家Isaac Jacob Schmidt，德國藏學家、佛教學者Emil Schlagintweit，德國古回鶻語文研究專家Friedrich W. K. Müller，日本西域、“滿蒙”研究專家白鳥庫吉、箭內亙，俄國突厥學、蒙古學家Vasily Barthold，德國梵文/印度學家路德施，法國漢學、中亞語文學家伯希和等人。陳寅恪所撰寫的有關多語種佛教文獻和西域史地的研究文章很多都與回應、補充或者訂正前列這些世界一流學者們的相關著述有關。而這樣的學術條件，在他歸國多年之后已不復存在，他不但再難及時獲得西方最新發布的學術資料和學術著作，而且就連原來在歐洲時購集的西文學術著作也已經丟失了不少，故從來不甘為牛后的陳寅恪大概只好放棄他曾用力最多的對敦煌出土多語種佛教文獻和西域史地的研究。

陳寅恪著《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

雖然陳寅恪自己于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已不再專門從事蒙古、西藏、西夏研究了，但他作為中國現代西域語文學研究的開創者，已經對現代中國的西藏學、蒙古學、西夏學和佛教語文學研究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無可替代的重要貢獻。而且，值得慶幸的是，他所開創的這幾個西域語文學研究領域于中國亦已后繼有人，一度出現了相當喜人的進步。中國新一代杰出的語文學、歷史學學者如韓儒林、王靜如和林藜光等人，也都曾步陳寅恪之后塵；在西方，特別是在巴黎，親隨伯希和等優秀的中亞語文學家接受了很嚴格的語文學訓練，他們自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開始陸續發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顯然比陳寅恪上述學術論文更專業、成熟和精致，很快就超越了陳寅恪在這些領域的學術成就。

中國學者中直接繼承和發展了陳寅恪的蒙古學（蒙元史）、藏學和突厥學研究傳統的是中國蒙元史學術大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韓儒林（1903—1983）。韓先生曾是伯希和的入室弟子，隨伯希和接受了中亞語文學的訓練，并亦曾在陳寅恪留學過的柏林大學亞洲研究院深造。1936年學成歸國后，他即成為繼陳寅恪之后中國現代蒙元史研究最重要的開創者，他將以“審音勘同”為特色的歷史語言學方法運用于對中國西北民族史地的研究，他于這一領域取得的出色成就超越了陳寅恪。例如，他發表于1940年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和《蒙古氏族札記二則》等文章從學術選題到史學方法上，都與陳寅恪的《元代漢人譯名考》和《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等文章有明顯的共性，但顯然更專業、更深入。同樣，在藏學研究領域，韓儒林也繼承和發揚了陳寅恪所開創的學術風氣，他的《吐蕃之王族與宦族》一文與陳寅恪研究吐蕃贊普名號的學術方法一脈相承，是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發表十年之后，最能代表中國藏學研究成就的優秀作品。還有，韓儒林于1936年完成的《突厥文闕特勤碑譯注》《突厥文芘伽可汗碑譯注》《突厥文日欲谷碑譯文》等三篇文章，也是最早專業地將西方突厥學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學術同行們的重要著作。

韓儒林著《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

如前所述，陳寅恪曾于柏林開始學習西夏文，但自稱“于西夏文未能通解”，但是他在回國后于中國最先倡導了現代西夏語文研究。嚴格說來，他所做的西夏學研究都是與他曾經指導過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王靜如（1903—1990）合作研究的成果。他們師徒曾經一起嘗試讀解西夏文佛教文本，并合作編寫見藏于中國的西夏文文獻目錄。盡管陳寅恪自己后來未能像他原先設想的那樣，在西夏語文和歷史研究這一領域內有更多的耕耘和收獲，但王靜如卻成了那個時代世界最杰出的西夏學家之一，更是中國“使西夏研究直上科學道路的首創者”。1932年至1933年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了王靜如編著的《西夏研究》一至三輯，奠定了他于國際西夏學研究領域的學術領先地位。1933年，王靜如赴歐洲留學，也曾受業于伯希和等西方漢學和中亞語文學大家。1936年，王靜如即以他的三卷本《西夏研究》獲得了被人稱為世界漢學研究之諾貝爾獎的儒蓮獎，他于西夏研究領域所取得的優秀成果得到了國際學術同行們的承認。同樣，于梵文和佛教語文學領域，進入20世紀40年代后陳寅恪也再沒有新的著作問世，然而他所開創的事業并沒有中斷。曾為鋼和泰弟子于漢印研究所學習、工作多年的林藜光，于1933年赴法國深造，長期從事《諸法集要經》（《正法念處經》）之梵、藏、漢文本的對勘、校訂、翻譯和注釋工作，先后出版了《諸法集要經研究》四卷，成為這一領域內的經典著作。林藜光于佛教語文學領域的學術成就和國際影響力無疑超越了包括陳寅恪在內的任何現代中國學術同行們的著作。

王靜如著《王靜如文集》

最后，或有必要指出的是，盡管陳寅恪是群星璀璨的現代中國人文學術史上最耀眼的一位偉人，是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名超級英雄，而且，迄今為止他依然還是最受世人膜拜和難以超越的學術偶像；但是，毋庸諱言，陳寅恪的學術影響力基本只局限于中國，他并不是一位世界性的學術大師。陳寅恪于現代中國學術之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在于他把西方中亞（西域）語文學的學術方法和成果引進了中國，使得漢學或者說中國傳統的人文學術得以進入一個更大、更廣闊的學術空間，變成一個更加專業、規范和現代的學科，并真正成為世界學術的有機組成部分。盡管陳寅恪是一位優秀的中亞語文學家，可他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主要以漢學和對漢文文獻的研究為中心，在學術風格上和他同時代大部分專業的西方中亞語文學學術同行們有明顯的差別，故很難進行直接的學術對話和對它們做公平的學術比較。而且，陳寅恪從來沒有用漢文以外的文字發表過任何有關佛教和西域語文學研究的作品。

與陳寅恪同時代的那些西方中亞語文學學術大家，絕大部分都是專精于某一個學術領域的文本語文學權威，如路德施、鋼和泰、林冶是印度學、印藏佛教語文的專家，以整理和解讀梵文、藏文佛教文獻為畢生的志業，而Friedrich W. K. Müller則是解讀吐魯番出土古回鶻文佛教文獻的開創者和絕對權威，同樣以文本語文學的卓越成就著稱。于陳寅恪活躍的那個時代，歐洲各國都出現了不少頂級的藏學家，除了或曾是陳寅恪藏文老師的August Hermann Franke以外，還有如英國的F. W. Thomas (1867-1956)、法國的Jacques Bacot (1877-1965)、Marcelle Lalou (1890-1967)和意大利的Giuseppe Tucci (1894-1984)等人，他們無疑都是比陳寅恪更專業的西藏語文學家，其學術事業以整理、解讀新疆和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獻和研究藏傳佛教文獻、歷史和藝術為主。由于陳寅恪基本沒有從事過直接對梵文、藏文、蒙古文、滿文等西域語文文獻的整理、精校和研究工作，所以，上述這些中亞語文學大家的學術成就和他的優秀的學術作品沒有很大的和直接的可比性。與陳寅恪的學術路徑最為接近的應該是西方那些同樣對中亞語文學有極大興趣的漢學大家們，如德國的海涅士、雷興（戰后成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東方語言系的教授）和法國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等，他們都曾與陳寅恪有過相對緊密的學術聯系。若以純粹的傳統漢學而言，相信陳寅恪的學術水準當都在這幾位學術大家之上，然若從“虜學”的角度來評判，則他們的西域語文學水準或也都勝于陳寅恪。海涅士雖然是一名漢學教授，但他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蒙古學和滿學研究專家，其杰出的學術成就表現在他對《蒙古秘史》的研究、滿語文法的構建和滿文歷史文獻的收集和整理等方面；而雷興雖然也是一位漢學教授，但他對藏學、蒙古學，特別是藏傳佛教的研究也曾是他那個時代的佼佼者，他的經典作品是對雍和宮的藏學、佛學和佛教圖像學研究，以及他對藏傳佛教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大師的弟子克主杰所造《密宗道次第論》的翻譯和注釋。此外，他甚至還編寫、出版了一部蒙古文—英文字典。而戴密微的傳世之作是《吐蕃僧諍記》，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利用敦煌出土漢文佛教文獻對藏傳佛教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事件——“吐蕃僧諍”做出了精湛研究的漢學大家和佛教學者，對藏學和藏傳佛教研究的進步有著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戴密微

當然，陳寅恪所走的將漢學和中亞語文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學術道路，顯然與被公認為是世界漢學第一人的伯希和最為相像。伯希和雖以漢學大師名世，但他于法蘭西學院之教授講席則被名為“中亞語言、歷史和考古”，此即是說，伯希和于中亞語文學領域的學術成就絲毫不遜色于他的漢學研究。美國著名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1913-1991）教授曾經對伯希和之漢學研究的偉大和卓越做過如下的總結，他說伯希和的學術“方法的一個典型特色是，追隨雷慕沙的榜樣，充分發掘和利用大量不同種的東方語言文獻，包括屬于閃含語、印度伊朗語、阿爾泰語和漢語等不同語系的許多種語言。他有能力以一種史無前例的程度達到了對早期漢語文獻的完全的理解，這些文獻都程度不等地帶上了受亞洲其他高等文化的語言和文獻影響的烙印。他不把中國看成是一種自我封閉的、被孤立的文明，而是一種在整個亞洲的語境中形成的文明”。“伯希和的著作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他對書目文獻（bibliography，版本目錄學）的十分細致和一絲不茍的態度，這在歐洲文化的人文研究中是習以為常的事情，而在東方研究、尤其是漢學研究中卻是很少見的。在他之前，一部漢文古籍的任何版本，哪怕是一部千年古書的劣質的木活字刻印本，其中充滿了訛誤和脫衍，都會被大部分研究者不加批評［校勘］地利用。伯希和為漢文資料的研究引進了一種有理有據的精確性，使得那種粗枝大葉的票友性質的學術遭人唾棄”。

本文作者著《大元史與新清史 : 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傳佛教研究為中心》

簡單說來，伯希和最大的學術貢獻就是憑借他出色的語文能力，借助漢語以外的東西方各種不同語種的文獻資料，徹底理解和讀懂古代漢文文獻，并由此而把漢學研究放在整個亞洲文明，甚至整個世界文明的語境中進行考察和研究，從此使漢學成為世界學術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伯希和還將歐洲現代人文學術的科學、理性的語文學學術方法、規范和質量，最大程度地運用到漢學研究的實踐之中，使漢學成為一門可與歐洲其他人文學術研究領域并駕齊驅的現代人文學科。盡管在以上這兩個方面，陳寅恪的學術或都略遜色于伯希和，但陳寅恪的學術實踐和成就對于中國現代人文科學之形成和發展所做出的學術貢獻，卻完全可以與伯希和對于漢學的進步和漢學的世界化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相媲美。

（原文載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載。）